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对于台州这么一个地区来说，情况又有些不同。台州北、西、南三面环山， 东际于海，有着奇特的自然风貌。台州先秦时为瓯越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８５）以鄞县回浦乡置回浦县（后改名章安），隶会稽郡，属扬州。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２５７）分会稽郡东部设置临海郡，隶扬州，辖章安、临海、始平、永宁等七县。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３２３），分临海郡南部永宁、松阳、安固、横阳四县置永嘉郡。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宁海四县，后世台州辖境大致形成。唐高祖武德五年（６２２）置台州，自此之后，台州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一直沿用不改。
  台州本为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地区，地瘠民贫，迹近蛮荒，少行王化，向来被视为化外之所。沈约《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六朝开始，台州经济方面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欧阳修《和圣俞聚蚊》：“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丽国，能助诗人情。”（《文忠集》卷五二）唐朝中晚期开始，台州文化逐渐走出低谷，开始有诗人群体出现，宋代开始进入文化高速发展时期。陈公辅（１０７７—１１４２）， 字国佐，临海人，徽宗政和三年（１１１３）上舍释褐及第；王会龙（生卒年不详）， 字君遇，临海人，理宗宝庆二年（１２２６）状元及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台州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这一意义上来审视，台州也可谓是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钱穆指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就台州的经济、文化而言，也与这有密切的关系。在《广志绎》卷四中，王士性（１５４７—１５９８）自豪地宣称：“（两浙）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篸箾插天，虽鸟道亦无。止东南面平夷，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虽数至城下，无能为也。” 五代时期，台州为钱氏的吴越国所属，少受战乱影响，社会安宁，文化事业也在稳步发展。随吴越国归宋后，台州大地远离兵燹，得以继续发展、繁荣，已不像前朝那样被视为穷州僻壤的蛮荒之地。《宋史·钱暄传》载：“台城恶地下，秋潦暴集，辄圮溺，人多即山为居。暄为增治城堞，垒石为台，作大堤捍之。”厉鹗《宋诗纪事》卷二五载：“《台州府志》：熙宁四年暄守台州，累石修城，以水至漂溢，凿湖以受众水，凡一万六千步，有共乐堂、流杯亭在湖心。” 钱暄《题共乐堂》诗（《天台续集》卷中）叙写湖山之胜与郡人之乐，使人们对那一时期的生活、历史有一个生动形象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诗人对自我品格与功业的高度期许： 疏就湖山秀气浓，花林茂列景争雄。管弦交奏客欢合，台榭竞登人喜同。环障鹭行飞早晚，平波鱼阵跃西东。荒芜芟去成佳致，换得汀洲日与风。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载王安石舅父吴孝宗语：“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与唐代只有极少数诗人如项斯、罗虬等在全国崭露头角不同，宋代台州文学事业开始勃兴，诸多诗人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杨蟠（１０１７？—１１０６）、陈克（１０８１—？）、陈骙（１１２８—１２０３）、陈耆卿（１１８０— １２３６）等各擅所长。杨蟠，字公济，别号浩然居士，临海人。庆历六年（１０４６）进士，历知高邮、温、寿等州。杨蟠常“几夕论诗坐石窗”（《和契嵩》），所以诗艺极工，为苏轼、欧阳修所激赏，如欧阳修《读杨蟠章安集》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诗集佚，后人辑《章安集》。《石桥》描写天台胜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认识，语言流转圆美：“金毫五百几龙尊，隐隐香山圣迹存。方广寺开无俗路，优昙花现有灵根。
  一峰突岸临天壁，双洞淙桥透石门。今日不将心洗尽，更从何处觅真源。”《澄江门》写景如画：“独上高楼望海门，青山几点送归船。寒光淡淡浮红日，晓色冥冥散白烟。浦外落霞争卷烧，池中流水自鸣弦。扶栏下见蓬莱影，一半仙魂在月边。”《孤山》也是情意无限：“袅袅云中路，沧浪四面开。诗人吟不得，唤作小蓬莱。”左誉（生卒年不详），字与言，号筠翁，临海人。徽宗大观三年（１１０９）进士，官终湖州通判（《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其孙编次其遗词为《筠翁长短句》（《玉照新志》卷五），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四首。如李庚《天台续集》卷中所收的《崇教寺筠轩》就颇富深情厚谊，也富有诗情画意：“夜忆清轩上，都忘居会稽。秋声先在竹，月色最宜溪。银汉檐前直，玉绳天外低。何人倚栏槛，为听下庄鸡。”残句《双溪驿》构图也很幽美：“孤屿藏烟迷宿鹭，扁舟和雨驻沙鸥。” 到了南宋时期，苏杭一带逐渐取代北宋时期的京洛而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全面南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更是有了迅速发展。南宋时有一批文化名人相继来到台州，如尤袤（１１２７—１１９４）、朱熹、陆游等，他们给这里带来了一些文化气息，丰富了人们审美的意蕴。如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九载：“尤袤（淳熙二年）十月三日以承议郎知（台州）。（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满，除淮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孝宗淳熙九年（１１８２），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巡历台州，革除弊政，兴修水利，兴办教育。