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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复古籍贯、生卒年、字号考述戴复古（１１６８—１２４７），字式之，号石屏，出生于台州黄岩县南塘的屏山（今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屏上村）。南塘屏山一带是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诗人日后多次在诗文中有所赞颂，如“风土钟奇秀”（《斗山子王深父作〈石屏记〉，为老夫书，其文甚佳，采〈记〉中语，作五诗致谢》之五），《次韵杜运使见赠》亦云“家在翠屏山下住，茅庐虽小可容身”。清人王士俊有《屏山》一诗叙写其地风光：“远眺双屏耸，登山欲住山。寻花从鸟道，漱石傍溪湾。可是神仙地，堪忘儿女颜。茅庵供信宿，日日踏烟还。” 《万历黄岩县志》卷一载明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分黄岩县的太平、繁昌、方岩三乡置太平县，戴复古所居之地划归太平。曾才汉修、叶良佩纂《嘉靖太平县志》卷八：“戴石屏式之墓在第七都塘下。”“戴石屏庙祠在七都屏山，宋戴式之既死，有神灵，乡人祀之。”民国三年（１９１４），改太平县为温岭县，１９９４年撤县设市。由于不懂其中历史沿革等一些原因，一些出版物在介绍戴复古的时候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如樊平编注的《历代桂林山水风情诗词４００首》，称戴复古为“宋代黄岩（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一说天台（今浙江省天台县） 人”，①就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温岭是台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而黄岩则是台州市的一个市辖区。至于“天台”的情况更为复杂。历史上，“天台”一词拥有山名、县名、台州的别称等丰富的地域意义。台州人习惯上对外自称“天台人”，往往并不是天台（县）人。如吴芾（１１０５—１１８３），字明可，宋仙居人。《陪梁大谏察院同登蒋山》表达自己的怀乡之念：“家在天台最深处，见山还忆故山中。”泰不华（１３０４—１３５２），字兼善，号白野，元临海人。《送友还家》云：“君向天台去，烦君过我庐。”陈克（１０８１—１１３７？），字子高，号赤城居士，宋临海人，作品集却命名为《天台集》。戴复古也如此，多自称“天台人”，如《减字木兰花· 寄五羊钟子洪》：“天台狂客，醉里不知秋鬓白。”又如长题《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真德秀上殿直前奏边事，不顾忌讳，一疏万言，援引古今，铺陈方略，忠谊感激，辞章浩瀚，诚有补于国家。天台戴复古获见此疏， 伏读再三，窃有所感，敬效白乐天体以纪其事，录于野史》。他人也习惯称台州人为“天台人”。如柯九思，元仙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称：“九思，字敬仲，天台人。”陶凯（？—１３７３），明初临海人，沈德潜、周准编的《明诗别裁集》卷一却说：“凯字中立，天台人。”齐周华（１６９８—１７６８）是真正的天台人，《中岳嵩山游记》记少林寺：“碑碣林立，有天台王士崧诗刻。”文中所谓诗刻指王士崧题刻于少林寺的《庙寺诸诗四首》。王士崧（１５４９—１５９８）实际是临海人。王居安，字简卿，宋黄岩（其地今属温岭）人，刘过有《送王简卿归天台》诗。人们称戴复古也属于这样的情况，如胡仲弓《寄戴石屏》“子入天台我入闽，归来又见六番春”、李贾《题式之诗卷后》“戴君天台秀，忽向南方来”，又如陈宓《和天台戴复古韵》、陈宗道《送戴石屏归天台》等。这些地方的“天台”都是台州的别称。
关于诗人的具体生活时间，诗人《新年自唱自和》三首之一云：“圣朝开宝历，淳祐四年春。生日前丁亥，今逢两甲辰”。淳祐五年，诗人又作《新岁书怀四首》，其中第二首自称：“七十九岁叟，时吟感寓诗。”知其淳祐五年（１２４５）时已７９岁，以此逆推，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公元１１６７）。《斗山子王深父作〈石屏记〉，为老夫书，其文甚佳，采〈记〉中语，作五诗致谢》之四说：“雪片丰年瑞，梅花腊月春。今朝一杯酒，谁道是生辰。”《辛丑岁暮三首》之二也说：“腊尽无多日，吾生有几年”，又《壬寅岁旦景明、子渊、君玉携酒与诗为寿次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舍我白瓷碗，把君金屈卮。判为元日醉，共赋早春诗。
冰泮鱼龙起，花开蜂蝶知。为予扶病脚，赖有古藤枝。”据此，则戴复古当生于乾道三年（１１６７）的十二月间（按公历计算，实际已经进入１１６８年）。由于历法换算的一些问题，古代作家的生卒年月常涉及这一现象。如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本是公元１０３６年，但苏轼出生的具体时间是十二月十九日，实际上已是公元１０３７年的元月８日。所以，关于苏轼的生卒年，文学史多标为“公元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年”的，应该是正确的。至于定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则显然是不恰当的。① 戴复古具体卒期难以确切知道，众说纷纭。如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中标注为戴复古（１１６７—１２５２？），但没有说明具体依据。② 单芳《南宋辛派词人研究》问题更集中一些，籍贯、生卒年月等都存在不准确处：“戴复古（１１６７—？），字试（原文如此———引者）之，天台黄岩（今浙江黄岩）人。”③据黄晓慧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５日《台州日报》上《终于知道戴复古活了多少岁》一文叙述：新发现天一阁藏《四明桃源戴氏家乘》，载戴复古名珪，字式之，号石屏，生于乾道三年（１１６７）十二月四日（公元１１６８ 年１ 月１５ 日），卒于淳祐七年（１２４７）三月十三日，年８１，娶吴氏，继娶楼氏，合葬屏山白岩下。吴茂云《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一文有详尽论证。④ 戴复古号石屏，诗人《〈石屏续集〉自序》：“江东绣衣袁蒙斋又就其中摘取百首，俾附于《石屏小集》之后。”《〈石屏小集〉自序》：“懒庵赵蹈中寺丞作湘漕时，为仆选此诗，凡一百三十首。”赵汝谠于宁宗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３）为戴复古选《石屏小集》，由此可见，戴复古早于嘉定十四年即以“石屏”之号行江湖。戴复古诗中多有记之，如《感寓三首》之三：“人将金作坞，吾以石为屏。”《谢吴秘丞作〈石屏后集序〉》：“说破当年旧石屏，自惭无德又无能。”《〈登楼〉绝句和者甚多，又从而用韵， 择其可录者录之》四首之一：“劳生百计不如闲，合把人间比梦间。天与老夫供享用，一楼风月两屏山。”诗人在最后有一段自注：“有前屏、后屏”。赵汝腾《〈石屏小集〉序》称：“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之号。”《四库全书总目·石屏词提要》也说： “石屏，其所居山名，因以为号。”关于石屏，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有这样的记载：“屏山，在（黄岩）县南八十里。其东西二石耸立如屏，故云。东屏挺立无倚，有古藤缠络之，冬寒不凋；西屏因风雨仆为二矣。” 二、戴复古的家学渊源刘勰指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文心雕龙·体性》）。刘克庄《跋李光子诗卷》也强调：“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论其诗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每一位作家最初所受的启蒙教育往往对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乃至文学创作等等都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戴复古自然也不例外。
戴氏先祖戴镒（一作溢）五代时因避乱从福建徙居黄岩南塘（今属浙江省温岭市）。南塘是一个美丽而又洋溢着鲜活生气的所在。《嘉靖太平县志》卷八《南塘戴氏故居》载：（戴氏故居）“在石屏山之阳，俗名塘下。地东南并海， 旧有海塘，故名。五季时戴镒避闽乱徙黄岩，择地得南塘家焉。历宋及元，子孙益蕃以大，代有闻人。”此后，戴氏家族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对南塘这一地方的感情自然也由疏转亲。戴镒（生卒年不详），字良镒，号晋泉。父文明，世居泉州蛙湖里（今福建泉州市）。
