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清初统一海内之际，世界正处于封建社会崩溃、资本主义日趋发展的转折时期。清王朝沿袭明朝旧制，区别满汉，“崇本抑末，闭关锁国”；并制约明后期江南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严禁海交、海运：“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但奏闻处斩，货物没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皆徙入内地”，于是“沿海居民，以恒为界，三十里以外，悉虚其地”。后来还派遣大员“尚书伊里布、兵部硕图，皆藩院将军提督复勘，令再徙内地五十里”，①浙闽沿海所有船只悉数烧毁，诚如《陈藕亭笔记》所言：“清廷严禁片板，不许出海，迫使宁海、临海、黄岩、太平四县十里内居民撤出……一朝被徙、携老扶幼，哭声遍野，卖妻鬻子，惨不忍言。” “沿海百姓，图利卖与番国，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则皆交刑部严于治罪”。② 北起山东半岛、南及珠江三角洲的数千里滨海，“沃壤捐作蓬蒿，无复人烟”，酿成我国东南海运史上从未有过的“内外阻绝、商旅不通”的历史大悲剧。
  清初变本加厉的海禁政策，更激起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先是郑成功、张煌言联军抗清，由福建沿海北上温、台、明三州，招兵买马，收揽船舰，后攻入台州，副将马信投降，“城内二千五百人下海，遥相呼应”。① 联军再北上南京，镇江，“东南反清之势甚振”。其间耿精忠余部万余人、船舰百余艘也由福建进入海门港，深入仙居、天台内地。一时温、台、明三州的民间海航也随海上反清而活跃起来，百姓、商人乘机竞相造船，开拓海外贸易。１６８２年台湾的郑克塽和耿精忠先后为清廷平定，不久海禁开放，并奖励海商外出贸易。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东南沿海地方官府因反抗“洋人入侵”，沿海民间海运复又再起，南北海运亦活跃起来，“商船海船，往返关东、天津和福建、南洋各地，习以为常”。东南民心不安，社会依然动荡，但受明末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宁波、温州、海门等港口城市和海上商贸活动局部发达起来。
  清政府迫于国内大局，在东南稍为安定之后，即调整政策，颁行条令，一方面重视开发江、浙、闽、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及地方产业，鼓励民间出口、远销海外；另一方面，在各地港口设立海关，派遣重臣驻防海口，“凡出海贸易船只， 由驻防海口官员发放印票，验票放行”，奖励进出口，“审定合法贸易和征收关税”。② 雍正年间，浙东“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过如斯之盛”。嘉庆初年， 由国家管辖的浙江海关，就设在宁波镇海的南薰门，台州的葭芷（海门）设海关，黄岩金清，太平江下埠、三门健跳、温岭松门等港口也建立分口的海关，负责港务。《清代中（国）琉（球）档案选编》称：“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琉球国迂风漂流至浙江玉环长沙洋面，查验船内番人共四十名，船长八丈有余……装载米粟、棉花、棉布、黑绳等货。”又，“四十二年，台州知府苏光弼各禀称：船内约四十余人，内有一名认识汉字，载有米粟、皮绳等物，赴大陆，琉球进贡”。苏浙闽三省海上航运活跃，先是福建厦门、同安、福州、兴化、漳浦商船纷纷运货北上到台州的葭芷、金清，“烟叶、烟丝、荔枝等络绎不绝”，继在海门、黄岩设立会馆、烟栈、商行，福建会馆就设在海门的通巨街，第一任主任就是著名行商柯肇和。海上贸易也带动和促进黄岩、太平、临海等地商品经济发展。
  “温黄熟，台州足。”台州的农副特产，如稻米、棉布、铁器、工具、桐油、柑桔、药材、黄蜡、食盐等，也都集聚路桥、海门，北去乍浦、上海，南下温州、福州、漳州、泉州，“岁稔之年，黄、太两邑之米，源源装运，北上嵊、绍，南下温、福”③。台州先后在温州、泉州、上海建立会馆、商行和桔行等商贸机构。海门成为台州货物重要集散市场，东海重要的出海贸易港口，“埠头及市西，日新月异，商务之兴隆，有如潮涌”，东新、西新、南新和北新街成为台州经济贸易的中心，形成有近代工商色彩的临港城镇。《海门镇志》称：“刘守璈以海门为全台门户，奏准黄岩镇移驻海门。”

①② 陈孚远《疏海海禁疏》，《敬孚堂集》卷五。 阮元《广东通志·边防篇》。 ①②③ 《台州府志·大事记》。 梁庭楠《夷氛闻记》卷一。 《台州府志》《仙居县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