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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北起山东，南及闽广，海产、海运、海交都有重大开拓，尤其中外海运贸易的广度和深度，远胜于盛唐。宋元最高统治集团从当时特定的国内外形势出发，认识到海洋、海交、海航事业的重要性，全面推进海洋开发事业。《宋会要辑稿》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朕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宋太祖雍熙四年（９８７），赵匡胤“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内诸蕃国，勾招进奉”，鼓励“商贾懋迁”，“以助国用”。① 宋神宗从富民强国的高度，指出“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内足自高，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而得法也”，并要臣僚“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南宋偏安江南，高宗竭力采取开拓东南，推进海航海交事业，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招徕远人，阜通货贿”。从制度、政策、法令方面开拓海洋贸易。高宗要求沿海州县官吏贯彻执行，如厘定有关海运市舶司政策和税收奖励制度，鼓励支持一批豪宗大姓、富贾私商打造船舶，招聘海员，购置地方特色货物，出销海外：“招徕海商，推进贸易者，可补官有差，提职进俸”；有“亏损蕃商物价”、影响海航海贸者，则“降职取办”。元朝统一中国，疆域空前辽阔，国威远及欧、亚、非诸国，海运、海交事业臻于鼎盛，《元世祖传》称：“海外蕃夷之国，去中国数万里，舟行千日而后至，可为风凌之分陵，蛟龙之分争”，又说“诸蕃国皆有慕义之心，诚能来朝者，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自所欲”。① 理念开明，政策开放。吴鉴《岛夷志》称：“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路，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以至“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皆下蕃博易”。元世祖还专遣黑迷失、杨廷璧、周观达、孛罗等频频出使海南、印度洋、东非等诸国，海交事业达到我国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堪称世界之最。
  当时，民间大贾富商“自备财力”，建造海舶，“滨海之民，兴贩牟利”，尤以浙东的明州、温州、台州风气最盛。“以一舟数百人，中积年粮远航，而不忧巨浪”。民间航运步入世界海航史上独步一时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声震中外的大航海家、大海商、大官商，如朱清、张瑄、殷明略、亦黑迷失、周达观、朱仁德、周文裔、周良史、孛罗、汪大渊、杨廷璧、杨枢等；其中出自台州的有周文裔、周良史、郑文德、周文德等。令人惊喜地产生了中世世界航海史上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海航海交的杰作：如温州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台州人赵汝适的《诸蕃志》、江西南昌人汪大渊的《岛夷志》、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等，涉及亚、非、欧三大洲２２０多个国家与地区。《诸蕃志》和《岭外代答》记载了我国航船，远至东非、西亚、北非、阿拉伯半岛，“大食诸国至元博易贸易”，从而引发了欧、亚、非的商人、探险家、官员铤而走险，远涉重洋，竞来中国。举世闻名的意大利大旅行家、航海家马可·波罗于１２７５年带着教皇格里戈里的使命，到达上都（北京），后在元朝供职，其《马可波罗游记》是中西丝绸之路的名作，对中西文化经济交流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不少学者称之为拉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
  总之，宋元承继和开拓汉唐海洋、海港、海交事业，在广度、深度、品位、科技方面已超出汉唐，并为明初郑和下西洋远洋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促使浙、闽、粤三省海洋海港海航大发展，如广州、明州、华亭（上海）、乍浦（临安）、泉州、福州、桂州、温州、台州等已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著名港口城市。台州人赵汝适在出任福建市舶司时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居其一，岁获厚利， 亦壮观一事”，还说：“泉（州）广（州）以司为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田赋登足，船税充羡，称为富州”。《宋会要》食货十八称：“东南诸路出调三十九万匹，绢两百六十万匹，其中两浙每岁一百七十万匹”，“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舶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可见这些港口城市的中西贸易的繁荣和昌盛。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 ① 《元史·元世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