戴复古尚在襁褓之中，其父戴敏便去世了，由其母抚养成人，并由其口授诗句。楼钥《跋式之诗卷》载：（戴敏）“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语亲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诗遂无传乎！’为之太息，语不及他，与世异好乃如此。”父亲临死之前说的这一番话，昭示了文人的自我期许，格调与情趣也极为不凡。戴复古长大以后，“或告之以遗言，式之乃笃学古志”（《嘉靖太平县志》卷六）。诗人感喟身世，表示不忘父训，继承家学，并付之行动，努力收集父亲的诗作，使之传至后世。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马埃斯曾经采访美国作家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愉快的童年。”①从这一角度来看，戴复古也属于这样的群体。这一特定的人生背景和生活环境对戴复古日后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容忽视。
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代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士人的朝代，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录用比例之高，远非唐人所能及。苏辙《上皇帝书》的一段话正反映了宋人的典型心态：“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二首》之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整个社会都刻苦攻读以应试的情形：“路逢十客九衿青，半是同窗旧弟兄。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而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东南一带其风尤盛，成效也最为显著。《宋史》卷四五○《忠义传》五之《尹谷传》强调：“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但就规模而论，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载：理宗景定年间（１２６０—１２６４），严州每次参加发解试的士子有七千余人。而戴氏家族所走的却是一条奇特的人生之路，几无追求事功之心，而是向传统的隐逸文化寻求精神支点，追求自我生命的自由和解脱，即戴复古在《庐山》四首之三中所表白的“老夫甘作无名者，不逐纷纷举子忙”，这一特定的家族情结在所难免。这一切都与戴敏的人生追求有密切关系。
戴敏（１１０１—１１７１），字敏才，号东皋子，毫无致位卿相、显亲扬名之念，唯有自得其乐、任心自适之趣，不走当时视为晋升之阶的科举正途，鄙视干禄之举，在较大的意义上实现了白居易所谓“遍寻山水自由身”（《闲行》）的人生理想，也有对人生的一份洞悟，表现出与时人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白居易《诗解》云：“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但令长守郡，不觅却归城。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固然由于身份、处境不同等因素，戴敏与白居易在许多方面并不能等而同之，但要说两人在“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的精神上具有一种趋一性，则应该是准确的。楼钥《跋式之诗卷》突出了戴敏不为世风所左的品性：“黄岩戴君敏才，独能以诗自迁，号东皋子，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戴复古《东皋子诗跋》：“先人讳敏，字敏才，号东皋子，平生酷好吟。”“东皋”本指沃野，如阮籍《诣蒋公奏记辞辟命》“方将耕于东皋之阳”。
后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第一次赋予“东皋”一词以“隐逸”的内涵：“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戴敏之前，王绩也曾号“东皋子”，已经与隐逸之意联系紧密。祖咏《田家即事》诗也有“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之句。又如晁补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退居金乡，经营“归来园”，作《摸鱼儿·东皋寓居》，写生活和自然本来的和谐，真实地袒露了安于隐居的生活心态：“买陂塘、旋栽杨柳， 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作品真可以说是将高洁的人格美与清幽的自然美融合为一。
戴敏既然号东皋子，视陶潜为异代知己，自然也有五柳先生那种陶醉自然及对尘世的厌倦之情，保持淡泊的人生观，全无虚伪矫饰，所谓“卜筑成佳致，幽栖乐圣时。何如谢公墅，略似习家池”（《后浦园庐》），堪与古人媲美。《西溪陈居士家》一诗赞赏友人陈居士居处的幽雅与宁静、生活的清幽自适，实际上隐含着诗人自身的怡然情怀，令人品味陶诗的余韵，也与夙好山水的中国士人的精神意脉相勾连：“来访西岩老，家居水竹村。紫鳞游镜曲，黄犊卧云根。自昔好宾客，相传到子孙。不行亭下路，护笋别开门。”从更远处说，“从人类生命生成的生态条件看，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对于自然山水的归依性，回归自然是其生命存在本身的生态意识和感觉的顺应”。① 中国传统文人又常常要经历仕隐的困扰，“屈原的二难困境，乃是传统文人的普遍困境，屈原的冲突乃是传统文人的普遍冲突。无论后世文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陶渊明式或其他），困境始终存在。这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人在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的实际地位，……要么被排斥（如屈原），要么弃官归隐（如陶渊明）”。② 这样看来，与其入世后的痛苦抉择，不如一步到位地自我适性。戴敏所走的大概就是这第三条路。他的生活与创作对戴复古一生的立身行事与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戴敏一生有着对文学事业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笃信，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美质，把普通、平凡的现实生活艺术化，以期在审美中达到人生的自由与解脱，创作上也多从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着手开掘出丰富的题材。“有宋以来，形成以退隐为士大夫之首要抉择，即便为谋生之计，不能实现肉身之归隐，也要‘对床夜语’，在精神上追求归隐，‘归’成为士大夫灵魂深处永恒的企慕。”③戴敏就是在这一社会风气的熏染下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所以有即景会心的“堪羡渔翁 无检束，扁舟占断白云湾”，并且一生“倚楼贪看夕阳山”（《楼上》），而不是去空说遁世的情趣，这多半是感觉到“名山不作世俗态”（蔡松年《晚夏驿骑再之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戴敏往往沉溺于诗歌艺术的探求， 通过对乡居生涯的叙写，展现着自由、自得的生命，传达出经过艺术升华的审美情趣，是一种审美心态的真切流露，为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诗歌，也就成了他的第二生命。戴复古《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对这一精神有较为详尽的叙说： 我翁本诗仙，游戏沧海上。引手掣鲸鲵，失脚堕尘网。身穷道则腴， 年高气弥壮。平生无长物，饮尽千斛酿。传家古锦囊，自作金玉想。篇章久零落，人间眇馀响。搜求二十年，痛泪湿黄壤。君家图书府，墨色照青嶂。我翁有遗迹，数纸古田样。仿佛锺王体，吟句更豪放。把玩竹林间， 寒风凛凄惨。昂昂野鹤姿，愧无中散状。儿孤襁褓中，家风随扫荡。于兹见笔法，可想翁无恙。幽居寂寞乡，风月共来往。众丑成独妍，群喑怪孤唱。一生既蹉跎，人琴遂俱丧。托君名不朽，斯文岂天相。旧作忽新传， 识者动慨赏。嗟予忝厥嗣，朝夕愧俯仰。敢坠显扬思，幽光发草莽。假此见诸公，丐铭松柏圹。君其启惠心，慰彼九泉望。
