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浙江台州是十五世纪以来东南倭患的重灾区，台州抗倭也是我国东南军民抗倭平倭战争中带有战略性并取得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军事家戚继光、谭纶亲临台州前线，以海门、新河、桃渚等为战略要地，领导军民，身先士卒，因地制宜，“谋善断敌”，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辉煌战绩，从而切断了倭寇南北之呼应，并给入侵倭寇的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对于平定东南倭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明末清初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海疆稳定，促进了海外交往的活跃和繁荣。
  东南倭患，早在宋末元初就已开始。宋嘉定年间《台州府志》称：“番船寇松门，巡司失印降级。”《元史·铁迈赤传》记武宗时：“倭人连寇，浙闽沿海首当其冲。”倭患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是唐宋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活跃，日本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政治家、思想家和一批学者高僧，强烈地意识到中日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悬殊反差，为缩小差距，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改革、文化革新，迫不及待地派遣遣唐使来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稳定和巩固初建的封建政权。日本著名史家木宫泰彦说：“当时有识之士，由于遣唐使一度接触到优势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之后，决不会就此满足，必然益加赞叹向往，狂热地试图吸取、模仿。”经过大化、天平的革新，整个日本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力大振。由于中日两国通商贸易不断扩大，我国政府实行严格的海上“勘合贸易”，自然不能满足新兴的日本封建主的海外通商贸易。另一方面由于元世祖渡海远征日本的战事失利；其后日本也进入封建主割据混战的局面，各地封建主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解决国内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不断地组织和鼓励武士、海盗、商人，肆无忌惮地借助“入贡” 中国，掠取我国东南沿海的财富，终于酿成了长达３００余年的东南沿海的“倭患”。
  “倭患”之祸，“东南半壁，几无宁土，岁无宁日”，“东南惟浙最甚，浙受祸惟宁、台、温最烈”。① 宁、台、温所以最烈，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浙江邻近日本，财源丰富，又有宁波、章安（台州）、温州等和日本交往的传统港口，自然是倭寇窥视的最佳地区。二是我国的富商大贾、势族豪宗，借助本地农业、手工业发达， 将特产如丝绸、棉织、瓷器远销日本，乘机破坏“勘合”，从中牟利。三是自北宋以来，三港均设市舶司，特别是宁波港，已成为中日经济商贸交易的最大港口， 从日本九州博多启航，沿平户横渡东海，至宁波、章安（台州）、温州、少则三四天，多则五六天即可到达。这为倭寇提供便捷的交通条件。四是浙闽一带远离中央，明中期以后，地方吏治败坏，边防松弛，防务空虚，特别台州更甚。戚继光来台州时即在《陈言乞普恩赏疏》中说：“浙东为东南财赋之区，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顷缘奸商勾结，倭奴犯顺。自嘉靖三十四等年，变起仓卒，所至皆靡。府县乏( 谟之长，卫所缺训练之兵。”