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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的时代缺失有宋一代，外侮频仍，内患也不少。时代精神的总体萎弱影响到士人的创作心态。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有精到的论述：“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赵宋是汉代以后重新确立儒学思想专制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成熟，文官制度甚至科举制度都更加完善或定型；儒学也全面复兴，并最终成型为宋儒的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赵宋建国后，最高统治集团实行“崇儒尊道”的国策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偃武右文，礼遇文人，优渥有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载：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八月，右拾遗李瀚奏称：“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宋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断然采取了对宋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载：建隆三年（９６２）二月，太祖对近臣发愿：“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卷一三载：开宝五年（９７２）十二月，太祖更有这样的感叹：“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史·太祖本纪》载：乾德三年（９６５）蜀平，太祖有“作相须读书人”之语，并“由是大重儒者”。《宋史·文苑传序》称：“艺祖革命， 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所以时人王栐《燕翼谋录》感叹：“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比如，宋代文人中跻身显要、位居宰执者不在少数，在这一方面，唐人不能同日而语。宋制又这样规定，凡是重臣退休，都可以得到领管道教宫观的优待，实际是食禄养老，如范镇（１００８— １０８９）于宋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举进士第一，以直言敢谏闻名，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神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以户部侍郎致仕，获准提举崇福宫。这样优厚的待遇在中国历代完全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以至王世贞《与敬美少参登太和绝顶二首》其二有“已是壮游殊未快，何如纳节领真祠”之叹。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条一针见血地指出：“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也有“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的记载。与唐代相比，宋代扩大科举名额，广开仕进之门，使得大量庶族寒士进入仕途而成为政治主体。《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的关系》统计，两宋开科１３０榜，共取士约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取士三百六十一人，“宋代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五倍，约为元代的三十倍，约为明代的四倍，约为清代的三四倍”①。而“南宋浙江，就有６０００多名考取进士的。大约考了５０次，每次得１２０名之多”。② 由于受录取人数的限制，唐人困顿科场者甚众，所以也催生有关慰人落第之作，如贯休（８３２—９１２）《送友生下第游边》：“失意穷边去，孤城值晚春。黑山霞不赤，白日鬼随人。角咽胡风紧，沙昏碛月新。明时至公在，回首莫因循。”不胜枚举，宋人则少有此作。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载：开宝八年（９７５），宋太祖主持礼部贡士殿试后所说的一番话很有历史意义：“向者登科名级，多为世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太宗也曾对侍臣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选举志》）真可谓“名卿钜公，皆由此选”（《宋史·选举志》）。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虽乏治国雄才，却多具有很强的文艺天赋，这也导引了时代的重文气息。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也正是从宋代开始逐渐走向腐朽与衰亡的，从此不再是能够让精神创造力自由驰骋的时代，即使宋代还没有出现后来的动辄杀戮、株连的“文字狱”，但也有“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神宗实录案”、“同文馆狱”、“庆元党禁”等事件发生，以及北宋中期长期存在的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梁焘为首的朔党之间复杂的关系，这些也就从客观上制约了诗人自由大胆地评论社会生活，这也可以看出时代境遇对人们创作的影响。“乌台诗案”人所尽知。“车盖亭诗案” 固然受贬谪的一方变了，但从性质上看却是如出一辙。哲宗元祐初年，蔡确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诗人游车盖亭，作《夏日登车盖亭》十绝句。时知汉阳军的吴处厚笺释此诗，认为组诗全涉讥讪，蔡确坐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别驾、新州（今广东新会）安置。史称“车盖亭诗案”。
