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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湖诗派的基本评判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指出： 每一个时代，虽然有无数的作家，但能够主持风会领导潮流的作家毕竟不会很多，学者必须分清“主从”，先将某些主要作家的作品，作为基本必读之书，一读、二读、三读，这是起码工夫；必要时，还得四读、五读、六读。在阅读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小心地从作品中的一字一句、一题一意，去求取证明。把这些基本工夫彻底完成，接着还要从事另一重要工作，那就是：小心地检阅一切有关的文献，例如：作家的传记，时人对该作家的作品分析，当时的史籍———着眼于政治、社会、音乐， 以及与外族的文化交流等，作家的交游圈子对其作品风格的相互影响，作家的处境与心态等等。只有把这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弄清楚了以后，这才可能把这一位作家的面目清晰地勾画出来，也惟有这样，方能公正地还它一个本来面目。① 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个体的社会活动，而往往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创作群体等等产生纷繁复杂的关系。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阶层分化极为重要的时期，江湖诗人的出现，正是这一分化的结果。换言之，戴复古为代表的江湖诗人是当时很有个性色彩的社会群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高棅《唐诗品汇》提要认为：“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弊。”这样的评判无论从诗派产生时间、形成原因、艺术成就的探讨等方面看都是不准确的。笔者一直认为将江湖诗人视作一个创作群体也许更为合适，因为所谓江湖诗派实际上只不过是南宋后期一个松散的诗人创作群体，多由带有市民意识的江湖游士式的诗人组成，流品复杂，其成员生活方式与创作活动地域等并不完全一致，后期的分化也比较大。龚鹏程在《宋诗与宋文化———我对宋诗研究的基本看法》一文中认为：“江湖诗，以陈起编《江湖诗集》而得名，集中人诗体颇不相类，又怎能混为一派？”②王志道《寄兴》：“五湖深处足逍遥，错把扁舟系柳条。尘世不如烟水阔，笑骑黄鹤上层霄”，表达的大概即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但尊重诗学界的一般习惯称呼，对这个独特群体的存在，还是以江湖诗派作为讨论基点。何况，他们在当时的出现也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流派是时代精神、文学习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由于这种结晶并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优秀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若干作家群体身上，因而这种文学现象就更加富有探讨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文学流派， 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和分析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从中整理归纳出基本的发展脉络，并发现或总结出文学史的某些规律和经验，不仅能指出同一历史时期内文学的横的分化，而且也能看清前后不同时期文学的纵的关联。”③近年关于江湖诗派的研究也由此取得很大的进展。
任何一种文学的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而它自身的产生和衍变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江湖诗派”由陈起于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刊刻《江湖集》而得名。陈起（生卒年不详），字宗之，号芸居，钱塘（今杭州）人，开书肆于钱塘棚北大街睦亲坊，刊刻《江湖集》、《江湖小集》等。许棐（？—１２４９） 《梅屋稿》自跋称：“右甲辰一春诗，诗共四十余篇，寻求芸居吟友印可。”（《江湖小集》卷七七，《四库全书》本）方回（１２２７—１３０７）《瀛奎律髓》卷四二《赠卖书陈秀才》有这样的感叹：“陈起……予丁未（１２４７）至行在所，至辛亥（１２５１）凡五年，犹识其人，且识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毁人亡，不可见矣”。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刘克庄《落梅》诗后有一段批语：“潜夫淳熙十四年丁未生，二十五为靖安尉，嘉定中从李珏江淮制幕，监南岳庙以归。诗集始此，初有《南岳五稿》。……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之句也。敖臞庵器之为太学生时，以诗痛赵忠定丞相之死，韩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韩败，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版，二人皆坐罪。初，弥远议下大理逮治，郑丞相清之在琐闼，白弥远，中辍，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陈起虽为书商，但自己亦能诗。韦居安（生卒年不详）《梅涧诗话》卷中载： 陈起宗之，杭州人。鬻书以自给，刊唐宋以来诸家诗，颇详备。亦有《芸居吟稿》版行，芸居其自号也。集中有《夜过西湖》诗一绝云：“鹊巢犹挂三更月，渔板惊回一片鸥。吟得诗成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语意殊不尘腐。
陈起与赵师秀、许棐、叶绍翁、郑立之、黄佑甫、周晋仙、黄元、周端臣等多互有酬赠。如叶茵《赠陈芸居》：“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得书爱与世人读，选句长教野客吟。富贵天街纷耳目，清闲地位当山林。料君阅遍兴亡事，对坐萧然一片心。”杜耒《赠陈宗之》：“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
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对河却见桐阴合，隔壁应闻芸叶香。老不爱文空手出，从今烦为蓄仙方。”赵师秀《赠卖书陈秀才》：“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柳树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春烧尽，时容借检寻。”宝庆元年（１２２５），陈起刊刻的《江湖集》问世。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著录：“《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但原刻《江湖集》已散佚，存世的残本在《永乐大典》中保存有《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九种，都已经不能确定为陈起原刻。此外，旧题陈起编的数种诗集，如《南宋六十家小集》、《南宋群贤小集》等，也是收录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辑集江湖派的作品，编为《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与《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录了一百零九位诗人的作品，但“其书刻非一时，版非一律……辗转传抄，真赝错杂，莫详孰为原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江湖后集》提要）。只有将这些作品合而观之，才能真正把握江湖派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全貌。
“尽管陈起等人没有象江西诗派的黄庭坚等人那样大力提倡什么，然而通过这套丛刊的刊印，其中体现了相近的情趣，相近的风格，一个诗歌流派就形成了。这一派的诗歌，格局和气度不大，它向来被称为卑靡而受到轻视，一些宋诗的选本也很难选到它。然而它毕竟是宋诗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没有理由不受到重视的。《宋百家诗存》大量地选录它，使得这个宋诗选本的一般成为《群贤小集》缩本。曹庭栋当然不是要提倡江湖诗派的宋诗，他也许只觉得这是一些‘僻集’而收录它，但这却是无意中把江湖派的诗歌破天荒推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①胡念贻《〈宋百家诗存〉及其与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关系》中的这一番话很有启发意义。江湖诗派成员组成复杂，他们的成长背景与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诗歌面貌也异彩纷呈，很难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志趣总是以达政而济世为正途。江湖诗人总体看也许有点另类。但这实际上是他们一种痛苦选择的结果。江湖诗人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除戴复古外，还有刘克庄（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巩丰（１１４８—１２１７）、胡仲弓（生卒年不详）、杜旃（生卒年不详）、邹登龙（１１７２—１２４４）、宋自逊（生卒年不详）、林洪（生卒年不详）、林希逸（１１９３—？）等。考察一个流派的文学创作， 有许多层面和角度，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费君清《江湖派考论》等都为人们树立了典范。正如胡俊林《四灵清苦妙 江湖诗派殊———〈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绪论》所言：“载记、训诂他们的业绩和作品，品评其审美情趣，借鉴其表达技巧，吸取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深人透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心灵轨迹。”① 二、近年江湖诗派研究成果概观近年来，宋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地带，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出版了一些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同时，部分早期的经典著作穿越历史的旷野也得以重版，江湖诗派的研究前几年也一度兴盛，戴复古研究也逐渐被人重视，由此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全新思路。宋代文学文献工作也有整体性突破。如《全宋诗》７２册３７８５卷，共收作者９０７９人，凡得诗２４万余首，近４０００万字。《全宋文》更是卷帙浩繁，这些都属于文化领域真正的系统工程。
