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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为全面的眼光审视宋代文学的总体发展进程，戴复古称得上是南宋江湖诗人创作群体中一位领军式的人物。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一文中指出：“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来，每个人之所以周身浸透着这种影响，毕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①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研究，自然也应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路。戴复古一生布衣，浪迹江湖四十余年，是一位极为典型的江湖诗人。
  戴复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丰富的存在。讨论一个作家的诗艺，都应该从他的身世感受和心境体验出发。戴复古（１１６８—１２４７），字式之， 号石屏，出生于南宋台州黄岩县南塘的屏山（今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屏上村）。
  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三年十二月间（按公历计算，实际已经进入１１６８年，详下）。在家乡完成诗歌学习之后，为了使自己的诗作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他逃离了故乡开始漫游，并师承陆游等人，因此诗道日进，逐渐逼近纵横挥洒的艺术空间。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与同一时期的作家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戴复古也是这样。在“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之后，戴复古开始“四方奔走，求利求名”（《沁园春·一曲狂歌》）的艰难历程。他于宁宗庆元三年（１１９８）离开家乡来到都城临安（今杭州），在这里逗留了十余年。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缘由，诗人自绝仕进之路，但他并不自甘沉沦，而是力争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此后，他在淮南、两江、荆湖地区漫游多年，与大量江湖诗人交游唱酬。在此期间，赵汝谠（？—１２２３）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首次结集，确立了他在江湖诗派中的重要地位。大约在理宗宝庆年间（１２２５—１２２７），他又回到临安附近。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冬，他携诗入闽。此后近十年间，他主要在闽、粤等地漫游，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数次结集。在邵武期间，他与严羽等人，对诗歌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论诗十绝》组诗里，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显示出大家气象。淹留异乡数十年后，戴复古于嘉熙元年（１２３７）秋返回家乡。家居期间，他依然保持了高度的创作热情，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诗作产生。诗人的一生也正如姜夔（１１５５？—１２２１？）《玲珑四犯·叠鼓夜寒》所慨叹的：“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所以，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戴复古的人生遭际在中国古代游走江湖、功名无望的文士中颇具典型意义。戴复古极富艺术的灵感和悟性，在作品中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人丰富多姿的生活画卷。他在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和艺术精神，不仅超越了江湖一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超越了整个宋代。恰如刘克庄《题金华王山甫吟稿》诗中所言：“江湖有公论，不必问钟嵘”。
  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一“山思江情不负伊， 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道出了山水诗（大而广之，则包括整个诗文创作）创作的真正渊源。“赋诗似为政，焉得人人悦？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袁枚《书所见》之五）一个诗人独特的气质个性的养成， 与时代审美思潮、身世遭遇等都有密切关系。总体上看，戴复古一生悦山乐水，北至两淮，南到粤桂，江浙湖广闽赣都有他的足迹，遍及南宋大半国土，这种壮阔的漫游生活，激发了他的灵感，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丰富了他的诗歌题材和内容。戴复古几十年的羁旅生涯中，常有动荡起伏的生命体验，而诗歌创作本身又无不立足于自己的体验与感悟。戴复古幼而失怙，后浪游天涯也往往是羁旅一方，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日增，正所谓“生民日憔悴，吾道亦凄凉”（《访杨伯子监丞，自白沙问路而去二首》之二）。情兴体验是一诗之本。