可见，戴敏一生有着对个性生命自由的企羡，以闲适之心展开对诗意人生的渴求。戴敏的诗并不囿于时尚，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力图创立新意，也讲求属句的工稳，以至能声情并茂，清新可诵。《海上》诗较有代表性：“万顷鲸波朝日赤，沧州四望无穷极。海山何处是蓬莱？遍问渔翁都不识。”诗人主动亲近山水，在题材的选择上很能表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价值取向，足见诗人对大自然的情感之深。诗歌艺术地表现了诗人倾心追求自由，被自然景色所感染、所陶醉的审美心灵历程，展现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快意自足的心态展露无遗，又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正如韩作荣《诗的光芒》一文所说：“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琐碎庸常里，敏感者发现了诗。不是世上有什么，写作者才描摹什么，而是诗人发现了什么，读者看到了什么。”①诗歌既有着疏旷之情的抒发，又 有精工刻画的描写，真可以说是格高而韵远。这等语意两工的诗歌往往使人的情怀为之顿开。一些作品达到尽情忘性的自由境界。宗白华《美学》中有这样的审美判断：“愈伟大天才，乃愈好向平凡处表现，如大诗人、大画家，皆极好描写平凡事物。”①戴敏也许称不上天才，但他领悟自然真意，以诗娱情养性，在创作中追求平实、自然的这一努力应该说还是符合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动向， 这也影响了戴复古一生的命运和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在朦朦胧胧之中，幼年的戴复古就对诗的表现方式和技巧等有某些直觉性的领悟。诗的个性和特点除了诗材上有所表现外，更在诗趣上有所体现。戴敏的诗就展现了时人少有的一种情趣，也有一种较强的现实感悟，如《屏上晚眺》： 不能骑马趁朝班，自跨黄牛扣竹关。无德可称徒富贵，有钱难买是清闲。人行踯躅红边路，日落秭归啼处山。遥望蓬莱在何许，扶桑东畔白云间。
不必企羡他人日日面君，而是自乐于黄牛扣关的悠闲自在生活，一派人与自然怡然相亲的景象，这样的年月打发，也胜似幻境中的神仙。这一审美理想实际上也拥有悠久深远的精神渊源。综观全诗，一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真情流注其中。当然，戴敏的作品在字里行间，也依稀可辨时代脉搏。韩作荣《诗的光芒》云：“诗既是世态，也是心态。如果仅仅是世态，诗会沦为浅薄的影像；而诗仅仅是心态，则成为虚妄的谵语。或许，诗是世态与心态的化合，是心灵对世界深入透彻的理解。”②戴敏《屏上晚眺》也许正反映了一种世态，又展现了自我独特的心态。这也更好地印证了歌德的诗歌创作定律：“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③可以这样说，戴敏的一生，体现了对人生诗意化的追求。戴复古《先人东皋子〈小园〉七言，人多喜之，浼 秋房楼大卿作大字刻石》就有这样一份自豪感：“父殁名随泯，诗存世莫传。敢求大手笔，为写小园篇。词翰成双美，光华照九泉。托公垂不朽，镌刻到千年。” 欧阳修《试笔》中说过：“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它文章皆然。”由于受父亲人生之路和吟咏之风的影响，戴复古也逐渐探索自己人生历程，并养成精微的观察力，进而从灵魂深处提炼出优美的诗句；秉承父亲的遗风，服从于感情的驱使，精思巧撰，而又着力实现落笔明朗，用词洗练的艺术个性，这一切都闪烁着诗人戴复古的悟性之光。从此，寄意诗苑便成了戴氏家风， 差不多也有点杜甫所谓的“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的自诩了。
诗歌之外，戴敏也有散文《一轩记》，很值得一读。吴茂云《新发现〈全宋文〉未收的戴敏散文〈一轩记〉》介绍了发现的经过及该文的价值。① 《一轩记》是戴敏应姻亲潘希梁之请，为其居所“一轩”而作。文章首先简单介绍潘希梁的品行与自己作记缘由，然后以设问导引，从虚处着笔，再辅之历史上曾子、子路、司马光、柳公权等孝悌典范事例，又梳理潘氏家族诗礼传家的渊源，就“一” 的话题做较为充分的展开，逐步丰富主旨，具有较强的社会认识意义。纵观全文，大有欧阳修笔法，貌似浅易，实则深厚，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奇异性。
《一轩记》沈山潘君希梁，素位而不愿外，定静而不华逞，以一名其燕居之轩，请予以记。
一之名义磋乎？一之为用大矣。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吾人得一而为诚。天以气言，地以质言，而人则以心言。天不一则不清，地不一则不宁，日月何系焉，万物何覆焉，华岳何不载重，河海何振不泄焉，则又奚论于人心。人心不一，志可不贰以二，意可不参以三，亦鲜矣。
人心之一何归？子之事父，一于孝也，曾子之养志，子路之尽思，希梁之一于孝是欤。弟之事兄，一于悌也，君实之奉伯康，公权之事公绰，希梁之一于悌是欤。宾主之恭，贤否之哲，希梁处之不戾，何莫不由心之一也。
引而伸之，一此心者，非一当人然，天下之人，上下皆当然。为天子者，一 此心而天下治，为诸侯者，一此心而境内安，为大夫士庶人者，一此心身修而家齐矣。纯一者，全此心而无外也，专一者，守此心而在内也，若希梁甫能守此心之一以名轩者，义正渊深也。且潘世为吾邑著姓，诗礼传家，其先多隐君子，今希梁高尚其志，匮玉不炫，清静自怡，盖将登首阳之巅，涉富春之濑，寻问饿夫狂奴遗事，不耀其采与光者也。
古云：表之曲者影必斜，源之清者流必洁。守一于心，源清之得，于家尚已，一之称，情何喙。
同邑戴敏拜撰三、戴复古的青少年时代任何生命历程是流动的。戴复古的一生也在进行着这样的程序。戴复古自幼受到江南秀丽山水景物的熏陶，又能从父辈身上汲取人生与艺术的双重营养，固然自谦“平生不识字，把笔学吟诗”（《谢东倅包宏父三首，癸卯夏》之三），但本身就富有艺术才情的诗人，并不情愿在非诗的方面耗费人生，而是“少年学父诗，用心亦良苦”（《祝二严》），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肆意探讨，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审美发现。然后以真切生动的审美感受为依托，力求有成。自然， 初涉世间时的所谓愁苦也没有多少深刻的社会内容。
法国著名美学家德拉克罗瓦指出：“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开始走自己的路时，总是孤独的。不安分守己的天性，把他们引向伟大和美。”①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不仅受其本身特殊规律的制约，而且也往往取决于客观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时代，就会孕育出各自不同的艺术流派。戴复古“小荷才露尖尖角”（杨万里《小池》）的时候，整个诗坛风气不振。前面曾经述及，到南宋“中兴四大家” 相继离去的时期，传统的美感经验骤然失落，诗歌创作差不多一下子走入了死胡同。“江西诗派”已成强弩之末，日薄西山，弊端百出，缺乏高华气象。这时， 翁卷、徐照、徐玑、赵师秀又组成了所谓永嘉“四灵”诗派。他们在精神上更多地追寻个体生命意义，在诗艺上极力追求清苦幽雅的审美意蕴，强调境界的工 秀清圆，即徐玑《漳州园山》所谓的“轻烟漠漠雾绵绵，野色笼青傍屋前。尽说漳州风水好，众山围绕一山园”之类，诗意局促，境界窄小，意味也多浅鄙，是“四灵”这类诗的通病。赵师秀曾选晚唐贾岛、姚合二人的诗歌，合编为《二妙集》。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四灵”也不无艺术变革之功，构句不无工致，但他们规范姚、贾，深细而纤巧的感受成为吟咏情怀的主体，骨力终是不振。“四灵”诗风固然在一定范围内一度风行，但这等诗格局狭小，诗境浅薄，日见卑琐。所以，方回《瀛奎律髓》卷一○指出：他们“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只是对姚、贾诗风的进一步细化而已，也就谈不上什么精神实质上的独创性，多半流于肤浅和空疏，从而导致诗歌创作的苍白状态，使诗歌丧失应有的美感。关于姚合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姚少监诗集》条下论云：“其自作则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至南宋永嘉四灵，始奉以为宗，其末流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遂为论者所排。”黄庭坚《答秦少章帖》：“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为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则未多。”戴复古登上诗坛前的情形与之有几分神似。换言之，戴复古正是在这一诗歌时空被压缩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在诗性缺失、诗味匮乏的年代里探寻诗美，去展现出这一时代所独具的美学风貌。
