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直接源泉。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审美思潮都对作家产生重大影响，文学要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作家对生活独特审美体验的反映，闪耀着个性的光彩。康定斯基认为： “凡是内在需要产生的，发源于心灵的就是美的。”③清人舒位《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之四感叹“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二者表达角度不同，但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苍凉孤寂本就是生命的一种底色，而通过对人生的深思，诗人的创作也正是人生苦难经验的凝定。以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为背景，沉静内敛的宋人一般都更为深沉地感受到命运的压迫，振兴、复国等大业也多受阻于既定国策等现实，往往借助艺术创作活动忘掉人生的忧愁，用诗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手段。这样，也就缺少唐人那种致君尧舜、大济苍生的襟怀。又因朋党纷争，文学创作也自觉不自觉地被拖入政治漩涡中。文学对于时空因素的感受一般都是极为灵敏的，戴复古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诗人已经生活在赵宋王朝日渐衰微的时期。但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赵宋一代，儒家义理已经深入人心， 诗人一生都不动摇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信赖，国运、时运都极为不济的他们还是能在创作中把触角伸向生活的深处，紧紧地抓住时代的特征，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文学创作讲求经世致用，体现着爱、悲悯、关怀等等人类的善良品质，一些作品也能指陈时弊，并且特别地体现出了一种真情。也就是说，诗人一生既关注社会时代，诗作贯注着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代表当时最为进步的价值取向；又执著于诗人自我的表现，透射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构成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这在有宋一代可谓是很难得的。钱志熙指出：“人类的感情有它发展的历史，文学之表现感情也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两者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感情具有民族性，造成这种民族性，文学是重要的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民族性的感情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①殊为有见。这要是用来评述宋人的诗歌创作也是极为恰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