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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偶思蜀道有赋》：“万事已随流水去，一尊将奈夕阳何！”找寻解脱内心苦痛的途径固然有许多条，但落叶归根还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经典思维。陈与义《舟抵华容县》“天地困腐儒，江湖托孤楫”，倒是可以用来形容戴复古的南下北上之路。有道是“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曾布《江南好》），但对于戴复古来说，却好像都是梦一场。理宗嘉熙元年（１２３７年），厌倦了五十多年江湖生涯的诗人年事渐高，也逐渐认识到自身“去乡徒自苦，济世终无益。自问波上萍，何如涧中石”（白居易《邓州路中作》）。于是，“饱食武昌鱼，不如归故庐。盟鸥还海道，问雁觅家书”（《见赵知道运使》），他辞别一切故人，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程。“老矣归欤东海村，长裾不复上王门。”（《思归二首》之二） 《镇江别总领吴道夫侍郎，时愚子琦来迎侍，朝夕催归甚切》及《久客还乡》记录了七十多岁时其子迎候他回乡时丰富复杂的心情。
  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老妻悬望占乌鹊，愚子催归若杜鹃。济世功名付豪杰，野人事业在林泉。难禁别后相思意，或有封书寄雁边。
  诗歌积淀着诗人一生厚重的情感经验。晚年的戴复古终于过上了隐居山林、行云野鹤的生活，有着《求安》诗所谓“愁来须强遣，老去只求安。酒熟思招客，诗成胜得官”的自我解嘲。游移于逃离与回归之间的戴复古终于选择了回归故乡，逃离士子之路，也选择了本性。宁静的乡村曾经是他拼命逃离的地方，最终却成了他灵魂的栖息地。《一笑》诗大概就表达这样的心情：“海曲荒凉地，吟边蹭蹬身。时危法当隐，年老惯居贫。俗客苦恋坐，小孙痴弄人。等闲成一笑，不觉把杯频。”斗转星移，人事迥非。当一切都已经过去，再回头加以审视，别有一番滋味。也许这正是诗歌创作所必需的、注定的命运。也就是说，在这不断跋涉、挣扎的旅途之中，戴复古的生命意义才得以实现，情感在非平静的时空中产生了无限的张力。归乡以后，戴复古的儿子为他创设小楼，日子一时倒也安然。诗人作诗以记之。《归来二首，儿子创小楼以安老者》之一：“老去知无用，归来得自如。几年眠客舍，今日爱吾庐。处世无长策，闲时读故书。但能营一饱，浑莫问其余。”之二：“破屋不可住，如何着老身。喜于乔木下，见此小楼新。山好如佳客，吾归作主人。摩挲双脚底，无复踏红尘。”诗人这时候也写了一些表达复杂心情的作品，如《侄孙亦龙作亭于小山之上，余以“野亭”名之，得诗五首》之三： “诗礼家声重，田园活计饶。自甘为野客，不愿仕王朝。时为花开眼，谁因米折腰。此心安出处，何日不逍遥。”司空图《乙丑人日》曾有这样的慨叹：“自怪扶持七十身，归来又见故乡春。今朝人日逢人喜，不料偷生作老人。”戴复古也当有此感。但这时诗人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只能深居简出，在《辛丑岁暮三首》之三中有所提及：“意气久凋落，形模老可憎。能扶双病脚，赖有一枯藤。世味淡如水，吾心达似僧。明朝今日事，一任运腾腾。”《新年多雨，一日晴色可喜》诗也说“病脚妨行乐”，可见诗人的腿脚确实病得不轻。归家之后，诗人也常常思念人生几十年中的诸多朋友，如《归后遣书问讯李敷文四首》等。其中第四首最为感人：“忆作南州客，归来东海滨。尚怀忧世志，忍说在家贫。老作山林计，梦随车马尘。郁孤台上月，无复照诗人。”（自注：后夜郁孤台上月，更从何处照诗人。敷文《送行诗》也。） 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后代的继承和演绎中，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用。儒成为社会统治制度和为人处世的基础，释成为调节社会的一帧药方，道则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的美学宝库。“他乡终日思吾乡，及到吾乡值岁荒。”（杜荀鹤《江西归九华》）。戴复古回家不久，也遭遇到与杜荀鹤一样的情景。理宗嘉熙四年（１２４０）所写的《庚子荐饥六首》就表达了诗人的一份儒者情怀，其三揭露尤为深刻，对统治集团虚假面目的讽刺真可谓是入木三分：“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荐，重叠与接连的意思。诗歌讥弹时政， 抒写诗人内心的感愤，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怜悯。激愤之情，几欲破纸。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西派》说过：“对宋代士大夫而言，社会、政治批判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创作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概观他们的实际创作状况，就能注意到两种主要的、显著的倾向。第一，在整个生涯中一直都在大量创作此类题材诗歌的诗人几乎不存在； 第二，其大量创作的年代大致都偏在青壮年时期。度过比较长寿的一生，又有较多诗作传至今日的宋代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显示了这样的倾向，例如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耒、范成大、杨万里等，即是如此。”①在《祭陈北山文》中，刘克庄自称“晚畏言语，终日病瘖。公书来劝，姑饮勿吟。永焚笔研，时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善谑”（《后村集》卷三三），即属于这样的情形。内山文中所论大部分也合乎戴复古的创作实际，但在第二点上则显示了戴复古与一般诗人的不同。也就是说，戴复古到了晚年，也仍然继续关心时事，创作社会、政治批判诗。
