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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日本高僧飘洋过海，远渡天台，学佛求法，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信仰、追求之执着坚定，令人惊叹不已。两国高僧为了佛学事业，交流思想，研讨学术，由是拉开一幕雄伟壮烈的东亚海运历史壮剧，此不仅为台州历史和天台宗发展史谱写了壮美的一页，也是中日海运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唐时天台扬名海内外，著名的《七道图》，列天台山为海上名山（域中四绝）之一；唐宰相李吉甫把国清寺列为江南名寺；著名书法家李邕赞曰： “定势雄侈于古今，奇表严净于江汉。”天台佛学是那么吸引日本高僧，以至来中国的诸多佛学大师甘冒生命危险，飘渡鲸波，以捷足先登、参拜圣境天台国清寺为无上荣光。创立天台宗的日本第一个“传教大师”最澄，唐贞元二十年（８０４）九月远渡天台，途经台州开元寺，他在呈台州刺史陆淳的书状中称：“闻中国故大师智% 传如来心印，礼天台山，遂送赍黄金，涉巨海，不惮滔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鳌。外其身而身存，思其法而法得，大哉之求法也。”他回国后潜心翻译佛典，开创天台学派。拉开日本封建社会序幕的圣德太子，主持大化革新，非常钦慕中国天台宗开创祖师智者大师，他说自己系天台宗第二祖师慧思托生：“昔闻南岳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渡众生。”还说日本和中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他在执政期间，提倡佛学，大塑佛像，广搜佛经，多次派遣留学僧、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曾嘱托来中国的荣睿、普照法师：“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 圣教兴于日本国。”①他企盼借助中国的佛学，推进国内政治改革，促进日本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考诸中日有关史籍，特别是日本平安时代被遣派入唐、朝拜中国灵山圣迹的日本高僧，去得最多的是天台山，其次是五台山。对于天台国清有不同寻常的描绘，《大和上东征传》云：“（天台）国清松篁蓊郁，奇树璀灿，宝塔玉殿，玲珑赫奕，壮丽华饰，不可言尽。”还说“孙绰《天台山赋》不能尽其万一”。
  最澄大师首开朝拜天台之风，此后日本天台宗高僧入唐，络绎不绝，“没有一个不登台岭，巡礼拜谒智% （智者大师）圣迹的”。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唐开成三年（８３８）来中国的高僧圆仁，主修天台宗，他和最澄弟子圆载，一踏上中国国土，就“出牒于使衙，请向台州国清寺”，并“右请台州国清寺，寻师决疑，”②表达他们对智者大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天台和日本高僧之间的佛学研究和思想情感的交流，达到天作之合的程度。由于日本天皇和来华高僧独钟天台佛学，日本早期献经之地也大多集中在天台山。天台宗成了日本佛学的圣流，由奈良朝的三论、法相、俱舍、成实、华严、戒律六宗，转向平安朝新兴的天台、真言两宗，“而以天台列为其首”③。所以宋《高僧传》称日本高僧“泛海到（中）国，赍教法，指一山为天台（山），号一寺院为国清（寺），风行电照，其教大行”。也因为灿烂的唐朝文化，特别是佛学天台宗对日本社会有不同寻常的影响，日本学者把平安文化称为“唐风文化”。
  日本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和他们派遣来唐的学问僧、留学生，高度重视唐朝文化，并独钟天台佛学。回国后，借助唐朝文化尤其是佛学文化，大力推动政治改革，打击顽固保守势力，取得历史性的胜利。那么唐朝文化、中国天台佛学对于中世日本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究竟有多大推动作用？又发生怎样影响？这是中日关系史上非常重要、影响很大而又有相当历史意义的课题。
  首先，我们来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荣强盛的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国威大振。唐王朝四周的各个民族把大唐皇帝称为“天可汗”，“四夷自服，天下帖然”。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多次派出“遣唐使”；中亚的波斯、大食等国络绎不绝地派遣留学生来长安，他们都把中国看成“东方文明之邦”。唐朝无愧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封建大帝国，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明竞争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唐朝统治者对外采取开放、开明的政策，中外兼收，兼容并蓄。唐朝文化对于周边的国家、民族具有强劲的政治辐射力。特别是和东亚的日本、朝鲜的友好往来，进入了空前的活跃和繁荣时期。当时日本正进行大化革新，贵族和奴隶主不断进行复辟反抗，而遭受奴隶主压迫而进行反抗的奴隶暴动又此起彼落。因而， 日本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政治家、思想家们，如何广造舆论，大兴文化，制定适合时宜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打击顽固保守势力，稳定和巩固初建的封建政权，就成了当务之急。唐朝的繁荣强大，丰富多彩的文化，使日本垂涎欲滴； 反映在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悬殊的距离，更强烈地刺激日本封建统治者迫不及待地学习和吸收大唐的文明。诚如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时日本有识之士，由于遣隋使一度接触到优势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之后，决不会就此满足，必然益加赞叹向往，狂热地试图吸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①在不断派遣遣唐使的过程中，加深了对整个唐朝文明的认识；同时又在不断吸取、模仿的过程中，渗透进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拉开日本社会改革的序幕。
