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我早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选修谭其骧教授魏晋隋唐史和历史地理课程， 接触海域地理和海洋海交历史，惊叹两宋温台学者周去非、赵汝适能写出《岭南代答》、《诸蕃志》这样两部名震世界的海洋著作，印记甚深。２００５年，有幸受聘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企盼对浙省东南沿海的海洋、海域、海交能有所研究、开拓，意欲和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合作，决心完成一部《温台海洋发展史》，因此将南宋温州人周去非名著《岭南代答》和台州人起汝适《诸蕃志》合在一起作些研究和探讨，惊叹温台人才辈出，两宋期间，浙、闽两省的海域、海航、海交的开拓发展，以及文化科技的巨大成就，在中华航海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一页。一方面，两宋承继和开拓汉唐海洋海域海交事业，在广度、深度及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已远超汉唐，开启了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为元明远洋航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广州、福州、泉州、温州、明州、台州、苏州港、连云港、楚州、桂州等已提升一个层次，逐渐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著名港口城市，在世界海洋文明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其集中展示的历史标志就是两部海洋史的旷世杰作———温州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和台州人赵汝适的《诸蕃志》。
  一、两书产生的地理形胜和海交海运的背景古代温台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中段，依山傍海，海域辽阔，港湾曲折，岛屿棋布，山海景色神奇幽美；且是南北寒流、暖流交汇的重心，海洋资源丰富，鱼虾种类繁多，海底植物应有尽有，石油和电力资源极为丰富。史称“物产颇饶，形胜甲于东南”。为我国海洋、海产、海航、海交开拓、发展的重要区域，海洋文化也是源远流长。
  温台古称东沤、东瓯，“瓯在海中”。早在新石器时期，界于温台之间的玉环三合潭文化，展示和记录古人开发海域海洋的聪明智慧，制作挡御海风的石屋、石棚，并且已经制作和驾驭比较粗糙的独木舟，在近海进行活动。商周时期，台温和中原华夏王朝开始有频繁接触和交往，《逸周书·伊尹》载：“诸令以鱼皮之■、■鲗之酱、利剑以献。”温岭考古发现的西周铜盘，学者认为是西周穆王时的珍贵遗物，“穆王日驰千里，攻徐偃王”，“城破国亡”，徐人南下至绍兴、舟山、衢州、余姚、温州、台州。《舆地纪胜》称：“古城（徐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古父老云即徐偃王城，城东偏有偃王庙”，“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 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十四级，城上有高木数十围”。学者认为徐王城和后来的东海王国应在温州，或在台州，可以继续考核。
  徐国是江淮地区海上大国，善于航海，徐王亲率吏民由山东沿海南下温台，说明台温和北方海上民族有过来往，且航道还是比较便捷的。春秋至两汉时期， 东南越人吴国、越国和齐国并称海上三大强国，“越有楼船水军三千人”，“已能远达台湾、海南、日南，以及日本、朝鲜等地”①。《史记》载公元前１３８年东越和闽越“交恶”，汉武帝遣派楼船将军严助率三千会稽水军“浮海救东瓯”，闽越“闻讯即退”。汉在温台东瓯建置东海王国，成为浙南的政治、军事重心，南北海运比较发达，这是我国跨海为国、跨海为郡的行政建置的开始。汉末章安古港勃兴，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辖有台、温、丽水和福建的福州、建瓯五个地区，也是军事重镇东南都尉的所在地。《汉书》载：“南北海运，皆从东瓯。”章安口外的大陈岛还是北去朝鲜、日本，南下中国台湾、海南的中转枢纽。《台州府志》称“去高丽、倭国，皆视之为准也”。