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人是时代的公民，正如他是国家的国民一样。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因而置身于社会的道德与习俗之外是不适意的，甚至是不允许的。既然如此，人在选择他的事业时要符合时代的需要和风尚，为什么不应是他的义务呢？”①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展现于历史过程中。社会生活，可以说是诗歌之树的土壤。只有准确地了解时代及其社会发展，回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当时社会的性质和生活矛盾的方方面面，才能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学本体，全面而深入地认识文学创作现象及其本质。梁启超说过：“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
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②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都不是与时代隔绝的孤立的艺术品，而是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情趣等等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只有准确地把握艺术家生活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情感历程，才能对艺术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所把握，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探寻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真正原因。所以，在让我们的传主戴复古正式登场之前，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具意味的时代，以收知人论世之效。而这一过程中又尽可能地复原真实可感的历史时空，走进诗人的生活常态与情感世界，以期进行多角度透视或揭示其诗歌生成的背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立足于大的时代背景进行全方位观照，准确地探索时代与诗人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诗人到底怎样去吸纳多维文化资源，以及在创作中怎样有效地体现与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的呼应。只有知人而论世，才能更好地披文以入情，透视诗人的心灵世界。反之， 离开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要想对诗人的思想意识、审美精神及艺术手法的形成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也就不可能了。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公元９６０年，到公元１２７９年，宋代共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为历朝所少有。就秦代以后而论，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二百八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赵宋又是一个特殊的王朝，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至此由盛至衰，封建制度的种种矛盾全面爆发，并进一步深化。这些因素整体上促使国人内敛型人格的发育成长，固然宋人也多有心系天下的伟岸胸襟者，也不乏高扬的参与意识。宋代与其他朝代很大的不同，便是它有着所谓的南、北宋之别（这与两汉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处于急剧变化的进程中。所以，整个宋史可以归结为定鼎中原与偏安江左两个时期，但总体上又都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
一、定鼎中原后周显德七年（９６０），赵匡胤（９２７—９７６）于开封城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立国后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政策，逐步稳定政权。《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这一事情的真伪尚难最后论定，但还是有存在的几分可能。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北宋词风》这样指出：“九重心事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吞。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①与主上心思相印的是，人们也多能乐于接受，于是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奢靡享乐之风。如《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载：开宝八年（９７５）曹彬灭南唐，太祖违背“为使相”的承诺，改为赐钱五十万，曹彬反而认为：“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
北宋王朝的建立只是中国历代新旧王朝交替嬗革的一种特殊程式而已， 固然结束了唐末五代五十余年纷争动乱的局面，使神州大地重新回归到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也建立起一个基于文治主义的中央独裁体制，中央集权制和君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是一段充满着矛盾而又忧患相积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着生气的时代。这时，固然相继消灭了南北的几股割据势力（９７８年吴越纳土称臣），但在神州大地的北方先后并存有金、辽、夏（南宋后期则有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连燕云失地也始终没有恢复。在对外政策上，北宋政权一直奉行“虚外守内”的国策，如《宋史·宋绶传》载宋太宗语“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以妥协来换取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 在具体的治国方略则是重文轻武，甚至不惜以文抑武，所谓“恢儒右文”（《宋史·选举志》），“兴文教，抑武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所以造成国势不振的局面。如（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对辽的高粱河战役开始直至覆灭，整个社会都透露出一种压抑和忧郁的气息，以至陆游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夜归偶怀故孤景略》）的慨叹。契丹于９０７年由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统一了北方，至９４７年改国号为辽。党项族的元昊继承父祖基业，不断拓展疆域，于１０３８年建立大夏国，以兴州（今宁夏银川市）为兴庆府，定为都城，史称西夏。金自太祖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１１１５）建国，太宗天会三年（１１２５）灭辽，五年（１１２７）破汴京， 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其后，金长期与南宋对峙，直至哀宗天兴三年（１２３４）亡于蒙古。
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始终是文学的对象。如前所述，赵匡胤所建立的宋代，本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深陷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学深艺精的诗人们所面对的往往是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都不断加重的客观现实。李焘（１１１５—１１８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载富弼语： 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惮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 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
受这一时代现实的感召，备尝世事艰难的诗人多能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中，有一种悲剧性命运笼罩下的生存体验，带着一份特殊的沉痛去观照社会与人生，并多能表现出求索的执著与不懈。自然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体现了忧患意识，心中蕴藏着一种强烈的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和经世济时的淑世精神，表现出忧念国事、关怀民生的态度，进而去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铨选资格》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龙川文集》卷一一）确实这样，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推动了志在当世的文人抱负。这一时期的士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精神， 探究经世治国之术，引发了“庆历新政”、“熙丰新法”以及稍后的“元祐更化”等等政治活动，而在政坛浮沉的历练中，个体人格也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范仲淹与王安石，不过都充溢着一股浓厚的悲剧意识。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范仲淹抱有强烈的济世之心，志远节高，努力实现“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上执政书》）的理想，《宋史· 范仲淹传》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中进士，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任参知政事，旋贬陕西四路宣抚使。范仲淹人品之高历来为人所重，给人以人格和精神的震撼。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想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风，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正如王十朋《读〈岳阳楼记〉》诗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钱穆精辟地指出：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① 并强调：“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于仁宗天圣八年（１０３０）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仁宗景祐三年（１０３６）贬峡州夷陵令，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谥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宋史·欧阳修传》。与济世雄心互为表里，欧阳修主张文章以明道致用为目的，超越个体的生活感受，反对学者耽心于一艺，主张各由其性，不拘一格，提倡并建立了平易舒徐的文风。苏轼《谢欧阳内翰书》剖析了五代以来的文学演变状况，从而凸显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至宋时“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已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指出欧阳修与韩愈一样都属于那种“扶持正道，不杂释老”的正直之士，是很准确的历史定位。