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关于台州海洋海交的发展状况，虽然《建炎以来朝野杂志》、《诸蕃志》、《台州府志》等史志典籍记载不多，但东南沿海民间传闻和日本、高丽及东南亚各国史籍杂记倒有不少载录，说明当时台州航海贸易有较大发展。高宗赵构南渡，迫于金兵的追击，而驻足台州章安，幸免于难，台州成为钦定的辅郡。加上谢太后（临海人）一度掌控朝政，台州的政治地位提高，不少官僚、豪族、富商移居临海、黄岩、三门、天台等地；台温渐成政治经济的重心地带。二是南宋王朝派遣钦差大臣南下温台，诸如朱熹多次来台视察，力主开拓海域，整修水利，在金清、松门等港口营建水闸，发展海上、内河水运，使黄岩成为“六县首富之区” 的浙闽一大都会。且南宋和北方金朝抗争，也唯有开发海疆，重视对东南沿海的开发，也唯有发展海交海运，增加财富收入，伺机北进，恢复北土。因此，台州海洋、海航、海交有了长足进展。
  其一，台州海港开放，海航经贸发达。隋唐时期台州海运主要有三个港口：一是章安古港，二是玉榴，即今玉环港，三是健跳港，即后之三门港。两宋时期章安古港复兴，北部三门湾健跳港区，南部乐清湾炊门、松门港口崛起，宋史和陈耆卿《嘉定赤城志》、赵汝适《诸蕃志》等著作记载，章安、松门、健跳港口建有“市舶司”、“市舶务”。元卢伦《金鳌山集》记“观察使冯安国父宝，以武德大夫从高宗南渡。安国以荫仕观察，巡视金鳌（章安）、松门市舶”。此外还有“新罗坊”、“通远坊”等供外国人居住、办务的机构，《嘉定赤城志》称：“通远坊， 在（台）州东南三百五十步，以税务在焉，故名。”海运贸易也十分活跃，学者称台州沿海不少港口城镇如章安、金清、坎门、松门、玉环等开始经历第一次商业城市化的过程。南宋宁海储罗秀《宁海赋》提及三门湾的海上航运：“其海则停纳万流，宗长四渎，控直港于稽（绍兴）、鄞（宁波），引大洋于温、福。出岛时，通鸭绿，晞日本，睇赐谷……一日再潮，阳往阴复，舟双万艘，东奔四逐。”宋人洪迈《夷坚志》提及临海、黄岩两界的上定保（即今临海市的红光一带）是椒江、灵江、永宁三江交错，海外商船进入台州府的潮头堡。当时航船进入台州府，必须由此而入内港。“上定保有小刹日真如院，东庑置轮藏，其神一躯，素著灵验，海商去来，祈祷供施无虚日。”①北至辽东鸭绿江及日、韩诸国；南抵海南诸岛，全盛时期可到东南亚的扶南、林邑、交趾，是浙南闽北相当活跃的港埠之一。中日、中韩的海上贸易、不仅规模、性质有重大改观，且船舶增大，货物、人流倍增，商人更多，僧侣、官员、学者也有增加，经营的钱额也有重大的突破，如宋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台州有大批商船运货日本，从中获利“竟至数万”，引发不少日本、朝鲜走私商人潜入台州、温州抢购铜钱，造成温、台“铜钱绝迹”。宋淳祐三年（１２４３），包恢为台州知州，他说日本商人至台、温一带，“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贫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还可十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②引发民间铜钱大抢购。盐商是我国古代沿海一带举足轻重的力量，大富商、大豪强势力极大。
  台州也盛产海盐，如《食货志》载：黄岩盐监“岁鬻１５０００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各州”。③ １９８３年，我们在椒江葭址一带考古，发掘出四大筐铜钱，其中有不少都是南宋钱币。所以学者称宋元时期台州和日、朝海商“冒险射利， 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往来贸易，彼此无间”。戚学标《台州外书》还记载宋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台州和印度尼西亚发生一次军事冲突，“闇婆国番船寇松门， 巡司失印记，复降级”，说明台州和爪哇有海上往来。据赵汝适《诸蕃志》称，台州海商到印度尼西亚各地进行“海上货易”，故闇婆也派船舶来台州。南宋宁海还出现了周氏、郑氏等海商大家族，他们拥有大量巨船，远航东亚的日本、朝鲜、印尼等地。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台州三门港的崛起，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多次提到宁海三门郑仁德、周文德、周父裔、周良史等一批从事中日海运的海商世家。