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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之初，文学进入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灿烂时代，诗坛尤其呈现一派中兴气象，“中兴四大家”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兴四大家”固然所说不一，如尤袤指出：“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柚，亶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引）杨万里则强调：“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千岩摘稿序》）但一般还是认为指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方回《瀛奎律髓》卷二○翁续古《道上人房老梅》批语“乾、淳以来，尤、杨、范、陆为四大家”最有代表性。虽然“四大家”多遭遇恶浊的社会，经历宦海的风波，身上也都有宋代士大夫的逸怀浩气，高扬主体精神，但由于自身阅历、性情心境及审美趣味的不同，题材、诗风又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陆游风格雄浑豪放，成就最高，是中国诗史上可以与李杜苏黄等并肩的大诗人。范成大诗歌题材广泛，内容多表现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也有较多描写农村风光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后风格转变，部分诗文关怀时政，反映民生疾苦，较为深切，艺术上各具风采。只有尤袤作品多已散佚，现在难以窥其全貌。
  南宋时期的“中兴四大家”都有济世之才，怀瑾握瑜，以名节自励，也有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早年都期望以自己的才华博取功名，然后尽其所学以济天下。他们的文学触觉都是异常敏锐的。进入社会以后，他们都亲历沧桑之变，饱受丧家失国之痛；他们在战乱流离之中，亲历奔波颠沛之苦。他们活动的时候， 正是人们魂牵梦萦收复中原之时。诗人痛定思痛，继续以儒家精神去体验痛苦的现实人生，目光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事，奋笔直书，全景式地表现社会现实，忧国忧民之心形于言表，情思深邃。也就是说，他们虽追求身心的自由、超脱，却不放弃责任，抒发人生旅途上的感悟，发挥艺术最大的社会效用，文艺创作呈现出前所少有的活力，极一时文坛之盛。这些作品既有时代风云的印记，也有理想世界的投影，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社会批判精神。出于同样的对人生、对社会的关切态度，他们的作品也具有与杜甫一样的纪实倾向。但由于身处特定时代，个性意识缺乏从容展开的空间，在时代的漩涡中拼搏，也无意在艺术上潜心琢磨，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存在粗疏等弊端。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幼时常看到父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跋傅给事帖》），他因此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可惜诗人身逢乱世，处于有志报国、无路请缨的黑暗时期，拯危济难的雄心无从实现。《三山杜门作歌》感叹：“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
  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鸣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高宗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５３）应进士第， 陆游名列第一，次年礼部复试被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乾道元年（１１６５）由镇江通判转隆兴府通判，次年政局逆转，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陆游传》）之罪被劾免官。乾道六年（１１７０），除夔州通判，诗人得以在游赏山水中逐渐消解仕途的羁束。从军南郑（今陕西汉中），更是陆游请缨报国的一次实践。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诗人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中担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宋史·陆游传》载：“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陆游的这一建议颇具战略眼光。不久王炎调回京城，幕府解散，陆游就到了成都。《剑门道中遇微雨》展现的就是这一复杂的心情：“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一经历，锻造了陆游的特殊品格。许文军在《论陆游在南郑》一文中认为，去南郑以前，陆游只是一个闲适的诗人，但经过南郑一段生活以后，陆游的诗风发生了变化，渐渐创作出大气包举的英雄主义诗歌，南郑岁月的最大价值即在于此。① 一个作家的诗情都有明显的爆发时期。莅川期间正是陆游诗情的爆发期，诗人写出了一生中最富于思想和艺术光彩的篇章。《金错刀行》是陆游集中的名篇：“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日后在《书愤》一诗中还深情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鹅湖夜坐书怀》诗也传达出“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的豪情。刘大櫆《论文偶记》说：“文贵品藻，无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诗亦如是。陆游的诗歌就很符合这样的审美标准。《宋史·陆游传》载：“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诗人《放翁》诗也有“拜赐头衔号放翁”的句子。陆游于淳熙五年（１１７８）二月离成都东归，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以朝奉大夫权知严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境内）军州事。《宋史·陆游传》载孝宗语：“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光宗绍熙三年（１１９２）后闲居家乡。这一时期，陆游往往通过对闲居生活的描写，抒发有志难酬的感慨。