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台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古代曾是海上交通十分发达的地区，很早就形成了三门湾、台州湾、玉环海等由北至南的三个系列港湾。就是在以木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它同海外的交往一点也不比邻近的乍浦、宁波、温州等港逊色。如果再上推到两汉、三国时，由于当时历史形成的以临海郡章安港（台州的前称）的客观存在，台州更处于特殊地位，元明至清，当时海港海运和经济文化交流带有“历史余音”的特色： 一、建置新罗坊、通远坊和章安市舶司： 《嘉定赤城志》卷二“坊市门”载：“黄岩有新罗坊，临海（台州府治所在地）有通远坊。”二地皆宋以前外国商人在台州的聚居地。
  新罗为朝鲜古国名。中国各地建立新罗坊，大概始于唐代。日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云：“唐与新罗交通颇繁。楚州（江苏省淮安府）以北，现今江苏省与山东省沿海各州县，处处有新罗坊。坊中有总管，并有翻译。盖新罗坊，即新罗人之居住地也。” 黄岩的新罗坊则始于五代。据《赤城志》：“五代时，以新罗国人居此，故名。”《赤城志》所据是《祥符黄岩图经》，祥符（１００８—１０１６）距五代末不及五十年，这个记载应是可信的。其地在今黄岩城内柏树巷。
  《赤城志》所记还有两个以“新罗”命名的地方，一个是新罗屿，一个是新罗山，都在临海。新罗屿，据云“在县东南三十里，昔有新罗贾人舣舟于此，故名”。旧时航船上行，因潮水过小或风向不顺，往往须在此一带等待换潮，据此推测，其地当在今汛桥镇之晒鲞岩。此处为一古渡头，岸边有小山，符合字书关于“屿”的解释。
  新罗山，据云“在县西三十里，与八叠山相望”。从《赤城志》附图看，新罗山在八叠山之南，即今城郊子后山。八叠山距城仅二十里，此云新罗山距城三十里，不符实际，或许是三里之误。此山绵延至松山一线，山多古墓葬，或许新罗山之命名，即因新罗商人死后安葬于此之故。
  此外，《赤城志》尚有两个地方与朝鲜有关。一是以朝鲜古国高丽为名的高丽头山，据云在临海“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首，故名”。我怀疑这就是现在的大陈山，因为一则方向里程相合， 二则大陈山为台州湾最大的岛屿，不可能到宋代还没有反映。另一个则是在黄岩“县东二百四十里”的东镇山（有说是今大陈岛，也有说属温岭东镇山）。
  其文云：“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这里所说从东镇山望海中有突出的一石，我以为与上述高丽头山共是一处，因为两者处于同一海域，不可能树立两个海标。
  《赤城志》所记东镇山的概况可能是根据唐武后永昌元年（６８９）台州司马孟诜的奏报。永昌比五代约早２５０年。这说明当时的台州船舶已很熟悉台州往朝鲜的航路，也说明台州的商人早已直接前往朝鲜贸易了。但具体资料都已不见，仅有北宋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台州商人陈惟忠等６４人出明州至高丽，及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台州商人陈惟积与明州商人陈亮等１４７人至高丽两条记载。
  宋室南渡以后，海道梗于金人，台州与朝鲜的直接交往自此绝迹，以后也未见恢复。但明清两代都有朝鲜人因海难漂至台州的，材料引录如下： （一）明张辅《送朝鲜崔校理序》：“朝鲜宏文馆副校理崔溥，渊渊将其王命，括户口于其国之济州海岛。既而奔父丧，乘巨舟涉海道以还，为暴风所逆， 漂泊入我健跳。……遂迎其所率吏卒四十三人者馆之公所。……” 按：张辅，字邦在，宁海健跳（今属三门）人，成化丙午（１４８６）举人。崔溥漂舟的时间是弘治元年（１４８８）。崔归国后，曾撰《漂海录》向朝鲜国王报告海难经过及归国沿途见闻。① 健跳当为三门湾的南口，海上交通发达，形势险要， 明代曾在此设防。张文见于《康熙宁海县志》卷十“艺文”。
