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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７年五月，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改元建炎， 史称南宋，赵宋也得以延祚一百五十余年。绍兴七年（１１３７）正月，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奏言：“当今之计，必先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 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尽情。然后练兵谋帅，增师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伺彼有衅，一举可克。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两浙科须日繁，闾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绝，奸宄窃发，未审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劝兴师问罪者，不可胜数，观其辞固甚顺，考其实不可行。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而去。朝廷施设失当，谁任其咎？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今朝廷于进取未有秋毫之实，所下诏命，已传贼境，使之得以为备，非策也。”但不为当局者所采纳。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与金人媾和，“约以淮水中流划疆，割唐、邓二州”（《宋史·高宗纪六》），高宗自诩“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从此，神州大地又形成一百余年新的南北对峙局面。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五《出合肥北门二首》其一感叹：“淮东水来没踝无，只今南北断修涂。东风却与人心别，布暖吹生遍八区。”《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１）的代表作①，岳飞又有《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是经典名篇： 遥望中原，荒原外、许多城廓。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 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中原之失，国家之耻，对一代士人来说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正所谓“尚喜山河归帝子，可怜麋鹿入王宫”（吕渭老《忧国诗》）。苦难深重的时代，给士人的心灵刻下了深痛的创伤。许多诗人都以自己的不朽之作去真切地反映两宋之交战争导致家国半破的社会现实，陈与义（１０９０—１１３８）《伤春》即是时代风云的真实记录：“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又如汪藻《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草草官军渡，悠悠敌骑旋。方尝勾践胆，已补女娲天。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乾坤满群盗，何日是归年！” 曾克耑在《论同光体诗》中认为：“有了义熙之乱，才有陶诗的产生，有了天宝之乱，才有杜诗的成就，有了靖康之祸，这才成就了陆游。有了金室之亡，这才孕育了元好问。反过来讲，时代越是承平无事，大家越是安居乐业，就有绝大天才的诗人，可以说英雄无用武之地，找不到好题材来做好诗的。”①此说是很正确的。钱锺书更是强调：“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 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的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年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水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乱离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②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可感的现实环境中。戴复古所处的时代，更是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苟且求存之时。《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载：“东南际海， 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杭州升为临安府并定为行都后，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万人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时过境迁，随着复国梦幻的渐次破灭，社会上下沉湎于眼前的人生之乐。文及翁（生卒年不详）《贺新郎》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朱淑真《夜留依绿亭二首》之一也叹赏这样的景致：“水鸟栖烟夜不喧，风传宫漏到湖边。三更好月十分魄，万里无云一样天。”本来，“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但这样的情调是这时候才有的。
  实际上，不但上层社会如此，整个社会也都沉溺在偏安的满足之中。所以，武衍《适安藏拙余稿·春日湖上》四首之三这样慨叹：“飞鹢鸣镳鼓吹喧，繁华应胜渡江前。吟梅处士今还在，肯住孤山尔许年？”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指出：“然而南宋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 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废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这样一来，王安石“文章事业望孔孟”的那种豪情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与之相对应，社会上也就不再充溢着唐人那种蓬勃昂扬的活力与生气。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孝宗即位，一度有了中兴之机，但由于张俊北伐失利，宋金议和，自此而后，双方基本上都处于对峙状态。南宋初年，西北方尚有几股抗金部队，但由于朝廷中求和的势力逐渐占上风，对金采取不抵抗政策，从而使抗金力量逐渐减弱，群情激昂的抗敌气氛也逐渐烟云般散去，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急剧下落。血雨腥风的现实生活给人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陈亮《上高宗皇帝第一书》：“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这时，金人内乱，无力南侵，这又强化了统治集团偏安一隅、坐稳南方的决心，过上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沉浸在享乐的酣宴歌舞之中。