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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不断地发展前进。“文学的发展也可理解为文学观念的发展。
  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转机，一些重要的文学发展进程，经常是以观念和思想的变化更新为前提的。而且整个发展进程也可理解为观念、思想演变的过程。”①戴复古的诗歌创作，基本上与诗人一生的活动相始终。戴复古师承百家、辛勤不辍的耕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诗歌遗产，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艺术经验。戴诗多平实真切地传达家国之念、怀乡之情与游赏山水的快乐，在诗美的创新上取得新成就，积累着新元素，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学创作向诗歌艺术的纵深掘进。他用自己有限的作品赢得了无限和永恒。所以，历史无情也有情。同时，由于诗人善于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博采众长，再加上自我文学经验的积累，也就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美学，在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对诗歌的本质、规律、创作技法等都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因为诗人本身也往往就是天然的诗学批评家，理论和创作无法绝缘。正如卫姆塞特·布鲁克斯所说：“自始以来的诗人，多喜欢谈自己的作品，把文学见解写入自己的诗篇。所以，人类自有了诗歌，雏型的文学理论便相偕出现。”②这完全符合文学史发展的自身逻辑。戴复古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诗学理论探索，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也应该有诗人的一席之地。
  换言之，诗人不仅以充沛的热情投身于诗歌创作，在诗歌理论、诗歌美学等方面也吸取他人菁华并进行了认真有效的探究。这里所说的诗学思想，不是指一般意义的诗学理论，而是诗人或诗学批评家通过自身或他人丰富的审美经验，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相对较为完善的诗学思想体系。因为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诗学理论多直觉顿悟而少有如刘勰《文心雕龙》那样完整、系统的逻辑论析，戴复古自然也不例外。无论从诗歌发展史，还是从诗学思想演变的角度，笔者认为，戴复古都处于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吴乔《答万季野问》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离于唐，而诗话乃多。” 李东阳《麓堂诗话》强调：“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其中一些说法有失偏颇。
  任何文学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戴复古与一些志同道合的诗友纵论诗艺，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促进了诗人诗学理论的形成及其诗学精神个性的最后产生。理论的空白是创作贫弱的表现。戴复古在创作实践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属于自我的美学体系，诗学思想也在实践中得以发展。诗人紧扣诗歌美学的艺术本质，讲求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主要表现为诗要有正脉、诗为人伴侣、诗心多良苦、诗味求隽永、诗风尚雄浑等几个方面，反对模拟藻饰和那种“愁怀强作诗”（《晚春》）的创作态度，崇尚独创精神和雄浑的诗风，显示出他对艺术辩证法的深切领悟，也表明诗论日臻成熟。中国古代诗评的基本方式是以诗论诗，这真是一种诗性精神的体现，如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再和圣俞见答》，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等。在中国诗论史上，戴复古的《论诗十绝》组诗，更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的又一个新的收获，高出同时代人所作出的贡献， 体现出一种更为创造的精神，从而使论诗诗逐渐成为诗学批评的一种重要范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丰富与拓展了宋代诗学内涵。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对此推崇备至：“宋人论诗，都见诗话。惟以诗论诗，止此《十绝》。石屏一生得力，略尽此《十绝》中。即有宋一代诗学，亦略包此《十绝》中。其语直截痛快， 度尽初学金针。”除此之外，戴复古也偶有用序跋的形式品评诗歌，借以展现自己的诗学主张，如上举的《跋丁梅岩集》一文称道乡贤丁希亮“丰城剑气，发越自今”。同时，诗人又具有旺盛的审美实践能力，也就是说对诗歌本质有着较为深刻的领悟，在创作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我们以现代人的批判意识去重新审视古典诗学遗产时，不应该忘记每一个为文学遗产的丰富与厚重作出贡献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