江湖诗人的创作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人们论述到宋诗的时候，对此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给以“爝火微光，无足轻重”这样的定位，②这实际上都有违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近年来江湖诗派业已成为文学史家颇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人们在这一方面用力甚殷，取得很大成就。张宏生的博士论文《江湖诗派研究》于１９９５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近年来江湖诗派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成果。文章深入阐析了江湖诗派的历史渊源、现实社会因素、主题取向、审美情趣等，既宏观把握，又发微阐幽。其中第七章《江湖诗品》着重论析江湖派代表诗人的创作情况，专门一节讨论戴复古的诗歌，有着极为精到的品评。同时，张宏生还发表了《南宋江湖派诗的时空形态》等重要论文。费君清博士论文《江湖派考论》（浙江大学１９９８年古代文学专业）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文章全面考察了江湖诗派的产生、组成等一系列情况，描述江湖诗人的生活情态与诗学观，探讨江湖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论证江湖派的历史意义，并进行考辨与辑佚等卓有成效的工作，材料翔实，诸多观点可谓至为宏论，这是一项极富开拓性的宏观研究成果。在此前后，又陆续发表《〈永乐大典〉中南宋诗人姓名考异九则》、《〈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江湖集资料论析》、《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一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费、张等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景仰，其煌煌业绩也为后学建立了很好的榜样。
同时，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郭锋《南宋江湖词派研究》等著作，都在此课题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另外，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王明见《刘克庄与中国诗学》、王锡九《刘克庄诗学研究》、景红录《刘克庄诗歌研究》等著作对江湖派的一些重要作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程小平的《〈沧浪诗话〉的诗学研究》等并不是研究江湖派的，但所涉及的严羽等作家与戴复古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江湖派以及南宋诗歌研究的进展和实绩。
三、近年戴复古研究的成就与缺憾以较为全面的眼光审视宋代文学的总体发展进程，戴复古称得上是南宋江湖诗人创作群体中一位领军式的人物。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一文中指出：“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来，每个人之所以周身浸透着这种影响，毕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①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研究，自然也应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路。戴复古一生布衣，浪迹江湖四十余年，是一位极为典型的江湖诗人。
戴复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丰富的存在。讨论一个作家的诗艺，都应该从他的身世感受和心境体验出发。戴复古（１１６８—１２４７），字式之， 号石屏，出生于南宋台州黄岩县南塘的屏山（今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屏上村）。
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三年十二月间（按公历计算，实际已经进入１１６８年，详下）。在家乡完成诗歌学习之后，为了使自己的诗作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他逃离了故乡开始漫游，并师承陆游等人，因此诗道日进，逐渐逼近纵横挥洒的艺术空间。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与同一时期的作家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戴复古也是这样。在“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之后，戴复古开始“四方奔走，求利求名”（《沁园春·一曲狂歌》）的艰难历程。他于宁宗庆元三年（１１９８）离开家乡来到都城临安（今杭州），在这里逗留了十余年。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缘由，诗人自绝仕进之路，但他并不自甘沉沦，而是力争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此后，他在淮南、两江、荆湖地区漫游多年，与大量江湖诗人交游唱酬。在此期间，赵汝谠（？—１２２３）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首次结集，确立了他在江湖诗派中的重要地位。大约在理宗宝庆年间（１２２５—１２２７），他又回到临安附近。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冬，他携诗入闽。此后近十年间，他主要在闽、粤等地漫游，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数次结集。在邵武期间，他与严羽等人，对诗歌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论诗十绝》组诗里，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显示出大家气象。淹留异乡数十年后，戴复古于嘉熙元年（１２３７）秋返回家乡。家居期间，他依然保持了高度的创作热情，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诗作产生。诗人的一生也正如姜夔（１１５５？—１２２１？）《玲珑四犯·叠鼓夜寒》所慨叹的：“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所以，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戴复古的人生遭际在中国古代游走江湖、功名无望的文士中颇具典型意义。戴复古极富艺术的灵感和悟性，在作品中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人丰富多姿的生活画卷。他在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和艺术精神，不仅超越了江湖一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超越了整个宋代。恰如刘克庄《题金华王山甫吟稿》诗中所言：“江湖有公论，不必问钟嵘”。
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一“山思江情不负伊， 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道出了山水诗（大而广之，则包括整个诗文创作）创作的真正渊源。“赋诗似为政，焉得人人悦？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袁枚《书所见》之五）一个诗人独特的气质个性的养成， 与时代审美思潮、身世遭遇等都有密切关系。总体上看，戴复古一生悦山乐水，北至两淮，南到粤桂，江浙湖广闽赣都有他的足迹，遍及南宋大半国土，这种壮阔的漫游生活，激发了他的灵感，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丰富了他的诗歌题材和内容。戴复古几十年的羁旅生涯中，常有动荡起伏的生命体验，而诗歌创作本身又无不立足于自己的体验与感悟。戴复古幼而失怙，后浪游天涯也往往是羁旅一方，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日增，正所谓“生民日憔悴，吾道亦凄凉”（《访杨伯子监丞，自白沙问路而去二首》之二）。情兴体验是一诗之本。他的多数作品能即景会心，真切具体地展示自己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一种内在的生命流动性，从中寄寓身世感慨，个人心灵痛苦的印记和时代的沉重忧患纠结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人生思考，总之是深度地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以真动人，以情感人。从这一意义说，戴复古的浪迹生涯正是他诗歌创作所必需的、注定的命运。人们也可以从这一特定的视角体察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诗人也是性情中人，并不为横流的物欲所奴役，总体上能坚持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诗人的生活偶尔也有“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游张园》）的逸乐时光，但总体上看是命运多舛。不过，他并不特别在意个人的不幸，而是能超越个人不幸，多方汲取滋养，把现实的苦难完美地转化为诗，细致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戴复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人生的价值。
戴复古有《石屏诗集》十卷、《石屏词》一卷传世。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强调：“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观之，方可定去取”，而“倘捃摭一二，并非其人应选之诗，管蠡窥测”，则是不可取的。就戴复古而言，也是这样。