  这一时期，诗人并不是聊遣岁月，而是笔耕不辍，表现出永不衰竭的创作热情，并无多少叹老嗟卑的迟暮之感。他的诗，也就是他的生活。欧阳修《诗本义·本末论》：“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除反映国事民瘼以外，宁静恬淡的自然更成了诗人抚平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戴复古在一些作品中也进一步表达了寄情山水的人生理想。《海上鱼西寺》可以说是诗人这一时期审美情趣的一种诗意展示，闪耀着四海升平的人生理想：“北风三日弭行舟，登陆因为岛寺游。自笑奔驰如野马，本无拘束似沙鸥。人谁与语自缄口，山有可观频举头。小雨疏烟晚来景，老僧相对倚钟楼。”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评价杜甫《春远》时曾说：“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从个人的历练中提升宽广的境界。这也可以用来评述戴诗。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对此有极为精辟的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普遍认为，诗文以气为主，人老而气衰，气衰而才退。‘江郎才尽’之类的传说就是这种文学观念的折光。然而，宋人以‘治心养气’为本，讲天长日久的工夫，因而认为无论学道还是学诗，晚年都是人生历程中最辉煌的阶段。这是人格最完美的时期，是学养最丰富的时期，是思理最深邃的时期，也是诗艺最纯熟的时期。”② 总之，戴复古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探索与成熟的过程。总体上看，他的诗文在较为充分展现自我情感历程的同时，无疑也传递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声音。
  黄仁生评述杨维祯的诗歌创作时这样认为：“从总体上说，他的全部诗歌实际上都是吟咏情性、表现人性之作，比较完整而深入地保留了诗人主观精神世界构成和活动的印迹，形象而深刻地展示了作者身心矛盾的内涵与本质。”①这要是移用来论述戴复古的诗歌创作也是较为合适的。王水照在《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一文中指出：“他们（指宋人———引者）的诗歌创作从题材上而言，实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社会政治诗，针砭时事，大胆议政，论辩滔滔，即使在写景、状物、怀古、酬答等类诗中，也触处生发议论，表现出显著的尚理特点；另一类是大量的描写日常生活的题材，诸如谈艺说诗、书画鉴赏、饮酒品茗、登山临水和对于文房四宝的赏爱及征歌选舞的享乐等，其写法上的一个特点是不避纤细，不戒凡庸，悉照文人生活的原貌娓娓道来，和盘托出，使感情沉潜而内转，个性的发露则控制到若有似无，但却是文人生活原貌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宋代文人的盎然雅趣和丰富情韵。”②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跋二戴诗卷》从当年的二人真州定交说起，最后肯定戴诗情感的丰富与真挚，不愧为知音之论：“余为仪真郡掾，始识戴石屏式之，后佐金陵阃幕，再见之。及归田里，式之来入闽，又见之。皆辱赠诗。式之名为大诗人，然平生不得一字力， 皇皇然行路万里，悲欢感触，一发于诗。”戴复古用诗人的审美之心精微地体验对象，然后以诗的形式和节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一路吟唱着属于自己时代、自我心灵的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空间，人生的一切也无不融入诗美的创造中。现存千余首诗歌，都是诗人用艺术凝定的形式，记录下自己八十余年的人生轨迹。其志之坚，尤足惊叹。拙文正是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对戴诗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

①沈松勤主编：《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２页。 ②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６页。 ①黄仁生：《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９页。 ②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２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