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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１２７９年，北方元蒙政权灭掉南宋，实现了南北一统，建立以北京与和林为重心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元蒙国力极其强大，政治经济发展颇快，“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在不断封建化和汉化的进程中，一方面采取蒙汉合作的政略，建立汉化的政治、经济和制度。
  另一方面，不得不保留漠北奴隶制的残余，忽必烈政权伊始，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第三等为北人，第四等为江南的南人。尤其元顺帝年间，推行扑买包税，垄断专利，滥发钞币，征利搜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打压、压迫、盘剥汉族江南人民，“各族俘民，沦为奴隶，其汉人居其七也”。② 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异常剧烈，权相铁木儿当权，《元史·铁木儿传》：“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仿，一切中外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大小诸衙门官员人寺，敢有隔越闻奏，以违制论”，以至皇帝继位，也操于其手。至元顺帝， 伯颜又以右丞相专权，他专政自恣，措置暴虐，《元史·伯颜传》：“导从之威，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如晨星，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君相的尖锐矛盾，促发蒙古贵族内部相互倾札，打击异己，残害正直官员，南北政局一片黑暗，地方吏治败坏，“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在江南税外添税，官员任职时有拜见钱，逢节有追节钱，生辰有生辰钱，管事时有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浙闽一带还流行民谚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皆欢天喜地，百姓则啼天哭地。”驻地内外的军队，沉迷声色，颓靡腐朽，毫无作战能力。元顺帝十年，南京茅山起义，“烽火六合江宁”，元政府调集二省兵力万人捕剿，被起义者打败，“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兵为无用”。当时，北方黄河、淮河水患成灾，江南地区旱涝并作，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并发，民处水火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迫在眉睫。元顺帝十四年，江北大小起义三百余起，江南起义就有四百余起，浙闽一带著名的起义有宁海的杨镇龙起义、青田季文龙起义、福建章炎起义，最后引发台州黄岩方国珍大起义。方国珍仿效杨镇龙在玉县龙兴建立的“大兴国”，在四明建大元帅府，在台州建望天台，宣示推翻元朝残暴统治。
  方国珍，台州黄岩人，其传称：“世居路桥洋屿，长兄国馨，次国璋，三国珍， 四国瑛，五国珉，以浮海贩盐为业，皆有膂力，而国珍颇沉勇，有伟丈夫之量”。
  元顺帝至正八年（１３４８），黄岩新桥前洋陈恢抢占洋屿盐场，打死国珍长兄国馨，并诬告国珍勾结黄岩海盗蔡乱头，国珍被迫起义。当时，海东一带社会动荡，吏治败坏，豪杰并起，“尽为盗贼出没之处”。史称“国珍倡乱海上，民亡公其所者，旬日之间，得兵数千，舟楫机械以万计”。元政府先派中书参政知事达鲁花赤泰不华征剿，“率舟师与战，为斩杀”。国珍势力波及长江南北，遂演成全国性的反元人民大起义。正如宋濂《方公神道碑铬》称：自时厥后，汝颍大起，海内鼎沸，刘福通以红巾为标贴起兵河南汝颍，徐寿辉、彭莹玉在湖北蕲州起义，攻占濠州，张士诚据泰州、拥两淮、苏浙之地，①天下战事频仍，群雄争霸， 割据各方，竞争海内统一的新局面。
  元末大乱之际，方国珍割据浙东三郡，守望东南，海战陆战并举，周旋于群雄争霸之中，艰难奋战之中，开疆拓土，稳定地盘，保境安民，最后朱明王朝不费血刃，“国珍与其弟国珉、其子明完奉表乞降”。明《鸿猷录·评方国珍》论曰：“元末诸雄，惟国珍举国最早，其成就业绩为微，观其战事营斗，反复狙诈。
  是先以天下之不能制一海隅，则知国珍之必不可制，观国珍之不可制，则知元祚之必亡矣。”又说：“若我圣祖（明）之于国珍，服则待之不疑，叛则讨之不赧， 推诚布公，帝王绥世之略乎，测其成败甚明，此非有过人之设而不能也。”方国珍一生虽无帝王之大作为，但在战事纷飞之际，保境安民，开拓海运，仍不失为一代豪杰。宋溓在《方公神道碑铭》评曰：“公以豪杰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县之民。天兵压境，避而去之，曾无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于生民甚大……于是历序其故，著为铭诗，以宣明国家之鸿烈，而及公保民之伟绩云尔。”又说“元季纷纭，群雄相吞。公据海滨，志欲靖民。惟公挺后，人中之豪，功在之府，其惠孔昭。公虽殁矣，彼亦忘矣，太史铭矣，发函光矣……”①

② 《元史·元顺帝纪》。 ① 明宋濂《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铭》。 ①明宋濂《行中书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