宋遗民萧立之（生卒年不详）《茶陵道中》曾沉痛自叹：“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比他略早的戴复古也是“此身到处自悠悠”（《李友山诸丈甚喜得朋， 留连日久。月洲乃友山道号》），长年跋涉，浪迹天涯，饱尝种种人生况味，固然自信“分无功业书青史，或有诗名身后存”（《思归》），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却只能是“京华作梦十年余”（《都下书怀》）、“十年浪迹游淮甸”（《到鄂渚》）、“诗酒放怀真是癖，江湖久客若无家”（《衡阳度岁》），生存状态的艰难可想而知，加之长期被摒落在政治的外缘，心理上总飘拂着漂泊无依的阴影，不断激起生命情感的涟漪，以至于《处世》诗有“风波境界立身难”的审视和感悟，这才是诗人咀嚼出的人生真味，正所谓：“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与世周旋持酒盏，观人胜败坐棋坊。倒餐甘蔗入佳境，昼着锦衣归故乡。此志十年犹未遂， 倚楼心事楚天长。”（《客游》）想当初，壮志如虹，“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致酒行》），如今终于“识尽愁滋味”（辛弃疾《采桑子》），消磨了早年怀有的进取精神，弥漫着漂泊无寄的生存感受，更有了悲剧人生的深切体验。内心情感的特别活跃是作家特殊才能的基本标志。诗人对生活体验进行极富创造性的审美发现，得生命性情之真，文学创造之思自然就纷呈笔底。戴复古以自我特有的睿智对社会现象本质进行思考，然后以诗为陶写性情的工具，也作为寄寓其人生理想的最佳载体，甚至也用诗作为自己所处时代形象、情感的诠释，表现出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偶尔以“生计麦十斛，传家诗几篇”（《新岁书怀四首》之四）而自足自乐。固然有些作品纯写对山水景色的赏爱之情，有着田园风光和自然景物的平静描绘，但由于身处“登临亦可悦，但恨时非平”（高启《吴越纪游诗·早过萧山历白鹤柯亭诸邮》）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受时代精神的感召， 诗人在登山览水中往往寻觅出蕴涵其中的历史痕迹，流露出伤时忧国之情，也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把诗歌的触角伸向包括心灵在内的各个方面，诗笔开阔，同时，又善于把握抒写对象的多元状态，以独特的声音发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一定的层面上也为中国诗学的意义表达拓展了新的境界，激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多能平易中见深厚，意旨深密，从而更加感荡心灵。他的文字都是被浓烈的情感浸透的；他的时事诗更是构成一幅饱含着血泪的历史画卷，富有生活实感，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能引起读者深刻的思索。任何艺术表面上看好像大多是在表现自我，但实质上还是表现社会的。“积极的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它在存在中追求亲和，在行动中追求表现，都渗透着、或跃动着一种创造的欲望。它创造了自己的新价值，也创造了新的语句表现方式”，①从而形成一个自足的生命空间。谢铎即承接了这一诗风，“茶陵派中尚有别具一格的诗人，如谢铎有相当一部分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忧虑时政的诗歌，沉着坚定，颇有老杜遗风”。② 钱志熙指出： 一个诗歌艺术传统，当它确立了基本的艺术原则之后，在进入铺张扬厉、踵事增华的发展阶段和积累了丰富的技巧时，就会有一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这时候，如果所逢的时代是一个缺乏饱满的诗性精神的时代， 这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就会导致许多非诗性的内容进入诗境。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诗歌艺术趋向成熟，诗歌创作中表现理性的内容也会增多， 这是因为超越感性而把握理性是人类的本能，它也同样体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只有诗性精神特别充盈，对诗歌艺术原则领会得很深刻的诗人， 才能处理好诗中理与情的关系，抵御住用诗歌表现抽象理念的诱惑。① 又强调：“所谓‘诗性精神’，就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
一个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素质，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诗歌艺术，才有可能成为诗人。”②可谓真知灼见。戴复古也应该属于这种诗性精神较为充盈，而对诗歌艺术原则又领会得较为深刻的诗人。
葛晓音在《诗文之辨和以文为诗———兼析韩愈、白居易、苏轼的三首记游诗》一文中指出： 以记游为题材，诗文都要对山水景物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并抒发由观景而产生的感想，所以除了有韵无韵的差异之外，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较之其他题材更难确定。不过，游记文的主要目的是忠实精确地客观记叙景物的形貌特征，并从游览过程中抽绎出某种明确的感想和道理。而记游诗则着重表现人与景物共鸣的旨趣，诗人可以不受客观真实的局限， 将山山水水吸取到自我形象中去，使心中为外物所触发的感受更加深刻化。盛唐的记游诗多取一时一地的触发兴会加以深入体验，或以精练的语言概括总的印象和感受，甚至不惜夸张，使景物在诗人心灵中得到净化和美化，这正是盛唐诗能以较短的篇幅容纳较丰富的精神意蕴的重要原因。③ 面对着骨力不振的局面，戴复古也在寻求着艺术变革之路，而取法盛唐便是他孜孜以求的方向之一，这在一贯讲求义理而不重情韵的宋代诗坛可谓凤毛麟角，尤其显得特异。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三中早就指出：“诗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体有相参处，何况初、盛、中、晚而能必无相似耶？”戴昺《有妄论宋唐诗体者》诗云：“性情元自无今古，格律何须辨宋唐。”赵以夫《题石屏诗集》对戴复古诗参酌唐宋的特色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戴石屏诗备众体，采本朝前辈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功深矣。”所以，他的诗歌在诸多方面确能超乎时人，辐射出多重所指，意余象外，增加了思想感情的容量，但又处处映现着诗人自我的独特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诗歌品质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诗歌高度。艺术发展的审美历程本身贯串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叠更替，处处涂抹上主观感情色彩。
戴复古一生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取径宽博，并不固守一家，又因为理论的辨析而促进了诗艺的提高。戴复古又能学人之长而避人之短，为我所用。
因为诗人深知，对自身和他人的超越才是一个作者的终极目标。戴诗真实地表现多层次多方位的情感结构，既重近体，却并不废弃古体，正是这一写作理念的有力实践，为一度衰竭的南宋诗坛输入了创造的活力，也将诗人的诗歌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远超时流。如诗人与翁卷、徐照、徐玑、赵师秀四人组成的“四灵”诗派有所交往，也吸收了他们创作的一些长处，但并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诗风。“四灵”追随贾岛，多讲苦吟，冥思雕琢，遵循贾岛以来的“苦吟”传统， 如翁卷《送徐灵渊永州司理》“从来苦吟思，归赋若多篇”、徐照《宿翁卷书斋》“君爱苦吟吾喜听，世人谁更重清才”、徐照《访观公不遇》“昨来曾寄茗，应念苦吟心”等。在这一点上，戴复古固然也赞赏“冥搜琢肺肝，苦吟忘昼夜”（《送吴伯成归建昌二首》其一）的创作态度，但对“四灵”诗论与创作实践还是有所扬弃的，如诗人着力避免四灵作品缺乏深刻哲思的缺点。诗人既以此为切入点， 注重语言深度的开掘，又注重白描手法等的运用，追求平淡自然的美，固然并不是每首诗都具有丰神远韵。人们很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去真正探索作者文章的布局之妙、遣词之巧。苏轼《题刘景文欧公帖》：“此数十纸皆欧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假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这也是许多文士的艺术目标，不假修饰，而自臻妙境，也即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所谓“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强调：“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很好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另一面。
戴复古对于自然山水似乎有着本能的诗意痴迷，又有登山临水的丰富经历。诗人向大自然倾诉衷情，进行生命的独白。他的山水诗创作往往能赋予对象鲜活的生命，创造了一些含义丰富的审美意象与独具韵味的美好意境，并借以表达深厚的思想情怀，如《海上鱼西寺》、《登祝融》、《上封》等。《山村》二首之二也是诗情满溢而又空灵无限：“万竹梢头云气生，西风吹雨又吹晴。题诗未了下山去，一路吟声杂水声。”一些作品则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伤感情绪，如《金山》诗：“水涌孤峰出，波声日夜闻。重岩戍铁屋，双塔碍行云。
天地八窗迥，江淮两岸分。登临多感慨，北雁又成群。”总之，戴复古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山水诗的内涵及美学特征。戴复古一些关于朋友之谊的诗篇，也深挚动人。
戴复古的诗，在宋时就有多种选集刊行，收集刊刻较全者，今存明清本甚众，有明弘治马金刻《石屏诗集》十卷本、万历年间潘是仁刻六卷本、明末祁氏淡生堂抄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嘉庆宋世荦《台州丛书》本等。选本则有《南宋群贤小集》本、《两宋名贤小集》本、《南宋六十家小集》本及清人抄本多种。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不仅将诸本分为４个系统，指出各本间的关系，而且把弘治本与潘刻本、四库本与几种选刻本从编卷分合、前后次序、收录数量、文字异同、阙佚情况、补佚多寡、避讳剜改、注释情况、历次校订情况等一一进行比照，分析各自异同与优劣，通过对版本进行大量比勘；作者所整理的《全宋诗》中的《戴复古诗》，以弘治本为底本，以潘刻本、四库本及他本为参校本，整理出可靠而全面的戴氏诗集。① 目前共发表与戴复古相关的论文四十篇左右，如常国武《石屏诗初探》、王岚《〈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陈福正、蒋永根、池太宁《新发现的戴复古重要史料及其考证》等；尤以张继定成果最为丰硕，在《浙江学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等处相继发表《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戴复古师承陆游考》、《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定了戴诗研究的良好基础；吴茂云近年着力于戴复古研究，对戴复古的家世、生平、创作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如《戴复古家世考》、《石屏诗词版本略述》等，并集数年之力，在《戴复古全集校注》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更新、更全的戴复古作品集———《戴敏集· 戴复古集》，后又出版《戴复古论稿》一书。以戴复古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数篇，对戴复古的方方面面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四川大学２００３年刘丽玲《戴复古年谱》是第一本戴复古年谱，实属不易；安徽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年王开春《戴复古研究》就“戴复古的诗歌理论”、“诗歌文本的解读”两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在刘谱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补订；台湾彰化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许秋梅《戴石屏之诗论与诗歌研究》所论更为详尽。
