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指出： 每一个时代，虽然有无数的作家，但能够主持风会领导潮流的作家毕竟不会很多，学者必须分清“主从”，先将某些主要作家的作品，作为基本必读之书，一读、二读、三读，这是起码工夫；必要时，还得四读、五读、六读。在阅读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小心地从作品中的一字一句、一题一意，去求取证明。把这些基本工夫彻底完成，接着还要从事另一重要工作，那就是：小心地检阅一切有关的文献，例如：作家的传记，时人对该作家的作品分析，当时的史籍———着眼于政治、社会、音乐， 以及与外族的文化交流等，作家的交游圈子对其作品风格的相互影响，作家的处境与心态等等。只有把这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弄清楚了以后，这才可能把这一位作家的面目清晰地勾画出来，也惟有这样，方能公正地还它一个本来面目。① 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个体的社会活动，而往往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创作群体等等产生纷繁复杂的关系。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阶层分化极为重要的时期，江湖诗人的出现，正是这一分化的结果。换言之，戴复古为代表的江湖诗人是当时很有个性色彩的社会群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高棅《唐诗品汇》提要认为：“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弊。”这样的评判无论从诗派产生时间、形成原因、艺术成就的探讨等方面看都是不准确的。笔者一直认为将江湖诗人视作一个创作群体也许更为合适，因为所谓江湖诗派实际上只不过是南宋后期一个松散的诗人创作群体，多由带有市民意识的江湖游士式的诗人组成，流品复杂，其成员生活方式与创作活动地域等并不完全一致，后期的分化也比较大。龚鹏程在《宋诗与宋文化———我对宋诗研究的基本看法》一文中认为：“江湖诗，以陈起编《江湖诗集》而得名，集中人诗体颇不相类，又怎能混为一派？”②王志道《寄兴》：“五湖深处足逍遥，错把扁舟系柳条。尘世不如烟水阔，笑骑黄鹤上层霄”，表达的大概即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但尊重诗学界的一般习惯称呼，对这个独特群体的存在，还是以江湖诗派作为讨论基点。何况，他们在当时的出现也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流派是时代精神、文学习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由于这种结晶并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优秀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若干作家群体身上，因而这种文学现象就更加富有探讨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文学流派， 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基本的发展脉络，并发现或总结出文学史的某些规律和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历史时期内文学的横的分化，而且也能看清前后不同时期文学的纵的关联。”③近年关于江湖诗派的研究也由此取得很大的进展。
  任何一种文学的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而它自身的产生和衍变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江湖诗派”由陈起于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刊刻《江湖集》而得名。陈起（生卒年不详），字宗之，号芸居，钱塘（今杭州）人，开书肆于钱塘棚北大街睦亲坊，刊刻《江湖集》、《江湖小集》等。许棐（？—１２４９） 《梅屋稿》自跋称：“右甲辰一春诗，诗共四十余篇，寻求芸居吟友印可。”（《江湖小集》卷七七，《四库全书》本）方回（１２２７—１３０７）《瀛奎律髓》卷四二《赠卖书陈秀才》有这样的感叹：“陈起……予丁未（１２４７）至行在所，至辛亥（１２５１）凡五年，犹识其人，且识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毁人亡，不可见矣”。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刘克庄《落梅》诗后有一段批语：“潜夫淳熙十四年丁未生，二十五为靖安尉，嘉定中从李珏江淮制幕，监南岳庙以归。诗集始此，初有《南岳五稿》。……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之句也。敖臞庵器之为太学生时，以诗痛赵忠定丞相之死，韩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韩败，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版，二人皆坐罪。初，弥远议下大理逮治，郑丞相清之在琐闼，白弥远，中辍，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陈起虽为书商，但自己亦能诗。韦居安（生卒年不详）《梅涧诗话》卷中载： 陈起宗之，杭州人。鬻书以自给，刊唐宋以来诸家诗，颇详备。亦有《芸居吟稿》版行，芸居其自号也。集中有《夜过西湖》诗一绝云：“鹊巢犹挂三更月，渔板惊回一片鸥。吟得诗成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语意殊不尘腐。
  陈起与赵师秀、许棐、叶绍翁、郑立之、黄佑甫、周晋仙、黄元、周端臣等多互有酬赠。如叶茵《赠陈芸居》：“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得书爱与世人读，选句长教野客吟。富贵天街纷耳目，清闲地位当山林。料君阅遍兴亡事，对坐萧然一片心。”杜耒《赠陈宗之》：“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
  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对河却见桐阴合，隔壁应闻芸叶香。老不爱文空手出，从今烦为蓄仙方。”赵师秀《赠卖书陈秀才》：“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柳树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春烧尽，时容借检寻。”宝庆元年（１２２５），陈起刊刻的《江湖集》问世。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著录：“《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但原刻《江湖集》已散佚，存世的残本在《永乐大典》中保存有《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九种，都已经不能确定为陈起原刻。此外，旧题陈起编的数种诗集，如《南宋六十家小集》、《南宋群贤小集》等，也是收录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辑集江湖派的作品，编为《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与《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录了一百零九位诗人的作品，但“其书刻非一时，版非一律……辗转传抄，真赝错杂，莫详孰为原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江湖后集》提要）。只有将这些作品合而观之，才能真正把握江湖派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全貌。
  “尽管陈起等人没有象江西诗派的黄庭坚等人那样大力提倡什么，然而通过这套丛刊的刊印，其中体现了相近的情趣，相近的风格，一个诗歌流派就形成了。这一派的诗歌，格局和气度不大，它向来被称为卑靡而受到轻视，一些宋诗的选本也很难选到它。然而它毕竟是宋诗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没有理由不受到重视的。《宋百家诗存》大量地选录它，使得这个宋诗选本的一般成为《群贤小集》缩本。曹庭栋当然不是要提倡江湖诗派的宋诗，他也许只觉得这是一些‘僻集’而收录它，但这却是无意中把江湖派的诗歌破天荒推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①胡念贻《〈宋百家诗存〉及其与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关系》中的这一番话很有启发意义。江湖诗派成员组成复杂，他们的成长背景与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诗歌面貌也异彩纷呈，很难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志趣总是以达政而济世为正途。江湖诗人总体看也许有点另类。但这实际上是他们一种痛苦选择的结果。江湖诗人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除戴复古外，还有刘克庄（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巩丰（１１４８—１２１７）、胡仲弓（生卒年不详）、杜旃（生卒年不详）、邹登龙（１１７２—１２４４）、宋自逊（生卒年不详）、林洪（生卒年不详）、林希逸（１１９３—？）等。考察一个流派的文学创作， 有许多层面和角度，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费君清《江湖派考论》等都为人们树立了典范。正如胡俊林《四灵清苦妙　江湖诗派殊———〈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绪论》所言：“载记、训诂他们的业绩和作品，品评其审美情趣，借鉴其表达技巧，吸取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深人透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心灵轨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