朱子并与赵师渊合编《资治通鉴纲目》，开创史学纲目体。这也必然使得台州本土士人眼界放得更宽。方孝孺《送周宗传省亲序》：“吾台在宋时为东南文献郡，于时至宰辅者六七人，列侍从典方州者以数十计，亦盛矣。”于政于文都颇有所成的谢深甫可谓其中代表。谢深甫（１１３９—１２０４），字子肃，号东江，临海人。孝宗乾道二年（１１６６）进士，历任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宁宗庆元六年（１２００）， 谢深甫任右丞相，封鲁国公。后追封信王，改封卫王、鲁王，谥惠正。有《东江集》十卷。杨万里有《送谢子肃提举寺丞》诗：“天台山秀古多贤，晚向池塘识惠连。……拾得澄江春草句，端能染寄仄厘笺。”诗歌由姓氏展开联想，将谢深甫比作著名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给予深情的赞美。袁枚的“性灵说”在很大程度上受谢深甫诗论的影响，在《随园诗话》卷一二中，袁枚引谢深甫语：“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抒怀抱，使人易于矜伐”，加以“此言是也”的肯定。总之， 这些都可以说是制约作家创作的特定小环境，也可以说是先贤意识所构成的历史积淀。
  戴复古在《寄郑润甫提干》诗中称赏对方：“吾乡有佳士，官小患才多。文可登词苑，直宜居谏坡。”戴复古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与艺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他的成就里也积淀着乡贤的精神劳动。管子说：“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管子》卷一四《水地》）《刘子·风俗》也说：“土地水泉，气有缓急， 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地域的文化色彩，能激起文学创作主体强烈的生命情感。植根于生长区域的文化土壤之中，都会带上本区域的文化色彩。正如伏尔泰《论史诗》所指出的，人们“的花朵和果实虽然得到了同一太阳的温暖，并且在同一太阳的照射下成熟起来，但他们从培育他们的国土上接受了不同的趣味、色调和形式”。① 厘清诗人与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诗人的创作及文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士人深具一种归根、恋乡的情结，而这一情结又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盖人为地面产物，既受地面教育，亦受地面限制。故任何地区之作家，或有形，或无形，必受地理环境之薰染，即或超奇之辞人，发其神秘之玄思，铸成画时代之作品，亦不能自外于地缘而独立。”②地域对诗歌的影响固然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课题，但对我们解读戴诗却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节，因为戴复古的诗歌创作（扩而大之，包括整个戴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地域审美因素，如《海上鱼西寺》、《诸侄孙登白峰观海上一景》、《江村晚眺二首》、《巾子山翠微阁》等等都有着浓烈的乡土韵味，也颇能见作者真情至性。任何文学创作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乡土文化与精神固然是文学创作的根与源，“但文学更重要的在于超越乡土， 从习见的乡土风韵中熔铸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魂灵！只有这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题才能成立”。① 戴复古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美学目标。更何况，“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过高或者过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的产生荷马”。② 戴复古一生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命运都极为敏感，并且好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依靠自己特有的艺术想象力，为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劳动，并着力打上个人的印记。因为，“诗的意义是生命态的意义，或共生态的意义。它是未经过逻辑整理的，而是以生命体验来蕴含之、包容之的。
  在逻辑推理上可以条分缕析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浑然共生为一个生命有机体。”③戴复古的诗歌创作也很好地证明着这一点，作者忠于良知的艺术，映现出诗人自我的心路历程，真诚地写下人生的体验，对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作了淋漓尽致的叙写与抒发。
  “对文学生成条件的探究有助于弄清作者创作该作品时的原初意向及其和作品意义系统的隐秘联系，从而增进对作品的理解。比如对大多数作品来说，弄清其创作的社会背景、个人背景及其和主导意象的关系就对意义研究非常有利。”④这是一个包孕非常丰富的话题，也是品读戴诗、探究其蕴藏的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戴复古《沁园春·自述》一词是对自我人生的动态勾勒，也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一曲狂歌，有百余言，说尽平生。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四方奔走， 求利求名。蹲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夫诗者，皆吾侬平日愁叹之声。
  空余豪气峥嵘，安得良田二顷耕。向临邛涤器，可怜司马，成都卖卜， 谁识君平！分则宜然，吾何敢怨，蝼蚁逍遥戴粒行。开怀抱，有青梅荐酒， 绿树啼莺。
  审美本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诗人在诗中以饱蘸血泪的笔触，将沉痛的人生体验转为深层审美体验，企图通过诗的方式与旨趣来面对生活，兴发意蕴极为丰富，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有如此丰富的浪游生活经历，他的山水诗取材广泛，视野开阔，诗中的气象格局比永嘉四灵要广大深厚得多”。① 可以说，命运之神抛弃戴复古，艺术之神却给了他美的创造力和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