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文学固然是心灵的精美创造，但文学的发展与它所依赖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正如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序言《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所指出的：“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也不可能在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进行创作，必然接受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坛风气的深刻影响。在制约和影响文学发展的多种因素和条件中，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成果的文化，无疑是关系最直接、层次最深的因素。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或许是一个较佳的切入点。”① 宋代，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内涵都不可能只呈现为某一种单一的思想。与唐代文化一样，宋代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型文化，从而形成中国文化的两种主体模式———“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傅乐成在１９７２年发表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 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的“最大的不同点”。他说： “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②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有这样的宏论：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赵宋一代确实是中华民族辉煌灿烂而又持续不断的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文化整合、汇通的伟大时代。历史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一文化的繁盛也体现在文化的多元化上。宋代文化进入了历史性的整合与总结时期而取得普遍繁荣，如理学对于儒道佛的交合，文艺方面诗文书画的兼通。
  杨渭生《两宋文化史研究》更进而分析：“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②从文化整体去观照，与唐人相比，宋人更具有精微的鉴赏力和富足的学养。戴复古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的人，他的创作也就植根于这一文化沃土。
  但是，宋代又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深陷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戴复古更是生活偏安于江左的时代中。苟安于半壁江山的时代氛围，使人们在生活上与精神上都要承受着时代的苦难，那种难以排遣的惶恐与忧患，一次次的困惑与失落，不时地噬啮着当时国人的灵魂与良知，这也就决定了戴复古的人生轨迹与创作上的主体理性精神。
  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的社会、人格及思想背景》指出： 从历史上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转折点的两宋社会基本结构，具有突出的强内虚外、强弱并存的二重性特征，这种二重性的社会基本结构使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审美意识都形成了相应的二重性矛盾结构与特征。当然，我这里所谓二重性矛盾还是权宜的说法， 实际上，宋代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矛盾是多重性、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朝代汇集了有如宋代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具有对峙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然而，如果从主体结构和主导趋势上去把握，我们还是可以在这错综复杂中发现二重性特征。例如，就社会基本结构而言，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与民族危机的极端深重，即繁荣与忧患的同时并存；就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言，形上道德规范的极度强化与形下生命情感的肆意追求，即伦理和情欲的并驾齐驱（如理学与宋词的双璧生辉、儒学道统与禅悦之风的并行不悖）；就社会审美意识结构而言，审美伦理教化说与审美自由论感受，即功利与超功利的对立并峙，如此等等，都是这种二重性矛盾特征的体现。① 时代的特征往往感染着作家的心态。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层面上考察时代文化风习对诗人的影响才是极为切实的。因为，一切艺术的表现都离不开人生，而诗本来就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和声音证明自我的诗作价值。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找寻到真正属于自我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承载极为深厚的文化精神。正如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所说：“在整个的中国美学心理史上，宋代人经过了重大调节。这一调节机制是从中晚唐就肇其端绪的。其总体特征是趋于内敛、精微、沉潜，已经缺少了盛唐的意气风发。”②准确地说，应该是从杜甫开始的，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题陈东浦敦拙堂诗集》论述的着眼点正是这里：“呜呼浣花翁，在唐本别调。时当六朝后，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群，余习犹或蹈。
  惟公起扫除，天门一龙跳。” 总体上看，与热烈、张扬的唐人相比，趋向于冷静的宋人心理结构思辨色彩较浓，从而显示出审美趣尚的变异。蒋孔阳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一文说：“美学思想并不限于文学艺术，但却集中地表现于文学艺术中。因此，一个社会的美学思想和这一社会的文学艺术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文学艺术的实践决定了一个社会美学思想的性质。”③就文学创作而言，宋人更加注重由社会生活转向伦常情感、身边琐事，从平淡日常生活的细微琐屑的事物中发现艺术素材与诗性，抒情也趋于细腻化，也寻找一种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思想与感情的文学形式。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 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①应该也是从这一意义上立论的。
  作为一位对日常生活观察力极其敏锐的诗人，戴复古也能发现生活里一切富于诗意的事物，不过，这并不影响诗人对更为广远的现实时事常牵挂于心。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俞文豹《吹剑三录》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在一定意义上说， 戴复古的创作在主体精神上也是步武于此的，在时代生活与诗人主体意识的融合中寻求诗歌的深度，富于筋骨思理。
  当然宋诗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由此也造成创作严重失真的现象。正如胡念贻所指出的：“宋代的诗人有许多是文人学士，他们常常有为写诗而写诗的现象，并非在生活中真有所感受，这样写起诗来，自然要乞灵于书本，于是就搬弄典故，炫弄奇字。这样的诗，是宋诗中的糟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