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刘勰指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文心雕龙·体性》）。刘克庄《跋李光子诗卷》也强调：“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论其诗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每一位作家最初所受的启蒙教育往往对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乃至文学创作等等都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戴复古自然也不例外。
  戴氏先祖戴镒（一作溢）五代时因避乱从福建徙居黄岩南塘（今属浙江省温岭市）。南塘是一个美丽而又洋溢着鲜活生气的所在。《嘉靖太平县志》卷八《南塘戴氏故居》载：（戴氏故居）“在石屏山之阳，俗名塘下。地东南并海， 旧有海塘，故名。五季时戴镒避闽乱徙黄岩，择地得南塘家焉。历宋及元，子孙益蕃以大，代有闻人。”此后，戴氏家族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对南塘这一地方的感情自然也由疏转亲。戴镒（生卒年不详），字良镒，号晋泉。父文明，世居泉州蛙湖里（今福建泉州市）。
  戴复古尚在襁褓之中，其父戴敏便去世了，由其母抚养成人，并由其口授诗句。楼钥《跋式之诗卷》载：（戴敏）“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语亲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诗遂无传乎！’为之太息，语不及他，与世异好乃如此。”父亲临死之前说的这一番话，昭示了文人的自我期许，格调与情趣也极为不凡。戴复古长大以后，“或告之以遗言，式之乃笃学古志”（《嘉靖太平县志》卷六）。诗人感喟身世，表示不忘父训，继承家学，并付之行动，努力收集父亲的诗作，使之传至后世。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马埃斯曾经采访美国作家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愉快的童年。”①从这一角度来看，戴复古也属于这样的群体。这一特定的人生背景和生活环境对戴复古日后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容忽视。
  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代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士人的朝代，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录用比例之高，远非唐人所能及。苏辙《上皇帝书》的一段话正反映了宋人的典型心态：“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二首》之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整个社会都刻苦攻读以应试的情形：“路逢十客九衿青，半是同窗旧弟兄。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而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东南一带其风尤盛，成效也最为显著。《宋史》卷四五○《忠义传》五之《尹谷传》强调：“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但就规模而论，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载：理宗景定年间（１２６０—１２６４），严州每次参加发解试的士子有七千余人。而戴氏家族所走的却是一条奇特的人生之路，几无追求事功之心，而是向传统的隐逸文化寻求精神支点，追求自我生命的自由和解脱，即戴复古在《庐山》四首之三中所表白的“老夫甘作无名者，不逐纷纷举子忙”，这一特定的家族情结在所难免。这一切都与戴敏的人生追求有密切关系。
  戴敏（１１０１—１１７１），字敏才，号东皋子，毫无致位卿相、显亲扬名之念，唯有自得其乐、任心自适之趣，不走当时视为晋升之阶的科举正途，鄙视干禄之举，在较大的意义上实现了白居易所谓“遍寻山水自由身”（《闲行》）的人生理想，也有对人生的一份洞悟，表现出与时人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白居易《诗解》云：“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但令长守郡，不觅却归城。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固然由于身份、处境不同等因素，戴敏与白居易在许多方面并不能等而同之，但要说两人在“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的精神上具有一种趋一性，则应该是准确的。楼钥《跋式之诗卷》突出了戴敏不为世风所左的品性：“黄岩戴君敏才，独能以诗自迁，号东皋子，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戴复古《东皋子诗跋》：“先人讳敏，字敏才，号东皋子，平生酷好吟。”“东皋”本指沃野，如阮籍《诣蒋公奏记辞辟命》“方将耕于东皋之阳”。