鲁迅《写在〈坟〉后面》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总是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永嘉“四灵”等人的这种努力与探索，正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中间物”。而这一切也印证了这样的艺术规律： “诗歌的发展史，从宏观的眼光看，可以说是诗歌艺术系统的嬗变史。”① 戴复古于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后在家乡师从林宪、徐似道学诗。楼钥《跋式之诗卷》：“雪巢林监庙景思、竹隐徐直院渊子皆丹丘名士，俱从之游，讲明句法。”林宪（生卒年不详），字景思，号雪巢，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乾道年间中特科，监南岳庙。参政贺允中爱其才，以孙女妻之，因寓居台州。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四《别林景思》诗后有传。徐似道（生卒年不详），字渊子，号竹隐，又号竹所，黄岩上珙（今属温岭）人。乾道二年（１１６６）进士。庆元三年（１１９７），主管官告院。开禧二年（１２０６），任秘书少监，迁起居舍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任朝散大夫提点江西刑狱。有《竹隐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称其“笔端轻 俊，人品秀爽”。如《自题环碧亭》：“老去功名不挂怀，高眠之外只清斋。偶因种竹便多事，风叶扫馀还满阶。”《嘉靖太平县志》卷六把徐似道与戴复古的父亲戴敏相提并论：“吾邑之文，前此未有章章著者。自渊子与虞仲房更唱迭和， 始有篇什传于世云。顾虞乃侨寓也，于时有戴敏才者，亦与渊子齐名。” “一见南塘字，凄然忆故园”（《江上》），庆元五年（１１９９），徐似道由直学院出守郢州（今湖北钟祥市），戴复古作《水调歌头》词送行，后又到郢州拜访，共登白雪楼赋诗。徐似道诗学诚斋体。钱锺书《谈艺录》认为： 《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诚斋诗选序》云：“徐渊子、高续古曾参诚斋，警句往往似之。”余观高氏《疏寮小集》中诗，殊不似诚斋；徐氏《竹隐集》已失传，而《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诗话》所称引渊子诗，则洵堪与诚斋把臂入林，张功甫不能望其项背。① 在家乡生活了多年以后，诗人的心灵早已经飞跃在更广阔的时空境界。
为了使自己的诗作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深厚的思想底蕴，以便对现实进行深入的观照和详尽的考察，进行新的美学探索，戴复古远离故乡，开始漫游，并师承陆游等人，进一步领会诗的基本精神，因此诗道日进。但令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便在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上揭示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生命漂泊之感。大约在绍熙元年（１１９０）至庆元二年（１１９６），戴复古“登三山陆放翁之门”受学。此时的陆游已经归乡，赋闲在家，较有余暇对戴复古传授诗艺。
戴复古师从陆放翁，自然对自身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
陆游一生仕路不畅，空怀壮心，满腹才志不得施展。现存诗歌９３００多首，其诗中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及抗金复国的主张，可看到时代精神的闪烁，内容也覆盖了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袁宗道《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对此极为称赏：“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白苏斋诗集》卷五）陆游是一个博采众长之典范，在创作中多巧妙地融汇进自我情怀，生活中又颇能奖掖后学。方回《瀛奎律髓》卷四《风土类》：“放翁诗出于曾茶山， 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正如论者所言： “陆游之诗虽不乏宋诗本色，却极具博大雄浑的唐人气象。他将李白之豪放飘逸及杜甫之沉郁顿挫熔为一炉，博采众长，转益多师，铸成一己之放翁气象。”①戴复古在一定的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诗风，无愧乃师。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与陆游交往相接而在诗法上有渊源关系的，是称为上饶二泉的赵蕃和韩淲。稍后的永嘉四灵虽学唐人而实际上是‘用陆之法度’，‘多酷似处’（《诗人玉屑》卷十九）。至于江湖派中的苏泂、戴复古和刘克庄，则更是直接师承陆游的。苏戴二人是陆游的弟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三《泠然斋集》提要云：‘泂本从学于游，诗法流传，渊源有自，故其所作， 皆能镵刻淬炼，自出清新。’戴复古受学于陆游晚年，楼钥序戴氏的《石屏集》说他‘登三山陆游放翁之门而诗益进’。刘克庄虽然没有得到陆游的亲自指教， 但他却倾心学陆，自称‘由放翁入’（《〈刻楮集〉自序》），他和宋末的林景熙等诗人，都能继承并发扬陆诗的爱国主义精神。”②张宏生也强调：“陆游之于戴复古，除了思想倾向外，在艺术上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如题材风格、体裁格律、谋篇布局、遣辞造句等，都时有踪迹可寻。但最值得提出来的，是其借助于飞动的气势、浪漫的想象对其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表现。”③戴复古对放翁之诗也是推崇备至的，其《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由衷叹服：“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其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三春花柳天裁剪，历代兴衰世转移。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当然，由于国力渐衰和冷酷的现实等一些客观的原因，使戴复古这一代人的个体精神的向上力大大被弱化，诗作的艺术精神往往显得较为压抑与低沉。但是有一点必须申明，他们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国事身世的伤感和忧患意识是相同的。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跋李贾县尉诗卷》强调：“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钜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戴复古能得放翁亲炙，由放翁而直溯诗圣，岂他人之所及。
另外，戴复古的创作也受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尤其是江西诗派之祖——— 杜甫的影响（详下）。与陆游一样，他学杜甫不是像江西派诗人那样专注于字句、韵律和用事等形式方面，而是着重学习其伤时忧国等思想精神方面，这种关注民生疾苦的儒家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回归，是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士的一种回归，即回归到关注国家命运的层面上来，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给予他的，也是自身的贫苦和现实发生契合与碰撞时在传统文人身上的自觉体现，即所谓“身在草茅忧社稷”（《思归》），也正如王埜在《石屏诗序》中所说“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更加看重主体在逆境中自我调适、自我解脱的能力，又绝不局限于个人的悲欢，这样，就进一步地深化了自我的审美境界。
庆元三年（１１９７）陆游夫人王氏去世，戴复古也开始前往京城等地谋求发展。
“江湖诗人中的大多数人，早年多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怀抱伤时悯国的激情。”①戴复古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充满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之心，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刻悲悯。直面生活的时事诗构成一幅浸渍着血泪的历史画卷， 创作主体的情感沉入所写的对象，展示作家真诚心灵，实现情感与想像的高度融合，议论感慨之外更有无限深意。同时，也不忽略诗歌艺术的追求和探索， 不单纯在构思和琢句上求新求巧。
