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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显德七年（９６０），赵匡胤（９２７—９７６）于开封城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立国后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政策，逐步稳定政权。《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这一事情的真伪尚难最后论定，但还是有存在的几分可能。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北宋词风》这样指出：“九重心事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吞。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①与主上心思相印的是，人们也多能乐于接受，于是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奢靡享乐之风。如《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载：开宝八年（９７５）曹彬灭南唐，太祖违背“为使相”的承诺，改为赐钱五十万，曹彬反而认为：“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
  北宋王朝的建立只是中国历代新旧王朝交替嬗革的一种特殊程式而已， 固然结束了唐末五代五十余年纷争动乱的局面，使神州大地重新回归到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也建立起一个基于文治主义的中央独裁体制，中央集权制和君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是一段充满着矛盾而又忧患相积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着生气的时代。这时，固然相继消灭了南北的几股割据势力（９７８年吴越纳土称臣），但在神州大地的北方先后并存有金、辽、夏（南宋后期则有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连燕云失地也始终没有恢复。在对外政策上，北宋政权一直奉行“虚外守内”的国策，如《宋史·宋绶传》载宋太宗语“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以妥协来换取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 在具体的治国方略则是重文轻武，甚至不惜以文抑武，所谓“恢儒右文”（《宋史·选举志》），“兴文教，抑武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所以造成国势不振的局面。如（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对辽的高粱河战役开始直至覆灭，整个社会都透露出一种压抑和忧郁的气息，以至陆游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夜归偶怀故孤景略》）的慨叹。契丹于９０７年由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统一了北方，至９４７年改国号为辽。党项族的元昊继承父祖基业，不断拓展疆域，于１０３８年建立大夏国，以兴州（今宁夏银川市）为兴庆府，定为都城，史称西夏。金自太祖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１１１５）建国，太宗天会三年（１１２５）灭辽，五年（１１２７）破汴京， 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其后，金长期与南宋对峙，直至哀宗天兴三年（１２３４）亡于蒙古。
  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始终是文学的对象。如前所述，赵匡胤所建立的宋代，本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深陷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学深艺精的诗人们所面对的往往是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都不断加重的客观现实。李焘（１１１５—１１８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载富弼语： 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惮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 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
  受这一时代现实的感召，备尝世事艰难的诗人多能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中，有一种悲剧性命运笼罩下的生存体验，带着一份特殊的沉痛去观照社会与人生，并多能表现出求索的执著与不懈。自然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体现了忧患意识，心中蕴藏着一种强烈的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和经世济时的淑世精神，表现出忧念国事、关怀民生的态度，进而去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铨选资格》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龙川文集》卷一一）确实这样，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推动了志在当世的文人抱负。这一时期的士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精神， 探究经世治国之术，引发了“庆历新政”、“熙丰新法”以及稍后的“元祐更化”等等政治活动，而在政坛浮沉的历练中，个体人格也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范仲淹与王安石，不过都充溢着一股浓厚的悲剧意识。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范仲淹抱有强烈的济世之心，志远节高，努力实现“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上执政书》）的理想，《宋史· 范仲淹传》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中进士，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任参知政事，旋贬陕西四路宣抚使。范仲淹人品之高历来为人所重，给人以人格和精神的震撼。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想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风，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正如王十朋《读〈岳阳楼记〉》诗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钱穆精辟地指出：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① 并强调：“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于仁宗天圣八年（１０３０）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仁宗景祐三年（１０３６）贬峡州夷陵令，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谥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宋史·欧阳修传》。与济世雄心互为表里，欧阳修主张文章以明道致用为目的，超越个体的生活感受，反对学者耽心于一艺，主张各由其性，不拘一格，提倡并建立了平易舒徐的文风。苏轼《谢欧阳内翰书》剖析了五代以来的文学演变状况，从而凸显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至宋时“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已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指出欧阳修与韩愈一样都属于那种“扶持正道，不杂释老”的正直之士，是很准确的历史定位。《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说：“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王水照《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强调：“对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的尊奉，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宋代更为突出和普遍，成为其时士人精神面貌的极为重要的主导方面，其表现也就自然地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文学世界。”①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进士，初为鄞县令，后历任扬州、常州等地的地方官。《宋史·王安石传》谓之“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政。欧阳修《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赵翼《廿二史札记》指出了历史的另一面：“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进士，嘉祐六年（１０６１）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苏轼因“乌台诗案”贬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过着“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 与樵渔杂处”（《答李端叔书》）的生活。