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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外侮频仍，内患也不少。时代精神的总体萎弱影响到士人的创作心态。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有精到的论述：“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赵宋是汉代以后重新确立儒学思想专制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成熟，文官制度甚至科举制度都更加完善或定型；儒学也全面复兴，并最终成型为宋儒的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赵宋建国后，最高统治集团实行“崇儒尊道”的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偃武右文，礼遇文人，优渥有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载：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八月，右拾遗李瀚奏称：“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宋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断然采取了对宋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载：建隆三年（９６２）二月，太祖对近臣发愿：“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卷一三载：开宝五年（９７２）十二月，太祖更有这样的感叹：“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史·太祖本纪》载：乾德三年（９６５）蜀平，太祖有“作相须读书人”之语，并“由是大重儒者”。《宋史·文苑传序》称：“艺祖革命， 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所以时人王栐《燕翼谋录》感叹：“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比如，宋代文人中跻身显要、位居宰执者不在少数，在这一方面，唐人不能同日而语。宋制又这样规定，凡是重臣退休，都可以得到领管道教宫观的优待，实际是食禄养老，如范镇（１００８— １０８９）于宋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举进士第一，以直言敢谏闻名，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以户部侍郎致仕，获准提举崇福宫。这样优厚的待遇在中国历代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以至王世贞《与敬美少参登太和绝顶二首》其二有“已是壮游殊未快，何如纳节领真祠”之叹。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条一针见血地指出：“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也有“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的记载。与唐代相比，宋代扩大科举名额，广开仕进之门，使得大量庶族寒士进入仕途而成为政治主体。《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的关系》统计，两宋开科１３０榜，共取士约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取士三百六十一人，“宋代平均每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五倍，约为元代的三十倍，约为明代的四倍，约为清代的三四倍”①。而“南宋浙江，就有６０００多名考取进士的。大约考了５０次，每次得１２０名之多”。② 由于受录取人数的限制，唐人困顿科场者甚众，所以也催生有关慰人落第之作，如贯休（８３２—９１２）《送友生下第游边》：“失意穷边去，孤城值晚春。黑山霞不赤，白日鬼随人。角咽胡风紧，沙昏碛月新。明时至公在，回首莫因循。”不胜枚举，宋人则少有此作。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载：开宝八年（９７５），宋太祖主持礼部贡士殿试后所说的一番话很有历史意义：“向者登科名级，多为世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太宗也曾对侍臣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真可谓“名卿钜公，皆由此选”（《宋史·选举志》）。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虽乏治国雄才，却多具有很强的文艺天赋，这也导引了时代的重文气息。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正是从宋代开始逐渐走向腐朽与衰亡的，从此不再是能够让精神创造力自由驰骋的时代，即使宋代还没有出现后来的动辄杀戮、株连的“文字狱”，但也有“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神宗实录案”、“同文馆狱”、“庆元党禁”等事件发生，以及北宋中期长期存在的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梁焘为首的朔党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些也就从客观上制约了诗人自由大胆地评论社会生活，这也可以看出时代境遇对人们创作的影响。“乌台诗案”人所尽知。“车盖亭诗案” 固然受贬谪的一方变了，但从性质上看却是如出一辙。哲宗元祐初年，蔡确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诗人游车盖亭，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句。时知汉阳军的吴处厚笺释此诗，认为组诗全涉讥讪，蔡确坐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新州（今广东新会）安置。史称“车盖亭诗案”。
  所以，从文化体系而言，一方面宋代文化确实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但自北宋中叶开始，文化也渐渐沦落为党争的附庸。柳诒徴指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③《宋史·范仲淹传》说：“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欧阳修传》载：“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党争成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痼疾，这又导致士人精神境界的狭隘。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导论》指出： 作为在“以儒立国”“重文轻武”的国策下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儒者，北宋士人既是振兴儒学、创建宋学的主要力量，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发展了儒家学说，但由于喜同恶异、党同伐异，又自我践踏了文化，阻碍了文化的健全发展。
  但在经世的实践中，在党争的驱使下，学术或道德人格最终被政治所异化，被政治所扭曲。所以，不仅导致了自我践踏文化的文化大劫难，同时又造成了文人的政治分野。① 张海鸥也说： 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同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弘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取代，君临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臣属价值的贬抑，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削弱，党派纷争迭起。整个社会弥漫着患得患失的风气，呈现出从有所作为到苟且偷安的趋势。② 吕本中《奉送子之还京师》云“茫然李杜坛，未免陈蔡厄”，就道出了党争对文化本身造成极大损害的真谛。残酷现实扭曲了诗人的实际生活，自然也改变着文学的价值取向。宋室南渡以后，本来就存在着地少人多的矛盾，而大量的膏田沃土又落入达官贵人手中。尤其是两浙地区，由于靠近国都，豪门众多，无主的好山好地几乎没有。所以，现实的难题依然摆在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文人面前，主体心灵的冲突也就日益加剧。戴复古并非迎合时好之人，而是在有些作品中显示出他对下层民众的痛苦有着深刻的感受。
  从总体上而言，“入宋以来，文人的社会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在人格和尊严方面则有抑郁和内敛的趋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在整体上有趋同趋弱的倾向， 富有独立个性和魅力的唐风已渐趋式微”，①崇尚理性、面对现实人生、追求平淡的艺术风格和自然性的人生境界就成了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李白式那种“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的壮怀随风而去，再也不复存在；唐人那种激切的参政意识在宋人身上很少得到体现，固然宋代士人也多有用世之志者。整个南宋时期，基本上都笼罩在战既不能、和亦难成的阴影下，惨淡沉痛的现实社会，更让人们感到茫然失措，多陷入一种彷徨的状态。他们的精神浸透着时代的苦难，英雄之怀和恢复之志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实现的机会。
  这样的时代文化氛围，也影响了诗人戴复古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