《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说：“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王水照《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强调：“对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的尊奉，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宋代更为突出和普遍，成为其时士人精神面貌的极为重要的主导方面，其表现也就自然地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文学世界。”①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进士，初为鄞县令，后历任扬州、常州等地的地方官。《宋史·王安石传》谓之“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政。欧阳修《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赵翼《廿二史札记》指出了历史的另一面：“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进士，嘉祐六年（１０６１）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苏轼因“乌台诗案”贬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过着“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 与樵渔杂处”（《答李端叔书》）的生活。《答言上人》也说：“此间但有荒山大江， 修竹古木，每欲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苏轼在《与程彝仲书》中自称乌台诗案后自己“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遭受“乌台诗案”打击而贬谪黄州，一贯特立独行的苏轼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他早年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在封建王朝的危险性和非法性，他不得不自觉地思考调整自己的人生姿态，并进行文化人格结构的内在调整，达到澄明境界。他虽然十分苦闷但并不消极，接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以政治上的得失为怀，随缘自适，坦然处之，放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求排解，表现出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态度。因为这时的诗人已经“用自由的、恬淡的、安闲的心态去体悟外在的宇宙和自然山水，去体悟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而去从事文学艺术活动”，②充分展现令后人难以企及的才华。哲宗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四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卒于常州，临终前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所谓“我宋人才盛元祐，玉堂人是雪堂人”，主要也是就此而言。陆游《跋东坡帖》：“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王国维《文学小言》六：“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北宋末期，王朝更是腐败不振，屡遭辽、夏、金等人进犯，衰运难挽，国势日颓，终于招致“靖康”之变。
总体上看，赵宋三百年江山，只有仁宗时代真正浸透了浪漫精神，弥漫着安逸享乐的太平时尚，即使在表面“承平”的景象下处处潜伏着危机。由于政治上实行“庆历新政”，社会经济持续着繁荣局面，正如叶适《财总论二》所说： “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水心别集》卷一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载：雍熙二年（９８５）四月二日，太宗“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晏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仁宗时期，规模更大，如天圣三年三月，仁宗“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称当时的东京是：“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李昉《禁林春直》）这样的情境自然诱发人们更多的文艺习尚。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书亦皆造极品。……”苏舜钦《石曼卿集序》说：“（大中）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自多乐世之咏。刘攽《中山诗话》载：“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然不必尽上所自作。景祐初，赐诗落句云：‘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宋史》卷二八二：“宋至真宗之世，号为盛治。”柳永在有关都市风情词里，多次描写“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太平时，朝野多欢”、“雅俗熙熙物态妍”，“雅俗多游赏”这样的生活场景。可见，柳词正是社会生活的真切反映。欧阳修《丰乐亭记》：“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滕白《观稻》诗也有所谓“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迷人景象。由此可知，邵雍《病亟吟》所吟唱的“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应该不全是昏头话。这一前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志节皎然，也深具写诗情怀。无论自身的政治、生活处境如何，他们都不曾中断文学创作，诗歌中也都奔涌着强烈的济世热情。丰富的社会生活孕育了诗情，造就了诗人。
历史往往在矛盾中谋求发展。宋代在总体国势上固然是积贫积弱，但都市经济则畸形发达。《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载：“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 （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表面的繁荣掩盖了一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南宋时期的临安有过之而无不及。耐得翁《都城纪胜序》说：“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此，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 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生活的丰富多彩需要文学去表现。北宋初年，杭州已是繁华。
柳永《望海潮》描写的就是这一景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特别是从当下实际生活叙写杭州的美丽，真切地向后人展示了盛世游乐图：“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绿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矶，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睛，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真是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据杨湜《古今词话》载：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王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夜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迎耆卿预坐。
所记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反映出柳词在当时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状况。黄裳《书〈乐章集〉后》：“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 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其可废耶？”升为临安府，定为行都后，杭州更是成为世界大都会。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园囿》载：“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本来，“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更有着这样的赞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南宋时期，杭州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歌吹弹唱之风嚣于市廛。我们可以从“销金锅儿”这个词去推想那时的奢靡状况。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的《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载：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直至清代，厉鹗《春湖夜泛歌》还这样感叹：“欲润冥冥堤上花，故洒疏疏篷背雨。合成芳夜销金锅，繁华千古随逝波。” 徽宗赵佶（１０８２—１１３５）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十一月，经过长期准备的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下，时代风云遽变。徽宗先是下罪己诏号召“勤王”，随后又宣布退位，命太子赵桓即位。十二月赵桓（１１００—１１６０）即位，改次年年号为靖康。钦宗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兵攻陷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山河破碎。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四月，金兵大肆抢掠后挟徽、钦二帝及所有皇室成员北上，北宋灭亡。后二帝被押解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死于北地。战争改变着一切，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老子》第三十一章说过： “兵者不祥之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战争也就与之伴随，当然这其中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史载：靖康之变中，武阳县令蒋兴祖死于国难。他的女儿刚刚成年，被金人掳往北方。走到碓州驿的时候，颇善诗词的蒋氏女于驿壁上题《减字木兰花》一阕，抒写心里的屈辱与悲愤：“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这里的愁肠万结、乡关难归，抒发的既是个人之痛，也是时代之痛与民族之痛，饱含着血泪的悲怆。