《答言上人》也说：“此间但有荒山大江， 修竹古木，每欲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苏轼在《与程彝仲书》中自称乌台诗案后自己“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遭受“乌台诗案”打击而贬谪黄州，一贯特立独行的苏轼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他早年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在封建王朝的危险性和非法性，他不得不自觉地思考调整自己的人生姿态，并进行文化人格结构的内在调整，达到澄明境界。他虽然十分苦闷但并不消极，接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以政治上的得失为怀，随缘自适，坦然处之，放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求排解，表现出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态度。因为这时的诗人已经“用自由的、恬淡的、安闲的心态去体悟外在的宇宙和自然山水，去体悟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而去从事文学艺术活动”，②充分展现令后人难以企及的才华。哲宗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四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卒于常州，临终前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所谓“我宋人才盛元祐，玉堂人是雪堂人”，主要也是就此而言。陆游《跋东坡帖》：“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王国维《文学小言》六：“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北宋末期，王朝更是腐败不振，屡遭辽、夏、金等人进犯，衰运难挽，国势日颓，终于招致“靖康”之变。
  总体上看，赵宋三百年江山，只有仁宗时代真正浸透了浪漫精神，弥漫着安逸享乐的太平时尚，即使在表面“承平”的景象下处处潜伏着危机。由于政治上实行“庆历新政”，社会经济持续着繁荣局面，正如叶适《财总论二》所说： “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水心别集》卷一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载：雍熙二年（９８５）四月二日，太宗“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晏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仁宗时期，规模更大，如天圣三年三月，仁宗“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称当时的东京是：“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李昉《禁林春直》）这样的情境自然诱发人们更多的文艺习尚。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书亦皆造极品。……”苏舜钦《石曼卿集序》说：“（大中）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自多乐世之咏。刘攽《中山诗话》载：“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然不必尽上所自作。景祐初，赐诗落句云：‘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宋史》卷二八二：“宋至真宗之世，号为盛治。”柳永在有关都市风情词里，多次描写“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太平时，朝野多欢”、“雅俗熙熙物态妍”，“雅俗多游赏”这样的生活场景。可见，柳词正是社会生活的真切反映。欧阳修《丰乐亭记》：“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滕白《观稻》诗也有所谓“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迷人景象。由此可知，邵雍《病亟吟》所吟唱的“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应该不全是昏头话。这一前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志节皎然，也深具写诗情怀。无论自身的政治、生活处境如何，他们都不曾中断文学创作，诗歌中也都奔涌着强烈的济世热情。丰富的社会生活孕育了诗情，造就了诗人。
  历史往往在矛盾中谋求发展。宋代在总体国势上固然是积贫积弱，但都市经济则畸形发达。《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载：“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 （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表面的繁荣掩盖了一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南宋时期的临安有过之而无不及。耐得翁《都城纪胜序》说：“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此，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 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生活的丰富多彩需要文学去表现。北宋初年，杭州已是繁华。
  柳永《望海潮》描写的就是这一景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特别是从当下实际生活叙写杭州的美丽，真切地向后人展示了盛世游乐图：“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绿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矶，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睛，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真是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据杨湜《古今词话》载：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王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夜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迎耆卿预坐。所记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反映出柳词在当时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状况。黄裳《书〈乐章集〉后》：“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 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其可废耶？”升为临安府，定为行都后，杭州更是成为世界大都会。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园囿》载：“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本来，“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更有着这样的赞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南宋时期，杭州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歌吹弹唱之风嚣于市廛。我们可以从“销金锅儿”这个词去推想那时的奢靡状况。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的《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载：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直至清代，厉鹗《春湖夜泛歌》还这样感叹：“欲润冥冥堤上花，故洒疏疏篷背雨。合成芳夜销金锅，繁华千古随逝波。” 徽宗赵佶（１０８２—１１３５）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十一月，经过长期准备的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下，时代风云遽变。徽宗先是下罪己诏号召“勤王”，随后又宣布退位，命太子赵桓即位。十二月赵桓（１１００—１１６０）即位，改次年年号为靖康。钦宗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兵攻陷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山河破碎。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四月，金兵大肆抢掠后挟徽、钦二帝及所有皇室成员北上，北宋灭亡。后二帝被押解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死于北地。战争改变着一切，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老子》第三十一章说过： “兵者不祥之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战争也就与之伴随，当然这其中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史载：靖康之变中，武阳县令蒋兴祖死于国难。他的女儿刚刚成年，被金人掳往北方。走到碓州驿的时候，颇善诗词的蒋氏女于驿壁上题《减字木兰花》一阕，抒写心里的屈辱与悲愤：“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这里的愁肠万结、乡关难归，抒发的既是个人之痛，也是时代之痛与民族之痛，饱含着血泪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