  所以，从文化体系而言，一方面宋代文化确实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但自北宋中叶开始，文化也渐渐沦落为党争的附庸。柳诒徴指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③《宋史·范仲淹传》说：“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欧阳修传》载：“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党争成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痼疾，这又导致士人精神境界的狭隘。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导论》指出： 作为在“以儒立国”“重文轻武”的国策下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儒者，北宋士人既是振兴儒学、创建宋学的主要力量，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发展了儒家学说，但由于喜同恶异、党同伐异，又自我践踏了文化，阻碍了文化的健全发展。
  但在经世的实践中，在党争的驱使下，学术或道德人格最终被政治所异化，被政治所扭曲。所以，不仅导致了自我践踏文化的文化大劫难，同时又造成了文人的政治分野。① 张海鸥也说： 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同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弘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取代，君临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臣属价值的贬抑，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削弱，党派纷争迭起。整个社会弥漫着患得患失的风气，呈现出从有所作为到苟且偷安的趋势。② 吕本中《奉送子之还京师》云“茫然李杜坛，未免陈蔡厄”，就道出了党争对文化本身造成极大损害的真谛。残酷现实扭曲了诗人的实际生活，自然也改变着文学的价值取向。宋室南渡以后，本来就存在着地少人多的矛盾，而大量的膏田沃土又落入达官贵人手中。尤其是两浙地区，由于靠近国都，豪门众多，无主的好山好地几乎没有。所以，现实的难题依然摆在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文人面前，主体心灵的冲突也就日益加剧。戴复古并非迎合时好之人，而是在有些作品中显示出他对下层民众的痛苦有着深刻的感受。
  从总体上而言，“入宋以来，文人的社会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在人格和尊严方面则有抑郁和内敛的趋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在整体上有趋同趋弱的倾向， 富有独立个性和魅力的唐风已渐趋式微”，①崇尚理性、面对现实人生、追求平淡的艺术风格和自然性的人生境界就成了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李白式那种“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赠崔侍御》）的壮怀随风而去，再也不复存在；唐人那种激切的参政意识在宋人身上很少得到体现，固然宋代士人也多有用世之志者。整个南宋时期，基本上都笼罩在战既不能、和亦难成的阴影下，惨淡沉痛的现实社会，更让人们感到茫然失措，多陷入一种彷徨的状态。他们的精神浸透着时代的苦难，英雄之怀和恢复之志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实现的机会。
  这样的时代文化氛围，也影响了诗人戴复古的创作。
  二、台州的文化昌盛对于台州这么一个地区来说，情况又有些不同。台州北、西、南三面环山， 东际于海，有着奇特的自然风貌。台州先秦时为瓯越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８５）以鄞县回浦乡置回浦县（后改名章安），隶会稽郡，属扬州。三国吴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２５７）分会稽郡东部设置临海郡，隶扬州，辖章安、临海、始平、永宁等七县。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３２３），分临海郡南部永宁、松阳、安固、横阳四县置永嘉郡。临海郡辖章安、临海、始丰、宁海四县，后世台州辖境大致形成。唐高祖武德五年（６２２）置台州，自此之后，台州作为行政区划名称一直沿用不改。
  台州本为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地区，地瘠民贫，迹近蛮荒，少行王化，向来被视为化外之所。沈约《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六朝开始，台州经济方面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欧阳修《和圣俞聚蚊》：“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丽国，能助诗人情。”（《文忠集》卷五二）唐朝中晚期开始，台州文化逐渐走出低谷，开始有诗人群体出现，宋代开始进入文化高速发展时期。陈公辅（１０７７—１１４２）， 字国佐，临海人，徽宗政和三年（１１１３）上舍释褐及第；王会龙（生卒年不详）， 字君遇，临海人，理宗宝庆二年（１２２６）状元及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台州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这一意义上来审视，台州也可谓是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钱穆指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就台州的经济、文化而言，也与这有密切的关系。