三国孙权为了竞争海内一统，拓展东南海疆，派遣水军北去朝鲜、日本，南下海南，黄龙二年（２３０）还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泛海远规台湾。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较详记录此行之始末：“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台湾）及澶洲。所在绝远……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此役为我国以政府名义，大规模出航台湾，并第一次行使国家权力的最早证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６日，北京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对台办以及台州对台办等有关单位，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古代台州远洋海航学术讨论会，说明温台地区在历史上对台海航的重要作用，会后决定２月２６日为大陆和台湾的友好日。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农民起义频仍，孙恩农民起义活跃于东海。隋唐东西丝绸之路兴起，东瓯仍是南北海运的要冲， 章安、永宁、横阳、温麻等地都建有船屯，造船事业发达；永宁一带“合五板为一船”的永宁船，行驶在东海、海南，驰名海内外。海运促使经济文化交流活跃， 和平出使震惊世界，隋唐二代，大批“遣唐使”开拓了东亚、海南、南亚以及非洲的友好交流，堪称“历史上盛大之节目”。《中国古代航海史》记载：唐时中日民间商人、僧侣的较大海上航运共有２７次，其中明州出海９次，温州３次，台州２次，福州２次，苏州、楚州等各１次。《安祥寺惠萼传》称，台州人李处人“由日本肥前起航……到达玉榴镇，即今玉环”。著名的高僧鉴真第四次出海远渡日本，从明州、温州、台州一带出航，“因遇台风，北上扬州”，“东游兴化，兴隆佛法，寄诸佛子，普渡众生，共结来缘”，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热潮。天台山成为各国高僧、文士、官员、学者第一朝圣之地，天台宗远播海外，日本、朝鲜以至东南亚，也因之建立天台宗派，对东亚文化交流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二、周去非、赵汝适的仕途和《诸蕃志》《岭南代答》的产生周去非和赵汝适两人，一为温州，一为台州，都出身上层官宦世家，自少就受台州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薰陶，在外为官的人生历程及爱好、经历十分相近。两人进士及第之后，多在我国沿海一带为官，对海洋海交情有独钟，潜心研讨，亲历实地，积累资料，并常和海客、海商和出海官员接触交谈，撰写成书后又反复修订。由于出身世家，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为官亲历浙、闽、广三省， 接触研究海洋、海商、海事，熟悉沿海形胜、钱谷、赋税、物产、文教及市舶等，为撰作两部杰作奠定基础，故而学术水平、历史影响甚为可观。周去非出生于北宋、南宋之交，而赵汝适稍迟，故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所以《诸蕃志》更加系统全面，并有较大提升和发展。
  周去非（１１３５—１１８９）生于战火纷飞的南、北宋之交。祖父周行己，官至太学博士，是北宋著名的文史、教育大家。其兄鼎臣为官漳浦，颇有政绩。其子周端朝，就是南宋著名的太学生领袖，曾因营救赵汝愚、反对宰辅韩侂胄专权误国而名震海内。去非隆兴元年中进士，淳熙初“试尉桂林，分教州学”，主管文化教育，和著名诗人范成大“知心相许”，后在静江府任职教授、通判，关注海洋、海域、海交，“常随时笔记”。① 东南三贤张栻、岳飞之子钦州知府岳霖和周去非相与知己，倾心协力。史载去非“奖励农桑，拓展学堂，爱民礼士，开拓海航”。钦州濒海，为当时西南地区和南海、南亚交往的重要港口，对外贸易重要的中枢。《钦州博易场》载：“钦州和南海交趾，舟楫往来不绝，四川富商自蜀贩锦至钦，又自钦易商至蜀，岁一往还，每博易数千缗。”去非了解地方历史、地理物产和海交情况，又参与钦州的钱谷、户口、文教、赋税、狱讼诸事，《岭南代答》一书，就是他在任职期间所思、所闻、所录、所感，“随事笔录，得四百余条”，编撰成书，被称为“桂林志的压轴之作”，对我国西南文化史、经济史、海航史、地方民族史都有重要的影响。《岭南代答》一书，应是去非回浙任绍兴府通判、温州府教授时成书的。