  后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第一次赋予“东皋”一词以“隐逸”的内涵：“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戴敏之前，王绩也曾号“东皋子”，已经与隐逸之意联系紧密。祖咏《田家即事》诗也有“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之句。又如晁补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退居金乡，经营“归来园”，作《摸鱼儿·东皋寓居》，写生活和自然本来的和谐，真实地袒露了安于隐居的生活心态：“买陂塘、旋栽杨柳， 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作品真可以说是将高洁的人格美与清幽的自然美融合为一。
  戴敏既然号东皋子，视陶潜为异代知己，自然也有五柳先生那种陶醉自然及对尘世的厌倦之情，保持淡泊的人生观，全无虚伪矫饰，所谓“卜筑成佳致，幽栖乐圣时。何如谢公墅，略似习家池”（《后浦园庐》），堪与古人媲美。《西溪陈居士家》一诗赞赏友人陈居士居处的幽雅与宁静、生活的清幽自适，实际上隐含着诗人自身的怡然情怀，令人品味陶诗的余韵，也与夙好山水的中国士人的精神意脉相勾连：“来访西岩老，家居水竹村。紫鳞游镜曲，黄犊卧云根。自昔好宾客，相传到子孙。不行亭下路，护笋别开门。”从更远处说，“从人类生命生成的生态条件看，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对于自然山水的归依性，回归自然是其生命存在本身的生态意识和感觉的顺应”。① 中国传统文人又常常要经历仕隐的困扰，“屈原的二难困境，乃是传统文人的普遍困境，屈原的冲突乃是传统文人的普遍冲突。无论后世文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陶渊明式或其他），困境始终存在。这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人在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的实际地位，……要么被排斥（如屈原），要么弃官归隐（如陶渊明）”。② 这样看来，与其入世后的痛苦抉择，不如一步到位地自我适性。戴敏所走的大概就是这第三条路。他的生活与创作对戴复古一生的立身行事与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戴敏一生有着对文学事业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笃信，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美质，把普通、平凡的现实生活艺术化，以期在审美中达到人生的自由与解脱，创作上也多从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着手开掘出丰富的题材。“有宋以来，形成以退隐为士大夫之首要抉择，即便为谋生之计，不能实现肉身之归隐，也要‘对床夜语’，在精神上追求归隐，‘归’成为士大夫灵魂深处永恒的企慕。”③戴敏就是在这一社会风气的熏染下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所以有即景会心的“堪羡渔翁无检束，扁舟占断白云湾”，并且一生“倚楼贪看夕阳山”（《楼上》），而不是去空说遁世的情趣，这多半是感觉到“名山不作世俗态”（蔡松年《晚夏驿骑再之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戴敏往往沉溺于诗歌艺术的探求， 通过对乡居生涯的叙写，展现着自由、自得的生命，传达出经过艺术升华的审美情趣，是一种审美心态的真切流露，为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诗歌，也就成了他的第二生命。戴复古《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对这一精神有较为详尽的叙说： 我翁本诗仙，游戏沧海上。引手掣鲸鲵，失脚堕尘网。身穷道则腴， 年高气弥壮。平生无长物，饮尽千斛酿。传家古锦囊，自作金玉想。篇章久零落，人间眇馀响。搜求二十年，痛泪湿黄壤。君家图书府，墨色照青嶂。我翁有遗迹，数纸古田样。仿佛锺王体，吟句更豪放。把玩竹林间， 寒风凛凄惨。昂昂野鹤姿，愧无中散状。儿孤襁褓中，家风随扫荡。于兹见笔法，可想翁无恙。幽居寂寞乡，风月共来往。众丑成独妍，群喑怪孤唱。一生既蹉跎，人琴遂俱丧。托君名不朽，斯文岂天相。旧作忽新传， 识者动慨赏。嗟予忝厥嗣，朝夕愧俯仰。敢坠显扬思，幽光发草莽。假此见诸公，丐铭松柏圹。君其启惠心，慰彼九泉望。