历史总比人们的想象远为丰富生动。从许多角度来看，戴复古其人其诗至今仍是久谈不透、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尤为令人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对这样一位乡贤，一直没有一本专门著作对他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创作等进行全面论述。人们也需要正确解读他的作品，进而去探求他的生命精神与人生意蕴。目前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固然在整体水平上有所推进，但大多较为零碎，就戴复古创作实绩而言，尚嫌明显不足。
近年关于刘克庄的研究已是成果斐然，仅笔者所见，就有程章灿《刘克庄年谱》、欧阳代发、王兆鹏《刘克庄词新释辑评》、王明见《刘克庄与中国诗学》、王锡九《刘克庄诗学研究》、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景红录《刘克庄诗歌研究》、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等。同时，人们很少把戴复古的创作放在南宋中晚期从“四灵”到“江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论析戴诗自身独具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也没有完全深入其艺术堂奥，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更何况，一个作家的“创作准备及最初的文学思想大都是由家乡的土壤所赋予和滋养”，戴复古与许多诗人一样，“文学活动也是以家乡为起点走向全国的”①。
饶宗颐《山水文学之起源与谢灵运研究》指出：“写文学史的人往往拿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往往拿二三首诗代表一个人，往往拿几句话代表这个人的一切的风格。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是非常容易导人以错误的认识的。一个时代有许多了不起的作家，有很多好的诗，也有极好的句子，不要拿一两个人代表一切。这种抹杀主义是要不得的，使许多人为文学史家所贻误。所以我说，真正的文学史，我们今天应该重写的。”②这番高屋建瓴的话语给治文学史者以极大的启发，也很切合戴复古文学创作现象的评判与把握。
四、本文构想基于以上缘由，笔者不避谫陋，在前贤今哲已有的基础上作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加强文化与文学大背景下的宏观考察，力图在戴复古与宋代文化、戴复古与江湖诗派、戴复古与台州文化等方面能做些弥补、甄别、整合工作，较为详尽地勾勒出诗人的生命轨迹与文学活动，着重解读戴复古的诗文成就，以彰显戴复古在诗史上应有的也是更为准确的地位。诗人当日曾慨叹“好诗天地悭”（《题清江台》），现在应该不再是那样的世界了吧。拙著首先立足于纵向的考察，旁搜而远绍，鸠集相关资料，并通过各种材料的互为映照，勾勒出诗人走过的人生之路。然后着眼于横向的剖析，分析诗人的创作情况：从戴复古的诗学思想入手，分门别类，对其时事诗、山水诗、怀乡诗、咏物诗、离别诗、酬赠诗进行解读。本人深知文学现象总比理论上的归纳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分门别类的处理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分类描述在目前又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在这一层面中，首先追溯各类题材发展演变轨迹，把握其精神意脉流向，着力实现微观与宏观并重。以此为基础，着力穿越广袤的时空，进入诗人苦心构建的艺术世界，探索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渊源、艺术成就与主导风格，着力对戴诗的情志内涵和表现技法等作出有一定深度的描述和解析，并对戴复古词作进行适当阐述，贡献一己的心得体会，促使戴复古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也为台州其他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艺术研究摸索一条较为合适的路径。在拙稿的写作过程中固然避免凿空强作，并且自以为已是广鉴前贤，但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
文学史研究视野永无边界。杨义曾经指出学术研究的精神方向：“我总觉得，做学术研究虽然不能看低才华和灵性，但你首先要做的是：一、摸清家底； 二、寻找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存在理论思维空间。否则你的才华和灵性，就没有用武之地，你所从事的就可能是无米之炊。”①可以说，从事戴复古的研究正是笔者按照这一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对他有关诗作的品读，也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去体验作者的美学追求。同时，发掘古代文化遗产的最终目的还得落实到促进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正所谓识往可以知来，知往可以鉴今。同样，对戴复古的研究，也能更好为建设新台州的文化找到极富现实指导意义的有效途径。拙著正留下了本人近年倾力探索的痕迹，至于深入系统的研究且俟另题专论。董乃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的《弁言》中说：“当研究涉及到对李商隐的评价时，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文学史的纵轴和李商隐所处时代的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坐标图系上，他究竟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这就迫使我把视野扩展到与李商隐有关的前后左右关系上。以前，我从理论上懂得，只有把一个作家放到文学史发展长河中去观察，才能使他获得更科学、更准确的定位，现在又在实践中获得了真切的感性体验。”①这一番甘苦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也更加坚定了我学戴研戴的信心和决心。实际上关于戴复古与江湖诗派这样的话题，也是一个深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笔者几年来于戴集手不停披，偶有所得，所以，也就不避浅陋，力争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主要通过对戴复古具体作品情感内涵、审美艺术的深入分析，剖析诗人的艺术品性和独特成就。借用余光中《民歌手》中的一句诗来说， 就是“江湖上来的，该走回江湖”。本人深知任务之艰巨，亦非一己之力所能担当，但向往之心既定，惟有勉力为之，以有涯之生命作无涯之追寻，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尽绵薄之力。
提香指出：“不是每个人都适宜于做画家，然而许多人欺骗自己，因此碰到这种艺术的种种困难。”②提香所论固然属于美术的范畴，但这与诗歌艺术还是相通的。认清自身总是很重要的，然后才能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前进。戴复古一生致力于抒情的艺术化，作品多是内心自我解剖的记录，也有深邃沉重的历史印记。诗人近承放翁，远绍杜圣，溯源屈子，又秉承家学，熏染“浙东学派” 之风，其诗歌立意之高远，题材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技法之完美，以及诗学思想所体现的时代特性等，在他生活的那一时期都可以说是少有人比，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文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近年来，笔者细细品读戴复古有关诗作，注重诗艺的开掘，对戴复古诗学思想的全面阐释，对戴复古诗歌接受进程进行切实有效的历史考察，同时关注到点的深化和面的拓展的有机结合，以期获得全景式的整体观照，更深地进入诗歌的艺术世界，力争有助于人们共同体验诗人曾经历过的喜怒哀乐，从而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去体验以戴复古为代表的江湖诗人群体的美学追求，剖析江湖派出现的时代必然与历史意义，力求在前人和时贤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戴复古与江湖派的研究。与笔者前几年出版的其他著作一样，拙著着眼点也在借古而鉴今，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述观照戴诗，为现代新诗审美范式的完美实现探寻富于现实指导意义的有效途径。研究古代文学现象，都不能不关注其现代价值。草创之举，意在探索，但讲求立论的信而有征。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吸取笔者已经出版的《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和《唐诗审美艺术论》二书的经验教训，在言之有物和言之成理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一种新颖的言说方式，既保证有一定的理论层深，也给人以可读之感，并尽力接近这样的目标，但最后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则有待时间的检验。
本文以解读、论析戴复古诗歌为主体，另有第十二章专论其词情、词艺。
戴复古之文目前留存很少，如《跋丁梅岩集》：“梅岩少时不碌碌，勇于为义，不吝千金。闾长、邑胥势横，莫能谁何，君白于牧，去之如拉朽，识者壮之，谓其有古烈士风。既而折节问学，与一世宏硕相师友，而仅博一第，抱负终不大试于天下，岂造物固啬于梅岩耶？君没逾四纪，其季子策始刻其遗稿以传。丰城剑气，发越自今，梅岩其不死矣。嘉熙庚子重九后三日，石屏野客书。”丁希亮（１１４６—１１９２），字少詹，号梅岩，黄岩（今温岭市温峤镇许宅）人。曾先后问学于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名家，与朱熹也常有诗文往来。好游名山大川，纵笔所就，词雄意确，人所称颂。《嘉庆太平县志》卷一五载：“梅岩少跌宕不羁，为文亦好为惊世语。从叶水心游，始就平实，进学益锐。又就正于吕东莱、陈龙川。
《钱塘除夜以诗呈东莱》云：‘结得先生灯火分，论文共守一更残。’故晚所著卓然可传。”戴复古在跋文中称颂丁希亮气节、抱负、才情，最后为其壮志未酬而叹息，令人唏嘘不已。