一切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独创性的美学特征。作为叙事诗来说， 也是如此，因为，“诗的叙事，毕竟属于叙事的诗。它不管怎样生活化，也不能原样复制现实，而存在着一个经过心灵过滤、变异、提升的诗化过程。它使用的一些细节，是无限多的生活细节中最使诗人动心的，是从感觉深处跳出来的，带有生命的灵性和血气。”②戴复古的许多诗作就具有这样的美学特征，透过表象而洞察问题的根本。“细节的跳跃性，既意味着那些获得青睐的细节被凸显和深化，又意味着那些被跳跃所跨越的细节被淡化或遗忘，因而其事理牵涉到古所谓虚实：细节为实，跳跃为虚。”③
关于诗人的具体生活时间，诗人《新年自唱自和》三首之一云：“圣朝开宝历，淳祐四年春。生日前丁亥，今逢两甲辰”。淳祐五年，诗人又作《新岁书怀四首》，其中第二首自称：“七十九岁叟，时吟感寓诗。”知其淳祐五年（１２４５）时已７９岁，以此逆推，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三年（丁亥，公元１１６７）。《斗山子王深父作〈石屏记〉，为老夫书，其文甚佳，采〈记〉中语，作五诗致谢》之四说：“雪片丰年瑞，梅花腊月春。今朝一杯酒，谁道是生辰。”《辛丑岁暮三首》之二也说：“腊尽无多日，吾生有几年”，又《壬寅岁旦景明、子渊、君玉携酒与诗为寿次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舍我白瓷碗，把君金屈卮。判为元日醉，共赋早春诗。
冰泮鱼龙起，花开蜂蝶知。为予扶病脚，赖有古藤枝。”据此，则戴复古当生于乾道三年（１１６７）的十二月间（按公历计算，实际已经进入１１６８年）。由于历法换算的一些问题，古代作家的生卒年月常涉及这一现象。如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本是公元１０３６年，但苏轼出生的具体时间是十二月十九日，实际上已是公元１０３７年的元月８日。所以，关于苏轼的生卒年，文学史多标为“公元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年”的，应该是正确的。至于定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七年（１１７１）”， 则显然是不恰当的。① 戴复古具体卒期难以确切知道，众说纷纭。如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中标注为戴复古（１１６７—１２５２？），但没有说明具体依据。② 单芳《南宋辛派词人研究》问题更集中一些，籍贯、生卒年月等都存在不准确处：“戴复古（１１６７—？），字试（原文如此———引者）之，天台黄岩（今浙江黄岩）人。”③据黄晓慧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５日《台州日报》上《终于知道戴复古活了多少岁》一文叙述：新发现天一阁藏《四明桃源戴氏家乘》，载戴复古名珪，字式之，号石屏，生于乾道三年（１１６７）十二月四日（公元１１６８ 年１ 月１５ 日），卒于淳祐七年（１２４７）三月十三日，年８１，娶吴氏，继娶楼氏，合葬屏山白岩下。吴茂云《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一文有详尽论证。④ 戴复古号石屏，诗人《〈石屏续集〉自序》：“江东绣衣袁蒙斋又就其中摘取百首，俾附于《石屏小集》之后。”《〈石屏小集〉自序》：“懒庵赵蹈中寺丞作湘漕时，为仆选此诗，凡一百三十首。”赵汝谠于宁宗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３）为戴复古选《石屏小集》，由此可见，戴复古早于嘉定十四年即以“石屏”之号行江湖。戴复古诗中多有记之，如《感寓三首》之三：“人将金作坞，吾以石为屏。”《谢吴秘丞作〈石屏后集序〉》：“说破当年旧石屏，自惭无德又无能。”《〈登楼〉绝句和者甚多，又从而用韵， 择其可录者录之》四首之一：“劳生百计不如闲，合把人间比梦间。天与老夫供享用，一楼风月两屏山。”诗人在最后有一段自注：“有前屏、后屏”。赵汝腾《〈石屏小集〉序》称：“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之号。”《四库全书总目·石屏词提要》也说： “石屏，其所居山名，因以为号。”关于石屏，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有这样的记载：“屏山，在（黄岩）县南八十里。其东西二石耸立如屏，故云。东屏挺立无倚，有古藤缠络之，冬寒不凋；西屏因风雨仆为二矣。” 二、戴复古的家学渊源刘勰指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文心雕龙·体性》）。刘克庄《跋李光子诗卷》也强调：“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论其诗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每一位作家最初所受的启蒙教育往往对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乃至文学创作等等都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戴复古自然也不例外。
戴氏先祖戴镒（一作溢）五代时因避乱从福建徙居黄岩南塘（今属浙江省温岭市）。南塘是一个美丽而又洋溢着鲜活生气的所在。《嘉靖太平县志》卷八《南塘戴氏故居》载：（戴氏故居）“在石屏山之阳，俗名塘下。地东南并海， 旧有海塘，故名。五季时戴镒避闽乱徙黄岩，择地得南塘家焉。历宋及元，子孙益蕃以大，代有闻人。”此后，戴氏家族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对南塘这一地方的感情自然也由疏转亲。戴镒（生卒年不详），字良镒，号晋泉。父文明，世居泉州蛙湖里（今福建泉州市）。
戴复古尚在襁褓之中，其父戴敏便去世了，由其母抚养成人，并由其口授诗句。楼钥《跋式之诗卷》载：（戴敏）“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语亲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诗遂无传乎！’为之太息，语不及他，与世异好乃如此。”父亲临死之前说的这一番话，昭示了文人的自我期许，格调与情趣也极为不凡。戴复古长大以后，“或告之以遗言，式之乃笃学古志”（《嘉靖太平县志》卷六）。诗人感喟身世，表示不忘父训，继承家学，并付之行动，努力收集父亲的诗作，使之传至后世。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马埃斯曾经采访美国作家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愉快的童年。”①从这一角度来看，戴复古也属于这样的群体。这一特定的人生背景和生活环境对戴复古日后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容忽视。
从一定意义上说，宋代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士人的朝代，科举制度趋于完善，录用比例之高，远非唐人所能及。苏辙《上皇帝书》的一段话正反映了宋人的典型心态：“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送朱叔赐赴闽中幕府二首》之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整个社会都刻苦攻读以应试的情形：“路逢十客九衿青，半是同窗旧弟兄。
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而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东南一带其风尤盛，成效也最为显著。《宋史》卷四五○《忠义传》五之《尹谷传》强调：“宋以词赋取士，季年，惟闽、浙赋擅四方。”但就规模而论，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载：理宗景定年间（１２６０—１２６４），严州每次参加发解试的士子有七千余人。而戴氏家族所走的却是一条奇特的人生之路，几无追求事功之心，而是向传统的隐逸文化寻求精神支点，追求自我生命的自由和解脱，即戴复古在《庐山》四首之三中所表白的“老夫甘作无名者，不逐纷纷举子忙”，这一特定的家族情结在所难免。这一切都与戴敏的人生追求有密切关系。
戴敏（１１０１—１１７１），字敏才，号东皋子，毫无致位卿相、显亲扬名之念，唯有自得其乐、任心自适之趣，不走当时视为晋升之阶的科举正途，鄙视干禄之举，在较大的意义上实现了白居易所谓“遍寻山水自由身”（《闲行》）的人生理想，也有对人生的一份洞悟，表现出与时人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白居易《诗解》云：“新篇日日成，不是爱声名。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但令长守郡，不觅却归城。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固然由于身份、处境不同等因素，戴敏与白居易在许多方面并不能等而同之，但要说两人在“只拟江湖上，吟哦过一生”的精神上具有一种趋一性，则应该是准确的。楼钥《跋式之诗卷》突出了戴敏不为世风所左的品性：“黄岩戴君敏才，独能以诗自迁，号东皋子，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戴复古《东皋子诗跋》：“先人讳敏，字敏才，号东皋子，平生酷好吟。”“东皋”本指沃野，如阮籍《诣蒋公奏记辞辟命》“方将耕于东皋之阳”。
