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台州与日本的交往，从现存史料看，可上溯至唐玄宗天宝三年（７４４）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五次都失败了。第四次东渡时，到了宁海、天台、临海、黄岩，仍未成功。他到台州，目的是寻找去日本的商船搭载，可见此前台州与日本已有航线存在。但这方面的台州史料却很少见。
  此后，在日本的史籍中保存了两条唐代台州与日本贸易的史料。一是《安祥寺惠运传》。此传记载，“日僧惠运于武宗会昌二年（８４２）八月二十四日，搭乘中国商人李处人在日本所造的楠木船，从肥前国植嘉岛那留浦起航，当月二十九日，到达温州乐城县玉留镇”。所云玉留镇，即今之玉环。此名已见谢灵运《游名山志》：“玉溜山，一名地肺山，一名浮山。”后又有“木榴屿”之名，王咏霓云即“玉溜”之声转。其名玉环，则五代吴越国时为避国王钱镠之讳所改。
  这条资料有可注意者：（一）玉环唐时已称镇，说明其时已设防，而海舶往来，则经济必相当繁荣。此处地理条件绝佳，行政上虽属乐城（即今乐清），但实际上以温、黄为腹地，船泊玉环，贸易的目的地应是台州。（二）李处人这条船是在日本制造，“费时三月”而成。这表明李处人是一位经常前往日本的中国商人，深知日本木材价贱，熟悉双方市场。
  二是《三代实录》。此书记载：唐僖宗乾符四年（８７７）六月一日，台州商人崔铎等６３人从台州启航，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达筑前国，搭乘此船者还有于咸通十五年（８７４）来华求购香药的日本商人多治安江。这条资料明言崔铎是从台州（临海）启航的。
  北宋有关台州与日本往来的资料比前多，且有些材料在中日双方都能找到互证。首先是《宋史》卷四九一《日本传》云：“（太宗）雍熙元年（９８４），日本国僧奫然与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太宗召见奫然，存抚之甚厚。……二年（９８５），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归其国。后数年（按：为端拱元年，９８８年）仁德还，奫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来谢。” 这在日本《扶桑略记》、《日本纪略》等书也得到反映。但日籍载仁德赴日是雍熙三年七月，相差一年；其返华则同是端拱元年。日籍还载明“二月八日” 的启航日期。
  此后，台州商人赴日本贸易就更加频繁了。现就日方的有关记载胪列如下：（１）太宗淳化元年（９９０），宋商周文德赴日。
  （２）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闰六月二十三日，宋商周文德献孔雀于日王。
  （３）仁宗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六月，先是，宋人周良史献名藉于关白赖通，因其生母为日本人，希望爵位；是月，赖通复以书，并赠沙金三十两慰之。
  （４）同年七月，宋台州客商周文裔归国。
  （５）天圣六年（１０２８）九月，宋福州商客周文裔又赴日。十二月十五日，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献方物。① 以上，周文德、周良史二人，日籍并未载明何处人；周文裔，一条记是台州， 一条又作福州。现在我们确实周文裔是台州人，而周文德和周文裔既同姓同行辈，同时稍有早迟，极可能是同一家族而互相引带者，亦当为台州人。此外， 我们有资料确证周良史是台州宁海人。（正是由于周良史籍贯、家世的发现， 才使确定周文裔、周文德都是台州人成为可能。）这个资料即南宋宁海人王藻撰于庆元二年（１１９６）的《敕封魏国夫人施氏节行碑》，施氏为良史之妻，其碑文摘引如下：“孺人施氏，四明人，故府君周公讳良史之妻，故宣德郎赠少师讳弁之母。今台之宁海县南四十里有岙，介于数山之间，清溪周其前，大海环其外，……其中多周氏居，盖其故第也。府君虽不事官学，而以能文称；居乡慷慨有气度，……故施氏以归之。周之先尝总大舶出海上，至府君不肯离其家。纳孺人之明年，侍其父适日本国。去二月而生少师。后七年而府君又哀讣至。