二、偏安江左１１２７年五月，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改元建炎， 史称南宋，赵宋也得以延祚一百五十余年。绍兴七年（１１３７）正月，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奏言：“当今之计，必先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 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尽情。然后练兵谋帅，增师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伺彼有衅，一举可克。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两浙科须日繁，闾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绝，奸宄窃发，未审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劝兴师问罪者，不可胜数，观其辞固甚顺，考其实不可行。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而去。朝廷施设失当，谁任其咎？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今朝廷于进取未有秋毫之实，所下诏命，已传贼境，使之得以为备，非策也。”但不为当局者所采纳。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与金人媾和，“约以淮水中流划疆，割唐、邓二州”（《宋史·高宗纪六》），高宗自诩“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从此，神州大地又形成一百余年新的南北对峙局面。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五《出合肥北门二首》其一感叹：“淮东水来没踝无，只今南北断修涂。东风却与人心别，布暖吹生遍八区。”《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１）的代表作①，岳飞又有《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是经典名篇： 遥望中原，荒原外、许多城廓。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 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中原之失，国家之耻，对一代士人来说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正所谓“尚喜山河归帝子，可怜麋鹿入王宫”（吕渭老《忧国诗》）。苦难深重的时代，给士人的心灵刻下了深痛的创伤。许多诗人都以自己的不朽之作去真切地反映两宋之交战争导致家国半破的社会现实，陈与义（１０９０—１１３８）《伤春》即是时代风云的真实记录：“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又如汪藻《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草草官军渡，悠悠敌骑旋。方尝勾践胆，已补女娲天。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乾坤满群盗，何日是归年！” 曾克耑在《论同光体诗》中认为：“有了义熙之乱，才有陶诗的产生，有了天宝之乱，才有杜诗的成就，有了靖康之祸，这才成就了陆游。有了金室之亡，这才孕育了元好问。反过来讲，时代越是承平无事，大家越是安居乐业，就有绝大天才的诗人，可以说英雄无用武之地，找不到好题材来做好诗的。”①此说是很正确的。钱锺书更是强调：“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 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的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年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水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乱离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②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可感的现实环境中。戴复古所处的时代，更是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苟且求存之时。《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载：“东南际海， 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杭州升为临安府并定为行都后，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万人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时过境迁，随着复国梦幻的渐次破灭，社会上下沉湎于眼前的人生之乐。文及翁（生卒年不详）《贺新郎》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朱淑真《夜留依绿亭二首》之一也叹赏这样的景致：“水鸟栖烟夜不喧，风传宫漏到湖边。三更好月十分魄，万里无云一样天。”本来，“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但这样的情调是这时候才有的。
实际上，不但上层社会如此，整个社会也都沉溺在偏安的满足之中。所以，武衍《适安藏拙余稿·春日湖上》四首之三这样慨叹：“飞鹢鸣镳鼓吹喧，繁华应胜渡江前。吟梅处士今还在，肯住孤山尔许年？”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指出：“然而南宋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 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废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这样一来，王安石“文章事业望孔孟”的那种豪情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与之相对应，社会上也就不再充溢着唐人那种蓬勃昂扬的活力与生气。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孝宗即位，一度有了中兴之机，但由于张俊北伐失利，宋金议和，自此而后，双方基本上都处于对峙状态。南宋初年，西北方尚有几股抗金部队，但由于朝廷中求和的势力逐渐占上风，对金采取不抵抗政策，从而使抗金力量逐渐减弱，群情激昂的抗敌气氛也逐渐烟云般散去，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急剧下落。血雨腥风的现实生活给人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陈亮《上高宗皇帝第一书》：“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这时，金人内乱，无力南侵，这又强化了统治集团偏安一隅、坐稳南方的决心，过上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沉浸在享乐的酣宴歌舞之中。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偏安心理已经挤压了曾经有过的亡国之痛与光复决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御定全金诗提要》批评“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 道学盛而文章衰”。西湖本为士人隐居之地，陈孚《和靖墓》感叹：“北邙翁仲拱朱门，玉椀时惊古帝魂。谁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旧月黄昏。”吴自牧《梦粱录》载当时杭城情景：“诸店俱有厅院廊屋，排列小小稳便阁儿，吊窗之外，花竹掩映，垂帘下幕，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至达旦，亦无厌怠也。”真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壁》），政纲不振，国运式微，这又反过来进一步销蚀了诗人心头关注现实的热情。许多诗人由此醉心诗酒、放情山水。
赵翼《西湖咏古》六首其四这样慨叹：“桂子荷花色色幽，偏安定后足清游。
直教宫亦移长乐，从此湖应号莫愁。三竺峰峦非艮岳，两堤灯火似樊楼。空余芳草孤山路，老将骑驴感白头。”宁宗于绍熙五年（１１９４）七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庆元。外戚韩侂胄当政。韩侂胄斥理学为“伪学”，罢逐宗室大臣赵汝愚及理学家朱熹等人，史称“庆元党禁”。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次年，在削去秦桧爵位，并把谥号改为“缪丑”的同时，韩侂胄对金宣战，一度振兴国威，世人为之欢欣鼓舞，也多露盲目乐观之色，如陆游《老马行》：“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百川无敌大江流，不与人间洗旧仇。残虏自缘他国废，诸公空负百年忧。边寒战马全装铁，波阔征船半起楼。一举尽收关洛旧， 不知销得几分愁。”但因贪功，贸然出师，不久宋军即以失败告终。韩亦被杀取首级送金议和。《宋史纪事本末》载：“（宁宗）嘉泰二年十二月壬申立贵妃杨氏为皇后。自韩后崩，宫中未有所属，后为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以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权术；而曹美人柔顺，劝帝立曹氏，帝不从，竟立后，由是后与侂胄有怨矣！”于是，杨皇后与其兄杨次山及礼部侍郎史弥远相互勾结， 以杀韩而得控军政大权。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史弥远任宰相，开始擅权，朝政日败。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说：“韩侘胄伐金而败，与张魏公之伐金而败，一也。
后人责韩而不责张，以韩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葬其首，谥曰忠缪，以其忠于为国，缪于谋身也。钱辛楣少詹过安阳吊之曰：‘匆匆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一局残棋偏汝着，千秋公论是谁伸？横挑强敌诚非计，欲报先仇岂为身？一样北征师挫衄，符离未戮首谋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８），宋金和议告成。
宋每年向金增纳白银三十万两、细绢三十万匹。从此，宋室便在这样的阴影下苟喘残延。刘克庄有《戊辰即事》诗讽刺此事：“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成吉思汗（铁木真）于１２０６年结束蒙古部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蒙古国，并于１２６４ 年迁都燕京（后定名大都，即今北京）。到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国势日亟， 直至灭亡。戴复古《闻时事》诗表达内心的担忧，诗歌抒情的基调呈现出黯淡的色彩，这是诗人心境在诗歌中的透射。“卷五《所闻》、卷六《闻时事》二诗针对宋蒙联合灭金一事而发，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也流露出对宋朝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强大的敌人———蒙古的深深忧虑。事实证明，戴复古的敏感是非常正确的，在这方面，他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当时朝野上下的许多盲目乐观者。”①在这段时期，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危机日益加深。从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度宗病死，元军乘机攻下襄、樊，又由襄阳入汉水顺长江而下。十二月，元军攻占长江中游的重要门户鄂州。翌年正月，又分别攻占蕲、黄两州，从那里分兵攻入湖南、江西等地。到了这个时候，赵宋气数已尽，最后的灭亡也只是风吹叶落的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江南谣》载，南宋末年民谣有“江南若破，白雁来过”，当时人也不知道具体含义，后伯颜果然麾军南下而灭宋，一语成谶。恭帝德祐二年（１２７６），元军南下，二月，丞相伯颜率领大军攻取南宋都城临安。后宫殿臣流亡海上，载于一船，史称“楼船载国”。正如清人毛元坤《登奇气楼故址》所言之：“航海二王无寸土”。陆秀夫与张世杰等立赵昺为帝，建立了南宋最后一个小朝廷。帝昺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厓山（在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被元军攻占，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南宋宣告灭亡。《元史·伯颜列传》：“（伯颜）分遣萧郁、王世英等，招谕衢、信诸州。二月丁酉，遣刘颉等往淮西招夏贵。仍遣别将徇地浙东、西。于是知严州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台州杨必大、知处州梁椅，并以城降。” 