又说台州大门海门卫，“行伍空虚为极，武备废弛为甚，室庐不蔽风雨，人心无恒，号令寸步难行”。加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严高、严世蕃父子诬害正直的抗倭官员，有的遭贬斥流放，有的被斩就戳，有的仰药自杀。兵部侍郎黄岩人曾铣、特别是重臣浙江巡抚朱纨被罗织罪名杀害之后，“中外（大臣）不敢复言海禁”，因此“东南海寇大作，如入无人之境”。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奸商、豪强、海盗和日本倭寇勾结，相互为用，“凶徒、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者，纵横来往，狼狈为奸”，②致使倭患愈演愈烈，诚如《府志》所云：“今海寇入境，盖实我国之贼，为之主谋向导，引之倭夷为之助也。于是金锦财富得以拥载而去，虽白昼大衢之中，人所共视，而莫谁何为。”③ 戚继光（１５２８—１５８８），字元敬，号南塘，登州人（山东蓬莱）。他出身将门， 自少刻苦攻读，熟习经史，积极上进，立志报效国家，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之宏伟志向和理想。初为山东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防务。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５）调来浙江任都司佥事，三十六年（１５５７）任参将，负责宁绍台三府御倭重任。当时台州形势十分复杂而严峻，“倭寇数千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百里间，烽烟连亘”。倭寇巨魁如汪直、陈东、叶麻、徐海、毛海峰等，亲自“登岸犯台州，破黄岩，四散象山、定海诸处。并调集漳州、泉州倭军，焚掠松门，北上攻临海、宁海，进入仙居、东阳、新昌、嵊县，屯于绍兴柯桥”。倭寇从台州突破，震慑整个浙东沿线，杀戮焚毁十分惨烈，如僻处西鄙的仙居，据《仙居志》载：“时仙居焚毁最酷，仅留学宫及张、应二民居。”《府志》称：“今海寇入吾境也，杀掠焚荡之惨，自昔之未有也”。战局之险恶，已迫使浙省巡视海道副使“自台州改驻宁波”。① 戚继光亲临台州，十分审慎而冷静地分析浙省的倭患形势，指明斗争方向，制订战略战术；并积极组织军民，伺机抗倭、剿倭。他和谭纶一样，认为倭寇“北起山东，南及闽广，沿途剽掠，甚于盗贼，狼子野心，终难控驭。且卫所官军，不能杀敌，又不足自守，军伍不振，战守无资，万里行期，寇去兵至，弊当坐此”。他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制订战略、策略，加以控驭，即训练将士，严肃军纪，组成英勇善战的“戚家军”，教导他们奋勇杀战，平定倭患。
  戚继光抗倭成功之处，首先看中台州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孤悬而不可难拔”的独特而复杂的地理形势，认为这是出击倭寇并平定倭患的最好的战略重地。他说：倭寇犯境，“台温首当其冲”，受害极深，民众仇恨倭寇之心更烈；而台州又地处东南沿海中段、“浙闽抗倭之腹心”，一旦台温突破，必将切断南北倭寇之呼应。他进入台州，三战三捷，即上报明廷称：“臣先后台州三战，斩获首级八百余名，地方底宁……于是八闽、交广始有贴席之日，无不举手加额，共祝圣命。” 戚继光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其最大特点是主张一切战事必须立足现实，尤其在临战之前，必全面分析形势，制定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突出重点， 准确无误地打击敌人。他抵台州后曾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形势既殊，而因形措胜之法，亦必各异。”又说：“必须是未战之前，件件算个全胜。臣闻未战而能庙算胜者，多算（计）也，多算计，固用兵之所贵矣。然必先知彼（计），而后可以语算计。”他由宁波驰援台州，带领从义乌一带招收的以农民和矿工为主体，又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三千多新军，在宁海桑州一举歼灭了四百余倭军， 从而保证了援军进入台州，并有力地保障了宁波至台州的后援粮饷的供应。
