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周去非和赵汝适两人，一为温州，一为台州，都出身上层官宦世家，自少就受台州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薰陶，在外为官的人生历程及爱好、经历十分相近。两人进士及第之后，多在我国沿海一带为官，对海洋海交情有独钟，潜心研讨，亲历实地，积累资料，并常和海客、海商和出海官员接触交谈，撰写成书后又反复修订。由于出身世家，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为官亲历浙、闽、广三省， 接触研究海洋、海商、海事，熟悉沿海形胜、钱谷、赋税、物产、文教及市舶等，为撰作两部杰作奠定基础，故而学术水平、历史影响甚为可观。周去非出生于北宋、南宋之交，而赵汝适稍迟，故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所以《诸蕃志》更加系统全面，并有较大提升和发展。
  周去非（１１３５—１１８９）生于战火纷飞的南、北宋之交。祖父周行己，官至太学博士，是北宋著名的文史、教育大家。其兄鼎臣为官漳浦，颇有政绩。其子周端朝，就是南宋著名的太学生领袖，曾因营救赵汝愚、反对宰辅韩侂胄专权误国而名震海内。去非隆兴元年中进士，淳熙初“试尉桂林，分教州学”，主管文化教育，和著名诗人范成大“知心相许”，后在静江府任职教授、通判，关注海洋、海域、海交，“常随时笔记”。① 东南三贤张栻、岳飞之子钦州知府岳霖和周去非相与知己，倾心协力。史载去非“奖励农桑，拓展学堂，爱民礼士，开拓海航”。钦州濒海，为当时西南地区和南海、南亚交往的重要港口，对外贸易重要的中枢。《钦州博易场》载：“钦州和南海交趾，舟楫往来不绝，四川富商自蜀贩锦至钦，又自钦易商至蜀，岁一往还，每博易数千缗。”去非了解地方历史、地理物产和海交情况，又参与钦州的钱谷、户口、文教、赋税、狱讼诸事，《岭南代答》一书，就是他在任职期间所思、所闻、所录、所感，“随事笔录，得四百余条”，编撰成书，被称为“桂林志的压轴之作”，对我国西南文化史、经济史、海航史、地方民族史都有重要的影响。《岭南代答》一书，应是去非回浙任绍兴府通判、温州府教授时成书的。
  赵汝适（１１７０—１２３１），字伯可，宋太宗八世孙。祖父赵不柔，耿直清正，为承议郎，南渡后因不满秦桧当权和妥协投降，隐居天台。其父赵善待，初为临安主簿，官至朝清大夫，因“江淮军事颇烈”，出任岳州知府，为官清廉，颇有政绩。汝适“年少随父”，在外生活。庆元三年（１１９０）赐进士及第，授儒职郎、从政郎、文林郎。汝适博览群书，精习文史；为文简洁，颇具卓识。后出任湘潭县丞，继后回浙为绍兴府观察判官、临安府通判。以他的出身、地位，自可在中央及经济比较富庶的浙闽沿海为官，后任职福建市舶司，又兼权知泉州多年。他熟悉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物产资源等，专心搜罗大量人文典籍、海洋杂记，研讨参阅，对他一生颇有影响。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知南剑州，次年赴京为朝奉大夫，旋即为福建路市舶司，兼权知泉州市舶司。市舶司关系南宋朝廷的财政来源，是南宋财政的重要职官，诚如他在书序所称： “泉、广以司为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所以“田赋登足，船税充羡，称为富州”。① 他在任期间一面认真搜集东南沿海海洋、海交典籍、资料，一面主政泉州市舶司，并积极参与浙闽广三省与外国官员、商贾的交往，有相当的政绩，受到中央政府的赞扬和赏识。同时提高了对海交海航和市舶经济的认识，为撰作《诸蕃志》打下基础，诚如他自己所言“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他广泛与有识之士、涉外商人、官员交流切磋，“译以华语，删其秽牒，存其反实”。宝庆三年（１２２８）他回京任南外宗正事，两年后兼权江东提刑，期间全面整理、修正《诸蕃志》。是书全面纪录和阐述了我国海洋、海交以及与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悠久的海上交往，资料详细，去粗存精，并参考蕃图和周去非《岭外代答》有关资料、图经，“记述之详，种类之广，涉及世界各国之多”均有可观，被《四库全书》誉为“补正史不足，又为后来史家所据”的名称中外的海洋海交的经典性典籍。
  周去非《岭外对答》、赵汝适《诸蕃志》是我国历史上堪称珠璧双联的海洋名著，在中外航海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也说明我国在世界海洋文明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两书已散佚，明《永乐大典》有辑录；《宋史》、《元史》、《明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陶宗仪《辍耕录》、汪大渊《岛夷志》、朱惑《萍州可谈》、顾炎武《日知录》、魏源《海国图说》、梁起超《中国殖民八大人物传》等都有辑录、译注、评析、论述。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已有多部译本。