后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第一次赋予“东皋”一词以“隐逸”的内涵：“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戴敏之前，王绩也曾号“东皋子”，已经与隐逸之意联系紧密。祖咏《田家即事》诗也有“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之句。又如晁补之崇宁二年（１１０３）退居金乡，经营“归来园”，作《摸鱼儿·东皋寓居》，写生活和自然本来的和谐，真实地袒露了安于隐居的生活心态：“买陂塘、旋栽杨柳， 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作品真可以说是将高洁的人格美与清幽的自然美融合为一。
戴敏既然号东皋子，视陶潜为异代知己，自然也有五柳先生那种陶醉自然及对尘世的厌倦之情，保持淡泊的人生观，全无虚伪矫饰，所谓“卜筑成佳致，幽栖乐圣时。何如谢公墅，略似习家池”（《后浦园庐》），堪与古人媲美。《西溪陈居士家》一诗赞赏友人陈居士居处的幽雅与宁静、生活的清幽自适，实际上隐含着诗人自身的怡然情怀，令人品味陶诗的余韵，也与夙好山水的中国士人的精神意脉相勾连：“来访西岩老，家居水竹村。紫鳞游镜曲，黄犊卧云根。自昔好宾客，相传到子孙。不行亭下路，护笋别开门。”从更远处说，“从人类生命生成的生态条件看，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对于自然山水的归依性，回归自然是其生命存在本身的生态意识和感觉的顺应”。① 中国传统文人又常常要经历仕隐的困扰，“屈原的二难困境，乃是传统文人的普遍困境，屈原的冲突乃是传统文人的普遍冲突。无论后世文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陶渊明式或其他），困境始终存在。这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人在传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中的实际地位，……要么被排斥（如屈原），要么弃官归隐（如陶渊明）”。② 这样看来，与其入世后的痛苦抉择，不如一步到位地自我适性。戴敏所走的大概就是这第三条路。他的生活与创作对戴复古一生的立身行事与文学活动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戴敏一生有着对文学事业特别是诗歌创作的笃信，努力发掘生活中的美质，把普通、平凡的现实生活艺术化，以期在审美中达到人生的自由与解脱，创作上也多从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着手开掘出丰富的题材。“有宋以来，形成以退隐为士大夫之首要抉择，即便为谋生之计，不能实现肉身之归隐，也要‘对床夜语’，在精神上追求归隐，‘归’成为士大夫灵魂深处永恒的企慕。”③戴敏就是在这一社会风气的熏染下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所以有即景会心的“堪羡渔翁 无检束，扁舟占断白云湾”，并且一生“倚楼贪看夕阳山”（《楼上》），而不是去空说遁世的情趣，这多半是感觉到“名山不作世俗态”（蔡松年《晚夏驿骑再之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戴敏往往沉溺于诗歌艺术的探求， 通过对乡居生涯的叙写，展现着自由、自得的生命，传达出经过艺术升华的审美情趣，是一种审美心态的真切流露，为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诗歌，也就成了他的第二生命。戴复古《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对这一精神有较为详尽的叙说： 我翁本诗仙，游戏沧海上。引手掣鲸鲵，失脚堕尘网。身穷道则腴， 年高气弥壮。平生无长物，饮尽千斛酿。传家古锦囊，自作金玉想。篇章久零落，人间眇馀响。搜求二十年，痛泪湿黄壤。君家图书府，墨色照青嶂。我翁有遗迹，数纸古田样。仿佛锺王体，吟句更豪放。把玩竹林间， 寒风凛凄惨。昂昂野鹤姿，愧无中散状。儿孤襁褓中，家风随扫荡。于兹见笔法，可想翁无恙。幽居寂寞乡，风月共来往。众丑成独妍，群喑怪孤唱。一生既蹉跎，人琴遂俱丧。托君名不朽，斯文岂天相。旧作忽新传， 识者动慨赏。嗟予忝厥嗣，朝夕愧俯仰。敢坠显扬思，幽光发草莽。假此见诸公，丐铭松柏圹。君其启惠心，慰彼九泉望。
可见，戴敏一生有着对个性生命自由的企羡，以闲适之心展开对诗意人生的渴求。戴敏的诗并不囿于时尚，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力图创立新意，也讲求属句的工稳，以至能声情并茂，清新可诵。《海上》诗较有代表性：“万顷鲸波朝日赤，沧州四望无穷极。海山何处是蓬莱？遍问渔翁都不识。”诗人主动亲近山水，在题材的选择上很能表明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化价值取向，足见诗人对大自然的情感之深。诗歌艺术地表现了诗人倾心追求自由，被自然景色所感染、所陶醉的审美心灵历程，展现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快意自足的心态展露无遗，又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正如韩作荣《诗的光芒》一文所说：“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琐碎庸常里，敏感者发现了诗。不是世上有什么，写作者才描摹什么，而是诗人发现了什么，读者看到了什么。”①诗歌既有着疏旷之情的抒发，又 有精工刻画的描写，真可以说是格高而韵远。这等语意两工的诗歌往往使人的情怀为之顿开。一些作品达到尽情忘性的自由境界。宗白华《美学》中有这样的审美判断：“愈伟大天才，乃愈好向平凡处表现，如大诗人、大画家，皆极好描写平凡事物。”①戴敏也许称不上天才，但他领悟自然真意，以诗娱情养性，在创作中追求平实、自然的这一努力应该说还是符合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动向， 这也影响了戴复古一生的命运和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在朦朦胧胧之中，幼年的戴复古就对诗的表现方式和技巧等有某些直觉性的领悟。诗的个性和特点除了诗材上有所表现外，更在诗趣上有所体现。戴敏的诗就展现了时人少有的一种情趣，也有一种较强的现实感悟，如《屏上晚眺》： 不能骑马趁朝班，自跨黄牛扣竹关。无德可称徒富贵，有钱难买是清闲。人行踯躅红边路，日落秭归啼处山。遥望蓬莱在何许，扶桑东畔白云间。
不必企羡他人日日面君，而是自乐于黄牛扣关的悠闲自在生活，一派人与自然怡然相亲的景象，这样的年月打发，也胜似幻境中的神仙。这一审美理想实际上也拥有悠久深远的精神渊源。综观全诗，一股“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真情流注其中。当然，戴敏的作品在字里行间，也依稀可辨时代脉搏。韩作荣《诗的光芒》云：“诗既是世态，也是心态。如果仅仅是世态，诗会沦为浅薄的影像；而诗仅仅是心态，则成为虚妄的谵语。或许，诗是世态与心态的化合，是心灵对世界深入透彻的理解。”②戴敏《屏上晚眺》也许正反映了一种世态，又展现了自我独特的心态。这也更好地印证了歌德的诗歌创作定律：“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③可以这样说，戴敏的一生，体现了对人生诗意化的追求。戴复古《先人东皋子〈小园〉七言，人多喜之，浼 秋房楼大卿作大字刻石》就有这样一份自豪感：“父殁名随泯，诗存世莫传。敢求大手笔，为写小园篇。词翰成双美，光华照九泉。托公垂不朽，镌刻到千年。” 欧阳修《试笔》中说过：“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它文章皆然。”由于受父亲人生之路和吟咏之风的影响，戴复古也逐渐探索自己人生历程，并养成精微的观察力，进而从灵魂深处提炼出优美的诗句；秉承父亲的遗风，服从于感情的驱使，精思巧撰，而又着力实现落笔明朗，用词洗练的艺术个性，这一切都闪烁着诗人戴复古的悟性之光。从此，寄意诗苑便成了戴氏家风， 差不多也有点杜甫所谓的“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的自诩了。
诗歌之外，戴敏也有散文《一轩记》，很值得一读。吴茂云《新发现〈全宋文〉未收的戴敏散文〈一轩记〉》介绍了发现的经过及该文的价值。① 《一轩记》是戴敏应姻亲潘希梁之请，为其居所“一轩”而作。文章首先简单介绍潘希梁的品行与自己作记缘由，然后以设问导引，从虚处着笔，再辅之历史上曾子、子路、司马光、柳公权等孝悌典范事例，又梳理潘氏家族诗礼传家的渊源，就“一” 的话题做较为充分的展开，逐步丰富主旨，具有较强的社会认识意义。纵观全文，大有欧阳修笔法，貌似浅易，实则深厚，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和奇异性。
《一轩记》沈山潘君希梁，素位而不愿外，定静而不华逞，以一名其燕居之轩，请予以记。