战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在考验着人们。文天祥就是其中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２），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进士第一，历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湖南提刑、右丞相兼枢密使等职。“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赴阙》），但最后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解、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文天祥品节坚刚，凛然不可犯，他的作品自能超越个人的欲求，展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气吞山河。文天祥曾到台州组织抗元大业。《入浙东》就是他的真实情感、真实遭遇：“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孤踪落虎口，薄命付鸿毛。漠漠长淮路，茫茫巨海涛。惊魂犹未定，消息问金鳌。”后转战各地，《过零丁洋》展露的更是这一特定年代中国汉族士人的内心世界，也蕴涵着独属于作家个人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强度。诗歌表达了传统士人的人生精神本质，激荡着一种时代精神：“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人又有《金陵驿》，更是一曲哀时感事的亡国悲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诗中寄寓亡国的悲哀，那凄然西下的夕阳，无从依傍的孤云，无家可栖的燕子，带血而归的啼鹃等等，都成了家国衰亡这一特定时代民族心理苦痛的象征。他的创作确实构成了宋元易代之际的巨幅历史画卷，体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精神。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提炼加工，抒写出失去故土的伤痛与复国无望的深愁。邓光荐《哭文丞相》： “……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至哉朝宗性，百折终不舍。身北冠自南，血碧心肯化。颜钩凛忠劲，杜诗蔚骚雅。晋阳骨肉冤，东市刀兵解。精诚揭天日， 气魄动夷夏。丈夫如此何，一死尤足怕。田横老宾客，白发馀息假。有时梦岩电，意悟当飘洒。非无中丞传，杀青自谁写。魂归哀江南，千秋俎乡社。”屈大均《经紫罗山望拜文信国墓》：“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白血照华夷”，反映了亡国的悲痛和深沉的历史意识。吴之振《宋诗钞·文山诗钞序》评文天祥诗说： “去今几五百年，读其诗，其面如生，其事如在眼者，此岂求之声调字句间哉。”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强调：“古人处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觇其志性。” 朝廷的覆灭不但彻底改变了当时一切人的生活，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永难平复的创伤。潘永因《宋稗类钞》上册卷三“贞烈”载：台州临海的民妻王氏，姿色美丽，被掳至军中，千夫长杀其舅姑与丈夫而欲霸占她，她终以计脱。后随军过清风岭，想到日后终逃不出元军手掌，即啮指写血诗于石上曰： “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儿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堪哀。”写毕， 投崖而死。可见，在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也体现出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群体共同价值的同一性。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载： 岳州徐君宝妻，被掳来杭，居韩蕲王府。主者数欲犯之，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喜诺。乃焚香再拜，题词一阕于壁上，投池中死。其词云：“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镜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遗民诗是宋诗的一个特殊品种，以自己的声音为时代唱一曲哀歌，表现家国衰亡之痛，属于那种悲恨交织的血泪文学。因为，身处巨变时代，人们的情感往往最为深切。
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是经常发生的现象。由于变化的突然性和刺激的强烈性，人们的精神往往受到极大的震撼，进而在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方面展现出新的风貌。这一点，在涉及到民族矛盾时， 在深受儒家“严夷夏之大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① 自然物象往往触发遗民哀婉的亡国之思。再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每次朝代兴替之后，总会产生一些忠于故国故君、不臣服于新朝的遗民。尤其是当生活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代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的元、清两朝之初，这种现象更为显著。”②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这些对于民族生存危机以及国家衰亡有深刻体验的遗民，用诗歌表现遗民的情感，凝聚着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独特体验，反复咏叹家国覆亡后的伤痛与悲惋，艺术上也取得极高的成就，并没有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衰世文学的征象。“命薄翻闻道，情多转离尘。”（杜浚《乙酉仲夏天章忽自淮阴远访剃发而僧余有感成诗》）。经历了易代动荡的汪元量也是这一特殊群体中的一员。汪元量（１２４１？—１３１７？），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杭州）人。度宗时以善鼓琴侍奉谢太后、王昭仪。１２７６年元兵攻陷临安，掳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以及诸宫妃北去，汪元量随行至大都（今北京）。后随宋恭帝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居延（甘肃居延海附近）、天山（即祁连山）等地。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上书乞允黄冠南归。南归后遍游吴、越、赣、湘等地。身处易代之际的特定时空，山河易色引发诗人内心的黍离麦秀之悲。汪元量对于赵宋有着深沉而执着的思念，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多以怀念故国为主题，反映宋元易代之际的社会乱离之苦， 多表达亡国之痛与故国哀思，贯注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充满忧伤和悲哀的情调。厉鹗评汪元量《湖山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赵文《书汪水云诗后》谓之“亲见仓黄归附，又展转北行，道途所历，痛心骇心”。钱锺书《宋诗选注》对汪元量的创作有这样的总体评说：“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和俞德邻的《京口遗怀》一百韵算规模最大，但是他写得具体生动，远在俞德邻之上。从全部作品看来，他也是学江湖派的，虽然有时借用些黄庭坚、陈师道的成句。”①贺贻孙《诗笺》也指出：“宋末诗人，当革命之际，一腔悲愤，尽泄于诗。”“忠孝之诗，不必问工拙也。如陆放翁《示儿》、林景熙题《示儿》后，二诗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减价耶？”当然，遗民诗人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越江湖诗派与江西诗派而有更多创新，只是延续了两派的手法技巧。尽管他们面对的是别样的山水，但他们的笔调却时时滑入原来惯用的模山范水法，只为其中注入了悲哀沉重的色调”，②所以，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后人产生巨大的影响。钱谦益《胡致果诗序》云“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创作地位及影响。
三、宋代政治生活对戴复古创作的影响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直接源泉。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审美思潮都对作家产生重大影响，文学要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作家对生活独特审美体验的反映，闪耀着个性的光彩。康定斯基认为： “凡是内在需要产生的，发源于心灵的就是美的。”③清人舒位《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之四感叹“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二者表达角度不同，但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苍凉孤寂本就是生命的一种底色，而通过对人生的深思，诗人的创作也正是人生苦难经验的凝定。以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为背景，沉静内敛的宋人一般都更为深沉地感受到命运的压迫，振兴、复国等大业也多受阻于既定国策等现实，往往借助艺术创作活动忘掉人生的忧愁，用诗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手段。这样，也就缺少唐人那种致君尧舜、大济苍生的襟怀。又因朋党纷争，文学创作也自觉不自觉地被拖入政治漩涡中。文学对于时空因素的感受一般都是极为灵敏的，戴复古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诗人已经生活在赵宋王朝日渐衰微的时期。但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赵宋一代，儒家义理已经深入人心， 诗人一生都不动摇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信赖，国运、时运都极为不济的他们还是能在创作中把触角伸向生活的深处，紧紧地抓住时代的特征，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文学创作讲求经世致用，体现着爱、悲悯、关怀等等人类的善良品质，一些作品也能指陈时弊，并且特别地体现出了一种真情。也就是说，诗人一生既关注社会时代，诗作贯注着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代表当时最为进步的价值取向；又执著于诗人自我的表现，透射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构成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这在有宋一代可谓是很难得的。钱志熙指出：“人类的感情有它发展的历史，文学之表现感情也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两者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感情具有民族性，造成这种民族性，文学是重要的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民族性的感情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①殊为有见。这要是用来评述宋人的诗歌创作也是极为恰切的。