  赵汝适（１１７０—１２３１），字伯可，宋太宗八世孙。祖父赵不柔，耿直清正，为承议郎，南渡后因不满秦桧当权和妥协投降，隐居天台。其父赵善待，初为临安主簿，官至朝清大夫，因“江淮军事颇烈”，出任岳州知府，为官清廉，颇有政绩。汝适“年少随父”，在外生活。庆元三年（１１９０）赐进士及第，授儒职郎、从政郎、文林郎。汝适博览群书，精习文史；为文简洁，颇具卓识。后出任湘潭县丞，继后回浙为绍兴府观察判官、临安府通判。以他的出身、地位，自可在中央及经济比较富庶的浙闽沿海为官，后任职福建市舶司，又兼权知泉州多年。他熟悉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物产资源等，专心搜罗大量人文典籍、海洋杂记，研讨参阅，对他一生颇有影响。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知南剑州，次年赴京为朝奉大夫，旋即为福建路市舶司，兼权知泉州市舶司。市舶司关系南宋朝廷的财政来源，是南宋财政的重要职官，诚如他在书序所称： “泉、广以司为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所以“田赋登足，船税充羡，称为富州”。① 他在任期间一面认真搜集东南沿海海洋、海交典籍、资料，一面主政泉州市舶司，并积极参与浙闽广三省与外国官员、商贾的交往，有相当的政绩，受到中央政府的赞扬和赏识。同时提高了对海交海航和市舶经济的认识，为撰作《诸蕃志》打下基础，诚如他自己所言“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他广泛与有识之士、涉外商人、官员交流切磋，“译以华语，删其秽牒，存其反实”。宝庆三年（１２２８）他回京任南外宗正事，两年后兼权江东提刑，期间全面整理、修正《诸蕃志》。是书全面纪录和阐述了我国海洋、海交以及与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悠久的海上交往，资料详细，去粗存精，并参考蕃图和周去非《岭外代答》有关资料、图经，“记述之详，种类之广，涉及世界各国之多”均有可观，被《四库全书》誉为“补正史不足，又为后来史家所据”的名称中外的海洋海交的经典性典籍。
  周去非《岭外对答》、赵汝适《诸蕃志》是我国历史上堪称珠璧双联的海洋名著，在中外航海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也说明我国在世界海洋文明的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两书已散佚，明《永乐大典》有辑录；《宋史》、《元史》、《明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陶宗仪《辍耕录》、汪大渊《岛夷志》、朱惑《萍州可谈》、顾炎武《日知录》、魏源《海国图说》、梁起超《中国殖民八大人物传》等都有辑录、译注、评析、论述。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已有多部译本。
  近代著名海洋交通史家冯承钧先生１９３６年在其《中国南洋交通史》中说：“两书记录了历史上前所未知的海外世界，对远在地中海两岸及非洲东岸地方的记载，竟能如此准确不差，令人惊叹。”又说：“外国从事翻译、考订者亦有数家……兹所采者，Ｈｉｒｔｈ、Ｒｏｃｋｈｉｌｌ、伯希和诸氏之说为多，藤田丰人（日人）之说亦瑕瑜互见，仅择善是从。诸说不必皆为定谳，采其立说皆强者而从之。”①《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称两书为一代海洋杰作，出自浙江温台，当与温台历史背景、地理形胜，以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有关。
  首先，两宋统治者制定特有的海洋开发政策。两宋之交是我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政治经济重心全面南移，人口南下，江南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南宋都城建在美丽繁荣的临安（今杭州），促使更多政治、文化、经济、人才南移。南宋要抗衡北方金国，唯有采取新的政策、战略，唯有不断开发江南经济，有计划地向东南、海南沿海发展海航、海产、海交事业，这是割据自保、拓展疆土的当务之急。宋神宗在总结五代十国的历史教训时就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指中原政权）者，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辏中国，笼商得诱，亦壮观一事也”。（《续通鉴长篇拾补》卷五）。南宋高宗偏安江南，为了维持统治集团及庞大官僚机构的财政开支，和连年不断战争开支，也积极鼓励沿海地方政府和豪家富商打造船舶，收取市舶之利，下令各地建造大船。哲宗元祐五年（１０９０）“正月四日诏：温州、明州造船以六百为额”。据吴自牧《梦粱录》载：“大者可载五六百人，小者二三百人”。