  可见，戴敏一生有着对个性生命自由的企羡，以闲适之心展开对诗意人生的渴求。戴敏的诗并不囿于时尚，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力图创立新意，也讲求属句的工稳，以至能声情并茂，清新可诵。《海上》诗较有代表性：“万顷鲸波朝日赤，沧州四望无穷极。海山何处是蓬莱？遍问渔翁都不识。”诗人主动亲近山水，在题材的选择上很能表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价值取向，足见诗人对大自然的情感之深。诗歌艺术地表现了诗人倾心追求自由，被自然景色所感染、所陶醉的审美心灵历程，展现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快意自足的心态展露无遗，又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正如韩作荣《诗的光芒》一文所说：“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琐碎庸常里，敏感者发现了诗。不是世上有什么，写作者才描摹什么，而是诗人发现了什么，读者看到了什么。”①诗歌既有着疏旷之情的抒发，又有精工刻画的描写，真可以说是格高而韵远。这等语意两工的诗歌往往使人的情怀为之顿开。一些作品达到尽情忘性的自由境界。宗白华《美学》中有这样的审美判断：“愈伟大天才，乃愈好向平凡处表现，如大诗人、大画家，皆极好描写平凡事物。”①戴敏也许称不上天才，但他领悟自然真意，以诗娱情养性，在创作中追求平实、自然的这一努力应该说还是符合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动向， 这也影响了戴复古一生的命运和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在朦朦胧胧之中，幼年的戴复古就对诗的表现方式和技巧等有某些直觉性的领悟。诗的个性和特点除了诗材上有所表现外，更在诗趣上有所体现。戴敏的诗就展现了时人少有的一种情趣，也有一种较强的现实感悟，如《屏上晚眺》： 不能骑马趁朝班，自跨黄牛扣竹关。无德可称徒富贵，有钱难买是清闲。人行踯躅红边路，日落秭归啼处山。遥望蓬莱在何许，扶桑东畔白云间。
  不必企羡他人日日面君，而是自乐于黄牛扣关的悠闲自在生活，一派人与自然怡然相亲的景象，这样的年月打发，也胜似幻境中的神仙。这一审美理想实际上也拥有悠久深远的精神渊源。综观全诗，一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真情流注其中。当然，戴敏的作品在字里行间，也依稀可辨时代脉搏。韩作荣《诗的光芒》云：“诗既是世态，也是心态。如果仅仅是世态，诗会沦为浅薄的影像；而诗仅仅是心态，则成为虚妄的谵语。或许，诗是世态与心态的化合，是心灵对世界深入透彻的理解。”②戴敏《屏上晚眺》也许正反映了一种世态，又展现了自我独特的心态。这也更好地印证了歌德的诗歌创作定律：“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③可以这样说，戴敏的一生，体现了对人生诗意化的追求。戴复古《先人东皋子〈小园〉七言，人多喜之，浼秋房楼大卿作大字刻石》就有这样一份自豪感：“父殁名随泯，诗存世莫传。敢求大手笔，为写小园篇。词翰成双美，光华照九泉。托公垂不朽，镌刻到千年。” 欧阳修《试笔》中说过：“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它文章皆然。”由于受父亲人生之路和吟咏之风的影响，戴复古也逐渐探索自己人生历程，并养成精微的观察力，进而从灵魂深处提炼出优美的诗句；秉承父亲的遗风，服从于感情的驱使，精思巧撰，而又着力实现落笔明朗，用词洗练的艺术个性，这一切都闪烁着诗人戴复古的悟性之光。从此，寄意诗苑便成了戴氏家风， 差不多也有点杜甫所谓的“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的自诩了。
  诗歌之外，戴敏也有散文《一轩记》，很值得一读。吴茂云《新发现〈全宋文〉未收的戴敏散文〈一轩记〉》介绍了发现的经过及该文的价值。① 《一轩记》是戴敏应姻亲潘希梁之请，为其居所“一轩”而作。文章首先简单介绍潘希梁的品行与自己作记缘由，然后以设问导引，从虚处着笔，再辅之历史上曾子、子路、司马光、柳公权等孝悌典范事例，又梳理潘氏家族诗礼传家的渊源，就“一” 的话题做较为充分的展开，逐步丰富主旨，具有较强的社会认识意义。纵观全文，大有欧阳修笔法，貌似浅易，实则深厚，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奇异性。
  《一轩记》沈山潘君希梁，素位而不愿外，定静而不华逞，以一名其燕居之轩，请予以记。
  一之名义磋乎？一之为用大矣。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吾人得一而为诚。天以气言，地以质言，而人则以心言。天不一则不清，地不一则不宁，日月何系焉，万物何覆焉，华岳何不载重，河海何振不泄焉，则又奚论于人心。人心不一，志可不贰以二，意可不参以三，亦鲜矣。
  人心之一何归？子之事父，一于孝也，曾子之养志，子路之尽思，希梁之一于孝是欤。弟之事兄，一于悌也，君实之奉伯康，公权之事公绰，希梁之一于悌是欤。宾主之恭，贤否之哲，希梁处之不戾，何莫不由心之一也。
  引而伸之，一此心者，非一当人然，天下之人，上下皆当然。为天子者，一此心而天下治，为诸侯者，一此心而境内安，为大夫士庶人者，一此心身修而家齐矣。纯一者，全此心而无外也，专一者，守此心而在内也，若希梁甫能守此心之一以名轩者，义正渊深也。且潘世为吾邑著姓，诗礼传家，其先多隐君子，今希梁高尚其志，匮玉不炫，清静自怡，盖将登首阳之巅，涉富春之濑，寻问饿夫狂奴遗事，不耀其采与光者也。
  古云：表之曲者影必斜，源之清者流必洁。守一于心，源清之得，于家尚已，一之称，情何喙。
  同邑戴敏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