《宋史·日本传》称：端拱元年（９８８）二月八日，日本天台宗高僧裔然使弟子嘉因乘台州海商郑仁德商船入宋，向宋太宗贡献方物。三门大海商陈惟志、陈维绩等开辟日本、高丽航道，进行海上贸易，在当时颇具声名。《高丽史》载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台州和明州商人陈维绩等１４７人去高丽经商”；又说“台州人徐赞７１人去高丽经商”。隋唐台州至高丽的海道航线，因天台佛学而名扬海外，吸引国外学者、高僧、商人、官员来到台州。东海南线的明州和章安是主要航道，宋元由明州、宁海、三门港口进入台州。大豪宗、大商贾、大海商的崛起， 与南宋“台为辅郡”，皇亲国威、官宦世家以及富商大贾流入天台、临海、黄岩等地有重要关系，其中如皇族赵汝愚、赵汝适，宰辅谢深甫、陈骙等后裔都出自台州；大海商周良史、周文裔、郑德志、徐赞等，恐也是南迁宁海的宗姓大族，具有相当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光绪宁海县志》卷十称：“良史，年十八荐于乡， 登嘉祐六年进士。周氏先辈尝总大舶出海上。”又说：“周良史父周父裔后归化日本，母为日本人。周良史曾任大宰府进奉使……随父往返，有如随阳之乌。” 随着宋元台州海港海航的开拓发展，元朝至元三十二年（１２９９）黄岩升县为州， 海运航海应当有一定发展，黄岩海门、金门（金清）港颇有起色。元末台州农民起义领袖黄岩人方国珍据台州、温州、明州三地，割地称王长达２２年，史称“拥众十余万，船舰千余艘”；其间曾多次和高丽国王互遣使者，《高丽史》卷三九： 《恭愍王世家》称：“明州使徒方国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禄生来献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书”。当时“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接，以其物来售”，台州大开市舶，先由官府交易，后许民间自由买卖，中央有鸿胪馆，地方下设新罗馆、通远坊。宋元运往日本之物有锦、绫、香药、瓷器、竹木、文具，捎回沙金、水银、硫黄、绢布及刀剑、折扇。值得一提的是黄岩、玉环的海口建有船屯，著名的永宁船是东南沿海名舶，早在隋唐时期就名播东海。宋庆历五年（１０４５）知县范仲温说黄岩有制造永宁名舳的传统，故“教民作桴”。当时海水倒灌，县城被淹，“以桴救活数千人”。元末方国珍据台州起义反元，“有千余艘船”，①大闾洋一战，俘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札，取得海战大胜，可见其海军实力。
  其二，关于台州和东亚、南亚和印度洋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自春秋至三国时期，台州和海东、海南各国，民间已有来往记录、传闻，《汉书》、《三国志》都载“会稽东治有人入海行”。东吴大将吕岱、周贺、张弥寺远涉辽东、高丽、扶邑、扶南，“南宣国化”，到达夷洲、澶洲、东南亚等地。东南亚、南亚各国，史称扶南、林邑、天竺遣使，并带乐人及当地土产，朝圣吴国。黄武年间， 有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孙权还以会稽官吏刘威送秦论，“经还本国”，①有可能是从温州、明州和台州出海，因为章安是新辟临海郡郡治，海外开拓的重要基地。隋唐时期中西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活跃，台州的民俗儒学、山水文化、道家巫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天台宗佛学名震海外，日本、韩国以至南亚的缅甸、泰国、印度的学者、高僧来我国学习唐风文化，《唐书·诃陵传》：“元和十年（８１５），遣使献僧祗童五人，鹦鹉、频伽鸟并异种名宝。以其使李诃内为果豛，诃内请回授其弟，诏褒而从之”。宋元时期，台州农业手工业十分发达，商业繁荣，文化的来往更加频繁，海内外地域特产名产贸易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朱熹到台州视察，多次向宋朝廷上书说“黄岩边山濒海，出谷最多，一州四县皆所仰给”，“北济新昌、嵊县， 南及温州、福州”，其地手工铁器、瓷器、柑桔等转运海外。朱熹也重视开辟温、黄水利，开河建闸，并在黄岩金清竖立了“镇海碑”。光宗嘉定元年（１２０８），发生“闇婆国（即印尼爪哇国）番船寇松门事件，巡司失印记而降级”的外交事件。