  然后，为避开与倭寇主力的正面冲突，他千方百计摸清倭情，探索敌势，然后采取设疑牵制、暗置伏兵、声东击西、伺机出击的战略，扭转劣势，稳定了临海、黄岩的政局。
  戚继光进入台州时，倭寇窃居海游（三门）、栅渚、章安、连盘、涌泉等为其巢穴，并包围了桃渚千户所。桃渚千户所隶属海门卫，位于海门东北五十里， 城高二丈一尺，三面枕山，一面涉海，形势险要，是台州沿海防务的前哨。桃渚战事的成败得失，是台州抗倭的关键。嘉靖三十八年，倭军西犯台州城，突劫至城外花街，并以“鸟嘴船十六艘由象山突袭至宁海，并窜入桃渚大城港里浦登岸”，企图内应外合。戚继光单刀直入，一举剿灭章安、涌泉、连盘之寇，继而进军桃渚。他一面挑选精壮的鸟铳手，潜入桃渚城与守军相配合，并在城上大张旗帜，以为疑兵；一面选择倭寇败退时必经之地，派队伍暗置伏兵。倭寇攻城后，见城上鸟铳齐发，飞弹如雨，又见城上旌旗蔽开，爆竹霹雳，以为戚继光大军已经进城，急忙退却到肯埠（临海杜桥镇东北），又遭到明军伏击。倭寇被打得晕头转向，便退往灵江北岸的章安，企图与南岸栅浦的倭寇会合，进行顽抗，却被戚继光在该地的三路伏兵切为两段，一半向灵江北岸逃窜；一半向南逃窜，戚家军乘胜追击，把南逃的倭寇围歼在黄焦山下（黄岩金清镇东）。往灵江北岸逃窜的倭寇，又纠集附近大批散勇，再次进攻桃渚。戚继光提出了分兵扼要、协同作战的方案，由分巡佥事曹天佑屯兵扼守黄岩，阻击温州之倭北窜； 以黄岩知县张师善领乡兵抵栅浦，牵制打击该地倭寇；并由海路副使谭纶率部镇守海门，切断栅浦、贾子和桃渚倭寇的联络；戚继光自率劲旅进军桃渚，重创倭军，取得台州战役的大胜。
  戚继光回师海门，和谭纶会合，并抢先进入新河城（温岭东北四十里），并派人在河中钉桩连船，堵塞去路，待倭寇乘船至金清港、渡南涧出海时拦其去路。当时连日淫雨，水高没颈，倭寇只好将船停泊在新河城南的牛桥，形成相持的局面。为了引倭寇出战，戚继光特派小分队出城西巡视，佯装无备，与其短兵相接。倭寇见明军人数不多，便蜂拥出城向明军奔袭。戚继光早已兵分三路，一路明军放铳攻船、放火烧船，烧毁倭寇双桅大船三十一艘，又在城南埋伏以待，并力合击，倭寇被烧死、溺死的有一千多人。戚继光又会同谭纶率军猛追，直至南湾（温岭青屿乡海边）。这时倭寇虽占据沿海高山，凭险死守，又劫得渔船数十只，准备随时出海。戚继光先命卢锜率军从山后抄袭，正面则分五路全力进攻，迫敌自投罗网。明军上下合击，左右夹攻，倭寇支撑不住，有的跳水而死，有的放下武器投降，仅有两百多突围负伤的残寇狼狈逃向乐清湾。
  戚继光穷追不舍，将其彻底消灭于盘石、琯头一带。
  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由于台温抗倭胜利，戚继光所训练的新军名震四海，开始担当浙闽抗倭的主力。在此期间，他大力修造战船，加强水师建设。
  戚继光就地督造子战船四十四艘，分三种类型：最大的一种叫福船，体积大， 吃水深，威力强，往来大海，乘风破浪，能击沉敌船；中型叫海沧；最小的一种叫艟■，体积小，吃水浅，行驶快，能深入内海，便于追敌近攻。建立了颇具规模，又能速战、实战的戚家军舰队，并拨给松门关、海门关使用，在两关建立营、哨，划分洋界，负责巡守，增强了海防。另一方面整顿卫所，“拿治剥军贪官”，整饬军纪，健全机构，增添武备，修固工事，加强防御能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浙江的防务大为改观，为争取闽广抗倭战争的全胜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嘉靖四十年春，戚继光登台州巾子山时鸟瞰全城，欣慰地写下了《巾帻山》： 春城东去海氛稀，城畔人烟绕翠微， 山麓高楼开重镇，辕门晓角起晴晖。
  九天云气三台近，百里江声一鸟飞； 极目苍茫忆明主，吴钩高接斗牛辉。
  然而一波稍平，一波又起。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四、五月间，倭寇出动近百艘船只，约一万余人，又犯宁、台、温，北自定海，南迄瑞安先后报警，台州又是倭寇进攻的重点。
  四月十九日，倭船十六艘从象山海口至奉化西凤岭登岸，傍晚进犯宁海团前，“先以数舟为饵，计欲牵制松门、海门诸军，而后以多舟肆犯”①。戚继光洞察倭寇窥伺台州已久，“欲乘我分兵出防，乘虚而入耳”。当时戚继光主力在海门和松门，北距宁海二百余里。如果率兵北上，必后路空虚；若固守不出，则宁海遭倭寇劫掠。戚继光采取明援宁海、暗保台州的策略，先遣一部赴宁海突击，后折师回防台州，袭其后路，内外夹击，速战速决，争取掌握主动，以达到全歼的目的。