他的多数作品能即景会心，真切具体地展示自己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一种内在的生命流动性，从中寄寓身世感慨，个人心灵痛苦的印记和时代的沉重忧患纠结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人生思考，总之是深度地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以真动人，以情感人。从这一意义说，戴复古的浪迹生涯正是他诗歌创作所必需的、注定的命运。人们也可以从这一特定的视角体察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诗人也是性情中人，并不为横流的物欲所奴役，总体上能坚持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诗人的生活偶尔也有“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游张园》）的逸乐时光，但总体上看是命运多舛。不过，他并不特别在意个人的不幸，而是能超越个人不幸，多方汲取滋养，把现实的苦难完美地转化为诗，细致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戴复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人生的价值。
  戴复古有《石屏诗集》十卷、《石屏词》一卷传世。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强调：“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观之，方可定去取”，而“倘捃摭一二，并非其人应选之诗，管蠡窥测”，则是不可取的。就戴复古而言，也是这样。
  宋遗民萧立之（生卒年不详）《茶陵道中》曾沉痛自叹：“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比他略早的戴复古也是“此身到处自悠悠”（《李友山诸丈甚喜得朋， 留连日久。月洲乃友山道号》），长年跋涉，浪迹天涯，饱尝种种人生况味，固然自信“分无功业书青史，或有诗名身后存”（《思归》），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却只能是“京华作梦十年余”（《都下书怀》）、“十年浪迹游淮甸”（《到鄂渚》）、“诗酒放怀真是癖，江湖久客若无家”（《衡阳度岁》），生存状态的艰难可想而知，加之长期被摒落在政治的外缘，心理上总飘拂着漂泊无依的阴影，不断激起生命情感的涟漪，以至于《处世》诗有“风波境界立身难”的审视和感悟，这才是诗人咀嚼出的人生真味，正所谓：“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与世周旋持酒盏，观人胜败坐棋坊。倒餐甘蔗入佳境，昼着锦衣归故乡。此志十年犹未遂， 倚楼心事楚天长。”（《客游》）想当初，壮志如虹，“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致酒行》），如今终于“识尽愁滋味”（辛弃疾《采桑子》），消磨了早年怀有的进取精神，弥漫着漂泊无寄的生存感受，更有了悲剧人生的深切体验。内心情感的特别活跃是作家特殊才能的基本标志。诗人对生活体验进行极富创造性的审美发现，得生命性情之真，文学创造之思自然就纷呈笔底。戴复古以自我特有的睿智对社会现象本质进行思考，然后以诗为陶写性情的工具，也作为寄寓其人生理想的最佳载体，甚至也用诗作为自己所处时代形象、情感的诠释，表现出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偶尔以“生计麦十斛，传家诗几篇”（《新岁书怀四首》之四）而自足自乐。固然有些作品纯写对山水景色的赏爱之情，有着田园风光和自然景物的平静描绘，但由于身处“登临亦可悦，但恨时非平”（高启《吴越纪游诗·早过萧山历白鹤柯亭诸邮》）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受时代精神的感召， 诗人在登山览水中往往寻觅出蕴涵其中的历史痕迹，流露出伤时忧国之情，也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把诗歌的触角伸向包括心灵在内的各个方面，诗笔开阔，同时，又善于把握抒写对象的多元状态，以独特的声音发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一定的层面上也为中国诗学的意义表达拓展了新的境界，激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多能平易中见深厚，意旨深密，从而更加感荡心灵。他的文字都是被浓烈的情感浸透的；他的时事诗更是构成一幅饱含着血泪的历史画卷，富有生活实感，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能引起读者深刻的思索。任何艺术表面上看好像大多是在表现自我，但实质上还是表现社会的。“积极的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它在存在中追求亲和，在行动中追求表现，都渗透着、或跃动着一种创造的欲望。它创造了自己的新价值，也创造了新的语句表现方式”，①从而形成一个自足的生命空间。谢铎即承接了这一诗风，“茶陵派中尚有别具一格的诗人，如谢铎有相当一部分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忧虑时政的诗歌，沉着坚定，颇有老杜遗风”。② 钱志熙指出： 一个诗歌艺术传统，当它确立了基本的艺术原则之后，在进入铺张扬厉、踵事增华的发展阶段和积累了丰富的技巧时，就会有一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这时候，如果所逢的时代是一个缺乏饱满的诗性精神的时代， 这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就会导致许多非诗性的内容进入诗境。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诗歌艺术趋向成熟，诗歌创作中表现理性的内容也会增多， 这是因为超越感性而把握理性是人类的本能，它也同样体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只有诗性精神特别充盈，对诗歌艺术原则领会得很深刻的诗人， 才能处理好诗中理与情的关系，抵御住用诗歌表现抽象理念的诱惑。① 又强调：“所谓‘诗性精神’，就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
