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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有着悠久、丰厚的传统。对诗美的探讨，在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不乏其人，锐思精见，粲然可观。以诗学指具体的作诗论诗之学，在中国当以唐代的郑谷（８５１？—？）为早，如他的《中年》一诗：“漠漠秦云淡淡天，新年景象入中年。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苔色满墙寻故第，雨声一夜忆春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正所谓“自甘寂寞坐诗穷，何取多牛积谷翁”（《甘穷》），诗人一生始终凭着自己对艺术的真诚，不仅为后人留下千余首诗歌作品，自身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同时，也进行诗歌美学的多层面探讨，因为诗人本身往往就是天然的诗学批评家。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表面上呈现为两种表现形态，但在审美精神层面上是完全相通的。如《哭赵紫芝》：“呜呼赵紫芝，其命止于斯。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忆在藏春圃，花边细话时。”诗人在最后一联自注：“尝在平江孟侍郎藏春园终日论诗。”他的诗歌美学在吉光片羽之中，揭示创作规律，也蕴涵着较为丰富的审美内质，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丰富了中国传统诗美学素质的内涵，贡献了前人没有贡献的东西，对诗美的创造有一定推进作用。我们只有正视它，探讨其思想渊源，并加以客观公正的评述，它的诗学价值才会真正凸显。
  在《怀赵德行（学慈湖从赵元道游）》一诗中，诗人称道赵德行“所学源流远，澹交滋味长”，实际上，诗人诗学的源流也是极为深远的。中国诗学体系经过长时期的沉积而逐步充实与完善，人们对诗歌美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与深刻，这其中也有戴复古的历史传承之功。戴复古论诗，又承接着这样的文化绪脉，因为到戴复古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文化史与诗学史，这些构建起了一个大的诗学背景，诗歌创作理论大为丰富，为探索诗歌美学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诗人以此得窥诗的门径，谙熟诗的规律。但这一时期也发生着新的嬗变。戴复古对传统诗学精神具有较为精当的理解和把握（这一点与时人相比尤显突出），能够紧扣诗歌美学的艺术本质，既突出人格精神的升华，蕴涵寄寓的讽意，也强调诗艺的美感效应，讲求对现实生活作审美掌握，主观情志与客观物境契合交融，呈现出对唐代诗学的回复与规慕，展现了对诗坛脉动的把握能力，也顺应诗史发展的内在要求。
  歌德说过：“事实上我们全都是这些集体性的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成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
  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的成就……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①一代文豪歌德尚且如此自谦，何况他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之六中也曾提出“转益多师”的师法原则，探讨诗歌精神源流的问题。一般来说，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积累和审美崇尚，也由此影响自己的创作实践。就戴复古的诗学思想形成而言，也有着深厚的社会与创作基础，大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承的熏陶戴复古的师承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由放翁而溯诗圣。戴复古一系列诗歌美学思想的形成自然受到前人的影响，从先辈诗学思想中汲取营养，其中尤以杜甫、陆游为最。杜甫一生都怀抱着一种历史责任感，表现出独特的情感志向， 他的作品全面提升了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社会功能，又强化了文学的美学品质，笔力无施而不可，不受绳检。正如欧阳修《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所称： “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谁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苟言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可谓“古来作酒称杜康，作诗只说杜草堂”（王迈《读杨诚斋新酒歌仍效其体》）。