  周去非称当时大船“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入南海，径数万里”，“大者楼高十丈……帆若垂天之云”。② 对外贸易十分繁荣，增加财政收入，再令“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史·食货志》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为了积极推动海外贸易，在明州、台州、福州、广州等东南主要港口成立市舶司，制定“饶税”奖罚制度，东南沿海航运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江南地区尤其是浙闽地区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达。两宋时期，广推农桑，垦辟荒田，开拓海岸圩田，发展农业科技，稻麦、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的产量有了历史性提升，浙闽丝绸织品数量大增，福建建州（今建瓯）岁出茶不下３００万斤。《宋书·食货志》称当时江南金银器、铜器、茶叶、丝织业、瓷器业相当发达，产量大幅攀升，苏、浙、闽、赣的景德镇窑、越窑、瓯窑、黄岩沙埠窑、龙泉窑、建窑等八大名窑，胎质、釉料、品种和制作技术到了精熟时期，“釉匀胎薄，精致玲珑，色泽鲜艳，光彩照人”，极受海外欢迎。《建炎以来朝野杂志》甲集记载南宋初年，“东南诸路岁出绸三十九万匹、绢二百六十万匹”，其中两浙“每岁一百七十万匹”。出口的金银器、铜器、铁制品等，技术革新，工艺精致，数量也略增加，自然对航海事业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由于两宋政府对航海事业的重视、奖励、提倡，并以政策予以保证和落实，江南经济发展，物产丰富，商品繁多，不仅推动官方海洋贸易，而且使民间的航海日趋兴旺、活跃。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称：北宋年间民间海洋贸易中政策优惠，“贾人之至境，则遣官迎劳。”“明州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① 当时温州、福州、扬州、台州、苏州等也重建市舶使，促使外国使节、商人、僧侣涌入内地，传播文化，贩运货物，海上往来兴盛频繁。据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载，我国航海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历史性的增加和提高，如高丽者，“有记载可考者，即达５０００余之众（人次）”。
  宋代我国沿海贸易发达，内地大量出版海产、海舶、海港文集，产生有关海域、海航、海交的文献、典籍，除官方《宋史》、《太平御览》、《宋会要》，更多散见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记，但最全面、最集中、也是最出色的海洋著作，当首推温州周去非《岭外代答》和台州赵汝适的《诸蕃志》，时称两大海洋名著。
  三、《诸蕃志》和《岭南代答》的特色及历史地位两书作为中古时期中外海洋海交史的杰作，内容丰富、生动，文献价值极高，特别在记述海南以及非洲、欧洲海航、海交的广度、深度等方面有了历史性的突破。首先，海域、海交记述为中世航海史作了历史总结。东起日本、朝鲜， 南至南洋，西至非洲索马里，及至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南洋、北印度洋、欧洲地中海等地区，“东西南数千万里，皆梯航以达其道”，“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有可通之理”。其次，赵汝适《诸蕃志》和周去非《岭南代答》所记国家地区之多，记录当时有海上贸易的国家和地区５８个，沿海主要港口如泉州、广州、明州、温州、钦州、福州、楚州等十二个港口，还记录了我国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七大航线，做到“参考蕃国，询之商贾，搜罗资料，旁证捕引”，然后“译以华语，删其秽牒，存其事实”。