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②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都不是与时代隔绝的孤立的艺术品，而是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审美情趣等等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只有准确地把握艺术家生活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情感历程，才能对艺术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所把握，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探寻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真正原因。所以，在让我们的传主戴复古正式登场之前，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具意味的时代，以收知人论世之效。而这一过程中又尽可能地复原真实可感的历史时空，走进诗人的生活常态与情感世界，以期进行多角度透视或揭示其诗歌生成的背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然后才能立足于大的时代背景进行全方位观照，准确地探索时代与诗人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诗人到底怎样去吸纳多维文化资源，以及在创作中怎样有效地体现与时代精神、社会现实的呼应。只有知人而论世，才能更好地披文以入情，透视诗人的心灵世界。反之， 离开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要想对诗人的思想意识、审美精神及艺术手法的形成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也就不可能了。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公元９６０年，到公元１２７９年，宋代共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为历朝所少有。就秦代以后而论，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二百八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赵宋又是一个特殊的王朝，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至此由盛至衰，封建制度的种种矛盾全面爆发，并进一步深化。这些因素整体上促使国人内敛型人格的发育成长，固然宋人也多有心系天下的伟岸胸襟者，也不乏高扬的参与意识。宋代与其他朝代很大的不同，便是它有着所谓的南、北宋之别（这与两汉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处于急剧变化的进程中。所以，整个宋史可以归结为定鼎中原与偏安江左两个时期，但总体上又都带着浓重的悲剧色彩。
一、定鼎中原后周显德七年（９６０），赵匡胤（９２７—９７６）于开封城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立国后赵匡胤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政策，逐步稳定政权。《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这一事情的真伪尚难最后论定，但还是有存在的几分可能。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北宋词风》这样指出：“九重心事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吞。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①与主上心思相印的是，人们也多能乐于接受，于是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奢靡享乐之风。如《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载：开宝八年（９７５）曹彬灭南唐，太祖违背“为使相”的承诺，改为赐钱五十万，曹彬反而认为：“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
北宋王朝的建立只是中国历代新旧王朝交替嬗革的一种特殊程式而已， 固然结束了唐末五代五十余年纷争动乱的局面，使神州大地重新回归到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也建立起一个基于文治主义的中央独裁体制，中央集权制和君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这是一段充满着矛盾而又忧患相积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着生气的时代。这时，固然相继消灭了南北的几股割据势力（９７８年吴越纳土称臣），但在神州大地的北方先后并存有金、辽、夏（南宋后期则有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连燕云失地也始终没有恢复。在对外政策上，北宋政权一直奉行“虚外守内”的国策，如《宋史·宋绶传》载宋太宗语“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以妥协来换取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 在具体的治国方略则是重文轻武，甚至不惜以文抑武，所谓“恢儒右文”（《宋史·选举志》），“兴文教，抑武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所以造成国势不振的局面。如（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对辽的高粱河战役开始直至覆灭，整个社会都透露出一种压抑和忧郁的气息，以至陆游有“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夜归偶怀故孤景略》）的慨叹。契丹于９０７年由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统一了北方，至９４７年改国号为辽。党项族的元昊继承父祖基业，不断拓展疆域，于１０３８年建立大夏国，以兴州（今宁夏银川市）为兴庆府，定为都城，史称西夏。金自太祖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１１１５）建国，太宗天会三年（１１２５）灭辽，五年（１１２７）破汴京， 掳徽、钦二帝，北宋亡。其后，金长期与南宋对峙，直至哀宗天兴三年（１２３４）亡于蒙古。
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始终是文学的对象。如前所述，赵匡胤所建立的宋代，本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深陷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学深艺精的诗人们所面对的往往是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都不断加重的客观现实。李焘（１１１５—１１８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载富弼语： 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惮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 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
受这一时代现实的感召，备尝世事艰难的诗人多能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大潮中，有一种悲剧性命运笼罩下的生存体验，带着一份特殊的沉痛去观照社会与人生，并多能表现出求索的执著与不懈。自然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体现了忧患意识，心中蕴藏着一种强烈的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和经世济时的淑世精神，表现出忧念国事、关怀民生的态度，进而去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和方法。
陈亮（１１４３—１１９４）《铨选资格》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龙川文集》卷一一）确实这样，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推动了志在当世的文人抱负。这一时期的士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执着精神， 探究经世治国之术，引发了“庆历新政”、“熙丰新法”以及稍后的“元祐更化”等等政治活动，而在政坛浮沉的历练中，个体人格也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范仲淹与王安石，不过都充溢着一股浓厚的悲剧意识。
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范仲淹抱有强烈的济世之心，志远节高，努力实现“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上执政书》）的理想，《宋史· 范仲淹传》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中进士，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任参知政事，旋贬陕西四路宣抚使。范仲淹人品之高历来为人所重，给人以人格和精神的震撼。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想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风，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正如王十朋《读〈岳阳楼记〉》诗所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钱穆精辟地指出：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① 并强调：“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 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欧阳修于仁宗天圣八年（１０３０）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仁宗景祐三年（１０３６）贬峡州夷陵令，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谥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一生“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宋史·欧阳修传》。与济世雄心互为表里，欧阳修主张文章以明道致用为目的，超越个体的生活感受，反对学者耽心于一艺，主张各由其性，不拘一格，提倡并建立了平易舒徐的文风。苏轼《谢欧阳内翰书》剖析了五代以来的文学演变状况，从而凸显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至宋时“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已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指出欧阳修与韩愈一样都属于那种“扶持正道，不杂释老”的正直之士，是很准确的历史定位。《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说：“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王水照《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强调：“对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的尊奉，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宋代更为突出和普遍，成为其时士人精神面貌的极为重要的主导方面，其表现也就自然地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文学世界。”①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进士，初为鄞县令，后历任扬州、常州等地的地方官。《宋史·王安石传》谓之“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政。欧阳修《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赵翼《廿二史札记》指出了历史的另一面：“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进士，嘉祐六年（１０６１）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神宗元丰三年（１０８０），苏轼因“乌台诗案”贬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过着“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 与樵渔杂处”（《答李端叔书》）的生活。