  一个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素质，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诗歌艺术，才有可能成为诗人。”②可谓真知灼见。戴复古也应该属于这种诗性精神较为充盈，而对诗歌艺术原则又领会得较为深刻的诗人。
  葛晓音在《诗文之辨和以文为诗———兼析韩愈、白居易、苏轼的三首记游诗》一文中指出： 以记游为题材，诗文都要对山水景物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并抒发由观景而产生的感想，所以除了有韵无韵的差异之外，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较之其他题材更难确定。不过，游记文的主要目的是忠实精确地客观记叙景物的形貌特征，并从游览过程中抽绎出某种明确的感想和道理。而记游诗则着重表现人与景物共鸣的旨趣，诗人可以不受客观真实的局限， 将山山水水吸取到自我形象中去，使心中为外物所触发的感受更加深刻化。盛唐的记游诗多取一时一地的触发兴会加以深入体验，或以精练的语言概括总的印象和感受，甚至不惜夸张，使景物在诗人心灵中得到净化和美化，这正是盛唐诗能以较短的篇幅容纳较丰富的精神意蕴的重要原因。③ 面对着骨力不振的局面，戴复古也在寻求着艺术变革之路，而取法盛唐便是他孜孜以求的方向之一，这在一贯讲求义理而不重情韵的宋代诗坛可谓凤毛麟角，尤其显得特异。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三中早就指出：“诗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体有相参处，何况初、盛、中、晚而能必无相似耶？”戴昺《有妄论宋唐诗体者》诗云：“性情元自无今古，格律何须辨宋唐。”赵以夫《题石屏诗集》对戴复古诗参酌唐宋的特色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戴石屏诗备众体，采本朝前辈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功深矣。”所以，他的诗歌在诸多方面确能超乎时人， 辐射出多重所指，意余象外，增加了思想感情的容量，但又处处映现着诗人自我的独特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诗歌品质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诗歌高度。艺术发展的审美历程本身贯串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叠更替，处处涂抹上主观感情色彩。
  戴复古一生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取径宽博，并不固守一家，又因为理论的辨析而促进了诗艺的提高。戴复古又能学人之长而避人之短，为我所用。
  因为诗人深知，对自身和他人的超越才是一个作者的终极目标。戴诗真实地表现多层次多方位的情感结构，既重近体，却并不废弃古体，正是这一写作理念的有力实践，为一度衰竭的南宋诗坛输入了创造的活力，也将诗人的诗歌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远超时流。如诗人与翁卷、徐照、徐玑、赵师秀四人组成的“四灵”诗派有所交往，也吸收了他们创作的一些长处，但并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诗风。“四灵”追随贾岛，多讲苦吟，冥思雕琢，遵循贾岛以来的“苦吟”传统， 如翁卷《送徐灵渊永州司理》“从来苦吟思，归赋若多篇”、徐照《宿翁卷书斋》“君爱苦吟吾喜听，世人谁更重清才”、徐照《访观公不遇》“昨来曾寄茗，应念苦吟心”等。在这一点上，戴复古固然也赞赏“冥搜琢肺肝，苦吟忘昼夜”（《送吴伯成归建昌二首》其一）的创作态度，但对“四灵”诗论与创作实践还是有所扬弃的，如诗人着力避免四灵作品缺乏深刻哲思的缺点。诗人既以此为切入点， 注重语言深度的开掘，又注重白描手法等的运用，追求平淡自然的美，固然并不是每首诗都具有丰神远韵。人们很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去真正探索作者文章的布局之妙、遣词之巧。苏轼《题刘景文欧公帖》：“此数十纸皆欧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假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这也是许多文士的艺术目标，不假修饰，而自臻妙境，也即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所谓“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强调：“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很好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另一面。
  戴复古对于自然山水似乎有着本能的诗意痴迷，又有登山临水的丰富经历。诗人向大自然倾诉衷情，进行生命的独白。他的山水诗创作往往能赋予对象鲜活的生命，创造了一些含义丰富的审美意象与独具韵味的美好意境，并借以表达深厚的思想情怀，如《海上鱼西寺》、《登祝融》、《上封》等。《山村》二首之二也是诗情满溢而又空灵无限：“万竹梢头云气生，西风吹雨又吹晴。题诗未了下山去，一路吟声杂水声。”一些作品则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伤感情绪，如《金山》诗：“水涌孤峰出，波声日夜闻。重岩戍铁屋，双塔碍行云。