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地区，东北亚有倭国（日本）、新罗（朝鲜）；东南亚有交趾（越南北）、占城（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南洋有三佛齐（苏门答腊中部）、阁婆（今爪哇岛）、渤尼（今加里曼丹岛）、麻逸三屿（今属菲律宾）；印度洋沿岸有细兰（今锡兰）、天竺（印度）、泣浑、佛罗安（马来半岛西南）、蒲甘（缅甸中部）、南毗（今印度西南、南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有麻加（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大秦（叙利亚一带）、白达（伊拉克巴格达）、甘眉（伊朗东南克尔曼），木俱乐（伊朗与巴基斯坦交界海岸的莫克兰）；非洲地区有勿厮离（埃及）、蜜徐篱麻罗拔（今开罗）、米兰皮（北非摩洛哥）、荣弼沙（非洲西北古加纳国）、波及吡嗜聊（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港口城市贝贾亚）、中理（索马里）、弼楚罗（索马里亚湾的柏培拉）、层拔（今桑给巴尔岛）、千里马（肯尼亚的格迪）、斯伽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一带）等。其三，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主要物产、民俗风情、科技人文、航海线路，以及当地文化、传闻轶事都生动记载和析评。如记“大食”：“王与官皆事天，有佛名麻霞。七月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忿经一月。”如记毗舍耶：“泉（外）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说明宋时台湾属泉州管辖。又记：“穆斯林蕃商曰施帏，居泉南，经财好施，有西土习气，作冢于城外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介绍万山水银出口，同时提及冶炼方法：“以铁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沙眼铁版，下盛釜水，埋诸地，合两釜之口于地面，而封而固之，物之炽火，丹砂得”①，叙述十分生动精彩。
  更难得的是，书中详细记载当时我国和这些国家、地区输出、输入的贸易货物及交易情况，种类之多，堪为古今典范。如交趾（今越南北部，《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称土名“ｋｅｓｈｏ”）：输入绫罗、匹帛、首饰、牙梳、纸札、青铜、瓷器、铁器等，输出沙金、白银、铜、锡、象牙、肉桂、翠羽、槟榔等。真腊（今柬埔寨）：输入金、银、烧珠、龙缎、建宁锦、丝布、瓷器、伞、酒、皮鼓、醯醢等，输出黄蜡、犀角、孔雀、苏木、大枫子、象牙、豆蔻、姜皮、沉香等。三佛（今苏门答腊东部）： 输入色绢、红肖珠、花布、铜铁器、瓷器、酒、米、樟脑、金银器、锦绫、干良姜等； 输出梅花、片脑、降真香、槟榔、细木花、玳瑁、檀香、丁香、乳香、蔷薇、水安息、黄蜡、豆蔻、珍珠等。佛罗安（马来半岛）：输入青白花器、银器、瓷器、铁器、酒、米、海南巫伦布、水埕、铜鼎，输出降香、降真香、檀香、鹤顶、玳瑁、象牙等。
  天竺（今印度）：输入金银器、青白花布、斗锡、瓷器、铜器、酒、色印布等；输出沙星、骏马、狮、豹、象、犀、玳瑁、铜铁器、余罽、白叠、金刚石、旅檀、甘蔗、石蜜、齿贝等。吉慈民（今阿富汗迦罗城西南吉慈民城）：输入瓷器、茶叶、丝绸、铁器、铜器等，输出金、银、越诺布、王色驼、碾花、琉璃、苏合油、无各异、摩挲石等。
  其三，两书最重要的贡献，是记录了有关中西海上航道的历史性开拓和发展，扩大了国人的视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世界。两宋在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有重大突破。我国海舶驶向亚洲、欧非等国的远航路线，据孙光圻教授《中国古代航海史》提供的有关航海文献，见于《岭外代答》、《诸蕃志》者有多条航线。第一航线：广州、泉州、明州等沿海港口至三佛齐的航路，这是主导航线。周去非《岭外代答》称：“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蕃水（海）道之要冲也。