在《戏为六绝句》与《解闷六首》等作品中，杜甫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自道其创作的兴会甘苦。杜甫的诗学理论强调以高雅纯正的审美理想来规范个人的情感，把握了诗歌的真谛，表现出中国诗论一脉相传的自然流动，自然雄居中国古典诗学的最高处，如《戏为六绝句》之六“别裁伪体亲风雅”。《偶题》诗的前半部分也是重要的诗学文献：“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騄骥皆良马，骐驎带好儿。车轮徒已斫，堂构惜仍亏。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王嗣奭（１５６６—１６４８）《杜臆》卷八认为： “此公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杜诗》，而此篇乃其自序也。《诗三百篇》各自有序，而此篇又一部《杜诗》总序也。起来二句，乃一部《杜诗》所以胎孕者。‘文章千古事’，便须有千古识力为之骨；而‘得失寸心知’，则寸心具有千古。此乃文章家秘密藏，而千古立言之标准。……”仇兆鳌（１６３８—１７１７）《杜诗详注》卷一八引张溍语：“文章秘决，诗统源流，前半已道尽。曰‘骚人’、曰‘汉道’，曰‘邺中’、曰‘江左’，言诗家历代各有体制可仿，后人兼采，原不宜过贬偏抑。公之所见甚大，所论甚正。太白则云：‘向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自晋人以下，未免一概抹倒矣。”《偶题》可以说是一篇精要的诗论史，剖析了从先秦到六朝的诗歌创作源流、革新等现象，强调多方面学习的话题。陆游又是宋代诗人中学杜最成功的人之一，杜、陆二人的精神之间有着深层契合。而“中国文化最看重心灵相通，精神相感”。① 戴复古曾经师事放翁，自然也受到这一精神的沾溉。“世间万事关愁思，莫使秋风吹酒醒。”（《赵克勤、曾橐卿、景寿同登黄南恩南楼》）与杜甫《登楼》同出一意。戴复古既瞩目于社会问题，体现出一种对文化与历史的追思，又能潜心于纯艺术境域，如陆游《昼卧初起书事》所谓“锻诗未就且长吟”。陆游《答陆伯政上舍书》云：“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 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戴复古在《访曾鲁叔，有少嫌，先从金仙假榻，长老作笋供》一诗深情地说：“俗物败佳兴，余非后汝期。既来迟一见，政恐错相疑。同访金仙老，因参玉板师。樽前有余暇，细读放翁诗。”戴复古正是在这样的细读细品中较为全面地继承并发展了陆游诗风，表现出对艺术力度感的追求，努力实现着“议论波澜阔，文章气脉长”（《东谷王子文死，读其诗文有感》）、“文章清气足”（《扬州道宫安下，制干朱行甫、抚干方巨山联骑相访》）的艺术理想。戴复古对陆游最为推崇服膺，其《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诗中倾慕之情溢于言表：“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其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三春花柳天裁剪，历代兴衰世转移。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诸诗人会于吴门翁际可通判席上，高菊磵有诗。仆有“客星聚吴会，诗派落松江”之句，方子万使君喜之，遂足成篇》也慨叹“杨陆不再作，何人可受降”。戴复古能得放翁亲炙，由放翁而直溯诗圣，岂常人之所及。
  楼钥《跋式之诗卷》载：“雪巢林监庙景思、竹隐徐直院渊子皆丹丘名士， （戴复古）俱从之游，讲明句法。”戴复古一生对他们景慕不已，其诗学思想自然也受到林宪等人的影响。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称尤袤叹赏林宪之诗句“‘柔橹晚潮上，寒灯深树中’，‘汲水延晚花，推窗数新竹’，‘中夜鹅鹜喧，谁家海船上’，唐人之精于诗者不是过”。杨万里也认为“景思之诗似唐人”。最后得出结论：“尤杨二公少所许可，其论景思诗，如出一口，非溢美也”。戴复古回归唐风的努力便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戴复古对陆游、林宪等人诗学思想的接受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二、友朋的启迪杜甫很喜欢与朋友切磋论诗，如“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把酒宜深酌，题诗仔细论”（《奉寄严公》）等。戴复古一生有许多的诗友，他们往往在生活性情和审美趣味上都比较投合，也就诗歌创作的诸多方面作过探讨，如《冬日移舟入峡避风》：“棹入黄芦浦，惊飞白鹭群。霜华浓似雪， 水气盛于云。市远炭增价，天寒酒策勋。同舟有佳士，拥被共论文。”尾句既是写实，又明显受到杜诗影响。又如《卢申之正字小酌》“倚竹评诗句，拈花泛酒杯”。《寄沈庄可》诗称“结得诸公好，吟成五字新”，着眼点也是这样。《送刘镇叔安入京》题后诗人自注：“谪居三山二十余年，真西山奏令自便，赵用父使君为唱饯其行，坐客二十八人，分韵赋诗，得‘君’字。”群聚饯行，分韵赋诗的过程，往往也提供一次全面交流诗思与探讨诗美的契机。又如《光泽溪上》：“舣棹西岩下，舟人语夜阑。风林无鸟宿，石窟有龙蟠。月色连沙白，滩声入梦寒。