又如《邹震父梅屋诗跋》：“读邹震父梅屋诗卷，如行春风巷陌间，见时花游女，动人心目处多矣。使其加以苦心，进进不已，野夫它日当避三舍，因题五十六字以归之。端平丙申良月望日，石屏戴复古书。” 吴茂云先生等近年发现了戴复古为戴丁夫人所作的《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①弥足珍贵： 余族侄丁，字华父。之妃曰毛氏，名仁静，家黄岩之丹崖。其父廷佐， 以儒学望于里，故孺人习闻其训，陶染与性成。既归，克尽妇道，以贤淑称。仪止山立，节操玉洁，是非不涉于言，喜怒不形于色，动循礼法，誾合女诫。赢衣羡镪，祗以振贫，一毫不费于释氏，非介然有守者莫能。华父自少与余为忘年交，相见必倾倒。尝为余言：妇人之所难克者，妒为大。
山妻赋性不妒，比之传记所载谢安、王导、任瑰、裴谈之徒之妻，制勒其夫如束湿者，殆霄壤。叔处吾族，曾闻其有指尖妒悍声出房闼呼？繇是人益多之。乌呼！其他可能也，其不妒为难能也。能为其难，岂非贤妇也哉！ 年八十七，逢国锡类，恩封孺人。生于绍兴甲戌九月壬子，卒于嘉熙庚子十二月甲午。子男四：楷、木、栝、栩。栩先孺人六年卒。女三，嫁其侄从政郎前绍兴府嵊县主簿仁厚、进士曾建大、王脩。孙男八：宜老、双老、大老、翀老、君锡，敕赐童科免解进士颜老、宗凭、伟老，大、锡、颜、伟俱蚤夭。
女十，郑蕃、陈观光、郑居礼、陈应梦其婿也，馀在室。曾孙女三。以淳祐六年十一月壬申祔葬于戴奥。华父兆前事，楷等款门乞铭，余虽不任载笔，谊不得辞，况又平时所乐道者。铭曰：自《小星》之诗绝响，为妇者类以妒相师，甚至专房擅宠，祸移彼姝，宁灭祀而不悔。闻孺人之风，可以愧死矣！族叔祖石屏樵隐戴复古撰玉山林琼夫刻（原为竖行２７行，行１９字）
任何一种文学的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发生的，而它自身的产生和衍变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江湖诗派”由陈起于宁宗嘉定二年（１２０９）刊刻《江湖集》而得名。陈起（生卒年不详），字宗之，号芸居，钱塘（今杭州）人，开书肆于钱塘棚北大街睦亲坊，刊刻《江湖集》、《江湖小集》等。许棐（？—１２４９） 《梅屋稿》自跋称：“右甲辰一春诗，诗共四十余篇，寻求芸居吟友印可。”（《江湖小集》卷七七，《四库全书》本）方回（１２２７—１３０７）《瀛奎律髓》卷四二《赠卖书陈秀才》有这样的感叹：“陈起……予丁未（１２４７）至行在所，至辛亥（１２５１）凡五年，犹识其人，且识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毁人亡，不可见矣”。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刘克庄《落梅》诗后有一段批语：“潜夫淳熙十四年丁未生，二十五为靖安尉，嘉定中从李珏江淮制幕，监南岳庙以归。诗集始此，初有《南岳五稿》。……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之句也。敖臞庵器之为太学生时，以诗痛赵忠定丞相之死，韩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韩败，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版，二人皆坐罪。初，弥远议下大理逮治，郑丞相清之在琐闼，白弥远，中辍，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陈起虽为书商，但自己亦能诗。韦居安（生卒年不详）《梅涧诗话》卷中载： 陈起宗之，杭州人。鬻书以自给，刊唐宋以来诸家诗，颇详备。亦有《芸居吟稿》版行，芸居其自号也。集中有《夜过西湖》诗一绝云：“鹊巢犹挂三更月，渔板惊回一片鸥。吟得诗成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语意殊不尘腐。
陈起与赵师秀、许棐、叶绍翁、郑立之、黄佑甫、周晋仙、黄元、周端臣等多互有酬赠。如叶茵《赠陈芸居》：“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得书爱与世人读，选句长教野客吟。富贵天街纷耳目，清闲地位当山林。料君阅遍兴亡事，对坐萧然一片心。”杜耒《赠陈宗之》：“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
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对河却见桐阴合，隔壁应闻芸叶香。老不爱文空手出，从今烦为蓄仙方。”赵师秀《赠卖书陈秀才》：“四围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门对官河水，檐依柳树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春烧尽，时容借检寻。”宝庆元年（１２２５），陈起刊刻的《江湖集》问世。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著录：“《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但原刻《江湖集》已散佚，存世的残本在《永乐大典》中保存有《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九种，都已经不能确定为陈起原刻。此外，旧题陈起编的数种诗集，如《南宋六十家小集》、《南宋群贤小集》等，也是收录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辑集江湖派的作品，编为《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与《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录了一百零九位诗人的作品，但“其书刻非一时，版非一律……辗转传抄，真赝错杂，莫详孰为原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江湖后集》提要）。只有将这些作品合而观之，才能真正把握江湖派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全貌。
“尽管陈起等人没有象江西诗派的黄庭坚等人那样大力提倡什么，然而通过这套丛刊的刊印，其中体现了相近的情趣，相近的风格，一个诗歌流派就形成了。这一派的诗歌，格局和气度不大，它向来被称为卑靡而受到轻视，一些宋诗的选本也很难选到它。然而它毕竟是宋诗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没有理由不受到重视的。《宋百家诗存》大量地选录它，使得这个宋诗选本的一般成为《群贤小集》缩本。曹庭栋当然不是要提倡江湖诗派的宋诗，他也许只觉得这是一些‘僻集’而收录它，但这却是无意中把江湖派的诗歌破天荒推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①胡念贻《〈宋百家诗存〉及其与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关系》中的这一番话很有启发意义。江湖诗派成员组成复杂，他们的成长背景与生活境遇也不尽相同，诗歌面貌也异彩纷呈，很难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志趣总是以达政而济世为正途。江湖诗人总体看也许有点另类。但这实际上是他们一种痛苦选择的结果。江湖诗人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除戴复古外，还有刘克庄（１１８７—１２６９）、巩丰（１１４８—１２１７）、胡仲弓（生卒年不详）、杜旃（生卒年不详）、邹登龙（１１７２—１２４４）、宋自逊（生卒年不详）、林洪（生卒年不详）、林希逸（１１９３—？）等。考察一个流派的文学创作， 有许多层面和角度，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费君清《江湖派考论》等都为人们树立了典范。正如胡俊林《四灵清苦妙 江湖诗派殊———〈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绪论》所言：“载记、训诂他们的业绩和作品，品评其审美情趣，借鉴其表达技巧，吸取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具体把握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深人透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心灵轨迹。”① 二、近年江湖诗派研究成果概观近年来，宋代文学成为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地带，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出版了一些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同时，部分早期的经典著作穿越历史的旷野也得以重版，江湖诗派的研究前几年也一度兴盛，戴复古研究也逐渐被人重视，由此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全新思路。宋代文学文献工作也有整体性突破。如《全宋诗》７２册３７８５卷，共收作者９０７９人，凡得诗２４万余首，近４０００万字。《全宋文》更是卷帙浩繁，这些都属于文化领域真正的系统工程。
江湖诗人的创作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人们论述到宋诗的时候，对此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给以“爝火微光，无足轻重”这样的定位，②这实际上都有违诗歌发展的历史事实。近年来江湖诗派业已成为文学史家颇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人们在这一方面用力甚殷，取得很大成就。张宏生的博士论文《江湖诗派研究》于１９９５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近年来江湖诗派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成果。文章深入阐析了江湖诗派的历史渊源、现实社会因素、主题取向、审美情趣等，既宏观把握，又发微阐幽。其中第七章《江湖诗品》着重论析江湖派代表诗人的创作情况，专门一节讨论戴复古的诗歌，有着极为精到的品评。同时，张宏生还发表了《南宋江湖派诗的时空形态》等重要论文。费君清博士论文《江湖派考论》（浙江大学１９９８年古代文学专业）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文章全面考察了江湖诗派的产生、组成等一系列情况，描述江湖诗人的生活情态与诗学观，探讨江湖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论证江湖派的历史意义，并进行考辨与辑佚等卓有成效的工作，材料翔实，诸多观点可谓至为宏论，这是一项极富开拓性的宏观研究成果。在此前后，又陆续发表《〈永乐大典〉中南宋诗人姓名考异九则》、《〈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江湖集资料论析》、《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南宋江湖诗人的谋生方式》、《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一学科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费、张等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令人景仰，其煌煌业绩也为后学建立了很好的榜样。
