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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在诗歌方面的地位，人们常以“宋诗宗祖”、“宋诗渊薮”来赞誉。他所创立的江西诗派是宋代规模最大、成就也极高的文学流派。王瑶《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指出：“文学史上一种文体和流派的兴起和没落，都不是突然的事情；总有他底前驱和对后来的影响的。”①就江西诗派而言，自然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在党争造成文人分野中孕育而成的、具有浓烈的朋党政治色彩的文学群体”。② 他们无论在主体思想的嬗变还是创作倾向的演化上都展现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展现了主流文坛的艺术趣尚，其中还有许多现象值得后人探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八载：吕本中“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黄庭坚）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 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他们以美学趣味为主组成了较为紧密的诗歌创作团体，讲求和推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艺术手法，显示出一种刻意创造的精神，“将以兴发西山、章江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动骚人国风之盛”（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
  诗歌流派的创作活动自然都是在其诗学观的指导下展开的，江西诗派也不例外。徐俯（？—１１４１）、谢逸（？—１１１３）等人皆有清新流转的作品。徐俯，字师川，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之甥。累官端明殿学士，权参知政事。
  徐俯少时即有诗名，黄庭坚《与徐师川书四首》之二曾说：“自东坡、秦少游、陈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按：即徐俯），真颓波之砥柱也。” 吕本中《徐师川挽诗三首》之一称其“江西人物胜，初未减前贤。公独为举首， 人谁敢比肩。”《春日游湖上》是徐俯最为人称说的作品：“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荫来。”又如谢逸《春词》之一也是意趣盎然：“蒲牙荇带绕清池，锦缆牵船水拍堤。好是淡烟疏雨里，远峰青处子规啼。” “江西一水活春茶，寒谷春灯夜博花。人比建安多作者，诗从元祐总名家。”（郑天锡《江西宗派》）历史在艰难中演进。江西诗风在形成的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在的生命力不足，生新很容易流于险怪，瘦硬更易陷于艰涩，黄、陈等人就有“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僻毋俗”（陈师道《后山诗话》）的主张，黄庭坚在《题意可诗后》也提倡“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在这一美学主张的指导下，他们的一些作品过于雕凿，刻意求工，反失自然之旨，渐渐背离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宋西江名家学社，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指出：“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切中时人之病。”这样的创作既丢弃了“吟咏性情之本意”，诗的情思隐然若失，缺少一种内在的生命，也失去了诗歌的天然之旨。江西诗派的创立者固以独具一格的诗歌面目自立于诗坛，黄庭坚、陈师道已有生硬僻涩的诗病，江西诗派流弊渐起。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而气乏浑厚。
  吾尝作诗题其编后，略云：‘端求古人遗，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剔除党争的一些具体因素，总体上还是把握得比较准确的。
  此后，江西末流更是变本加厉。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就这一现象有所辨析： “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体诗，不拘声律，间有歇后语，亦清新奇峭之极也。然近时学其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五“拗字类”中所收的谢薖（？—１１１５）《饮酒示坐客》：“身前不吝作虫臂， 身后何须留豹皮。劬劳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儿经纪之。牙筹在手彼为得，块石支头吾所师。偶逢名酒辄径醉，儿童拍手云公痴。”完全丧失了诗美，这可以算是江西诗病的一个典型例子。
  由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他们再也激发不起蓬勃的热情、豪迈的气概，人生意义一时迷失。江西诗派末流的这些作家正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自我沉溺于一个内向而狭窄的精神小天地，又回到所谓“搜疑沧海竭，得恐鬼神惊。
  此外非关念，人间万事轻”（潘阆《叙吟诗》）的局面。与一般的文学创作群体一样，江西诗派也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诗歌流派。总体上考察，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诗人都没有深入到社会中去体验生活，基本都缺乏丰厚的生活意蕴。进一步说，他们实际上艺术造诣和生活积累还不够厚实，所以，个人的情绪永远是他们诗歌表现的中心主题，他们的诗中欠缺人格的崇高，大量的作品中又忽视了创作的主体精神，缺乏对内心世界多层次的展示。于是艺术上也回归到早已废弃的文学藻饰时代，耽于苦吟，留下了审美上的瑕疵。这样的作品自然像最为美丽的绢花，毕竟缺乏诗的含量与张力，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相对于整个宋代文化来说，这是一个创造力贫乏、个性色彩也较为淡薄的时代。“谁作江西宗派诗，如今传法不传衣。”（王庭珪《赠别黄超然》）这些诗人往往对时代社会的阅历太浅，体察不深，所以，他们的作品词浅意浮，诗质松散，缺乏动人的魅力，缺乏诗的意味和美感，开掘不深，缺乏意境的创新，学杜而徒具腔调，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弱化了诗歌的审美意义，降低了诗的艺术感受力。所以，有识见的诗人都在寻求一种突破。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里写到他与尤袤的一番对话，就展现了当时人们这样的努力：“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