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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宋元浙闽沿海的海洋、海交、海产及对外海上交流的发展拓展，有力地促进了浙南的海洋经济、海上航运和造船业的发展。元朝末年浙东方国珍就是在元末吏治败坏和海东海洋航运发达的背景下揭竿首义，拉开了元末大起义。这次以方氏为代表的盐商海上大起义，以黄岩为据点，占领浙东诸海岛，“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屏蔽江海”。史称“方氏窃据温、台、明、丽水，兼有绍兴、曹江之东境”，波及浙北、赣东、闽北十余州。“擅馈运之栗，劫掠漕运粮执海盗千户，割据自保、集聚资财”，又与朱元璋南京政府争夺海上漕运。《高丽史·世家》记载：“台明州司徒方国珍遣使来聘，献方物。又遣照磨古诺海偕田禄生来献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其间，方国珍集温、台“诸豪亡命，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方国珍归降朱元璋之后，曾“建言沿海筑城一十九卫……再筑城五十有九，民赖以相保，海东始乃平静”，“方国珍所部温、台、庆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余万人，隶各卫为兵”。可见，以方氏为代表的浙东海上农民起义，拥有相当多的海上兵众和海洋巨舰千艘，以及资财千万。诚如宋濂《方公神道碑铭》此云：“方氏拥千万之舟，数十万之众，舟师四出，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东出则青、徐、辽、海、闽、广、瓯越可传缴而定。”①总之，浙东海上大起义由于方国珍采取割据自保、有利民生的方针、政略，对中日、中韩海上外交和海运都有重要作用和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