  天地八窗迥，江淮两岸分。登临多感慨，北雁又成群。”总之，戴复古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山水诗的内涵及美学特征。戴复古一些关于朋友之谊的诗篇，也深挚动人。
  戴复古的诗，在宋时就有多种选集刊行，收集刊刻较全者，今存明清本甚众，有明弘治马金刻《石屏诗集》十卷本、万历年间潘是仁刻六卷本、明末祁氏淡生堂抄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嘉庆宋世荦《台州丛书》本等。选本则有《南宋群贤小集》本、《两宋名贤小集》本、《南宋六十家小集》本及清人抄本多种。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不仅将诸本分为４个系统，指出各本间的关系，而且把弘治本与潘刻本、四库本与几种选刻本从编卷分合、前后次序、收录数量、文字异同、阙佚情况、补佚多寡、避讳剜改、注释情况、历次校订情况等一一进行比照，分析各自异同与优劣，通过对版本进行大量比勘；作者所整理的《全宋诗》中的《戴复古诗》，以弘治本为底本，以潘刻本、四库本及他本为参校本，整理出可靠而全面的戴氏诗集。① 目前共发表与戴复古相关的论文四十篇左右，如常国武《石屏诗初探》、王岚《〈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陈福正、蒋永根、池太宁《新发现的戴复古重要史料及其考证》等；尤以张继定成果最为丰硕，在《浙江学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等处相继发表《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戴复古师承陆游考》、《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定了戴诗研究的良好基础；吴茂云近年着力于戴复古研究，对戴复古的家世、生平、创作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如《戴复古家世考》、《石屏诗词版本略述》等，并集数年之力，在《戴复古全集校注》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更新、更全的戴复古作品集———《戴敏集· 戴复古集》，后又出版《戴复古论稿》一书。以戴复古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数篇，对戴复古的方方面面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四川大学２００３年刘丽玲《戴复古年谱》是第一本戴复古年谱，实属不易；安徽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年王开春《戴复古研究》就“戴复古的诗歌理论”、“诗歌文本的解读”两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在刘谱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补订；台湾彰化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许秋梅《戴石屏之诗论与诗歌研究》所论更为详尽。
  历史总比人们的想象远为丰富生动。从许多角度来看，戴复古其人其诗至今仍是久谈不透、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尤为令人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对这样一位乡贤，一直没有一本专门著作对他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创作等进行全面论述。人们也需要正确解读他的作品，进而去探求他的生命精神与人生意蕴。目前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固然在整体水平上有所推进，但大多较为零碎，就戴复古创作实绩而言，尚嫌明显不足。
  近年关于刘克庄的研究已是成果斐然，仅笔者所见，就有程章灿《刘克庄年谱》、欧阳代发、王兆鹏《刘克庄词新释辑评》、王明见《刘克庄与中国诗学》、王锡九《刘克庄诗学研究》、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景红录《刘克庄诗歌研究》、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等。同时，人们很少把戴复古的创作放在南宋中晚期从“四灵”到“江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论析戴诗自身独具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也没有完全深入其艺术堂奥，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更何况，一个作家的“创作准备及最初的文学思想大都是由家乡的土壤所赋予和滋养”，戴复古与许多诗人一样，“文学活动也是以家乡为起点走向全国的”①。
  饶宗颐《山水文学之起源与谢灵运研究》指出：“写文学史的人往往拿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往往拿二三首诗代表一个人，往往拿几句话代表这个人的一切的风格。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是非常容易导人以错误的认识的。一个时代有许多了不起的作家，有很多好的诗，也有极好的句子，不要拿一两个人代表一切。这种抹杀主义是要不得的，使许多人为文学史家所贻误。所以我说，真正的文学史，我们今天应该重写的。”②这番高屋建瓴的话语给治文学史者以极大的启发，也很切合戴复古文学创作现象的评判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