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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在社会上流行日久，诗坛渐显沉滞之状，也逐步走到文运将革、诗风渐变的时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苟安的时代，君主无所作为，士人也无心用世，何况仕途壅滞，“永嘉四灵” 的出现与之有必然的联系，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无法轻易略过的景观。文人结社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永嘉四灵”的组合也有一丝这样的味道。“永嘉四灵”是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位诗人的合称。徐照（？—１２１１），字道晖，一字灵晖，自号山民；徐玑（１１６２—１２１４），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又字灵舒；赵师秀（１１７０—１２１９），字紫芝，号天乐，又号灵秀， 太祖八世孙。四个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并且他们又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人，所以人称“永嘉四灵”。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九《题刘潜夫南岳诗稿》：“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四灵现存诗共计７０２ 首，其中徐照《芳兰轩集》有诗２５９首，是四灵中存诗最多的一个；徐玑《二薇亭集》有诗１６４；翁卷《苇碧轩集》有诗１３８首；赵师秀《清苑斋集》有诗１４１首。
  四灵气质相近，趣味相同，“题诗兴欲酣”（徐玑《绝境亭》），成为一种共同的艺术嗜好。他们体验生命自由的真谛，不逐时风，所追求的主要是一种具有审美意识的艺术化人生，也追求直观性的审美方式，使诗歌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以空灵轻快的晚唐诗，救生硬拗戾的江西诗之弊。这样的审美理想是由特定时期的文人心态决定的。赵汝回《瓜庐诗序》指出：“唐风不竞， 派沿江西，此道蚀灭尽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乃始以开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啧啧叹赏之，于是四灵天下莫不闻。”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在为翁续古《道上人房老梅》所作的批语中也强调：“乾淳以来，尤、杨、范、陆为四大家，自是始降而为江湖之诗。叶水心适以文为一时宗，自不工诗，而永嘉四灵从其说，改学晚唐诗， 宗贾岛、姚合。”诗本是陶冶性灵之物，所以，四灵注重向艺术本体回归的探索是有意义的。他们的创作往往洋溢着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多能做到取意造语，平稳妥帖，自具面目。如徐玑《初夏游谢公岩》：“又取纱衣换，天时起细风。
  清阴花落后，长日鸟啼中。水国乘舟乐，岩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犹自忆髯公。”与江西诗派末流相比，四灵追求诗歌纯艺术的美，他们的努力使诗歌创作的美学意义有了一定的回归，复苏了文学本身的活力与特性，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同。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中的一段话用在他们身上也许是很合适的：“他们在自己的优美的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并复制着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作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自己的创造活动中把那个民族的内部生活表现得无微不至，直触到最隐蔽的深处和脉搏。”①曹豳《瓜庐诗集跋》说：“予读四灵诗，爱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盖四灵诗虽摆脱尘滓， 然其或仕、或客，未免与世接，犹未纯乎淡也。”四灵得叶适赏识和鼓吹而知名， 上举赵汝回《瓜庐诗序》就强调了这一点。韩淲（１１６０—１２２４）在《昌甫题徐山民诗集因和》一诗中也深情地说：“眇眇三灵见，萧萧一叶知”。“文学流派的互相更替往往是以后者对前者的认知为前提的，而这种认知又往往带有批判性。
  事物发展的逻辑本来也就是如此：流行既久，弊端渐生，遂引起反省，提出新见，进而导致风气的转变。”②就四灵与江西诗派的关系而论，也是这样。
  叶适（１１５０—１２２３），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人，南宋中后期著名思想家。作为浙东学派的大家，叶适与“永康学派”的陈亮一起，以提倡现实功利、反对空谈理性为标志，与朱熹、陆九渊尖锐对立。在文学方面，叶适被人称为宋儒中对诗文最为讲究者，强调提纯个体的人生阅历。叶适于嘉定年间亲自编辑《四灵诗选》，选诗五百篇，由陈起刊行。他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总结的“敛情约性，因狭出奇”的艺术特色，就是对四灵诗歌的最准确概括。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中：“杜小山耒尝问句法于赵紫芝，答之云：‘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这一记载很能反映他们的审美追求。
  对于他们的创作地位及影响等，费君清《永嘉四灵的兴起与南宋诗风的嬗变》一文有精确的定评： 南宋中期的永嘉四灵若作为单个诗人而言，大概只能归之于小诗人之列，甚至可能连中等诗人也不一定排得上。钱锺书先生把他们称作”小白鱼”，是很形象的。但是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诗歌流派后，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在宋代诗歌的流变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甚至改变了诗歌原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被载入了宋代诗歌史。① 进一步以诗一般的语言描述：“四灵诗人虽然才力有限，平常思路枯竭，苦吟强作，雕肠掐肾，苦不堪言。但集中思虑，竭力追寻，如果他们偶然遇到天机兴会，那么天契神悟，泊然凑合，也可能将蕴蓄之素，一发于诗，于是产生佳作。