《答言上人》也说：“此间但有荒山大江， 修竹古木，每欲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苏轼在《与程彝仲书》中自称乌台诗案后自己“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遭受“乌台诗案”打击而贬谪黄州，一贯特立独行的苏轼在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他早年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在封建王朝的危险性和非法性，他不得不自觉地思考调整自己的人生姿态，并进行文化人格结构的内在调整，达到澄明境界。他虽然十分苦闷但并不消极，接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以政治上的得失为怀，随缘自适，坦然处之，放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求排解，表现出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态度。因为这时的诗人已经“用自由的、恬淡的、安闲的心态去体悟外在的宇宙和自然山水，去体悟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而去从事文学艺术活动”，②充分展现令后人难以企及的才华。哲宗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四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１１０１）卒于常州，临终前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王十朋《游东坡十一绝》所谓“我宋人才盛元祐，玉堂人是雪堂人”，主要也是就此而言。陆游《跋东坡帖》：“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王国维《文学小言》六：“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北宋末期，王朝更是腐败不振，屡遭辽、夏、金等人进犯，衰运难挽，国势日颓，终于招致“靖康”之变。
总体上看，赵宋三百年江山，只有仁宗时代真正浸透了浪漫精神，弥漫着安逸享乐的太平时尚，即使在表面“承平”的景象下处处潜伏着危机。由于政治上实行“庆历新政”，社会经济持续着繁荣局面，正如叶适《财总论二》所说： “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水心别集》卷一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载：雍熙二年（９８５）四月二日，太宗“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晏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仁宗时期，规模更大，如天圣三年三月，仁宗“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称当时的东京是：“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一院有花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李昉《禁林春直》）这样的情境自然诱发人们更多的文艺习尚。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书亦皆造极品。……”苏舜钦《石曼卿集序》说：“（大中）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自多乐世之咏。刘攽《中山诗话》载：“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然不必尽上所自作。景祐初，赐诗落句云：‘寒儒逢景运，报德合如何？’论者谓质厚宏壮，真诏旨也。”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宋史》卷二八二：“宋至真宗之世，号为盛治。”柳永在有关都市风情词里，多次描写“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太平时，朝野多欢”、“雅俗熙熙物态妍”，“雅俗多游赏”这样的生活场景。可见，柳词正是社会生活的真切反映。欧阳修《丰乐亭记》：“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滕白《观稻》诗也有所谓“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迷人景象。由此可知，邵雍《病亟吟》所吟唱的“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应该不全是昏头话。这一前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志节皎然，也深具写诗情怀。无论自身的政治、生活处境如何，他们都不曾中断文学创作，诗歌中也都奔涌着强烈的济世热情。丰富的社会生活孕育了诗情，造就了诗人。
历史往往在矛盾中谋求发展。宋代在总体国势上固然是积贫积弱，但都市经济则畸形发达。《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载：“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 （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表面的繁荣掩盖了一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南宋时期的临安有过之而无不及。耐得翁《都城纪胜序》说：“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此，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 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生活的丰富多彩需要文学去表现。北宋初年，杭州已是繁华。
柳永《望海潮》描写的就是这一景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特别是从当下实际生活叙写杭州的美丽，真切地向后人展示了盛世游乐图：“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绿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矶，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睛，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真是承平气象，形容曲尽。据杨湜《古今词话》载：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王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夜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迎耆卿预坐。
所记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反映出柳词在当时被社会接受和认可的状况。黄裳《书〈乐章集〉后》：“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 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其可废耶？”升为临安府，定为行都后，杭州更是成为世界大都会。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园囿》载：“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本来，“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更有着这样的赞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南宋时期，杭州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歌吹弹唱之风嚣于市廛。我们可以从“销金锅儿”这个词去推想那时的奢靡状况。周密（１２３２—１２９８？）的《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载：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直至清代，厉鹗《春湖夜泛歌》还这样感叹：“欲润冥冥堤上花，故洒疏疏篷背雨。合成芳夜销金锅，繁华千古随逝波。” 徽宗赵佶（１０８２—１１３５）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十一月，经过长期准备的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下，时代风云遽变。徽宗先是下罪己诏号召“勤王”，随后又宣布退位，命太子赵桓即位。十二月赵桓（１１００—１１６０）即位，改次年年号为靖康。钦宗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兵攻陷宋朝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山河破碎。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四月，金兵大肆抢掠后挟徽、钦二帝及所有皇室成员北上，北宋灭亡。后二帝被押解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 死于北地。战争改变着一切，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老子》第三十一章说过： “兵者不祥之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战争也就与之伴随，当然这其中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史载：靖康之变中，武阳县令蒋兴祖死于国难。他的女儿刚刚成年，被金人掳往北方。走到碓州驿的时候，颇善诗词的蒋氏女于驿壁上题《减字木兰花》一阕，抒写心里的屈辱与悲愤：“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这里的愁肠万结、乡关难归，抒发的既是个人之痛，也是时代之痛与民族之痛，饱含着血泪的悲怆。
二、偏安江左１１２７年五月，赵构（１１０７—１１８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改元建炎， 史称南宋，赵宋也得以延祚一百五十余年。绍兴七年（１１３７）正月，吕本中（１０８４—１１４５）奏言：“当今之计，必先为恢复事业，求人才，恤民隐，讲明法度， 详审刑政，开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尽情。然后练兵谋帅，增师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动之势，伺彼有衅，一举可克。若徒有恢复之志，而无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两浙科须日繁，闾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绝，奸宄窃发，未审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劝兴师问罪者，不可胜数，观其辞固甚顺，考其实不可行。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而去。朝廷施设失当，谁任其咎？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今朝廷于进取未有秋毫之实，所下诏命，已传贼境，使之得以为备，非策也。”但不为当局者所采纳。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与金人媾和，“约以淮水中流划疆，割唐、邓二州”（《宋史·高宗纪六》），高宗自诩“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丙寅）。从此，神州大地又形成一百余年新的南北对峙局面。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五《出合肥北门二首》其一感叹：“淮东水来没踝无，只今南北断修涂。东风却与人心别，布暖吹生遍八区。”《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１）的代表作①，岳飞又有《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也是经典名篇： 遥望中原，荒原外、许多城廓。