  少师生，府君既不及见，而孺人年二十二，孀居家贫。……嘉祐六年，少师释褐，……得以禄及其亲者十九年。孺人以元丰三年七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四。”② 据此，知周良史乃宁海进士周弁之父；他的老家东岙，是一个古海港，地多周氏；良史之先，早就自置大船，经营海外贸易；良史自己喜爱读书，不想跋涉波涛，继承祖业，但最后仍侍其父至日本，并死于日本。总之，把这些情况同日本的材料结合分析，知良史父亲是宁海人，母亲是日本人，他出生以后，被父亲带回中国，欲培育入仕途，可能因血统的原因，不能进入官学，于是随其父再至日本，想利用半个日本人的身份求得日本的爵位，仍未如愿，不久死于日本，良史死后，施氏“孀居家贫”，可见良史父亦不归，断绝了接济。
  良史的父亲不知其名，怀疑他是周文德和周文裔中的一位。他们二人都曾向日本当权者进行贡献，表明关系特殊。但由于周文裔于良史死后还曾往来中国，不符合良史死后施氏“孀居家贫”的情况，则以周文德更有可能。
  良史赴日时间，可据《施氏节行碑》加以推定。碑称施氏卒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享年七十四，其生应是景德四年（１００７）。良史死，施氏年二十二，为天圣元年（１００８），周弁出生后七年，则是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即是良史赴日之年，可补上述记载之缺。
  到这里，我们还可以补述这样一个情况：台州海外交通的发展，早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重视。《嘉定赤城志》卷二五“山水门”记载：宁海“淮河源，在县东一百步桃源桥北，经洞山、罗坑凑、黄勘三十里入海。周显德三年（９５６），令祖孝杰用水工黄允德言，谓县北地坦夷，宜凿渠通海，此舟入渠能通百货，遂弃田七顷，发民丁六万浚之”。
  此渠后虽不切于用而废弃，但祖孝杰想把海船直接引至宁海县城的雄图仍不可小视，这一行动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台州北线海外贸易的繁荣情况。
  南渡以后，宋朝的政治重心南移，台州成为辅郡。在此之前，全国又经历了一次城市商业化的过程。商业空前发展，手工业也从官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商品大量增加。台州此时也出现了“逢府日日市、逢县三六九”的盛况。又由于南宋偏安一隅，战争的负担綦重，政府也急需从外贸开辟财源，输入战争物资（如硫磺等），采取了招徕政策，促使日本商人直接前来中国，这就改变了北宋以来只有中国商人前往日本的情况，成为双向流通。
  但是直接记载南宋时台州与日本交往的史料甚少。以下我们举出两个侧面材料以略加证明，一是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五《真如寺藏神》条云：“台州临海县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东庑置轮藏。其神一躯，素著灵验，海商去来，祈祷供施无虚日。”这个上亭保就在今红光镇稍东，灵江、澄江、椒江三江之交，宋时属明化乡。二是南宋末宁海人储国秀写的《宁海县赋》，在述及宁海的海上交通时云：“其海则停纳万流，宗长四渎。控直港于稽、鄞，引大洋于温、福。出鸟崎，通鸭绿，睎日本，睇暘谷。……一日再潮，阳往阴复。千舟万艘，东奔四逐。” 两者所说异曲同工，尚可概见海上交通之盛况。
  还有下述的间接资料，可证明南宋一代台州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宋代铜钱漏海的现象十分严重，走私者不但有中国商人，也有日本商人。宋袁燮《云斋集》卷十一《楼钥行状》称：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左右，台州有商船运铜钱下海； 宋理宗时，日本商人潜入台州、温州等地抢购铜钱，一时造成市面上“铜钱绝迹”。走私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计民生，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
  到了元代，元世祖曾经调集大军远征日本，把各地的海船都征集了，还分派各县限时打造，结果因遇海难全军覆没。这对中国商人的进出口贸易是个打击。但不久，台州的海运力量似有所恢复。元黄溍（１２７７—１３５７）撰《将仕郎建德录事刘君墓志铭》中，记宁海人刘溍仕元为“进义校尉、宁海县东岙等处海船上百户”。① 这个东岙就是上面提到的周良史等人的居址，到元时它还是三门湾的海船集中管理所。而所谓“海船上百户”，则是元代海运系统的基层官员，其上还有千户、万户，如方国珍就曾任万户。这些漕运的组织，其船只不少都属民间所有，漕运之余，完全可以从事海外贸易。方国珍崛起海上以后，也长期与日本有贸易联系。