  特别是他们作为山林诗人，崇岩邃壑，风月浩然，石树虫鱼，水泉花药，无一不在其品题之中，所以他们有些作品思致高绝，步骤深稳，尤其是小篇短章，简远而有味，这些正是他们用力精专的结果。”②如翁卷《野望》：“一天秋色冷晴湾， 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徐玑《建剑道中》：“云麓烟峦知几层，一湾溪转一湾清。行人只在清溪里，尽日松声杂水声。”“四灵” 山水诗多描写家乡山水风光。如徐玑《谢步石鼓山》：“谢公曾步处，石鼓尚依然。地狭川多涨，山高浦欲旋。不因诗句说，更复有谁传？怀望徘徊久，寒郊起暮烟。”翁卷《题江心寺》：“名与金山并，僧言景更幽。寺无双屿近，地占一江浮。曾是龙为宅，还疑蜃吐楼。他乡远归者，望此得停舟。”又如上举徐玑《初夏游谢公岩》等。当然，他们更多地关心自身的生存境遇，他们开掘出一定的自我内心世界，但却丧失诗人的社会使命感，由本应较多地关注时事变为更多地注重自我生活，艺术视野较为狭窄。诗歌创作也主要表现个人的审美经验， 诗思专注于客观自然细小幽微的意象，基本将笔停留在一己忧患，表达的多是清苦幽僻的个人性情，并没有从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出，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气局狭小、纤微琐碎的时代特征。诗歌技巧再华美，最终也掩饰不了其本质的苍白，因为题材和主题是衡量诗歌的重要美学标尺。四灵的创作缺乏真正动人的情感力量。四灵和宋初九僧一样，他们作诗的特点，一是仅工五律，七律皆格卑体弱，古体更不能作。抒情结构本身就比较单一，审美追求更是日趋细小精微，主题单薄，内蕴不足，王士祯（１６３４—１７１１）《带经堂诗话》卷二就有“四灵如袜材，窘于方幅”之讥，可谓切中要害。二是追求苦吟，所谓“磨砻双鬓改，收拾一篇成”（徐玑《书翁卷诗集后》），“传来五字好，吟了半年余”（翁卷《寄葛天民》），语言、意象也多重复雷同。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七《桃花寺》评：“四灵诗赵紫芝为冠。大抵中四句锻炼磨莹为工。以题考之，首尾略如题意，而中四句亦可他入，不必切于题也。”吴子良（１１９８—１２５７？）《荆溪林下偶谈》卷四谈到叶适对四灵态度的前后变化，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翕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仿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物外之意态， 唐人所长也；及其要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
  近时学者，歆羡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刘克庄《瓜圃集序》认为四灵的题材远不及他们所奉为楷模的贾岛、姚合等人：“如永嘉诗人，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藩而已。”正如王次澄《宋遗民诗歌与江湖诗风———以连文凤及方凤诗作为例》所说：“四灵体流行于宋光宗绍熙至宋理宗淳祐五十年间。此体主要是以清、精、圆、秀，力矫江西末流生、粗、硬、涩的毛病，近师叶适，远宗晚唐姚合、贾岛。但是囿于门户，格局太狭，终未成大气。”①顾嗣立（１６６５—１７２２）《寒厅诗话》评述四灵云：“四灵以清苦为诗，一洗黄陈之恶气象、狞面目，然间架太狭，学问太浅，更不如黄陈有力矣。”这样的创作自然缺乏真正能够震撼人心的感染力。“由于它们才力不足， 四灵诗显得内容贫乏，局度狭小，情调凄清幽咽，成就不高，更无理论建树，因而随着四灵的相继殁世，便偃旗息鼓了。”①所以，四灵诗风很快就进入消歇状态。更重要的是： “四灵”的风靡一时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四灵”的诗风貌似革新而实为复古，是缺乏时代气息的。② 诗坛也随之在整体上呈现式微之势。对这一阶段宋诗的发展状况，社会接受层面上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如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说：“南渡后，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槎桠晦涩，百病丛生，既入偏锋，复堕恶趣。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九僧、四灵，以长江、武功为法，有句无章，不惟寒俭，亦且琐僻卑狭。”所论或过于简单，如对江西派、江湖派所作的结论，但指出九僧、四灵诗风清寒、笔法小巧细碎等症结所在，应该说还是很准确的。
  戴复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登上诗坛的，因时乘势，异军突起， 多方取径，锋芒显现，另觅诗歌艺术别一洞天，为此，诗人要作出超迈前辈的努力，也反映出时代对文学的新要求，真切地传递出审美思潮变异的信息。历史往往以个体的偶然性来体现时代选择的必然性。与渐趋末路的江西诗派相比，戴复古汇融唐音，情韵无限；与重在表现个人的感受与情怀，而较少反映社会生活的“永嘉四灵”等人相比，戴诗突破单纯的描写个人伤愁的模式，全面展现自身的处境与心境。总之，戴复古作品的现实性大为增强，南宋中晚期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诗人笔下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表现，诗艺探索的成就也更丰硕，体现出自家的面目，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四云：“初、盛、中、晚唐之诗，虽各不同，然亦间有初而类盛、盛而类中、中而类晚者，亦间有晚而类中、中而类盛、盛而类初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描述了诗歌发展史中一个奇特的美学现象。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戴复古的出现再次验证了这样的文化现象。正所谓：“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常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伴随着出现某些畸形。而一旦认识了代价，矫正了畸形，又会有新的发展和繁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