  近代著名海洋交通史家冯承钧先生１９３６年在其《中国南洋交通史》中说：“两书记录了历史上前所未知的海外世界，对远在地中海两岸及非洲东岸地方的记载，竟能如此准确不差，令人惊叹。”又说：“外国从事翻译、考订者亦有数家……兹所采者，Ｈｉｒｔｈ、Ｒｏｃｋｈｉｌｌ、伯希和诸氏之说为多，藤田丰人（日人）之说亦瑕瑜互见，仅择善是从。诸说不必皆为定谳，采其立说皆强者而从之。”①《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称两书为一代海洋杰作，出自浙江温台，当与温台历史背景、地理形胜，以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有关。
  首先，两宋统治者制定特有的海洋开发政策。两宋之交是我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政治经济重心全面南移，人口南下，江南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南宋都城建在美丽繁荣的临安（今杭州），促使更多政治、文化、经济、人才南移。南宋要抗衡北方金国，唯有采取新的政策、战略，唯有不断开发江南经济，有计划地向东南、海南沿海发展海航、海产、海交事业，这是割据自保、拓展疆土的当务之急。宋神宗在总结五代十国的历史教训时就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指中原政权）者，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辏中国，笼商得诱，亦壮观一事也”。（《续通鉴长篇拾补》卷五）。南宋高宗偏安江南，为了维持统治集团及庞大官僚机构的财政开支，和连年不断战争开支，也积极鼓励沿海地方政府和豪家富商打造船舶，收取市舶之利，下令各地建造大船。哲宗元祐五年（１０９０）“正月四日诏：温州、明州造船以六百为额”。据吴自牧《梦粱录》载：“大者可载五六百人，小者二三百人”。
  周去非称当时大船“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入南海，径数万里”，“大者楼高十丈……帆若垂天之云”。② 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增加财政收入，再令“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史·食货志》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为了积极推动海外贸易，在明州、台州、福州、广州等东南主要港口成立市舶司，制定“饶税”奖罚制度，东南沿海航运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江南地区尤其是浙闽地区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达。两宋时期，广推农桑，垦辟荒田，开拓海岸圩田，发展农业科技，稻麦、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的产量有了历史性提升，浙闽丝绸织品数量大增，福建建州（今建瓯）岁出茶不下３００万斤。《宋书·食货志》称当时江南金银器、铜器、茶叶、丝织业、瓷器业相当发达，产量大幅攀升，苏、浙、闽、赣的景德镇窑、越窑、瓯窑、黄岩沙埠窑、龙泉窑、建窑等八大名窑，胎质、釉料、品种和制作技术到了精熟时期，“釉匀胎薄，精致玲珑，色泽鲜艳，光彩照人”，极受海外欢迎。《建炎以来朝野杂志》甲集记载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岁出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万匹”，其中两浙“每岁一百七十万匹”。出口的金银器、铜器、铁制品等，技术革新，工艺精致，数量也略增加，自然对航海事业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由于两宋政府对航海事业的重视、奖励、提倡，并以政策予以保证和落实，江南经济发展，物产丰富，商品繁多，不仅推动官方海洋贸易，而且使民间的航海日趋兴旺、活跃。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称：北宋年间民间海洋贸易中政策优惠，“贾人之至境，则遣官迎劳。”“明州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① 当时温州、福州、扬州、台州、苏州等也重建市舶使，促使外国使节、商人、僧侣涌入内地，传播文化，贩运货物，海上往来兴盛频繁。据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载，我国航海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历史性的增加和提高，如高丽者，“有记载可考者，即达５０００余之众（人次）”。
  宋代我国沿海贸易发达，内地大量出版海产、海舶、海港文集，产生有关海域、海航、海交的文献、典籍，除官方《宋史》、《太平御览》、《宋会要》，更多散见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记，但最全面、最集中、也是最出色的海洋著作，当首推温州周去非《岭外代答》和台州赵汝适的《诸蕃志》，时称两大海洋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