一之名义磋乎？一之为用大矣。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吾人得一而为诚。天以气言，地以质言，而人则以心言。天不一则不清，地不一则不宁，日月何系焉，万物何覆焉，华岳何不载重，河海何振不泄焉，则又奚论于人心。人心不一，志可不贰以二，意可不参以三，亦鲜矣。
人心之一何归？子之事父，一于孝也，曾子之养志，子路之尽思，希梁之一于孝是欤。弟之事兄，一于悌也，君实之奉伯康，公权之事公绰，希梁之一于悌是欤。宾主之恭，贤否之哲，希梁处之不戾，何莫不由心之一也。
引而伸之，一此心者，非一当人然，天下之人，上下皆当然。为天子者，一 此心而天下治，为诸侯者，一此心而境内安，为大夫士庶人者，一此心身修而家齐矣。纯一者，全此心而无外也，专一者，守此心而在内也，若希梁甫能守此心之一以名轩者，义正渊深也。且潘世为吾邑著姓，诗礼传家，其先多隐君子，今希梁高尚其志，匮玉不炫，清静自怡，盖将登首阳之巅，涉富春之濑，寻问饿夫狂奴遗事，不耀其采与光者也。
古云：表之曲者影必斜，源之清者流必洁。守一于心，源清之得，于家尚已，一之称，情何喙。
同邑戴敏拜撰三、戴复古的青少年时代任何生命历程是流动的。戴复古的一生也在进行着这样的程序。戴复古自幼受到江南秀丽山水景物的熏陶，又能从父辈身上汲取人生与艺术的双重营养，固然自谦“平生不识字，把笔学吟诗”（《谢东倅包宏父三首，癸卯夏》之三），但本身就富有艺术才情的诗人，并不情愿在非诗的方面耗费人生，而是“少年学父诗，用心亦良苦”（《祝二严》），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肆意探讨，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审美发现。然后以真切生动的审美感受为依托，力求有成。自然， 初涉世间时的所谓愁苦也没有多少深刻的社会内容。
法国著名美学家德拉克罗瓦指出：“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开始走自己的路时，总是孤独的。不安分守己的天性，把他们引向伟大和美。”①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不仅受其本身特殊规律的制约，而且也往往取决于客观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时代，就会孕育出各自不同的艺术流派。戴复古“小荷才露尖尖角”（杨万里《小池》）的时候，整个诗坛风气不振。前面曾经述及，到南宋“中兴四大家” 相继离去的时期，传统的美感经验骤然失落，诗歌创作差不多一下子走入了死胡同。“江西诗派”已成强弩之末，日薄西山，弊端百出，缺乏高华气象。这时， 翁卷、徐照、徐玑、赵师秀又组成了所谓永嘉“四灵”诗派。他们在精神上更多地追寻个体生命意义，在诗艺上极力追求清苦幽雅的审美意蕴，强调境界的工 秀清圆，即徐玑《漳州园山》所谓的“轻烟漠漠雾绵绵，野色笼青傍屋前。尽说漳州风水好，众山围绕一山园”之类，诗意局促，境界窄小，意味也多浅鄙，是“四灵”这类诗的通病。赵师秀曾选晚唐贾岛、姚合二人的诗歌，合编为《二妙集》。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四灵”也不无艺术变革之功，构句不无工致，但他们规范姚、贾，深细而纤巧的感受成为吟咏情怀的主体，骨力终是不振。“四灵”诗风固然在一定范围内一度风行，但这等诗格局狭小，诗境浅薄，日见卑琐。所以，方回《瀛奎律髓》卷一○指出：他们“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只是对姚、贾诗风的进一步细化而已，也就谈不上什么精神实质上的独创性，多半流于肤浅和空疏，从而导致诗歌创作的苍白状态，使诗歌丧失应有的美感。关于姚合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姚少监诗集》条下论云：“其自作则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至南宋永嘉四灵，始奉以为宗，其末流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遂为论者所排。”黄庭坚《答秦少章帖》：“二十年来，学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为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则未多。”戴复古登上诗坛前的情形与之有几分神似。换言之，戴复古正是在这一诗歌时空被压缩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在诗性缺失、诗味匮乏的年代里探寻诗美，去展现出这一时代所独具的美学风貌。
鲁迅《写在〈坟〉后面》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总是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永嘉“四灵”等人的这种努力与探索，正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中间物”。而这一切也印证了这样的艺术规律： “诗歌的发展史，从宏观的眼光看，可以说是诗歌艺术系统的嬗变史。”① 戴复古于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后在家乡师从林宪、徐似道学诗。楼钥《跋式之诗卷》：“雪巢林监庙景思、竹隐徐直院渊子皆丹丘名士，俱从之游，讲明句法。”林宪（生卒年不详），字景思，号雪巢，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乾道年间中特科，监南岳庙。参政贺允中爱其才，以孙女妻之，因寓居台州。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四《别林景思》诗后有传。徐似道（生卒年不详），字渊子，号竹隐，又号竹所，黄岩上珙（今属温岭）人。乾道二年（１１６６）进士。庆元三年（１１９７），主管官告院。开禧二年（１２０６），任秘书少监，迁起居舍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任朝散大夫提点江西刑狱。有《竹隐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称其“笔端轻 俊，人品秀爽”。如《自题环碧亭》：“老去功名不挂怀，高眠之外只清斋。偶因种竹便多事，风叶扫馀还满阶。”《嘉靖太平县志》卷六把徐似道与戴复古的父亲戴敏相提并论：“吾邑之文，前此未有章章著者。自渊子与虞仲房更唱迭和， 始有篇什传于世云。顾虞乃侨寓也，于时有戴敏才者，亦与渊子齐名。” “一见南塘字，凄然忆故园”（《江上》），庆元五年（１１９９），徐似道由直学院出守郢州（今湖北钟祥市），戴复古作《水调歌头》词送行，后又到郢州拜访，共登白雪楼赋诗。徐似道诗学诚斋体。钱锺书《谈艺录》认为： 《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诚斋诗选序》云：“徐渊子、高续古曾参诚斋，警句往往似之。”余观高氏《疏寮小集》中诗，殊不似诚斋；徐氏《竹隐集》已失传，而《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诗话》所称引渊子诗，则洵堪与诚斋把臂入林，张功甫不能望其项背。① 在家乡生活了多年以后，诗人的心灵早已经飞跃在更广阔的时空境界。
为了使自己的诗作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深厚的思想底蕴，以便对现实进行深入的观照和详尽的考察，进行新的美学探索，戴复古远离故乡，开始漫游，并师承陆游等人，进一步领会诗的基本精神，因此诗道日进。但令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他便在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上揭示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生命漂泊之感。大约在绍熙元年（１１９０）至庆元二年（１１９６），戴复古“登三山陆放翁之门”受学。此时的陆游已经归乡，赋闲在家，较有余暇对戴复古传授诗艺。
戴复古师从陆放翁，自然对自身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