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 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中原之失，国家之耻，对一代士人来说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正所谓“尚喜山河归帝子，可怜麋鹿入王宫”（吕渭老《忧国诗》）。苦难深重的时代，给士人的心灵刻下了深痛的创伤。许多诗人都以自己的不朽之作去真切地反映两宋之交战争导致家国半破的社会现实，陈与义（１０９０—１１３８）《伤春》即是时代风云的真实记录：“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又如汪藻《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草草官军渡，悠悠敌骑旋。方尝勾践胆，已补女娲天。诸将争阴拱，苍生忍倒悬。乾坤满群盗，何日是归年！” 曾克耑在《论同光体诗》中认为：“有了义熙之乱，才有陶诗的产生，有了天宝之乱，才有杜诗的成就，有了靖康之祸，这才成就了陆游。有了金室之亡，这才孕育了元好问。反过来讲，时代越是承平无事，大家越是安居乐业，就有绝大天才的诗人，可以说英雄无用武之地，找不到好题材来做好诗的。”①此说是很正确的。钱锺书更是强调：“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 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的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一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年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水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乱离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②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可感的现实环境中。戴复古所处的时代，更是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苟且求存之时。《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载：“东南际海， 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杭州升为临安府并定为行都后，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万人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时过境迁，随着复国梦幻的渐次破灭，社会上下沉湎于眼前的人生之乐。文及翁（生卒年不详）《贺新郎》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朱淑真《夜留依绿亭二首》之一也叹赏这样的景致：“水鸟栖烟夜不喧，风传宫漏到湖边。三更好月十分魄，万里无云一样天。”本来，“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但这样的情调是这时候才有的。
实际上，不但上层社会如此，整个社会也都沉溺在偏安的满足之中。所以，武衍《适安藏拙余稿·春日湖上》四首之三这样慨叹：“飞鹢鸣镳鼓吹喧，繁华应胜渡江前。吟梅处士今还在，肯住孤山尔许年？”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指出：“然而南宋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 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废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这样一来，王安石“文章事业望孔孟”的那种豪情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与之相对应，社会上也就不再充溢着唐人那种蓬勃昂扬的活力与生气。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孝宗即位，一度有了中兴之机，但由于张俊北伐失利，宋金议和，自此而后，双方基本上都处于对峙状态。南宋初年，西北方尚有几股抗金部队，但由于朝廷中求和的势力逐渐占上风，对金采取不抵抗政策，从而使抗金力量逐渐减弱，群情激昂的抗敌气氛也逐渐烟云般散去，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急剧下落。血雨腥风的现实生活给人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陈亮《上高宗皇帝第一书》：“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这时，金人内乱，无力南侵，这又强化了统治集团偏安一隅、坐稳南方的决心，过上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沉浸在享乐的酣宴歌舞之中。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偏安心理已经挤压了曾经有过的亡国之痛与光复决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御定全金诗提要》批评“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 道学盛而文章衰”。西湖本为士人隐居之地，陈孚《和靖墓》感叹：“北邙翁仲拱朱门，玉椀时惊古帝魂。谁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旧月黄昏。”吴自牧《梦粱录》载当时杭城情景：“诸店俱有厅院廊屋，排列小小稳便阁儿，吊窗之外，花竹掩映，垂帘下幕，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至达旦，亦无厌怠也。”真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壁》），政纲不振，国运式微，这又反过来进一步销蚀了诗人心头关注现实的热情。许多诗人由此醉心诗酒、放情山水。
赵翼《西湖咏古》六首其四这样慨叹：“桂子荷花色色幽，偏安定后足清游。
直教宫亦移长乐，从此湖应号莫愁。三竺峰峦非艮岳，两堤灯火似樊楼。空余芳草孤山路，老将骑驴感白头。”宁宗于绍熙五年（１１９４）七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庆元。外戚韩侂胄当政。韩侂胄斥理学为“伪学”，罢逐宗室大臣赵汝愚及理学家朱熹等人，史称“庆元党禁”。宁宗开禧元年（１２０５），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次年，在削去秦桧爵位，并把谥号改为“缪丑”的同时，韩侂胄对金宣战，一度振兴国威，世人为之欢欣鼓舞，也多露盲目乐观之色，如陆游《老马行》：“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百川无敌大江流，不与人间洗旧仇。残虏自缘他国废，诸公空负百年忧。边寒战马全装铁，波阔征船半起楼。一举尽收关洛旧， 不知销得几分愁。”但因贪功，贸然出师，不久宋军即以失败告终。韩亦被杀取首级送金议和。《宋史纪事本末》载：“（宁宗）嘉泰二年十二月壬申立贵妃杨氏为皇后。自韩后崩，宫中未有所属，后为贵妃，与曹美人俱有宠。韩以后颇涉书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权术；而曹美人柔顺，劝帝立曹氏，帝不从，竟立后，由是后与侂胄有怨矣！”于是，杨皇后与其兄杨次山及礼部侍郎史弥远相互勾结， 以杀韩而得控军政大权。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史弥远任宰相，开始擅权，朝政日败。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说：“韩侘胄伐金而败，与张魏公之伐金而败，一也。
后人责韩而不责张，以韩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葬其首，谥曰忠缪，以其忠于为国，缪于谋身也。钱辛楣少詹过安阳吊之曰：‘匆匆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一局残棋偏汝着，千秋公论是谁伸？横挑强敌诚非计，欲报先仇岂为身？一样北征师挫衄，符离未戮首谋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８），宋金和议告成。
宋每年向金增纳白银三十万两、细绢三十万匹。从此，宋室便在这样的阴影下苟喘残延。刘克庄有《戊辰即事》诗讽刺此事：“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成吉思汗（铁木真）于１２０６年结束蒙古部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蒙古国，并于１２６４ 年迁都燕京（后定名大都，即今北京）。到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国势日亟， 直至灭亡。戴复古《闻时事》诗表达内心的担忧，诗歌抒情的基调呈现出黯淡的色彩，这是诗人心境在诗歌中的透射。“卷五《所闻》、卷六《闻时事》二诗针对宋蒙联合灭金一事而发，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也流露出对宋朝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强大的敌人———蒙古的深深忧虑。事实证明，戴复古的敏感是非常正确的，在这方面，他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当时朝野上下的许多盲目乐观者。”①在这段时期，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危机日益加深。从端平二年（１２３５）开始，强大的蒙古军队连年南侵，宋军节节败退。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度宗病死，元军乘机攻下襄、樊，又由襄阳入汉水顺长江而下。十二月，元军攻占长江中游的重要门户鄂州。翌年正月，又分别攻占蕲、黄两州，从那里分兵攻入湖南、江西等地。到了这个时候，赵宋气数已尽，最后的灭亡也只是风吹叶落的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江南谣》载，南宋末年民谣有“江南若破，白雁来过”，当时人也不知道具体含义，后伯颜果然麾军南下而灭宋，一语成谶。恭帝德祐二年（１２７６），元军南下，二月，丞相伯颜率领大军攻取南宋都城临安。后宫殿臣流亡海上，载于一船，史称“楼船载国”。正如清人毛元坤《登奇气楼故址》所言之：“航海二王无寸土”。陆秀夫与张世杰等立赵昺为帝，建立了南宋最后一个小朝廷。帝昺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南宋的最后一个据点厓山（在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被元军攻占，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南宋宣告灭亡。《元史·伯颜列传》：“（伯颜）分遣萧郁、王世英等，招谕衢、信诸州。二月丁酉，遣刘颉等往淮西招夏贵。仍遣别将徇地浙东、西。于是知严州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台州杨必大、知处州梁椅，并以城降。” 战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在考验着人们。文天祥就是其中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人。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２），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 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进士第一，历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湖南提刑、右丞相兼枢密使等职。“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赴阙》），但最后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解、国破家亡的历史悲剧。文天祥品节坚刚，凛然不可犯，他的作品自能超越个人的欲求，展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气吞山河。文天祥曾到台州组织抗元大业。《入浙东》就是他的真实情感、真实遭遇：“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孤踪落虎口，薄命付鸿毛。漠漠长淮路，茫茫巨海涛。惊魂犹未定，消息问金鳌。”后转战各地，《过零丁洋》展露的更是这一特定年代中国汉族士人的内心世界，也蕴涵着独属于作家个人的情感内涵和精神强度。