  （二）齐中嵚《齐周华年谱》：“乾隆六年辛酉（１７４１）夏，有韩人二十余飘舟至台州，寓天宁寺。公（指齐周华）与郡中叶少曾、秦抹云、蒋若翰诸名士盘桓寺内多日。韩人有宋生者颇通文墨，喜得公《需郊录》以去，（天宁）寺僧海印为赋一绝，有‘巨山（齐氏之号）文教被朝鲜’之句。” 通远坊之名，可能比新罗坊存在更早。唐代许多城市都有来远、通远这种的坊名，其意义是通商货于远方，当为远方商人聚居之所。当然这个远方不一定单指海外，但包括外国人是无疑的。宋代台州的“税务”也设在此坊，即现在的税务街一带，税务街的街名就是由宋代在此设立税务而来的。坊中原来还有景德寺，此寺得商人施舍，香火颇盛，因此在端拱二年（９８９，按：《赤城志》原作四年，端拱仅二年，“四”字当为“二”字之误）至淳化元年（９９０）烧砖筑路，此后寺僧简琼又予再修。
  宋代曾在台州的章安和松门两地设立市舶务。此事正史和官书均不载， 资料首见于《临海涌泉冯氏宗谱》。《冯谱》中记录了一首冯氏的先世、宋高宗时人冯安国的诗，诗题是奉命巡视章安、松门市舶。此后，元卢伦《金鳌山集》也有如下的记载： “观察使冯安国父宝，以武德大夫从高宗南渡。安国以荫仕观察，巡视金鳌（按：章安的别称）、松门市舶。卒于台，葬海门赤山。子原吉，遂家临海。”① 这一记载，基本上系据《冯谱》综合而成。到明成化八年（１４７２），程信应冯氏后裔冯银之请，撰《冯氏祠堂记》，亦云： “宋高宗时，有武功大夫讳宝者，扈跸南渡，寓湖之安吉。其子忠翊观察使安国仕于浙，后因钦委松门市舶，卒于其地，遂家于台，为台之临海人。”② 其依据亦同，惟叙述稍有详略。
  我们曾经考察过《冯谱》的可靠性。从它的递修有序、代有人物、执笔者皆负时望、所载文献均可查考等方面看，认为冯安国其人其诗均非伪造。可以设想，文字伪造必须有所依托，它不可能将事实上所无的官爵编造出来自我炫耀，如果没有章安和松门的市舶，冯安国如何会在诗题上如此叙说呢？这也说明这个资料是可靠的。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分析：章安和松门都是建炎四年（１１３０）初高宗逃避金兵追击时往返所经之地。章安作为古代台州最早的郡、县治所，曾是两汉及三国时吴国经营东南的战略要地，至少在那时已成为海上交通港口。以后历史变迁，郡、县治所不再设在此处，但它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它在宋代仍保存了一些县级的经济机构，如酒库、醋库、盐库等，这说明它在那时还具有相当于县的经济地位。而松门作为海港的条件，后来更优于章安。所以这两地成为对外贸易港是完全有条件的。宋高宗既亲历二地，在国家重建之际，财源匮乏，在这两地设立市舶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① 还有一点，唐和北宋往往派皇帝的内侍人员充任市舶官。从冯安国父子的职衔看，他们都是高宗的“内班”，高宗“钦委”冯安国管理章安和松门的市舶，同历史的传统也一致。松门的市舶务，到元代似乎还在活动。明人程敏政（约１４４５—１５００年，休宁人）的《篁墩文集》卷四十三中有一篇《黄岩陈处士墓志铭》，记陈氏的先世陈继发，登宋咸淳进士，继发之子元夫“官元松门务副使”，这个“务”很可能也是市舶务。但语焉不详，只好作为参考。至于章安，它在南宋中叶以后地位逐渐为南岸所代，趋于衰落。
  台州港口除此二处外，北线的三门湾也是很好的港口，但不知有否设立过市舶务。我们从《康熙宁海县志》卷三“徭役”中“均徭”部分，看到明代有“海游关税户二名”（海游为今三门城关），这说明明代在一些较小的地方采用徭役方式派人征收关税，这应看作是市舶制的变通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