陆游一生仕路不畅，空怀壮心，满腹才志不得施展。现存诗歌９３００多首，其诗中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及抗金复国的主张，可看到时代精神的闪烁，内容也覆盖了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袁宗道《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对此极为称赏：“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白苏斋诗集》卷五）陆游是一个博采众长之典范，在创作中多巧妙地融汇进自我情怀，生活中又颇能奖掖后学。方回《瀛奎律髓》卷四《风土类》：“放翁诗出于曾茶山， 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正如论者所言： “陆游之诗虽不乏宋诗本色，却极具博大雄浑的唐人气象。他将李白之豪放飘逸及杜甫之沉郁顿挫熔为一炉，博采众长，转益多师，铸成一己之放翁气象。”①戴复古在一定的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诗风，无愧乃师。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与陆游交往相接而在诗法上有渊源关系的，是称为上饶二泉的赵蕃和韩淲。稍后的永嘉四灵虽学唐人而实际上是‘用陆之法度’，‘多酷似处’（《诗人玉屑》卷十九）。至于江湖派中的苏泂、戴复古和刘克庄，则更是直接师承陆游的。苏戴二人是陆游的弟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三《泠然斋集》提要云：‘泂本从学于游，诗法流传，渊源有自，故其所作， 皆能镵刻淬炼，自出清新。’戴复古受学于陆游晚年，楼钥序戴氏的《石屏集》说他‘登三山陆游放翁之门而诗益进’。刘克庄虽然没有得到陆游的亲自指教， 但他却倾心学陆，自称‘由放翁入’（《〈刻楮集〉自序》），他和宋末的林景熙等诗人，都能继承并发扬陆诗的爱国主义精神。”②张宏生也强调：“陆游之于戴复古，除了思想倾向外，在艺术上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如题材风格、体裁格律、谋篇布局、遣辞造句等，都时有踪迹可寻。但最值得提出来的，是其借助于飞动的气势、浪漫的想象对其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表现。”③戴复古对放翁之诗也是推崇备至的，其《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由衷叹服：“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其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琦。三春花柳天裁剪，历代兴衰世转移。李杜陈黄题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遗。”当然，由于国力渐衰和冷酷的现实等一些客观的原因，使戴复古这一代人的个体精神的向上力大大被弱化，诗作的艺术精神往往显得较为压抑与低沉。但是有一点必须申明，他们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国事身世的伤感和忧患意识是相同的。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跋李贾县尉诗卷》强调：“杜、李，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陆，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学唐而不本李、杜，学本朝而不由梅、陆，是犹喜蓬户之容膝，而不知有建章千门之钜丽；爱叶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龙骧万斛之负载也。”戴复古能得放翁亲炙，由放翁而直溯诗圣，岂他人之所及。
另外，戴复古的创作也受到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尤其是江西诗派之祖——— 杜甫的影响（详下）。与陆游一样，他学杜甫不是像江西派诗人那样专注于字句、韵律和用事等形式方面，而是着重学习其伤时忧国等思想精神方面，这种关注民生疾苦的儒家品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回归，是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士的一种回归，即回归到关注国家命运的层面上来，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给予他的，也是自身的贫苦和现实发生契合与碰撞时在传统文人身上的自觉体现，即所谓“身在草茅忧社稷”（《思归》），也正如王埜在《石屏诗序》中所说“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更加看重主体在逆境中自我调适、自我解脱的能力，又绝不局限于个人的悲欢，这样，就进一步地深化了自我的审美境界。
庆元三年（１１９７）陆游夫人王氏去世，戴复古也开始前往京城等地谋求发展。
“江湖诗人中的大多数人，早年多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怀抱伤时悯国的激情。”①戴复古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充满着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之心，包含着对生命的深刻悲悯。直面生活的时事诗构成一幅浸渍着血泪的历史画卷， 创作主体的情感沉入所写的对象，展示作家真诚心灵，实现情感与想像的高度融合，议论感慨之外更有无限深意。同时，也不忽略诗歌艺术的追求和探索， 不单纯在构思和琢句上求新求巧。
一切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独创性的美学特征。作为叙事诗来说， 也是如此，因为，“诗的叙事，毕竟属于叙事的诗。它不管怎样生活化，也不能原样复制现实，而存在着一个经过心灵过滤、变异、提升的诗化过程。它使用的一些细节，是无限多的生活细节中最使诗人动心的，是从感觉深处跳出来的，带有生命的灵性和血气。”②戴复古的许多诗作就具有这样的美学特征，透过表象而洞察问题的根本。“细节的跳跃性，既意味着那些获得青睐的细节被凸显和深化，又意味着那些被跳跃所跨越的细节被淡化或遗忘，因而其事理牵涉到古所谓虚实：细节为实，跳跃为虚。”③
附注
① 樊平编注：《历代桂林山水风情诗词４００首》，漓江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２页①许志刚：《严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８页。
②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５页。
③单芳：《南宋辛派词人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１、２１３页。
④ 详参吴茂云《戴复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５页。
① 宇清、信德编：《外国名作家谈写作》，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３页。
①王志清：《盛唐生态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５页。
②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１０页。
③ 木斋：《苏东坡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９页。
① 韩作荣：《诗歌讲稿》，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５页。
①宗白华：《美学》，《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８６页。
②韩作荣：《诗歌讲稿》，昆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５页。
③〔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６～７页。
① 吴茂云：《戴复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８３～１８５页。
① 〔法〕德拉克罗瓦：《德拉克罗瓦论美术和美术家》，辽宁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７页。
①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１页。
①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４７页。
①刘畅：《多变命运·双重人格·二元心态———宋人文学思想成因初探》，《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学丛稿》，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３７页。
②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③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６页。
①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３０页。
②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５９页。
③同上，第５６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