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偏安心理已经挤压了曾经有过的亡国之痛与光复决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御定全金诗提要》批评“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 道学盛而文章衰”。西湖本为士人隐居之地，陈孚《和靖墓》感叹：“北邙翁仲拱朱门，玉椀时惊古帝魂。谁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旧月黄昏。”吴自牧《梦粱录》载当时杭城情景：“诸店俱有厅院廊屋，排列小小稳便阁儿，吊窗之外，花竹掩映，垂帘下幕，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至达旦，亦无厌怠也。”真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壁》），政纲不振，国运式微，这又反过来进一步销蚀了诗人心头关注现实的热情。许多诗人由此醉心诗酒、放情山水。赵翼《西湖咏古》六首其四这样慨叹：“桂子荷花色色幽，偏安定后足清游。
  直教宫亦移长乐，从此湖应号莫愁。三竺峰峦非艮岳，两堤灯火似樊楼。空余芳草孤山路，老将骑驴感白头。”宁宗于绍熙五年（１１９４）七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庆元。外戚韩侂胄当政。韩侂胄斥理学为“伪学”，罢逐宗室大臣赵汝愚及理学家朱熹等人，史称“庆元党禁”。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次年，在削去秦桧爵位，并把谥号改为“缪丑”的同时，韩侂胄对金宣战，一度振兴国威，世人为之欢欣鼓舞，也多露盲目乐观之色，如陆游《老马行》：“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百川无敌大江流，不与人间洗旧仇。残虏自缘他国废，诸公空负百年忧。边寒战马全装铁，波阔征船半起楼。一举尽收关洛旧， 不知销得几分愁。”但因贪功，贸然出师，不久宋军即以失败告终。韩亦被杀取首级送金议和。《宋史纪事本末》载：“（宁宗）嘉泰二年十二月壬申立贵妃杨氏为皇后。自韩后崩，宫中未有所属，后为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以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权术；而曹美人柔顺，劝帝立曹氏，帝不从，竟立后，由是后与侂胄有怨矣！”于是，杨皇后与其兄杨次山及礼部侍郎史弥远相互勾结， 以杀韩而得控军政大权。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史弥远任宰相，开始擅权，朝政日败。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说：“韩侘胄伐金而败，与张魏公之伐金而败，一也。
  后人责韩而不责张，以韩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葬其首，谥曰忠缪，以其忠于为国，缪于谋身也。钱辛楣少詹过安阳吊之曰：‘匆匆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一局残棋偏汝着，千秋公论是谁伸？横挑强敌诚非计，欲报先仇岂为身？一样北征师挫衄，符离未戮首谋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８），宋金和议告成。
  宋每年向金增纳白银三十万两、细绢三十万匹。从此，宋室便在这样的阴影下苟喘残延。刘克庄有《戊辰即事》诗讽刺此事：“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成吉思汗（铁木真）于１２０６年结束蒙古部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蒙古国，并于１２６４ 年迁都燕京（后定名大都，即今北京）。到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国势日亟， 直至灭亡。戴复古《闻时事》诗表达内心的担忧，诗歌抒情的基调呈现出黯淡的色彩，这是诗人心境在诗歌中的透射。“卷五《所闻》、卷六《闻时事》二诗针对宋蒙联合灭金一事而发，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也流露出对宋朝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强大的敌人———蒙古的深深忧虑。事实证明，戴复古的敏感是非常正确的，在这方面，他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当时朝野上下的许多盲目乐观者。”①在这段时期，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危机日益加深。从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度宗病死，元军乘机攻下襄、樊，又由襄阳入汉水顺长江而下。十二月，元军攻占长江中游的重要门户鄂州。翌年正月，又分别攻占蕲、黄两州，从那里分兵攻入湖南、江西等地。到了这个时候，赵宋气数已尽，最后的灭亡也只是风吹叶落的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江南谣》载，南宋末年民谣有“江南若破，白雁来过”，当时人也不知道具体含义，后伯颜果然麾军南下而灭宋，一语成谶。恭帝德祐二年（１２７６），元军南下，二月，丞相伯颜率领大军攻取南宋都城临安。后宫殿臣流亡海上，载于一船，史称“楼船载国”。正如清人毛元坤《登奇气楼故址》所言之：“航海二王无寸土”。陆秀夫与张世杰等立赵昺为帝，建立了南宋最后一个小朝廷。帝昺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厓山（在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被元军攻占，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南宋宣告灭亡。《元史·伯颜列传》：“（伯颜）分遣萧郁、王世英等，招谕衢、信诸州。二月丁酉，遣刘颉等往淮西招夏贵。仍遣别将徇地浙东、西。于是知严州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台州杨必大、知处州梁椅，并以城降。” 战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在考验着人们。文天祥就是其中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２），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进士第一，历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湖南提刑、右丞相兼枢密使等职。“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赴阙》），但最后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解、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文天祥品节坚刚，凛然不可犯，他的作品自能超越个人的欲求，展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气吞山河。文天祥曾到台州组织抗元大业。《入浙东》就是他的真实情感、真实遭遇：“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孤踪落虎口，薄命付鸿毛。漠漠长淮路，茫茫巨海涛。惊魂犹未定，消息问金鳌。”后转战各地，《过零丁洋》展露的更是这一特定年代中国汉族士人的内心世界，也蕴涵着独属于作家个人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强度。