同时，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郭锋《南宋江湖词派研究》等著作，都在此课题上有新的突破和拓展。另外，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王明见《刘克庄与中国诗学》、王锡九《刘克庄诗学研究》、景红录《刘克庄诗歌研究》等著作对江湖派的一些重要作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程小平的《〈沧浪诗话〉的诗学研究》等并不是研究江湖派的，但所涉及的严羽等作家与戴复古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江湖派以及南宋诗歌研究的进展和实绩。
三、近年戴复古研究的成就与缺憾以较为全面的眼光审视宋代文学的总体发展进程，戴复古称得上是南宋江湖诗人创作群体中一位领军式的人物。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一文中指出：“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来，每个人之所以周身浸透着这种影响，毕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①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研究，自然也应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路。戴复古一生布衣，浪迹江湖四十余年，是一位极为典型的江湖诗人。
戴复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丰富的存在。讨论一个作家的诗艺，都应该从他的身世感受和心境体验出发。戴复古（１１６８—１２４７），字式之， 号石屏，出生于南宋台州黄岩县南塘的屏山（今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屏上村）。
戴复古生于孝宗乾道三年十二月间（按公历计算，实际已经进入１１６８年，详下）。在家乡完成诗歌学习之后，为了使自己的诗作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厚的思想底蕴，他逃离了故乡开始漫游，并师承陆游等人，因此诗道日进，逐渐逼近纵横挥洒的艺术空间。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与同一时期的作家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戴复古也是这样。在“费十年灯火，读书读史”之后，戴复古开始“四方奔走，求利求名”（《沁园春·一曲狂歌》）的艰难历程。他于宁宗庆元三年（１１９８）离开家乡来到都城临安（今杭州），在这里逗留了十余年。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缘由，诗人自绝仕进之路，但他并不自甘沉沦，而是力争在其他方面有所成就。此后，他在淮南、两江、荆湖地区漫游多年，与大量江湖诗人交游唱酬。在此期间，赵汝谠（？—１２２３）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首次结集，确立了他在江湖诗派中的重要地位。大约在理宗宝庆年间（１２２５—１２２７），他又回到临安附近。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冬，他携诗入闽。此后近十年间，他主要在闽、粤等地漫游，创作了大量诗歌，并数次结集。在邵武期间，他与严羽等人，对诗歌理论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论诗十绝》组诗里，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显示出大家气象。淹留异乡数十年后，戴复古于嘉熙元年（１２３７）秋返回家乡。家居期间，他依然保持了高度的创作热情，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诗作产生。诗人的一生也正如姜夔（１１５５？—１２２１？）《玲珑四犯·叠鼓夜寒》所慨叹的：“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所以，从这个特定的角度加以考察，我们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戴复古的人生遭际在中国古代游走江湖、功名无望的文士中颇具典型意义。戴复古极富艺术的灵感和悟性，在作品中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人丰富多姿的生活画卷。他在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和艺术精神，不仅超越了江湖一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超越了整个宋代。恰如刘克庄《题金华王山甫吟稿》诗中所言：“江湖有公论，不必问钟嵘”。
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一“山思江情不负伊， 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道出了山水诗（大而广之，则包括整个诗文创作）创作的真正渊源。“赋诗似为政，焉得人人悦？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袁枚《书所见》之五）一个诗人独特的气质个性的养成， 与时代审美思潮、身世遭遇等都有密切关系。总体上看，戴复古一生悦山乐水，北至两淮，南到粤桂，江浙湖广闽赣都有他的足迹，遍及南宋大半国土，这种壮阔的漫游生活，激发了他的灵感，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丰富了他的诗歌题材和内容。戴复古几十年的羁旅生涯中，常有动荡起伏的生命体验，而诗歌创作本身又无不立足于自己的体验与感悟。戴复古幼而失怙，后浪游天涯也往往是羁旅一方，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日增，正所谓“生民日憔悴，吾道亦凄凉”（《访杨伯子监丞，自白沙问路而去二首》之二）。情兴体验是一诗之本。他的多数作品能即景会心，真切具体地展示自己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一种内在的生命流动性，从中寄寓身世感慨，个人心灵痛苦的印记和时代的沉重忧患纠结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人生思考，总之是深度地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以真动人，以情感人。从这一意义说，戴复古的浪迹生涯正是他诗歌创作所必需的、注定的命运。人们也可以从这一特定的视角体察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诗人也是性情中人，并不为横流的物欲所奴役，总体上能坚持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诗人的生活偶尔也有“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初夏游张园》）的逸乐时光，但总体上看是命运多舛。不过，他并不特别在意个人的不幸，而是能超越个人不幸，多方汲取滋养，把现实的苦难完美地转化为诗，细致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戴复古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人生的价值。
戴复古有《石屏诗集》十卷、《石屏词》一卷传世。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强调：“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观之，方可定去取”，而“倘捃摭一二，并非其人应选之诗，管蠡窥测”，则是不可取的。就戴复古而言，也是这样。
宋遗民萧立之（生卒年不详）《茶陵道中》曾沉痛自叹：“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比他略早的戴复古也是“此身到处自悠悠”（《李友山诸丈甚喜得朋， 留连日久。月洲乃友山道号》），长年跋涉，浪迹天涯，饱尝种种人生况味，固然自信“分无功业书青史，或有诗名身后存”（《思归》），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却只能是“京华作梦十年余”（《都下书怀》）、“十年浪迹游淮甸”（《到鄂渚》）、“诗酒放怀真是癖，江湖久客若无家”（《衡阳度岁》），生存状态的艰难可想而知，加之长期被摒落在政治的外缘，心理上总飘拂着漂泊无依的阴影，不断激起生命情感的涟漪，以至于《处世》诗有“风波境界立身难”的审视和感悟，这才是诗人咀嚼出的人生真味，正所谓：“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与世周旋持酒盏，观人胜败坐棋坊。倒餐甘蔗入佳境，昼着锦衣归故乡。此志十年犹未遂， 倚楼心事楚天长。”（《客游》）想当初，壮志如虹，“少年心事当拿云”（李贺《致酒行》），如今终于“识尽愁滋味”（辛弃疾《采桑子》），消磨了早年怀有的进取精神，弥漫着漂泊无寄的生存感受，更有了悲剧人生的深切体验。内心情感的特别活跃是作家特殊才能的基本标志。诗人对生活体验进行极富创造性的审美发现，得生命性情之真，文学创造之思自然就纷呈笔底。戴复古以自我特有的睿智对社会现象本质进行思考，然后以诗为陶写性情的工具，也作为寄寓其人生理想的最佳载体，甚至也用诗作为自己所处时代形象、情感的诠释，表现出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偶尔以“生计麦十斛，传家诗几篇”（《新岁书怀四首》之四）而自足自乐。固然有些作品纯写对山水景色的赏爱之情，有着田园风光和自然景物的平静描绘，但由于身处“登临亦可悦，但恨时非平”（高启《吴越纪游诗·早过萧山历白鹤柯亭诸邮》）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受时代精神的感召， 诗人在登山览水中往往寻觅出蕴涵其中的历史痕迹，流露出伤时忧国之情，也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把诗歌的触角伸向包括心灵在内的各个方面，诗笔开阔，同时，又善于把握抒写对象的多元状态，以独特的声音发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一定的层面上也为中国诗学的意义表达拓展了新的境界，激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多能平易中见深厚，意旨深密，从而更加感荡心灵。他的文字都是被浓烈的情感浸透的；他的时事诗更是构成一幅饱含着血泪的历史画卷，富有生活实感，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能引起读者深刻的思索。任何艺术表面上看好像大多是在表现自我，但实质上还是表现社会的。“积极的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它在存在中追求亲和，在行动中追求表现，都渗透着、或跃动着一种创造的欲望。它创造了自己的新价值，也创造了新的语句表现方式”，①从而形成一个自足的生命空间。谢铎即承接了这一诗风，“茶陵派中尚有别具一格的诗人，如谢铎有相当一部分关心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忧虑时政的诗歌，沉着坚定，颇有老杜遗风”。② 钱志熙指出： 一个诗歌艺术传统，当它确立了基本的艺术原则之后，在进入铺张扬厉、踵事增华的发展阶段和积累了丰富的技巧时，就会有一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这时候，如果所逢的时代是一个缺乏饱满的诗性精神的时代， 这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就会导致许多非诗性的内容进入诗境。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诗歌艺术趋向成熟，诗歌创作中表现理性的内容也会增多， 这是因为超越感性而把握理性是人类的本能，它也同样体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只有诗性精神特别充盈，对诗歌艺术原则领会得很深刻的诗人， 才能处理好诗中理与情的关系，抵御住用诗歌表现抽象理念的诱惑。① 又强调：“所谓‘诗性精神’，就是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