  《宋史·闇婆国传》说：“自泉州航海至闇婆阅半年，国王穆罗荼遣使陀湛、副使蒲亚里、判官李陀那假治等来朝贡。国王贡象牙、真珠、绣花、销金及杂色丝纹吉欠织、杂色绞布、檀香、玳瑁……先是朝贡使泛船舶，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
  《诸蕃志》也称其国“番商兴贩，用夹朵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川芎、白芷、朱砂、硼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又说：“此番胡椒萃聚，商船利倍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履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为苏吉丹”。② 又说：“苏吉旦即闇婆之支国。民间贸易用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缕番官印记，六十四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闇婆金，可见此国即闇婆国。”并称“番官勇猛，与东边杂国为姻， 彼以省亲为名，番舶多遭劫掠之患，甚至俘人以换奇货，每人换金二两或三两， 以此商货遂绝”③。由此可见，当时印尼闇婆国和台州有一定经贸交易，北去临安（杭州），定泊台州，且有可能由于交易不公，发生纠纷，造成“寇松门”事变。
  元统一后，时任“江浙释教总统”的临海高僧一山一宁于元大德二年（１２９８）奉元成宗之命，带宣慰使手书和僧录司官书，出使日本，“公卿大臣…… 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惊' 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① 他留居日本近二十年，传播天台佛学，弘扬禅宗，并将程朱理学、文学、史学、书画及“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作为弘法辅行，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对日本政治思想界发生极大影响。诚如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所云：“一山一宁，固高僧也，来日之后，在镰仓、京都张法筵，前后凡二十年。上下之尊信极笃，所住之处，缙绅士遮之随喜者，门庭如市，其及于日本精神界之影响极著”。②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临海人叫陈孚（１２５９—１３０９），他是至元年间翰林国史院编修、礼部郎中，１２９２年被任命为安南副使，随梁曾出使安南，颇经周折，安南开边门迎接，“陈孚作三书责之，辞直气壮，迄不辱命”，“宣布天子威德，而风其君入朝。世子陈日燇皆大感服”，结果安南国相陶子奇从陈孚等，上大都北京，“诣阙请罪，赤心归顺”。陈孚诗稿《交州稿》记其出使之事：“少年偶此请长缨，命落南州一羽轻；万里上林无雁到，三更函谷有鸡鸣。宝剑金符笑此身，灞陵今是旧将军；榻前未上征辽疏，闭对沙鸥洗瘴氛。”③陈孚一生勤于国事，高风亮节，客居异域，心思故国，对中越友好作出重大贡献。惜因元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后卒于台州路治中任上。
  其三，宋元中西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中日、中韩及南亚以天台宗佛学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我国政府大开市舶，设宴慰劳，赈济钱米，明州、温州、台州、泉州的传统航线规模扩大，科技提升，船舶更众，再加上大商骤增， 商贸更加频繁。台州的章安、松门、红光、三门一度异常活跃。日本僧侣入宋求道学法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增加。日本镰仓时期前后，史载有百余人进入台州，著名日僧有荣西、道元、心地觉心、大周然、成寻、彻通义介、良忍、日莲、寂昭等；我国亦有不少著名高僧远赴日本，如道隆、普宁、祖元、慧性等。韩国高僧来中国学道求法，著名的有义通、义天、德昭，德素、教雄、园妙、天因、天素。