  晓来新得句，寄与故人看。”诗人在与光泽（今属福建）友人的交往中酝酿诗情， 有了新的创作，首先想到的便是请他们给予指导。从《渝江绿阴亭九日宴集》这样的诗题就可以推想，文人之间的雅集肯定少不了诗歌的吟唱与推敲，其中第二首更是直接写到：“寄兴题桐叶，长歌醉菊花”，则最为清楚了。《久寓泉南待一故人消息，桂隐诸葛如晦谓客舍不可住，借一园亭安下，即事凡有十首》其二对此有更为详尽的展开：“寄迹小园中，岂不胜旅舍。俗事无交加，客身自闲暇。邻家有酒沽，杯盘亦可借。吟侣适相过，新诗堪脍炙。足以慰我怀，留连日至夜。”诗侣成群，饮酒品诗，相互推赏，留连日夜。其八也说到他们在泉南常常“开心论时务，细语及诗境”。又如《哭赵紫芝》：“呜呼赵紫芝，其命止于斯。东晋时人物，晚唐家数诗。瘦因吟思苦，穷为宦情痴。忆在藏春圃，花边细话时。”诗人在最后一联自注“尝在平江孟侍郎藏春园终日论诗”，也可见当年的交游之乐与相契之深。赵希意在为武衍《适安藏拙余稿》作序时也指出： “四灵诗，江湖杰作也……余季父天乐复与天台戴石屏讲明句法，而晚年益工。”诗人与“几个江湖旧友朋”尽日把酒纵谈，也是因为“樽前尽是论文客” （《山行遇秀痴翁》），深知相契，吸收一些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林伯仁话别二绝》之二中，诗人也谈及与友人“茉莉花边把酒卮，桄榔树下共谈诗”，何等畅快。从《过邵武访李友山诗社诸人》、《李友山诸丈甚喜得朋，留连日久。月洲乃友山道号》等诗题，人们也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谈诗论艺的盛况。《风雨无憀中览镜有感，作小诗未有断句，适两侄孙携诗卷来》诗后诗人自注：“侄孙槃，字子渊；服，字岂潜，各携诗卷来，相与在酒边细细读之，足以起予。……”可见诗人也向自己的晚辈学习。又如《送黄教授日岩之官章贡》称赏对方“出人意表发高论，入我眼中多好诗”，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他们之间的诗友之情。《因风再寄南昌故人兼简王帅子文二首》之一则告诫友人“诗卷勤收拾，留名天地间”，《建昌道上》一诗“酒易逢知己，诗难遇作家”的慨叹则从反面映照了诗人的心情。“作家”语出《晋书·食货志》：“帝出自侯门，居贫即位，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固然爱诗，作诗，并不能带来多少资产，但诗人仍然乐此不疲。由于受社会思潮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孕育着新的变化基因。戴复古也会受到时风的一些影响。湘赣粤闽之游，诗人诗论的范围有所扩大，诗观也渐见深刻。《题萍乡何叔万云山》（题下自注：诗人姚仲同乃胡仲方诗友）从一个侧面写到诗人之间的探讨：“拄杖穿云去，一坡仍一坡。地高山不峻，花少竹还多。家近登临便，人贤气味和。能诗老姚合，朝夕共吟哦。”戴复古与一些志同道合的诗友纵论诗艺，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也促进了诗人诗学理论的形成及其诗学精神个性的最后形成。戴复古与杜旃交谊很深，诗学思想也不免互为影响。杜旃，字仲高，金华人。有《癖斋小集》、《杜诗发微》。楼钥《答杜仲高旃书》称：“工部之诗，具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备终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引姜夔《自述》，称“内翰梁公”以为姜夔“诗似唐人”。戴复古诗论呈现出对唐代诗学的回复与规慕，与南宋兴起的这一社会思潮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诗学的环境一直在熏陶着他。
  三、人生遭际的沉思戴复古幼而失怙，后来浪游天涯也往往是羁旅一方，对社会事理的阅识日增，身经厄运危时的磨难，正所谓“生民日憔悴，吾道亦凄凉”（《访杨伯子监丞， 自白沙问路而去二首》之二）。戴复古几十年的羁旅生涯中，常有困厄的生命体验，阅尽人间世态，诗人日后更有“人情甘淡薄，世事苦参差”（《建昌道上》）的情感体验，而情兴体验本来就是诗歌（应该也包括诗论）之本。正是凭借这些特殊的生活经验，戴复古对艺术逐渐有了深刻见解，因为“每遭饥寒厄， 出吐辛酸辞”（《谢东倅包宏父三首，癸卯夏》其三），往往是“得酒忘为客，谈诗不论官”（《濠州春日呈赵教授体国》）。《题陈景明梅庐二首》之二：“思亲如海渺无涯，观物惊心感岁华。谁见诗人心苦处，年年挥泪看梅花。”沉郁而悲凉的心境，产生深挚感人的诗歌，悲不自胜。这一切又证明着这样的美学论断：“抒情诗人的审美活动和丰富的想象力，往往是激情的产物，与诗人的生活感受和他在生活中的遭遇相联系。”①总之，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是戴复古形成自己独特思想体系一个重要因素，诗人一生多思敏求，诗学观由此也蕴含了特定的时代历史内容。

①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５０页。 ① 胡晓明：《论李白的瑰丽与皎洁》，载《诗与文化心灵》，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０页。 ①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２７１～２７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