诗歌表达了传统士人的人生精神本质，激荡着一种时代精神：“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人又有《金陵驿》，更是一曲哀时感事的亡国悲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诗中寄寓亡国的悲哀，那凄然西下的夕阳，无从依傍的孤云，无家可栖的燕子，带血而归的啼鹃等等，都成了家国衰亡这一特定时代民族心理苦痛的象征。他的创作确实构成了宋元易代之际的巨幅历史画卷，体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精神。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提炼加工，抒写出失去故土的伤痛与复国无望的深愁。邓光荐《哭文丞相》： “……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至哉朝宗性，百折终不舍。身北冠自南，血碧心肯化。颜钩凛忠劲，杜诗蔚骚雅。晋阳骨肉冤，东市刀兵解。精诚揭天日， 气魄动夷夏。丈夫如此何，一死尤足怕。田横老宾客，白发馀息假。有时梦岩电，意悟当飘洒。非无中丞传，杀青自谁写。魂归哀江南，千秋俎乡社。”屈大均《经紫罗山望拜文信国墓》：“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白血照华夷”，反映了亡国的悲痛和深沉的历史意识。吴之振《宋诗钞·文山诗钞序》评文天祥诗说： “去今几五百年，读其诗，其面如生，其事如在眼者，此岂求之声调字句间哉。”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强调：“古人处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觇其志性。” 朝廷的覆灭不但彻底改变了当时一切人的生活，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永难平复的创伤。潘永因《宋稗类钞》上册卷三“贞烈”载：台州临海的民妻王氏，姿色美丽，被掳至军中，千夫长杀其舅姑与丈夫而欲霸占她，她终以计脱。后随军过清风岭，想到日后终逃不出元军手掌，即啮指写血诗于石上曰： “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儿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堪哀。”写毕， 投崖而死。可见，在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也体现出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群体共同价值的同一性。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载： 岳州徐君宝妻，被掳来杭，居韩蕲王府。主者数欲犯之，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喜诺。乃焚香再拜，题词一阕于壁上，投池中死。其词云：“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镜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遗民诗是宋诗的一个特殊品种，以自己的声音为时代唱一曲哀歌，表现家国衰亡之痛，属于那种悲恨交织的血泪文学。因为，身处巨变时代，人们的情感往往最为深切。
  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是经常发生的现象。由于变化的突然性和刺激的强烈性，人们的精神往往受到极大的震撼，进而在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方面展现出新的风貌。这一点，在涉及到民族矛盾时， 在深受儒家“严夷夏之大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① 自然物象往往触发遗民哀婉的亡国之思。再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每次朝代兴替之后，总会产生一些忠于故国故君、不臣服于新朝的遗民。尤其是当生活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代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的元、清两朝之初，这种现象更为显著。”②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这些对于民族生存危机以及国家衰亡有深刻体验的遗民，用诗歌表现遗民的情感，凝聚着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独特体验，反复咏叹家国覆亡后的伤痛与悲惋，艺术上也取得极高的成就，并没有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衰世文学的征象。“命薄翻闻道，情多转离尘。”（杜浚《乙酉仲夏天章忽自淮阴远访剃发而僧余有感成诗》）。经历了易代动荡的汪元量也是这一特殊群体中的一员。汪元量（１２４１？—１３１７？），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杭州）人。度宗时以善鼓琴侍奉谢太后、王昭仪。１２７６年元兵攻陷临安，掳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以及诸宫妃北去，汪元量随行至大都（今北京）。后随宋恭帝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居延（甘肃居延海附近）、天山（即祁连山）等地。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上书乞允黄冠南归。南归后遍游吴、越、赣、湘等地。身处易代之际的特定时空，山河易色引发诗人内心的黍离麦秀之悲。汪元量对于赵宋有着深沉而执着的思念，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多以怀念故国为主题，反映宋元易代之际的社会乱离之苦， 多表达亡国之痛与故国哀思，贯注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充满忧伤和悲哀的情调。厉鹗评汪元量《湖山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赵文《书汪水云诗后》谓之“亲见仓黄归附，又展转北行，道途所历，痛心骇心”。钱锺书《宋诗选注》对汪元量的创作有这样的总体评说：“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和俞德邻的《京口遗怀》一百韵算规模最大，但是他写得具体生动，远在俞德邻之上。从全部作品看来，他也是学江湖派的，虽然有时借用些黄庭坚、陈师道的成句。”①贺贻孙《诗笺》也指出：“宋末诗人，当革命之际，一腔悲愤，尽泄于诗。”“忠孝之诗，不必问工拙也。如陆放翁《示儿》、林景熙题《示儿》后，二诗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减价耶？”当然，遗民诗人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越江湖诗派与江西诗派而有更多创新，只是延续了两派的手法技巧。尽管他们面对的是别样的山水，但他们的笔调却时时滑入原来惯用的模山范水法，只为其中注入了悲哀沉重的色调”，②所以，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后人产生巨大的影响。钱谦益《胡致果诗序》云“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创作地位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