  其中最有成就的是高丽王朝文宗的第四子义天和名僧智讷，并称“高丽佛教之双璧”。宋元丰八年（１０８５），义天三十岁，宋哲宗在开封亲自接见。后赴钱塘慧园寺、天竺寺，从中国高僧慈辨习天台教义。又至天台佛陇，礼国清智者大师塔。《发源文》云：“尝闻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言，罄无不尽…… 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粗知大略，他日还乡，尽令传扬。”回高丽后，于肃宗二年（１０９６）创立高丽天台宗。义天圆寂，追赐“大觉国师”，有《大觉国师文集》、《新编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等。据《日中文化交流史》、《宋史·日本传》等有关记载，日本高僧、学者、商人常随台州大商船来往中日，如雍熙三年（９８６）七月九日，日本天台宗高僧大周然乘台州海商郑仁德商船回国；天圣四年（１０２６）七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寂昭遣从僧念救乘台州海商周文德商船入宋。
  海商带动了国清寺和日本、韩国宗教界来天台国清寺学习茶道、武学、佛学文化经典的交流，意义深远。周琦《台州海外交往史》称新发现台州海商周文德写给日本高僧源信大德书，《日本邻交片书》二篇卷之一称：“大宋国台州弟子周文德谨启……唯大师撰择《往生要集》三卷，捧持诣天台国清寺，附入既毕，则其专当僧请领状予也。爰缁素随喜，贵贱归依，结缘男女弟子伍佰余人， 各发虔心，投舍净财，施入于国清寺。忽饰造五十间廊屋，彩画柱壁，庄严内外，供养礼拜，瞻仰庆贺。佛日重光，法灯盛朗。兴隆佛法之洪基，往生极乐之因缘，只在于斯……敬表礼代之状，不宣谨言。”下署“二月十一日大宋国弟子周文德申状，谨上天台楞严院源信大师禅室（法座前）。”①该件确为台州海商以“伏乞大师垂大照鉴，敬奉礼代之状”，而和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结下的友谊， 显示日本高僧的著作在台州国清寺备受敬重、深受欢迎的状况，可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佳话。宋乾道四年（１１６８），日本高僧荣西渡海由明州进入天台，考察学习天台宗、禅宗、密宗，“从禅宗大师虚庵怀敞受临济宗黄龙派禅法，居住天台万年寺两年零五月”，考察万年茶区、北嵘区，学习制茶技术，又对民间的饮茶习俗作了调查研究，写下“日本茶经”《吃茶养生记》。他还带回天台名茶华顶云雾茶，播于肥前（今佐贺县）的背振山和博多的安国山。今天日本平户市木引街附近的富春庵后的花园，是荣西禅师之遗迹，即为“荣西最初从中国天台山带回茶种之地”，他在日本被誉为“茶神”、“茶祖”。
  其四，宋元浙闽沿海的海洋、海交、海产及对外海上交流的发展拓展，有力地促进了浙南的海洋经济、海上航运和造船业的发展。元朝末年浙东方国珍就是在元末吏治败坏和海东海洋航运发达的背景下揭竿首义，拉开了元末大起义。这次以方氏为代表的盐商海上大起义，以黄岩为据点，占领浙东诸海岛，“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屏蔽江海”。史称“方氏窃据温、台、明、丽水，兼有绍兴、曹江之东境”，波及浙北、赣东、闽北十余州。“擅馈运之栗，劫掠漕运粮执海盗千户，割据自保、集聚资财”，又与朱元璋南京政府争夺海上漕运。《高丽史·世家》记载：“台明州司徒方国珍遣使来聘，献方物。又遣照磨古诺海偕田禄生来献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其间，方国珍集温、台“诸豪亡命，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方国珍归降朱元璋之后，曾“建言沿海筑城一十九卫……再筑城五十有九，民赖以相保，海东始乃平静”，“方国珍所部温、台、庆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余万人，隶各卫为兵”。可见，以方氏为代表的浙东海上农民起义，拥有相当多的海上兵众和海洋巨舰千艘，以及资财千万。诚如宋濂《方公神道碑铭》此云：“方氏拥千万之舟，数十万之众，舟师四出，溯江而上，则南北中绝，东出则青、徐、辽、海、闽、广、瓯越可传缴而定。”①总之，浙东海上大起义由于方国珍采取割据自保、有利民生的方针、政略，对中日、中韩海上外交和海运都有重要作用和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