在《广志绎》卷四中，王士性（１５４７—１５９８）自豪地宣称：“（两浙）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篸箾插天，虽鸟道亦无。止东南面平夷，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虽数至城下，无能为也。” 五代时期，台州为钱氏的吴越国所属，少受战乱影响，社会安宁，文化事业也在稳步发展。随吴越国归宋后，台州大地远离兵燹，得以继续发展、繁荣，已不像前朝那样被视为穷州僻壤的蛮荒之地。《宋史·钱暄传》载：“台城恶地下，秋潦暴集，辄圮溺，人多即山为居。暄为增治城堞，垒石为台，作大堤捍之。”厉鹗《宋诗纪事》卷二五载：“《台州府志》：熙宁四年暄守台州，累石修城，以水至漂溢，凿湖以受众水，凡一万六千步，有共乐堂、流杯亭在湖心。” 钱暄《题共乐堂》诗（《天台续集》卷中）叙写湖山之胜与郡人之乐，使人们对那一时期的生活、历史有一个生动形象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诗人对自我品格与功业的高度期许： 疏就湖山秀气浓，花林茂列景争雄。管弦交奏客欢合，台榭竞登人喜同。环障鹭行飞早晚，平波鱼阵跃西东。荒芜芟去成佳致，换得汀洲日与风。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载王安石舅父吴孝宗语：“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与唐代只有极少数诗人如项斯、罗虬等在全国崭露头角不同，宋代台州文学事业开始勃兴，诸多诗人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力。
  杨蟠（１０１７？—１１０６）、陈克（１０８１—？）、陈骙（１１２８—１２０３）、陈耆卿（１１８０— １２３６）等各擅所长。杨蟠，字公济，别号浩然居士，临海人。庆历六年（１０４６）进士，历知高邮、温、寿等州。杨蟠常“几夕论诗坐石窗”（《和契嵩》），所以诗艺极工，为苏轼、欧阳修所激赏，如欧阳修《读杨蟠章安集》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诗集佚，后人辑《章安集》。《石桥》描写天台胜景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认识，语言流转圆美：“金毫五百几龙尊，隐隐香山圣迹存。方广寺开无俗路，优昙花现有灵根。
  一峰突岸临天壁，双洞淙桥透石门。今日不将心洗尽，更从何处觅真源。”《澄江门》写景如画：“独上高楼望海门，青山几点送归船。寒光淡淡浮红日，晓色冥冥散白烟。浦外落霞争卷烧，池中流水自鸣弦。扶栏下见蓬莱影，一半仙魂在月边。”《孤山》也是情意无限：“袅袅云中路，沧浪四面开。诗人吟不得，唤作小蓬莱。”左誉（生卒年不详），字与言，号筠翁，临海人。徽宗大观三年（１１０９）进士，官终湖州通判（《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其孙编次其遗词为《筠翁长短句》（《玉照新志》卷五），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四首。如李庚《天台续集》卷中所收的《崇教寺筠轩》就颇富深情厚谊，也富有诗情画意：“夜忆清轩上，都忘居会稽。秋声先在竹，月色最宜溪。银汉檐前直，玉绳天外低。何人倚栏槛，为听下庄鸡。”残句《双溪驿》构图也很幽美：“孤屿藏烟迷宿鹭，扁舟和雨驻沙鸥。” 到了南宋时期，苏杭一带逐渐取代北宋时期的京洛而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全面南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更是有了迅速发展。南宋时有一批文化名人相继来到台州，如尤袤（１１２７—１１９４）、朱熹、陆游等，他们给这里带来了一些文化气息，丰富了人们审美的意蕴。如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九载：“尤袤（淳熙二年）十月三日以承议郎知（台州）。（淳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满，除淮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孝宗淳熙九年（１１８２），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巡历台州，革除弊政，兴修水利，兴办教育。朱子并与赵师渊合编《资治通鉴纲目》，开创史学纲目体。这也必然使得台州本土士人眼界放得更宽。方孝孺《送周宗传省亲序》：“吾台在宋时为东南文献郡，于时至宰辅者六七人，列侍从典方州者以数十计，亦盛矣。”于政于文都颇有所成的谢深甫可谓其中代表。谢深甫（１１３９—１２０４），字子肃，号东江，临海人。孝宗乾道二年（１１６６）进士，历任工部侍郎、参知政事等。宁宗庆元六年（１２００）， 谢深甫任右丞相，封鲁国公。后追封信王，改封卫王、鲁王，谥惠正。有《东江集》十卷。杨万里有《送谢子肃提举寺丞》诗：“天台山秀古多贤，晚向池塘识惠连。……拾得澄江春草句，端能染寄仄厘笺。”诗歌由姓氏展开联想，将谢深甫比作著名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给予深情的赞美。袁枚的“性灵说”在很大程度上受谢深甫诗论的影响，在《随园诗话》卷一二中，袁枚引谢深甫语：“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抒怀抱，使人易于矜伐”，加以“此言是也”的肯定。总之， 这些都可以说是制约作家创作的特定小环境，也可以说是先贤意识所构成的历史积淀。