  东至闍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也。”又说：“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天竺与交洋，乃至中国境；其欲至广（州）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三佛齐》则云：“泛海便风二十日至广州；如泉州，舟行通风月余也可到。”可见这支直通航道舟行迅速， “西自欧、非大食、故临诸国，无有艰阻，可以至交、广、泉州”，由于贸易利润丰厚，“舶商趋之若鹜，获利百倍。”① 第二条航线：东南沿海港口至闍婆罗国的海上航线，这是当时富商大贾从事商贸的最大航线。《诸蕃志》称：“闍婆罗国，又名莆家龙，于泉州为丙己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岭外代答》也称： “闍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行十二子石，与三佛齐道合于竺屿之下”。宋时的闍婆，“其富盛甚于三佛齐”，②且中国和南洋各国通商顺风直行；其渤尼国国王和南宋十分友好，表示“每年修贡”，因此闍婆一线是当时海内外贸易最为兴旺、贸易额也最大的海道航路。
  第三条为兰里———故临航路，这是当时远航的主要三角轴线。兰里是苏门答腊西北的斑达亚齐港，形势险要，扼孟加拉湾与马六甲海道之交冲，为印度洋与太平洋航行之要道，是中西丝绸之路东去西来的必经之咽喉。中世纪亚丁兴起以前，其地相当繁荣。周去非称其为印度洋中“巨舶富商皆聚”的最大港口之一，也是远航北非、欧洲的“住冬”之地，而为“寄泊交易”的中心商埠。
  《诸蕃志》称故临：“泉舶四十余日到兰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该港“港门宽阔，港口尤深”，海域开阔，导航目标明晰，还盛产苏木、象牙、白锡、长白藤等特产，所以中国商船前往印度洋、阿拉伯海，一般皆在此过冬，铺售一些货物，增置一些特产，再扬帆继航。返回国内时，也都在此寄泊交易。
  第四条航线，是麻离拔———大食航路，这是我国至西方航程最长、最为艰险的航线，汉唐几无人问津，宋时正式开通，意义重大。《岭外代答·大食国》称：“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兰里。住至次冬， 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诸蕃志》则云：“自泉收船，四十余日至兰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记载颇为相同。其中记载大食国有关地理历史及物产，十分精彩：“大食国其地甚广，其国甚多，物产丰富，不可悉载。其地之东有大食海，因而得名。越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
  其地之南有洲名细兰国，其海亦曰细兰国”。大食和宋朝关系比较友好，互有往来，“元祐三年（１０８８）十一月，大食、麻罗拔国遣使入贡”。又说：“诸蕃国之人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 还有兰里至东非的航线，《诸蕃志》记载兰里至东非埃及有勿厮离、遏根陀、蜜徐篱、麻罗拔，后者就是今天埃及开罗。出亚历山大港，可以到北非摩洛哥、索马里，北去意大利、西班牙。周去非《岭外代答》说大食是大国，经济发达：“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品目甚众，莫如大食国。”日本著名考古学家三上次男在《中国陶瓷之路》中曾说：“从亚丁湾的索马里出发，绕过非洲之角的瓜达富伊国，再顺肯尼亚、坦桑尼亚南下，你就会发现在这一带海岸和岛屿出土的中国陶瓷遗址等，实在是多得惊人。”今天这一地带的海洋考古发掘，出土许多宋代浙江的越瓷、龙泉窑瓷、江西景德镇瓷、福建德化瓷、广东白瓷。其他还有倭国航线、新罗航线、南海菲律宾航线等，略而不述。
  总之，国内外学者论及两宋中外海上航道、航海科技、天文、气象、导航等领域，都给予两书很高评价。孙光圻教授《宋元航海》一节中说：两书记录“这些远洋活动的性质，与汉、唐相比，已迥然而异，其特点是远离陆岸，越洋跃进， 直航致远。其每一单元航次，航程长，海上跨度相当大……因而对所途航区的气象、水文之优劣，后勤补给之速迟，要求极为严格，一旦航行中出现困境，都必须在深海大洋中寻求缓解和对策，这充分反映了宋人对天文、地文、水文和气象的熟悉和掌握，以及各种天候下的导航与船艺技术等精通，已较之前有了革命性的重大进步。”这不但在中国航海史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也是彪炳千秋的一页。