一个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素质，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诗歌艺术，才有可能成为诗人。”②可谓真知灼见。戴复古也应该属于这种诗性精神较为充盈，而对诗歌艺术原则又领会得较为深刻的诗人。
葛晓音在《诗文之辨和以文为诗———兼析韩愈、白居易、苏轼的三首记游诗》一文中指出： 以记游为题材，诗文都要对山水景物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并抒发由观景而产生的感想，所以除了有韵无韵的差异之外，二者之间的区别似乎较之其他题材更难确定。不过，游记文的主要目的是忠实精确地客观记叙景物的形貌特征，并从游览过程中抽绎出某种明确的感想和道理。而记游诗则着重表现人与景物共鸣的旨趣，诗人可以不受客观真实的局限， 将山山水水吸取到自我形象中去，使心中为外物所触发的感受更加深刻化。盛唐的记游诗多取一时一地的触发兴会加以深入体验，或以精练的语言概括总的印象和感受，甚至不惜夸张，使景物在诗人心灵中得到净化和美化，这正是盛唐诗能以较短的篇幅容纳较丰富的精神意蕴的重要原因。③ 面对着骨力不振的局面，戴复古也在寻求着艺术变革之路，而取法盛唐便是他孜孜以求的方向之一，这在一贯讲求义理而不重情韵的宋代诗坛可谓凤毛麟角，尤其显得特异。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三中早就指出：“诗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体有相参处，何况初、盛、中、晚而能必无相似耶？”戴昺《有妄论宋唐诗体者》诗云：“性情元自无今古，格律何须辨宋唐。”赵以夫《题石屏诗集》对戴复古诗参酌唐宋的特色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戴石屏诗备众体，采本朝前辈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功深矣。”所以，他的诗歌在诸多方面确能超乎时人，辐射出多重所指，意余象外，增加了思想感情的容量，但又处处映现着诗人自我的独特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诗歌品质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诗歌高度。艺术发展的审美历程本身贯串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叠更替，处处涂抹上主观感情色彩。
戴复古一生交结文坛名士，谈诗论艺，取径宽博，并不固守一家，又因为理论的辨析而促进了诗艺的提高。戴复古又能学人之长而避人之短，为我所用。
因为诗人深知，对自身和他人的超越才是一个作者的终极目标。戴诗真实地表现多层次多方位的情感结构，既重近体，却并不废弃古体，正是这一写作理念的有力实践，为一度衰竭的南宋诗坛输入了创造的活力，也将诗人的诗歌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远超时流。如诗人与翁卷、徐照、徐玑、赵师秀四人组成的“四灵”诗派有所交往，也吸收了他们创作的一些长处，但并没有完全接受他们的诗风。“四灵”追随贾岛，多讲苦吟，冥思雕琢，遵循贾岛以来的“苦吟”传统， 如翁卷《送徐灵渊永州司理》“从来苦吟思，归赋若多篇”、徐照《宿翁卷书斋》“君爱苦吟吾喜听，世人谁更重清才”、徐照《访观公不遇》“昨来曾寄茗，应念苦吟心”等。在这一点上，戴复古固然也赞赏“冥搜琢肺肝，苦吟忘昼夜”（《送吴伯成归建昌二首》其一）的创作态度，但对“四灵”诗论与创作实践还是有所扬弃的，如诗人着力避免四灵作品缺乏深刻哲思的缺点。诗人既以此为切入点， 注重语言深度的开掘，又注重白描手法等的运用，追求平淡自然的美，固然并不是每首诗都具有丰神远韵。人们很有必要以此为切入点，去真正探索作者文章的布局之妙、遣词之巧。苏轼《题刘景文欧公帖》：“此数十纸皆欧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假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这也是许多文士的艺术目标，不假修饰，而自臻妙境，也即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所谓“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强调：“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很好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另一面。
戴复古对于自然山水似乎有着本能的诗意痴迷，又有登山临水的丰富经历。诗人向大自然倾诉衷情，进行生命的独白。他的山水诗创作往往能赋予对象鲜活的生命，创造了一些含义丰富的审美意象与独具韵味的美好意境，并借以表达深厚的思想情怀，如《海上鱼西寺》、《登祝融》、《上封》等。《山村》二首之二也是诗情满溢而又空灵无限：“万竹梢头云气生，西风吹雨又吹晴。题诗未了下山去，一路吟声杂水声。”一些作品则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伤感情绪，如《金山》诗：“水涌孤峰出，波声日夜闻。重岩戍铁屋，双塔碍行云。
天地八窗迥，江淮两岸分。登临多感慨，北雁又成群。”总之，戴复古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山水诗的内涵及美学特征。戴复古一些关于朋友之谊的诗篇，也深挚动人。
戴复古的诗，在宋时就有多种选集刊行，收集刊刻较全者，今存明清本甚众，有明弘治马金刻《石屏诗集》十卷本、万历年间潘是仁刻六卷本、明末祁氏淡生堂抄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嘉庆宋世荦《台州丛书》本等。选本则有《南宋群贤小集》本、《两宋名贤小集》本、《南宋六十家小集》本及清人抄本多种。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不仅将诸本分为４个系统，指出各本间的关系，而且把弘治本与潘刻本、四库本与几种选刻本从编卷分合、前后次序、收录数量、文字异同、阙佚情况、补佚多寡、避讳剜改、注释情况、历次校订情况等一一进行比照，分析各自异同与优劣，通过对版本进行大量比勘；作者所整理的《全宋诗》中的《戴复古诗》，以弘治本为底本，以潘刻本、四库本及他本为参校本，整理出可靠而全面的戴氏诗集。① 目前共发表与戴复古相关的论文四十篇左右，如常国武《石屏诗初探》、王岚《〈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陈福正、蒋永根、池太宁《新发现的戴复古重要史料及其考证》等；尤以张继定成果最为丰硕，在《浙江学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等处相继发表《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戴复古师承陆游考》、《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定了戴诗研究的良好基础；吴茂云近年着力于戴复古研究，对戴复古的家世、生平、创作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如《戴复古家世考》、《石屏诗词版本略述》等，并集数年之力，在《戴复古全集校注》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更新、更全的戴复古作品集———《戴敏集· 戴复古集》，后又出版《戴复古论稿》一书。以戴复古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数篇，对戴复古的方方面面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四川大学２００３年刘丽玲《戴复古年谱》是第一本戴复古年谱，实属不易；安徽师范大学２００６年王开春《戴复古研究》就“戴复古的诗歌理论”、“诗歌文本的解读”两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在刘谱的基础上作了一些补订；台湾彰化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许秋梅《戴石屏之诗论与诗歌研究》所论更为详尽。
历史总比人们的想象远为丰富生动。从许多角度来看，戴复古其人其诗至今仍是久谈不透、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尤为令人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位“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对这样一位乡贤，一直没有一本专门著作对他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创作等进行全面论述。人们也需要正确解读他的作品，进而去探求他的生命精神与人生意蕴。目前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固然在整体水平上有所推进，但大多较为零碎，就戴复古创作实绩而言，尚嫌明显不足。
近年关于刘克庄的研究已是成果斐然，仅笔者所见，就有程章灿《刘克庄年谱》、欧阳代发、王兆鹏《刘克庄词新释辑评》、王明见《刘克庄与中国诗学》、王锡九《刘克庄诗学研究》、王宇《刘克庄与南宋学术》、景红录《刘克庄诗歌研究》、王述尧《刘克庄与南宋后期文学研究》等。同时，人们很少把戴复古的创作放在南宋中晚期从“四灵”到“江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论析戴诗自身独具的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也没有完全深入其艺术堂奥，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更何况，一个作家的“创作准备及最初的文学思想大都是由家乡的土壤所赋予和滋养”，戴复古与许多诗人一样，“文学活动也是以家乡为起点走向全国的”①。
饶宗颐《山水文学之起源与谢灵运研究》指出：“写文学史的人往往拿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往往拿二三首诗代表一个人，往往拿几句话代表这个人的一切的风格。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是非常容易导人以错误的认识的。一个时代有许多了不起的作家，有很多好的诗，也有极好的句子，不要拿一两个人代表一切。这种抹杀主义是要不得的，使许多人为文学史家所贻误。所以我说，真正的文学史，我们今天应该重写的。”②这番高屋建瓴的话语给治文学史者以极大的启发，也很切合戴复古文学创作现象的评判与把握。