  果然，四月二十三日，由宁海南下的数千倭寇，乘数十艘木船，由大陈扬帆直入大荆；另有一支袭下里浦（三门县健跳南），继犯桃渚；并有倭寇船三艘窜至新河周洋港登陆；接着又有一支倭寇二千余人，分乘十八艘船，从健跳所圻头登岸。
  倭寇四路进攻台州，人数较多，互相呼应，使我南北受敌，难以相顾。侵扰健跳和桃渚的两路倭寇，乘虚突袭台州府城，形势颇为险恶。戚继光针对倭寇攻势作了严密部署：首先，自率军队赴宁海，挡住倭军主力；二由佐理军务的唐尧臣率一部分军队去援救新河；同时通知太平县令徐钺、黄岩县令张师善率乡兵策应新河，以缓解新河的危急形势。
  就在戚继光布置就绪、率师奔赴宁海的途中，不料窜扰桃渚的倭寇分流了七百多人，配合周法港的倭寇，突然南下，突击新河。时新河守军未到，幸好戚夫人这时留居新河，挺身而出，有胆有谋，临危不惧。她命令部下人人身披盔甲，手执武器，并广树旗帜，以为疑兵。倭寇看城上人多势众，军容整肃，以为防备严密，不敢逼近。待唐尧臣援兵到达城下，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倭寇大败而逃。明军一直追至大麦坑（温岭温峤镇西），太平知县徐钺也率乡兵会剿，杀伤倭寇甚多，进攻新河的倭军全线崩溃。
  与此同时，侵扰宁海的倭寇闻戚继光亲率主力到来，即反舟逃走。然侵扰桃渚的倭寇却乘戚继光率主力奔赴宁海，突然偷袭台州府城，潜抵离府城二里的花街。不意戚家军早已神速回师花街，倭寇偷袭不成，无心恋战，就收兵撤退。
  为了引蛇出洞，戚继光诡称宁海吃紧，佯趋宁海，实留桐岩岭休整。倭寇得到谍报，于是在花街附近集结，再次进攻府城。戚继光知倭寇中计，列阵推进至花街，矿工出身的朱珏奋勇当先，举刀直入，连斩倭寇先锋七人，旗开得胜。众将士勇气百倍，越战越强，倭寇逃之不及，纷纷堕入港中，“港水为之断流”。此战共斩敌首三百零八级，生擒巨魁一人，其余倭寇全部淹没江中。戚家军缴获战利品六百五十多件，救回被掳男女五千多人，大获全胜。
  在花街之捷后三天，又有倭寇二千多人侵扰健跳，亦被戚家军彻底击溃于白水洋。
  此外戚家军还在洋坑（玉环县楚门镇东南）、大小藤岭（即大小亭岭，温岭县城东南）、长吊洋、沙镬洋（温岭县松门镇东北海面）、悬山（奉化县东，象山港口）、洋岐、鹿星（温岭县石塘镇海面）、满山洋（象山县南，三门湾中）等地打了胜仗，合计水陆九战九捷。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戚家军共擒斩倭寇一千四百二十多人，倭寇焚溺而死的有四千多人，战果辉煌，台境由是悉安。
  戚继光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台州战役虽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段短暂的历程，却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诚如高杨文先生在《戚继光文集·序》中所云：“嘉靖四十年，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率领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先后经过新河、花街、上峰岭、桃渚、藤岭等战斗，俘斩倭寇三千（？）余人，烧死和淹死的倭寇无数，救出被掳的中国百姓一万多人，彻底消灭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其后盘据福建的倭寇又被歼灭殆尽，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戚继光著称于当时，流芳于后世。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日渐成熟，算无遗策，战无不胜，保卫了东南沿海的锦绣河山，为保卫国家、保卫民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① 戚继光台州战役的成功，是他杰出军事思想和理论的辉煌展示，尤其是他提出立足现实、制定正确的御敌方针和战略战术，极大丰富了我国军事思想史的宝库，被后世军事家视为法宝和指南。他在台州战役中，根据抗倭战争的实际，抓住倭寇来势猖獗、不悉地形、分散不定、流窜四出的特点，采取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防中有攻，以攻为守；陆战为主，海战为辅；捕捉战机， 设伏围歼，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穷追猛打；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连续作战，彻底消灭敌人。著名的桃渚战役、花街战役、新河战役，都是运用这种战略战术而取得全胜。