  明代对日本的贸易基本上采取限制政策，定期、定点、定量。但中国商人的走私活动仍很活跃。倭乱发生之后，海禁加严，但利之所在，仍有不少中国商人与倭寇沆瀣一气，甚至引狼入室的。台州是倭寇侵扰的重点地区，这里就有黄岩商人勾引的因素。戚学标《嘉庆太平续志》卷七云：“洪熙间（１４２５）寇患皆黄岩民周来保煽诱。”又云：“又有乔汉者，亦从亡。”万历以后，倭患稍息，中日之间正常贸易逐步恢复，此时台州商人又同沿海各地的海商一样，“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往来贸易，彼此无间。”对日走私贸易又趋向繁荣。
  清初，台州曾是张煌言、郑成功等进行反清复明斗争的要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清廷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尽撤沿海三十里居民，片板不准入海。直到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和二十二年始分二次迁复。康熙二十三年，刘廷玑担任台州同知，他写了一首《海门春望》诗：“极目浩无际，风潮频往回。乾坤何处尽？日月此中来。老蚌含珠卧，文■吐雾开。太平传盛事，重译到天台。”从诗看，海禁重开不久，就有日人前来台州了。康熙三十八年，成康保来任台州同知，他又整顿了海门港。沈延《台州同知成公康保墓表》云：“国家既弛海禁，奸民出没其间，草窃时发。公下车，特设巡舶，选廉吏稽察海口榷税。巡役困商，重惩之，奸杜而百货集，民赖以殷。”这就使海门港更畅通了。
  五口通商以后，外国强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但这也使中国商人扩大眼界，把企业办到国外。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黄岩人王舟瑶以两广师范学堂监督的身份赴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清夜焚香室日记》中记道：“（二月二日）早抵长崎。偕（王）伯潜至岸，过恒泰银号小坐，乃宁海人孔云生所设也。” 又记：“四日，六时抵神户。上岸至二十五番德泰银号访孔云生。云生名兆成，宁海人，以商起家，上海及日本各埠均设有钱庄，充日本横滨中华会馆董事、商务会议所长。”看来这位孔兆成还经营国际金融，是一位大银行家了。
  三、台州和琉球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往较多，并见于典籍： 琉球，明清两代都是中国的保护国，１８７９年始为日本兼并，一部分建为冲绳县，一部分划归日本本土的鹿儿岛县。据《宋史》及《元史》的《外国传》，宋元两代尚未与中国通商。明初双方有了贸易往来，琉球以进贡方式、中国以赏赐形式定期进行货物交换。这种交换往往是不等价的，赏赐大于进贡。同时，琉球的使团还有一批商人参加，进行贸易。指定他们往来的港口是泉州，但因受季风的影响，台州的松门等地也经常成为他们的登陆港。
  琉球贡使从台州登陆，明代资料尚未见到。清代从乾隆至咸丰，据不完全统计有七次。现列举如下： （一）乾隆二年（１７３８）十月； （二）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闰六月； （三）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一月； （四）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六月； （五）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
  这五次都见于故宫档案中福建布政司的奏折，每次都有使人死于临海，并葬于临海。第一次是金城，第二次是川满，第三次是上江冽，第四次名佚，第五次也姓金城。据云埋葬时都立有墓碑，都刻上“琉球国”三字，但至今都泯没了。
  第六次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见临海人张绮（１７９７—１８７４）的《默斋诗话》（写本）：“道光三年五月，琉球国有人数十飘舟至台，邑令萧公元桂馆于南极宫。
  其人皆披单花衣，穿木屐，头挽髻如道士，藉以金。有茂才陈举如能诗，携有诗稿数卷。”惜未抄录，仅记其《和友咏菊》云：“遥忆一篱亲手植，含香犹自待君开。”又《中秋夕过桃花岛》云：“休言故国河山远，枕上归来月未斜。” 第七次见太平（今温岭）人黄浚（１７７９—１８６６）的《壶舟诗存》卷十四，琉球使臣因飘风而至，在太平与黄浚、王瀚等唱和。琉球使臣原唱云：“一帆航海任沉浮，飘泊天邦福地游。忆昔离家方首夏，于今转瞬又深秋。空留旅邸谈风月，未获登朝拜冕旒。放眼苍茫云水外，何时群唱大刀头。”此诗表露了他在等待批准进京的焦急心情。黄浚和诗题为《琉球贡使遭风在邑，有诗寄意，阅之慨然，次韵和之》，诗云：皇华舟逐海云浮，鲸背星冠作壮游。