  周去非、赵汝适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问大家，一生为官，奔波各地，为政清廉，竭尽心力，且学识渊博，颇有政治识见，有浓烈的爱国爱乡的情操、理念，最后告老还里，为报桑梓，教授弟子，从事文化教育。赵汝适死后，还葬故乡临海赵岙山。他们一生辛勤工作，广揽群书，文史、地理、科技、教育、医家杂著，竭尽搜罗，持之以恒，耗尽心力，写下两部杰作。
  《岭外代答》和《诸蕃志》两书，《永乐大典》辑录全书，称其上至天文，下及地理，天南海北，环宇奇货，虽为庞杂，然出奇而生动，翔实而精细，有如世界海洋、海产、海交百科全书。周去非在桂林期间，和范成大、张木式、岳霖、陈仲思、陈常珍、李静斋等著名文人、理学家“相与为伍”，常有诗文来往，并在桂院讲学论道，探讨世界本源，博引地方资料、文献，著述地方史志。他们又擅长海洋海交和中外地理历史，是人文自然兼通的学者、大家。《岭南代答》列有标题者共十九门，一门存其目，专记岭南地区（今广西一带）的社会经济、历史沿革、物产资源、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风土特色。外国门、香门、宝货门兼及南洋诸国，并远至大秦、大食、木兰皮，记录约１０５６— １１４７年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我国海上交通、贸易状况。木兰皮国，是中西丝绸之路上的西方大国，学者认为其故地在欧洲西北部和非洲西北部交界地区，所录该国的历史、地理、物产、交通等都是我国首次载录。《四库全书提要》卷七一史部称《诸蕃志》：“此书乃其倡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于时宋已南渡，诸蕃附市舶仅通，故所容皆海国之事。宋史外国结实引用之，核其叙次事类，岁月皆合，但宋史详其事迹，而略于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事迹。盖一则史传，一则杂志，体各有宜，不以偏举为病也。”两书在当时备受重视，被以后海洋探索学者、官吏、旅行家、探险家引为“一代导师”， 为以后的郑和下西洋、麦哲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拉开了序幕。
  史家称周去非《岭南代答》是百科全书式的自然、人文文献。《代答》十卷， 有地理、边帅、外国、风土、法制、财计、器用、器服、服用、食用、香品、乐器、宝玉、宝石、花木、禽兽、虫鱼、古迹、蛮族、志异２０门，共２９４条目，被誉为“传记色彩浓烈，桂志压轴之作”。诚如其自序所云：“随记笔记，得四百余条，皆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其成就综合起来，一是补足正史边帅、法制、财政、军政、商法等，全面记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制度、政策、措置，及当时西南边陲地区设置羁縻州县的特殊建制，如地方长官都由当地酋长担任，“习其风俗，官其酋长”，加强了边防，巩固了民族团结。再者，生动描述桂林地区溪洞山川的风景：“桂林得雁荡之秀……山皆中空，故岭下多佳岩洞，神剖鬼刻。高者悬崖如化城，下者穿隧若水府，大者可建五丈旗，小者可容客十人。或浮为洲渚，或内通舟楫。”再如称阳朔诸山景色：“团栾映带，烟霏不敛，空翠扑人，面面相属，人住其间，真佳莲花心（仙境）也。” 赵汝适出自皇族，宋太宗八世孙，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且他重视实践，广招海商、官员，广搜文献、资料，进行核实，其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绍熙元年，二十一岁的他登上仕途，“应文武官荫授子弟，以宗子荫补，赴铨闱就试出官，中第一”。至绍定四年６２岁辞官回临海，奔波四十余年。嘉定十七年任职福建市舶司，前后四年多，“暇日阅诸蕃国，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迎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译以华言……名为诸蕃志。”上下两卷，上卷志国，下卷志物，共４５篇，记录国家和地区共５８个，物产４７种，并附地理、物产、民情、货物，古迹等，还简要而准确地记录了跨越亚、非、欧三洲，东起中国、西至西班牙的七支海上航道，功不可没。