  戚继光能取得台州战役的胜利，是他建立了一支特别善战的军民相依的新型军队。倭患一起，海防溃决，倭军如入无人之境，诚如谭纶所云：“军伍不振，战守无资；法令废弛，行伍空虚”；卫所官军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破胆”，而对于百姓则“掠奸索食，不减于贼”。② 戚继光目睹明军之腐败和倭寇之猖獗，痛切地意识到抗倭御敌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民相依的军队。他说： “嘉靖三十四等年，变起仓卒，所至皆靡。府县乏( 谟之长，卫所缺训练之兵， 师无纪德，缓急不计。绳之以法，则怨而犯上，宠之以恩，则玩而殃民。”又说： “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勘也。
  此臣所以深息远虑……而有创练士兵之说也。”戚继光费一年多时间，终于在金华、义乌以及台州精心组织了一支军队———戚家军。
  戚继光对军队的训练，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一是明确当兵目的，树立爱国抗倭的信念。他在《论兵紧要禁令》中称：“其视师者也，有忠信仁义之怀，心在国家，而身士卒，勇不畏难，而谋善断敌。”又说：“凡兵本为立功报效而集。
  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之东西，百姓岂不是要你们杀贼；你们果肯杀贼， 守军法，不扰害他们，百姓如何不奉承你们？” 二是重视纪律教育。戚家军有严格的纪律教育，以号令旗鼓来统一行动， 使队伍步调一致，万众一心。他在《练兵纪实》中说：“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因此他要求士兵“正人术”、“立志向”、“习武艺”、以“保民为职”、“保乡安国”为念；还要以“岳家军”为榜样，严守军纪，做到“畏将法，守号令”，“违军令，即是亲侄，亦必施之以法”。
  其三，戚继光重视军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建设。他所创建的阵法鸳鸯阵，就是根据特定的地理特点而形成的。浙东沿海，山路崎岖，江湾委曲，水田沼泽纵横，人民仇恨倭寇；勇于杀贼。针对倭寇善于设伏，长于短兵冲击、人自为战的特点，以及不习地形，不悉民情等诸多弱点，戚继光创造了新型的战术队形———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队，配以长牌、藤等防御器械，又有进攻性武器狼筅、长枪、短兵器，选用“少壮便捷”、“有胆有力”之精敏者充之，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著名的花街、白水洋战役，就是运用鸳鸯阵式破敌的。
  宋元以来东南沿海的倭患，先后持续二三百年，对于台州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领域，都产生极为不利以至破坏性的影响。戚家军以台州为突破点，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广东，抗倭十二年，大小近百战，彻底扫平了倭寇，从而保证了沿海政局的稳定，百姓的安康，也推动了对外经贸和文化交往。
  平倭之后，台州的一些商人，出于谋利，披荆斩棘，千方百计，开拓商贸，台州的海运和贸易也有一些恢复和发展。台州与台湾、琉球、海南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经贸和文化的交往，也呈现出夕阳晚霞的历史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