  戴复古在《寄郑润甫提干》诗中称赏对方：“吾乡有佳士，官小患才多。文可登词苑，直宜居谏坡。”戴复古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与艺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他的成就里也积淀着乡贤的精神劳动。管子说：“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管子》卷一四《水地》）《刘子·风俗》也说：“土地水泉，气有缓急， 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地域的文化色彩，能激起文学创作主体强烈的生命情感。植根于生长区域的文化土壤之中，都会带上本区域的文化色彩。正如伏尔泰《论史诗》所指出的，人们“的花朵和果实虽然得到了同一太阳的温暖，并且在同一太阳的照射下成熟起来，但他们从培育他们的国土上接受了不同的趣味、色调和形式”。① 厘清诗人与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诗人的创作及文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士人深具一种归根、恋乡的情结，而这一情结又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盖人为地面产物，既受地面教育，亦受地面限制。故任何地区之作家，或有形，或无形，必受地理环境之薰染，即或超奇之辞人，发其神秘之玄思，铸成画时代之作品，亦不能自外于地缘而独立。”②地域对诗歌的影响固然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课题，但对我们解读戴诗却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节，因为戴复古的诗歌创作（扩而大之，包括整个戴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地域审美因素，如《海上鱼西寺》、《诸侄孙登白峰观海上一景》、《江村晚眺二首》、《巾子山翠微阁》等等都有着浓烈的乡土韵味，也颇能见作者真情至性。任何文学创作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乡土文化与精神固然是文学创作的根与源，“但文学更重要的在于超越乡土， 从习见的乡土风韵中熔铸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魂灵！只有这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题才能成立”。① 戴复古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美学目标。更何况，“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过高或者过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的产生荷马”。② 戴复古一生对社会现实和自身命运都极为敏感，并且好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依靠自己特有的艺术想象力，为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劳动，并着力打上个人的印记。因为，“诗的意义是生命态的意义，或共生态的意义。它是未经过逻辑整理的，而是以生命体验来蕴含之、包容之的。
  在逻辑推理上可以条分缕析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浑然共生为一个生命有机体。”③戴复古的诗歌创作也很好地证明着这一点，作者忠于良知的艺术，映现出诗人自我的心路历程，真诚地写下人生的体验，对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作了淋漓尽致的叙写与抒发。
  “对文学生成条件的探究有助于弄清作者创作该作品时的原初意向及其和作品意义系统的隐秘联系，从而增进对作品的理解。比如对大多数作品来说，弄清其创作的社会背景、个人背景及其和主导意象的关系就对意义研究非常有利。”④这是一个包孕非常丰富的话题，也是品读戴诗、探究其蕴藏的精神实质的一把钥匙。
  戴复古《沁园春·自述》一词是对自我人生的动态勾勒，也可以说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一曲狂歌，有百余言，说尽平生。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四方奔走， 求利求名。蹲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夫诗者，皆吾侬平日愁叹之声。
  空余豪气峥嵘，安得良田二顷耕。向临邛涤器，可怜司马，成都卖卜， 谁识君平！分则宜然，吾何敢怨，蝼蚁逍遥戴粒行。开怀抱，有青梅荐酒， 绿树啼莺。
  审美本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诗人在诗中以饱蘸血泪的笔触，将沉痛的人生体验转为深层审美体验，企图通过诗的方式与旨趣来面对生活，兴发意蕴极为丰富，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有如此丰富的浪游生活经历，他的山水诗取材广泛，视野开阔，诗中的气象格局比永嘉四灵要广大深厚得多”。① 可以说，命运之神抛弃戴复古，艺术之神却给了他美的创造力和判断力。

①《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②张荷：《吴越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７７页。 ③ 柳诒徴著：《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１６页。 ①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５页。 ②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８页。 ① 张震英：《寒士的低吟———贾岛诗歌艺术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７页。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３版，第７０４页。 ①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１版，第３３２～３２３页。 ②张仁青：《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８４页。 ①李国春：《文学审美超越论》，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１７页。 ②〔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３页。 ③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８１页。 ④ 汪正龙：《文学意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