  日本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学习吸取中国文明，以谋求发展本国的政治、经济，推动社会前进，确实是从文化突破，其间佛学为最重要的媒介。一方面日本天皇遣使来唐的强大队伍中，本来就有很多档次很高的学问僧，他们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其中有不少肩负着革新政治的使命。据我国学者苏晋仁教授统计，自七世纪舒明天皇二年（６３０）到九世纪宇多天皇宽平六年（８９４），日本陆续来唐的僧侣留学生中，有名的出家留学僧就有９２人，是在家留学僧人数的３倍以上。他们有不少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改革和文化启蒙活动。平安时期著名的入唐八家，天台宗占有４名；９２名留学僧中有５名荣获“大师”称号，天台宗占有４名①。另一方面唐朝文化远播四方，吸引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宗教是封建社会伴生的产物，中外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宗教为封建秩序开辟道路。日本新兴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大化革新，就是借用宗教从政治思想方面来打击顽固保守的奴隶主和贵族势力，来推进当时的社会改革和历史发展的。
  ６４５—６５０年以日本孝德天皇命名的大化革新，名义上是由中臣■足和中大兄皇子主持，实际上是由贞观年间来唐的学问僧、留学生如南渊清安、日文直、高向等直接策划和参与下发动起来的。他们拥立孝德天皇，推翻豪族苏俄氏统治，颁布诏令，取消豪族奴隶主的私地和部民制，逐步确立封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模仿和照搬唐朝贞观年间颁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例如唐朝中央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租庸调赋税制度、府兵制度，其内容、条文以至文句大多只字不改地引用。日本中央官制有神祇官和太政官，下设中务、式部、治府、民部、刑部、大藏、宫内八部。日本京都的布局设置完全模仿唐朝长安，有朱雀大街、承天门街、东市、西市等。至于当时推行的班田法、租庸调制、大宝律令等则几乎从唐朝抄录过来的。如《班田令·田令》记载：“凡给田分田者，男二段（长３０步，广１２步）。”又载：“其地有宽狭者，从乡土法，易田倍给。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②其文句和唐朝田制所载完全相同。至于社会习俗、服饰制度以至民间风情，亦深受唐朝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问僧带走了大量的中国佛学经典，据《传教大师最澄将来目录》所收吴% 《送最澄和上还日本国诗序》，最澄带回日本的中国典籍和佛学经典有４６０多卷，其中有《史记》、《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等著名典籍，以及文学、医学、艺术、书画等。日本现代的片假名和平假名文字， 也是留学唐朝的学问僧空海等人根据中国汉字偏旁创造的。所以木宫泰彦认为：“日本中古的制度，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但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许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日本自大化革新至天平的七八十年间，正是我国唐太宗、高宗、武后、玄宗的统治时期。当时唐朝社会朝气蓬勃，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日本的孝德天皇、弘文天皇、圣武天皇十分崇信宗教， 和武则天、唐玄宗一样，利用中国儒学、佛学、道学来加强统治，巩固政权。宗教不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文化需要，其潜在的力量和深远影响还是在政治作用。日本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家首先利用中国的文化，兼容和优化日本文化，兼收各派，并利用在思想上主张融合集中的天台宗佛学，来稳定初建政权， 消除各地奴隶和流民起义，促使他们早日回归土地。历史证明，在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特定时期，佛教是带有催化作用的理智性宗教。天台尊崇法华，开张八教，圆融三谛，囊括群经；开人生为十界、十通，求众生圆满正觉；讲求平等博爱、离苦得乐、智慧具足；尤其是中日两国佛教徒们为普度众生，舍身忘命，远渡重洋，所表现的万劫不辞的精神，对于当时日本新兴封建主以及广大奴隶和部民具有无穷的吸引力。《日本书纪》卷二一一记载，苏俄氏推翻物部氏奴隶部族统治，中臣■足和中大兄皇子推行大化改革，就是打着崇佛的旗号而取得成功的。至于圣德太子登上皇位，其崇佛不仅是名义号召，更是把崇佛思想转变成政治实践。他颁布了许多兴佛的诏书，修建佛殿，塑造佛像，几乎把天台佛学作为治国的重要思想。他声称：“闻海西（中国唐朝）菩萨天子，重兴佛法， 而致天下大治。”“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①他派出荣睿、普照两大师来唐学习唐朝的政治、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邀请中国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佛国大师，“堪称大会讲师，以使日本兴隆”。据《新唐书· 萧颖士传》，日本曾遣使向唐朝表示愿聘萧颖士为日本国师，“倭国遣使入朝， 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中书张渐等人谏不可，而止”。《全唐诗》卷七也记载萧的弟子刘太真之言：“顷倭国之人，逾海来宾，举国国俗，愿师以夫子，敢私以情，表闻天子，夫子辞以病不之从也。”鉴真和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日本国邀请，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六次东渡”，终于把发达的中国文化带进日本国土，他自己也成为日本国无上荣光的大国师。