其中《游山西村》达到诗意和哲理相结合的效果：“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陆游《感事六言》：“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诗人对悲剧命运的深切体验，痛感仕路坎坷与世道维难，最后只留下了一声千古长叹，有着感召后来的巨大力量：“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刘基《题陆放翁晚兴诗后》）历史塑造了陆游的人品与诗品。诗人由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出发，毕生关注现实人生，表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忧虑，为抗金救国、恢复中原而奔走呼号，但社会现实与人生理想有着太大的反差，于是晚年的陆游更多的是以审美的方式获得生命的拯救，多将人格境界转化为诗的审美境界。陆游的创作能够融汇百家，既瞩目于社会问题，选择重大的主题，建构宏伟的结构，抒发诗人内心激荡的感情，把个人感受与大众心态相沟通；又能潜心于纯艺术境域，沉雄博大，气象万千。罗大经（生卒年不详）《鹤林玉露》丙编卷五云：“朱文公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必大）；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汪琬《剑南诗选序》也说：“宋南渡百四十年，诗文最盛，其以大家称者，于文当推文公朱子， 于诗当推（陆）务观，其他皆名家而已。”（《钝翁前后类稿》）。宋琬《读剑南集》则从另一个侧面论及这一话题：“高人最爱孔巢父，佳句惊看陆放翁。欲画衣冠无妙手，松陵刺绣比来工。”梁启超甚至这样深情赞誉：“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四首》之一）钱锺书《谈艺录》则认为：“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 儿实庸材，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 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盖生于韩侘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① 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字致能，早年曾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吴郡平江（今苏州）人，人称“范石湖”。范成大于高宗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中进士，授徽州司户。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以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使金国。淳熙二年（１１７５），范成大出任成都府路安抚使兼四川制置使，邀陆游作参议官。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四月，官至参知政事。范成大胸怀报国之志，注重内在修养和节操，心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表现出忧念国事、关怀民生的态度和对国土沦陷的感叹。范成大现存诗歌１９００多首，总的诗风清新淡远，但也有多种诗风。《州桥》表达了诗人对苦难的故国和忠贞的人民深切关注之情，也传递出深沉郁重的悲凉感。诗中通过汴京父老忍泪失声询问使者的动人情节，抒发沦陷区人民怀恋故国的真挚情感，揭示不可征服的民族心理，鞭挞南宋苟且偷安的执政集团。言简意赅，委婉激切。这样的作品可谓达到诗人精神品格与诗歌艺术品格的圆融统一。范成大的田园诗能写出农村逸乐、农事勤苦、恶吏欺榨，多能超越一己的人生感受，升华到时代的高度，如《催租行》、《后催租行》，实现了客观真实与感情真挚的有机融合，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
  《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是其代表作，表明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也已成为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
  杨万里，字庭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进士，授赣州司户，后官至宝漠阁学士，谥“文节”。现存诗歌４２０余首。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后风格转变，借鉴王安石及晚唐体的空灵轻快，构思新巧，语言晓畅， 幽默诙谐，善于从日常生活捕捉意象，汲取俗语入诗，风格清新活泼、轻灵圆熟，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七绝尤多自出精神、自成面目之作。《小池》诗即是宋诗中的经典之作。又如《新柳》：“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
  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入常山界》：“昨日愁林今喜晴，好山夹路玉亭亭。一峰忽被云偷去，留得峥嵘半截青。”因此，钱锺书《宋诗选注》杨万里小传称：“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远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①但杨万里也有《过扬子江》二首这样的雄壮之作：“只有清霜冻太空， 更无半点荻花风。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天将天堑护吴天，不数崤函百二关。万里银河泻琼海，一双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霜塞北闲。多谢江神风色好，沧海千顷片时间。”方回把第一首选入《瀛奎律髓》卷一《登览类》，谓之“中两联俱爽快，且诗格尤高”，纪昀也评为“五六极雄阔，自是高唱”。可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所云“诚斋诗浅俗鄙滑，颓唐粗硬，纯堕恶趣，真江西派中魔魁，竟负虚名，浪传至今，殊不可解”，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家之说。
  尤袤，字延之，号遂初，无锡人，高宗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尤袤作品多已散佚，难窥全貌。厉鹗《宋诗纪事》收其诗七首，方回《跋遂初尤先生诗》：“宋中兴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公与石湖，冠冕佩玉，端庄婉雅。” “一切能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成的，艺术从来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创作。他在创作中反映他的同时代人的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情和梦想。”（罗曼·罗兰《母与子》）。总体上看，“中兴四大家”的作品都很好地实现了这样的美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