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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方面，方国珍起义集团以方氏家族为主体骨干，吸收和招揽一批反元的地方官吏和知识分子，其中也不乏一些颇知天下大势、善于谋略的知识分子。如刘仁本，“学问淹雅，意趣超然，试吏于闽”，劝国珍兴海运以济粮财， 兴儒学而振教育，拓建城池，造路建桥，使百姓安定康居，如修上虞石塘诸善政皆有实效，又云：“修筑余姚城池……仿佛兰亭景物，集名士赵椒、朱右等四十二人修禊赋诗，可谓风流辉映千古。”②刘仁本为起义代表人物，以文治政，颇有气节，事败之后，“义不仕明，捐生抗节，实不失为烈士”。再如章子善、张仁本、朱右、郑永思、丘楠等，“皆由州县胥吏进用，出谋划策”，他们建计方国珍于浙东起义，“朝廷失政，海内鼎沸，元数将尽，酷吏籍之为奸，百姓所掠殆尽”，“广集众议，智以决事，信以守因，直以用兵……其要治舟楫为航海之计。”尤以章子善，劝方国珍要立大志，逐鹿中原：“奋力一呼，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可立以而待。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擅馈运之粟，舟师出，则青徐、辽海、闽广、瓯越可待檄而定。审能引此，人心所属，而伯业可成也。”③这些文士、官员不失为当时识时务的豪杰，颇具政治卓识的幕僚和宰臣。
  其次，方国珍集团的经济、政治战略也比较成功，割据自保，经营浙东，并不断开拓海运，以为角立之计。方国珍以台、温、庆元三郡为基础，扩大地盘。
  北至苏常，南至闽北，西征赣皖，借元朝廷南北漕运，开拓财源，发展经济，控制南北漕运、海运。他曾征讨北部张士诚，南则进击福建明玉珍，其主要目的，是想打通北至天津、南至福建汀漳一带的海上航道，还西征陈友谅，以上饶、信州打开通向皖、赣、鄂、湘的水陆通道。值得强调的是与元廷时和时战，受爵听命，多次以海道漕运把江南粮食运到大都北京，使朱元璋南北受制，减少浙东政治、军事压力，既搅乱东南沿海元朝的统治秩序，又使朱元璋势力南北受制。
  在东拓西进和南北征战之中，不断招揽原杨镇龙、季文龙等起义后的大批盐民、贫苦农民，保持军队战斗力，以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
  二、政治和军事谋略方面，方国珍作为元末农民起义一方领袖，亦有一定政治识见和军事才能，在这一方面，史家很少论及。他为人沉勇，作战勇敢，史家评其多谋善变，狡谲懔悍。他在反元和群雄争战中，纵横捭阖，时反时降，没有一贯的政治立场，因此不少学者对其多有贬责。方氏首义反元，带动浙东人民，摧毁温、台、甬三郡统治，后投降朱元璋，前后二十余年，他拥有三路六州十一县，以温、台、明三郡为重心，东至大海，北至江苏、太仓，南至汀漳，西极信州、上饶，割据自保，开疆拓土，在当时的各方割据地区中，战事较少，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经济也有一定恢复发展。军事上，先反抗元蒙统治，多次打败元军进剿；后与北面张士诚、朱元璋，南面明玉珍，西面陈友谅等反复周旋，胜多败少，确立浙东，割据地盘，民生相对安定，还被元、明朝廷先后任命为两浙行省参政知事、淮南行省左丞相，官至太尉，赐爵衢国公。方国珍不愧为颇知政治谋略又有军事才干的一方农民领袖。
  三、方国珍颇有军事才干，其战略以水战为主，陆战为辅。《明史·方国珍传》说他经营浙东十余年，请命元朝和朱元璋，据境自如，和战交错。他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审时度势，集中兵力，以各个击破。以海战为主，又治舟楫，为航海之计，海战战事发生后，“能广集众议，智以决事，信以牢固，直以用兵”，关键之时，亲率主力，身陷敌阵，取得最后胜利。至正十二年，大闾洋一战，方国珍入海， 烧掠沿海州郡，元兵突入海上大闾洋，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 赴死者过半”。他多次打垮来犯元军，俘虏打死不少元朝高层军官将领，如朵儿吉班、泰不华、孛罗铁木儿和郝万户。他在元明军事史上堪称“不凡的军帅”，“叱咤数年，割地称王”，被赞为“亡元者，国珍也”。① 他曾征讨张士诚，取得太湖之战的大胜。国珍奉诏率舟师五万，身率壮士数百。士诚统十将军，兵七万，御于昆山。姑苏之役，“矢石如雨，火箭乱射，公燎及须鬓，横刀大呼而入，公与壮士数百余追击，趋其中坚，杀二将军，所向披靡，亡七将军，溺死万计……明日又战，七战七捷，直逼城下”。“士诚兵虽众，轻水战，仍步骑隔岸为阵，水陆步骑讫不得成列”。结果“兼顾不得，趋其中坚，全军有如禽鸟四散，而军大溃”。① 四、文化教育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方国珍在刘仁本、张仁本的建计下，提倡儒学，兴办学校，修建城池，开塘作堰。刘仁本留下的《余姚州重修学记》、《方公重修灵桥记略》、《庆元方氏元帅府》、《修上虞城记》和林彬祖《重修温州路谯楼记》、贡师泰《重修宣水忠报禅寺碑》等都是这方面的真实记载。方国珍在政治军事重心庆元建有元帅府，并开国璋、国瑛、国珉四府，由国珍掌印指挥四方，又在台州临海建天坛、望天台，应天请命：“夷狄无百年之运，元数将极，不待智者而后知。”方国珍称：“今海内鼎沸，豪杰并起， 朝廷无道，犹可以延岁月。”方国珍在烽火连天、战事纷繁的动乱年代，在四明、余姚、温州、台州、衢州修建城池，建立谯楼，兴建学校，稳定民心，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天下一统。方国珍虽乏大志，然亦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
  令人钦佩的是，方国珍为了保境安民，尊尚儒学，兴办学校，修缮庙宇。史家评曰：“文化教育，学校之政，关重世教，拯救时溺，实系人心，甚为重也！”他把余姚县升为州，“余姚为吴越要冲之地，乃议筑余城池，军士属役，民众输财效力”，②并建齐政、通德、武德，侯青、龙泉五门，南北各立水门，以通舟楫③。
  总之，他崇尚儒学，发展文教，“审其所行，有非他郡所能企极也”，确实收到经济、文化、军事相兼的效果。史家赞曰：“高险守扼，保境安民，虽有外海，安将阻之而敢犯也。”④国珍诸兄弟俱不知书，缺乏文化，割据自保，时和时战，时反而降，反复无常，学者贬责为“奸邪狡黠”，但我们从当时历史形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看，他仍不失为颇知天下得失、能进能退的一方领袖。最后比较平安地结束一生，安定一方，有益于台、温、庆元三郡的人民生命，方国珍还是正面的、有个性的、功大于过的农民起义领袖。

②③ 《黄岩县志》卷十二《章子善传》。 《方国珍史料集·寇温始末》。 ① 《元史》卷二二《方国珍传》。 ①②③④ 《方国珍史料集》《人物》。 《余姚州筑城记》，《高诚则集》。 刘仁本《余姚州生修学记》。 明高岱《鸿猷录·评方国珍》，《黄岩县志》卷二六《刘仁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