诗歌表达了传统士人的人生精神本质，激荡着一种时代精神：“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人又有《金陵驿》，更是一曲哀时感事的亡国悲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诗中寄寓亡国的悲哀，那凄然西下的夕阳，无从依傍的孤云，无家可栖的燕子，带血而归的啼鹃等等，都成了家国衰亡这一特定时代民族心理苦痛的象征。他的创作确实构成了宋元易代之际的巨幅历史画卷，体现出一种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精神。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提炼加工，抒写出失去故土的伤痛与复国无望的深愁。邓光荐《哭文丞相》： “……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至哉朝宗性，百折终不舍。身北冠自南，血碧心肯化。颜钩凛忠劲，杜诗蔚骚雅。晋阳骨肉冤，东市刀兵解。精诚揭天日， 气魄动夷夏。丈夫如此何，一死尤足怕。田横老宾客，白发馀息假。有时梦岩电，意悟当飘洒。非无中丞传，杀青自谁写。魂归哀江南，千秋俎乡社。”屈大均《经紫罗山望拜文信国墓》：“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白血照华夷”，反映了亡国的悲痛和深沉的历史意识。吴之振《宋诗钞·文山诗钞序》评文天祥诗说： “去今几五百年，读其诗，其面如生，其事如在眼者，此岂求之声调字句间哉。”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强调：“古人处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觇其志性。” 朝廷的覆灭不但彻底改变了当时一切人的生活，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永难平复的创伤。潘永因《宋稗类钞》上册卷三“贞烈”载：台州临海的民妻王氏，姿色美丽，被掳至军中，千夫长杀其舅姑与丈夫而欲霸占她，她终以计脱。后随军过清风岭，想到日后终逃不出元军手掌，即啮指写血诗于石上曰： “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儿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此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偷频滴，一片愁眉锁未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堪哀。”写毕， 投崖而死。可见，在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也体现出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群体共同价值的同一性。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载： 岳州徐君宝妻，被掳来杭，居韩蕲王府。主者数欲犯之，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喜诺。乃焚香再拜，题词一阕于壁上，投池中死。其词云：“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镜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遗民诗是宋诗的一个特殊品种，以自己的声音为时代唱一曲哀歌，表现家国衰亡之痛，属于那种悲恨交织的血泪文学。因为，身处巨变时代，人们的情感往往最为深切。
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是经常发生的现象。由于变化的突然性和刺激的强烈性，人们的精神往往受到极大的震撼，进而在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道德意识等方面展现出新的风貌。这一点，在涉及到民族矛盾时， 在深受儒家“严夷夏之大防”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① 自然物象往往触发遗民哀婉的亡国之思。再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每次朝代兴替之后，总会产生一些忠于故国故君、不臣服于新朝的遗民。尤其是当生活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取代汉族地主阶级政权的元、清两朝之初，这种现象更为显著。”②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这些对于民族生存危机以及国家衰亡有深刻体验的遗民，用诗歌表现遗民的情感，凝聚着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独特体验，反复咏叹家国覆亡后的伤痛与悲惋，艺术上也取得极高的成就，并没有人们一般所认为的衰世文学的征象。“命薄翻闻道，情多转离尘。”（杜浚《乙酉仲夏天章忽自淮阴远访剃发而僧余有感成诗》）。经历了易代动荡的汪元量也是这一特殊群体中的一员。汪元量（１２４１？—１３１７？），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杭州）人。度宗时以善鼓琴侍奉谢太后、王昭仪。１２７６年元兵攻陷临安，掳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以及诸宫妃北去，汪元量随行至大都（今北京）。后随宋恭帝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居延（甘肃居延海附近）、天山（即祁连山）等地。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上书乞允黄冠南归。南归后遍游吴、越、赣、湘等地。身处易代之际的特定时空，山河易色引发诗人内心的黍离麦秀之悲。汪元量对于赵宋有着深沉而执着的思念，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多以怀念故国为主题，反映宋元易代之际的社会乱离之苦， 多表达亡国之痛与故国哀思，贯注了作者的真实感情，充满忧伤和悲哀的情调。厉鹗评汪元量《湖山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赵文《书汪水云诗后》谓之“亲见仓黄归附，又展转北行，道途所历，痛心骇心”。钱锺书《宋诗选注》对汪元量的创作有这样的总体评说：“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和俞德邻的《京口遗怀》一百韵算规模最大，但是他写得具体生动，远在俞德邻之上。从全部作品看来，他也是学江湖派的，虽然有时借用些黄庭坚、陈师道的成句。”①贺贻孙《诗笺》也指出：“宋末诗人，当革命之际，一腔悲愤，尽泄于诗。”“忠孝之诗，不必问工拙也。如陆放翁《示儿》、林景熙题《示儿》后，二诗率意直书，悲壮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减价耶？”当然，遗民诗人在艺术上“并没有超越江湖诗派与江西诗派而有更多创新，只是延续了两派的手法技巧。尽管他们面对的是别样的山水，但他们的笔调却时时滑入原来惯用的模山范水法，只为其中注入了悲哀沉重的色调”，②所以，他们的创作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后人产生巨大的影响。钱谦益《胡致果诗序》云“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创作地位及影响。
三、宋代政治生活对戴复古创作的影响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直接源泉。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审美思潮都对作家产生重大影响，文学要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当然，文学作品也是作家对生活独特审美体验的反映，闪耀着个性的光彩。康定斯基认为： “凡是内在需要产生的，发源于心灵的就是美的。”③清人舒位《向读文选诗，爱此数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论其世。凡作者十人，诗九首》之四感叹“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诗传”，二者表达角度不同，但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苍凉孤寂本就是生命的一种底色，而通过对人生的深思，诗人的创作也正是人生苦难经验的凝定。以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为背景，沉静内敛的宋人一般都更为深沉地感受到命运的压迫，振兴、复国等大业也多受阻于既定国策等现实，往往借助艺术创作活动忘掉人生的忧愁，用诗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手段。这样，也就缺少唐人那种致君尧舜、大济苍生的襟怀。又因朋党纷争，文学创作也自觉不自觉地被拖入政治漩涡中。文学对于时空因素的感受一般都是极为灵敏的，戴复古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诗人已经生活在赵宋王朝日渐衰微的时期。但又必须肯定的一点是：赵宋一代，儒家义理已经深入人心， 诗人一生都不动摇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信赖，国运、时运都极为不济的他们还是能在创作中把触角伸向生活的深处，紧紧地抓住时代的特征，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文学创作讲求经世致用，体现着爱、悲悯、关怀等等人类的善良品质，一些作品也能指陈时弊，并且特别地体现出了一种真情。也就是说，诗人一生既关注社会时代，诗作贯注着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代表当时最为进步的价值取向；又执著于诗人自我的表现，透射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构成具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这在有宋一代可谓是很难得的。钱志熙指出：“人类的感情有它发展的历史，文学之表现感情也有它的发展历史，这两者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感情具有民族性，造成这种民族性，文学是重要的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民族性的感情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①殊为有见。这要是用来评述宋人的诗歌创作也是极为恰切的。
附注
①〔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７页。
①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版，第９页。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修订版，第５５８页。
①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页。
②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页。
①关于岳飞此词的真伪问题，学术界经过长期争论，认为岳飞的著作权不宜轻易否定。笔者有《〈满江红〉系岳飞所作辨析》一文参与讨论，见《台州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①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１９５０—２０００）·诗词曲篇》，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页。
②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① 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２５页。
①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页。
②赵永纪：《清初诗歌》，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４２页。
①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１５页。
②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３０页。
③〔俄〕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四川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５页。
①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３４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