  望阙暂淹江北路，授衣欣度越东秋。
  风前偻指伤媵腊，癸后危身等赘旒。
  他日重回那霸港，一封恩诏捧当头。
  （原注：那霸港，琉球泊舟登岸处。） 从黄浚诗集前后时日排比，此事当在咸丰元年（１８５１）。
  台州人也有在琉球的。前几年，日人古坚义道、山口光有分别要求我们帮他们寻根。原来他们是堂亲，始祖杨明州，台州人，崇祯二年（１６２９）与同乡张五官乘船赴宁波，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２８日，最后被刮到琉球的八重山才脱险。二人都有文化，以后入籍琉球，张五官做了“明伦堂”（仿中国的官学机构）的“训诂师”（汉文经典教授）。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张五官死，又推荐杨明州继任。杨明州在琉球娶妻成家，生二子一女，长子春枝，即古坚一系的小宗祖，次子春荣，则山口一系的小宗祖。古坚和山口的姓当是日本合并琉球以后更变的，因为我们看到春枝之子联桂仍以杨氏为姓，于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出使中国。杨联桂同年病死中国，葬于通州张家湾，康熙帝曾遣使致祭。至于他们的根，在三门县志办公室杨道义先生的多方努力下也已经找到，杨明州的故乡是今三门县沙柳镇溪头杨村。当地还保存一部《石林（沙柳的古称）杨氏宗谱》， 记有“第十一世安雷，字汝平，号明州，去宁波失。”与琉球《杨氏宗谱》的记载符合。特别“去宁波失”一语，可谓铁证。而据宁海东仓村张学庸君函告，他在《宁海张氏大宗谱》中找到张五官这个名字；张氏在宁海、三门等地散居很广， 这个张五官究竟何乡何村人尚不清楚，也缺少更有力的证明。
  根据分析，这次同船的绝不止张、杨二人。看来是因张、杨二人有文化，故先后被起用，其余则就地安排，懵懵然与琉球人民融为一体了。从琉球杨氏谱中可知他们到达琉球后，张五官调到唐荣（琉球首府的华人聚居区）担任训诂师。康熙五年张五官死，才把杨明州一家从登陆地调到唐荣继任张五官之职。
  谱中说明此乃“补三十六姓之缺”。三十六姓是明太祖赐给琉球的，他们带去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万历年间又补赐了数姓，但至崇祯年间，一共只有十余姓了。张五官、杨明州碰到一个机遇，其他的人没有相应的条件，就从此泯没无闻。
  张五官、杨明州对琉球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杨明州等的后代已融入日本，杨氏后裔嗣衍繁昌，他们过了十几世，尚不忘本根，这种故土之情是非常可贵的。此外，还有一位仙居人张鉴淳，他于清雍正十年（１７３２）与人合伙到海外做生意，从福建泉州出发，南下东南亚，因遭台风，漂流至琉球。直至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才搭乘琉球使船悄悄回国。天台齐周华根据他的事迹， 写了一篇《仙居张广南传》①，文字颇多渲染，已非完全纪实之作，但其本事则有实访的依据。
  三、关于台州和东南亚往来，材料很少见。但由于闽、广之间的航线早已开通，估计与东南亚的往来也是早已存在的。孙吴时沈莹著《临海水土异物志》，两晋时郭璞注《山海经》，都以临海郡为确定海外各地方向和计算距离的“坐标”，说明当时台州的海上交通四通八达。较具体的材料看到二条。一条是戚学标《台州外书》卷九《兵患》记：“嘉定元年（１２０８），阇婆国番船寇松门，巡司失印记，复降级。”这个阇婆国，即在现在印度尼西亚的西瓜哇，早在刘宋元嘉间（４２５—４５３）就已与中国通商。我以为此次寇松门，当地人立即知为阇婆国人所为，这是两地早有交往的证明。戚学标注明此事系依据清初松门人江左著的《松门遗事》。
  二是明代天台人卢浚（１４６４—１５０２）撰的《赠节妇史氏》，诗序云：“氏夫以海贾飘暹罗，守节二十年。后夫以通事（翻译的古称）进贡重逢，送至南安而别。”②暹罗即今泰国。这位史氏的丈夫姓名不详，他原是一位“海贾”，大概因海难滞留在了暹罗。过了２０年，他作为暹罗进贡使团的“通事”回到祖国，由于明朝有严禁私自出海的政策限制，与妻子见面而无法重圆，只好回去，而妻子也只能送到南安而别。史氏之夫做海外贸易的具体时间不知，卢浚此诗作于晚年，当弘治时，推算起来，应在成化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