四、本文构想基于以上缘由，笔者不避谫陋，在前贤今哲已有的基础上作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加强文化与文学大背景下的宏观考察，力图在戴复古与宋代文化、戴复古与江湖诗派、戴复古与台州文化等方面能做些弥补、甄别、整合工作，较为详尽地勾勒出诗人的生命轨迹与文学活动，着重解读戴复古的诗文成就，以彰显戴复古在诗史上应有的也是更为准确的地位。诗人当日曾慨叹“好诗天地悭”（《题清江台》），现在应该不再是那样的世界了吧。拙著首先立足于纵向的考察，旁搜而远绍，鸠集相关资料，并通过各种材料的互为映照，勾勒出诗人走过的人生之路。然后着眼于横向的剖析，分析诗人的创作情况：从戴复古的诗学思想入手，分门别类，对其时事诗、山水诗、怀乡诗、咏物诗、离别诗、酬赠诗进行解读。本人深知文学现象总比理论上的归纳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分门别类的处理难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分类描述在目前又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在这一层面中，首先追溯各类题材发展演变轨迹，把握其精神意脉流向，着力实现微观与宏观并重。以此为基础，着力穿越广袤的时空，进入诗人苦心构建的艺术世界，探索其诗歌创作的精神渊源、艺术成就与主导风格，着力对戴诗的情志内涵和表现技法等作出有一定深度的描述和解析，并对戴复古词作进行适当阐述，贡献一己的心得体会，促使戴复古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也为台州其他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艺术研究摸索一条较为合适的路径。在拙稿的写作过程中固然避免凿空强作，并且自以为已是广鉴前贤，但难免有思虑不周之处。
文学史研究视野永无边界。杨义曾经指出学术研究的精神方向：“我总觉得，做学术研究虽然不能看低才华和灵性，但你首先要做的是：一、摸清家底； 二、寻找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存在理论思维空间。否则你的才华和灵性，就没有用武之地，你所从事的就可能是无米之炊。”①可以说，从事戴复古的研究正是笔者按照这一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对他有关诗作的品读，也有助于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去体验作者的美学追求。同时，发掘古代文化遗产的最终目的还得落实到促进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正所谓识往可以知来，知往可以鉴今。同样，对戴复古的研究，也能更好为建设新台州的文化找到极富现实指导意义的有效途径。拙著正留下了本人近年倾力探索的痕迹，至于深入系统的研究且俟另题专论。董乃斌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的《弁言》中说：“当研究涉及到对李商隐的评价时，我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文学史的纵轴和李商隐所处时代的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坐标图系上，他究竟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这就迫使我把视野扩展到与李商隐有关的前后左右关系上。以前，我从理论上懂得，只有把一个作家放到文学史发展长河中去观察，才能使他获得更科学、更准确的定位，现在又在实践中获得了真切的感性体验。”①这一番甘苦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也更加坚定了我学戴研戴的信心和决心。实际上关于戴复古与江湖诗派这样的话题，也是一个深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笔者几年来于戴集手不停披，偶有所得，所以，也就不避浅陋，力争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主要通过对戴复古具体作品情感内涵、审美艺术的深入分析，剖析诗人的艺术品性和独特成就。借用余光中《民歌手》中的一句诗来说， 就是“江湖上来的，该走回江湖”。本人深知任务之艰巨，亦非一己之力所能担当，但向往之心既定，惟有勉力为之，以有涯之生命作无涯之追寻，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尽绵薄之力。
提香指出：“不是每个人都适宜于做画家，然而许多人欺骗自己，因此碰到这种艺术的种种困难。”②提香所论固然属于美术的范畴，但这与诗歌艺术还是相通的。认清自身总是很重要的，然后才能按照自己设定的道路前进。戴复古一生致力于抒情的艺术化，作品多是内心自我解剖的记录，也有深邃沉重的历史印记。诗人近承放翁，远绍杜圣，溯源屈子，又秉承家学，熏染“浙东学派” 之风，其诗歌立意之高远，题材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技法之完美，以及诗学思想所体现的时代特性等，在他生活的那一时期都可以说是少有人比，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
文学研究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近年来，笔者细细品读戴复古有关诗作，注重诗艺的开掘，对戴复古诗学思想的全面阐释，对戴复古诗歌接受进程进行切实有效的历史考察，同时关注到点的深化和面的拓展的有机结合，以期获得全景式的整体观照，更深地进入诗歌的艺术世界，力争有助于人们共同体验诗人曾经历过的喜怒哀乐，从而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去体验以戴复古为代表的江湖诗人群体的美学追求，剖析江湖派出现的时代必然与历史意义，力求在前人和时贤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戴复古与江湖派的研究。与笔者前几年出版的其他著作一样，拙著着眼点也在借古而鉴今，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述观照戴诗，为现代新诗审美范式的完美实现探寻富于现实指导意义的有效途径。研究古代文学现象，都不能不关注其现代价值。草创之举，意在探索，但讲求立论的信而有征。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吸取笔者已经出版的《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和《唐诗审美艺术论》二书的经验教训，在言之有物和言之成理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一种新颖的言说方式，既保证有一定的理论层深，也给人以可读之感，并尽力接近这样的目标，但最后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则有待时间的检验。
本文以解读、论析戴复古诗歌为主体，另有第十二章专论其词情、词艺。
戴复古之文目前留存很少，如《跋丁梅岩集》：“梅岩少时不碌碌，勇于为义，不吝千金。闾长、邑胥势横，莫能谁何，君白于牧，去之如拉朽，识者壮之，谓其有古烈士风。既而折节问学，与一世宏硕相师友，而仅博一第，抱负终不大试于天下，岂造物固啬于梅岩耶？君没逾四纪，其季子策始刻其遗稿以传。丰城剑气，发越自今，梅岩其不死矣。嘉熙庚子重九后三日，石屏野客书。”丁希亮（１１４６—１１９２），字少詹，号梅岩，黄岩（今温岭市温峤镇许宅）人。曾先后问学于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名家，与朱熹也常有诗文往来。好游名山大川，纵笔所就，词雄意确，人所称颂。《嘉庆太平县志》卷一五载：“梅岩少跌宕不羁，为文亦好为惊世语。从叶水心游，始就平实，进学益锐。又就正于吕东莱、陈龙川。
《钱塘除夜以诗呈东莱》云：‘结得先生灯火分，论文共守一更残。’故晚所著卓然可传。”戴复古在跋文中称颂丁希亮气节、抱负、才情，最后为其壮志未酬而叹息，令人唏嘘不已。
又如《邹震父梅屋诗跋》：“读邹震父梅屋诗卷，如行春风巷陌间，见时花游女，动人心目处多矣。使其加以苦心，进进不已，野夫它日当避三舍，因题五十六字以归之。端平丙申良月望日，石屏戴复古书。” 吴茂云先生等近年发现了戴复古为戴丁夫人所作的《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①弥足珍贵： 余族侄丁，字华父。之妃曰毛氏，名仁静，家黄岩之丹崖。其父廷佐， 以儒学望于里，故孺人习闻其训，陶染与性成。既归，克尽妇道，以贤淑称。仪止山立，节操玉洁，是非不涉于言，喜怒不形于色，动循礼法，誾合女诫。赢衣羡镪，祗以振贫，一毫不费于释氏，非介然有守者莫能。华父自少与余为忘年交，相见必倾倒。尝为余言：妇人之所难克者，妒为大。
山妻赋性不妒，比之传记所载谢安、王导、任瑰、裴谈之徒之妻，制勒其夫如束湿者，殆霄壤。叔处吾族，曾闻其有指尖妒悍声出房闼呼？繇是人益多之。乌呼！其他可能也，其不妒为难能也。能为其难，岂非贤妇也哉！ 年八十七，逢国锡类，恩封孺人。生于绍兴甲戌九月壬子，卒于嘉熙庚子十二月甲午。子男四：楷、木、栝、栩。栩先孺人六年卒。女三，嫁其侄从政郎前绍兴府嵊县主簿仁厚、进士曾建大、王脩。孙男八：宜老、双老、大老、翀老、君锡，敕赐童科免解进士颜老、宗凭、伟老，大、锡、颜、伟俱蚤夭。
女十，郑蕃、陈观光、郑居礼、陈应梦其婿也，馀在室。曾孙女三。以淳祐六年十一月壬申祔葬于戴奥。华父兆前事，楷等款门乞铭，余虽不任载笔，谊不得辞，况又平时所乐道者。铭曰：自《小星》之诗绝响，为妇者类以妒相师，甚至专房擅宠，祸移彼姝，宁灭祀而不悔。闻孺人之风，可以愧死矣！族叔祖石屏樵隐戴复古撰玉山林琼夫刻（原为竖行２７行，行１９字）
附注
①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页。
②龚鹏程：《中国诗歌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５０页。
③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版，第２页。
① 胡念贻：《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５页。
①胡俊林：《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页。
②缪钺：《论宋诗》，《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页。
①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新１版，第４９页。
①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３１页。
②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页。
①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２６０页。
②同上，第２页。
③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０８页。
①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８９～３１４页。
①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１页。
②臧维熙主编：《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３页。
① 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３９页。
①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
②杨身源、张弘昕编著：《西方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３页。
① 吴茂云：《戴复古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４～５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