  赵汝适颇有卓识，又精于调查，探访国外学者、商贾，善于观察和剖析社会变化而予以综合。其如三佛齐国，不仅记叙外交、贸易，且涉及历史、地理、人物风情、政治制度、军事政策、文化交往、佛教盛行：“三佛齐，间于真腊、闍婆之间， 管州十有五。国人多姓蒲，累甓为城，周数十里。国王出入乘船，盖以绢伞，卫以金镖。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铺版覆茅。不输租赋，有所征伐，随时调发，由酋长率领，皆自备兵器糗粮，临敌敢死，伯于诸国。国中文字用番书，以其指环为印，亦中国文字。”又称：“有佛名金银山，佛像以金铸。每国王立，先铸金形以代其躯。用金器内器皿，供奉甚严”。并附记与我国友好关系：“咸平六年，上言本国建佛寺，以祝圣寿，愿赐名及钟。上嘉其意，诏以承天万寿为额，并以钟赐焉。至景德、祥符、天禧、元祐、元丰，贡使络绎，即优诏奖慰之”。
  赵汝适擅长历史地理学，学者称其为世界著名地理学家。他全面、详细地记录当时亚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地理方位、物产资源、海道航线、历史沿革和所辖疆域，择其人文、自然之最要者，剖析评论，展示历史地理学家的政治卓识、才华。如记我国台湾和海南，他说早在春秋战国已见著史籍，宋时“泉州海岛外澎湖，隶晋江县”，明确台湾已隶属福建晋江县；如记录海南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南沙、东沙），该书称：“海南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无际”。这里的“长沙、石塘”，就是海南岛以南的东沙、西沙、南沙群岛，“立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蕃产”。后来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船队七次经过帕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就是根据“福建省的对外贸易巡官赵汝适所写一本名著《诸蕃志》”。在科技天文方面也有一些开拓，如提及四大发明指南针，该志称：“古代指北，不用指南针，而用北极星。南海航行则用之”；对当时进出口船舶的大小、性能以及技艺比较了解：“舟舶来往，日则观星，昼则观日， 海南、南海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帷谨，毫厘之差，胜似系焉”。学者认为中国指南针是在北宋末年（约为１１８０年）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
  由于赵汝适长期担任市舶官，和外商频繁接触，对各式各样货物商品十分熟悉，指明形状、产地、品位、实用，描述生动而又科学。传统进出口商品如茶叶、瓷器、金银器、铜器、丝绸、香料、珊瑚、琉璃、柒器、玳瑁等不少七八十种，香料就有乳香、金颜香、笃褥香、苏合香、安息香、沉香、黄熟香、连暂香、降真香、生香、檀香、丁香、麝香、木香、粗降香、粗速香等三四十种，“道其风土，析其芳香，功能妙用，古今罕见”。如“苏合香色黄白，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降真香，出三佛齐，闍婆、蓬丰，广东、广西诸郡亦有之。气劲而远， 能辟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热之如燔柴然，其直甚廉，以三佛齐者为上。以其气清远也，一名曰紫藤香”。稍后的台州著名文史大家陶宗仪，亦为百科全书大家，其《辍耕录》卷二九亦云：“《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诸杂香烧，烟直上天，召鹤和盘旋于上。若然，则鹤之来，香所至也”。互为引证，不谋而合。再如具体生动描述乳香：“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之麻罗拔、施曷、奴发三国的深山穷谷中。其树大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而香之为品十有三，最上者为楝香，圆大者如指头，俗所谓滴乳是也；次日瓶乳，其香亚于楝香，又次曰袋香乳榻香……品杂而碎者曰斫削，簸扬为尘者曰缠末，皆乳香之别也”。真是一位道道地地的香料学家。我国香料文化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丰富深厚的实用药物和人文内涵，传统的香道、香学，是我国文明美学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随着人类文明的提升和发展，香料学作为香学香道的一枝物质形态的独秀，亟须深入发掘、研究，使之“香飘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