  日本天平胜宝５年（７５３）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日本天皇对天台宗高僧表示出最高仪礼，并给予史无前例的政治待遇。鉴真为律宗大德，他带到日本国的典籍有《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教文义》、《次第禅门》、《小止观》、《六妙门》等天台章疏，这反映中日两国在交流传播佛教文化时十分重视天台教派。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一书中，说当时来往中日传教的僧众，大多是天台宗或者“皆兼台宗”的高僧，所以把大德律宗鉴真和尚称为天台第四祖师，并说“和尚定慧双修，内外该互，天台教观，研究精详”，还说：“鉴真和尚来朝之时，律宗诸典、天台诸文赍持最多；随来弟子法进、昙静、思托、义静、法载等十四人，并是智解名哲，皆兼台宗。” 鉴真和尚来到日本之后，孝谦天皇希望他担任日本僧纲大僧正，原因是“比来出家，不审学业，多由嘱请，甚乖法意。遂使后生之辈，积习成俗，不肯变正，恐污法门”。孝谦天皇命令主持改革的留学僧吉备真备以敕使身份迎接鉴真，并向其呈送天皇诏书，请他担任东大寺戒坛大师。其文云：“大德鉴真，远涉沧波，来至此国。朕先造东大寺，经十余年，于佛西欲之戒坛，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大德诸远来，冥契朕心，乃是朕之有感。”后来，孝德天皇设斋东大寺，以最高最隆重的仪典表彰鉴真，指令“代朕执笔唯和尚（鉴真）一人而已”①。
  所以《东大寺要录》卷二《供养草说》载：“唯大和尚（鉴真）独秀无伦，能孚众望， 道俗归心，抑为授戒大师”②。鉴真东渡日本国，以天台宗为媒介，促进中日高僧日益频繁的交流互访，对东亚海运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日本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七载：“鉴真门人法进等在日本比睿山弘扬天台教义。”他们曾向日僧宣讲天台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真义》、《法华玄义》四遍，深受欢迎”。又据凝然《律宗纲要》称，唐洛阳大福光寺的道璇和比严等高僧在传播华严时，也传天台宗。所以杨曾文教授在《关于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日本最澄高僧入唐之前，我国的高僧鉴真、道璇、法进及其弟子“一是把天台宗重要章疏传到日本，二是在传律之暇讲义天台经典，但只是没有培养出继承天台宗教义的人”。可见，最早传入天台宗经典和教义的， 应是鉴真、道璇和他们的弟子们。
  天台宗在日本确立，最后创立日本天台宗，当然是由最澄完成的。
  最澄（７６７—８２２），日本著名高僧、学者，年十二从行表出家。公元８０４年９月，桓武天皇派遣“天台法华宗还学僧”最澄，带弟子义真为翻译，由海道入唐求法。他先到台州开元寺，后登天台山朝拜国清寺。在台期间，深得台州刺史陆淳等的保护和支持，先后参谒台州的国清、龙兴、佛陇、禅林、开元诸寺院，并受大乘“三聚净戒”；又拜师天台宗名僧道邃、行满、修然等，学佛求法，抄录佛经，主修天台止观。《唐天台山国清寺道邃传》载：“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日本国沙门最澄者，亦东夷贲服中刚决明敏僧也。泛溟三幸，以达江东，慕天台之法门，属邃讲训，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尽缮写一行教法东归。”他从台州府转至天台之后，先学法相唯识章疏，后学法华宗创始人法藏《华严五教义》等，并在我国天台高僧道邃精心指教下，尽阅天台经典。他对《摩诃止观》、《法华玄义》、《四教义》、《维摩疏》等精勤披阅，学有所成。功德圆满后归国，日本桓武天皇邀请最澄参与“内供奉”。最澄因得天皇的扶持，每年１１月在比睿山宣讲天台三大部，并请奈良佛教宗派十位高僧和吏部官员来比睿山参与法会，故而声名颇盛，终于建立了日本天台宗教派。再澄开创天台宗，非常重视天台理论建设，传授天台正统经典。据《传教大师台州录》记载，最澄从唐带回湛然著作就有１９部８４卷。《宋高僧传·道邃传》称：“最澄阇黎，形虽异域，性实同源， 特禀生知，触类玄解，远传天台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为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又《比睿山大师传》载行满送最澄还国时寄于崇高的祝愿：“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极我严训，生生世世，佛宗不断，法门眷属，同一国土，成就菩提，龙华三会，共登初首。” 最澄来华，大开日本高僧来天台学佛求法之门。最澄嫡传直系弟子如圆仁、圆珍、安然等络绎来天台国清寺，全面学习天台宗。他们来国清寺时，总是向天台宗师请教义理中的疑难问题，“时决旧疑，兼抄法文”。他们还在天台山为智者大师重修墓塔，修建国清佛殿、国清止观院的修止观堂，并为僧人建三间僧房等。
  回国之后在比睿山建天台总持院、灌顶坛，大展弘法，全面教习和培养天台宗佛学弟子。圆仁、圆珍继最澄之后出任比睿山延历寺座主，死后谥为兹觉大师、智证大师。由此可见，佛学天台宗派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得到两国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尤以日本天皇悉心护持，天台宗得以在日本“生根开花”，绵延不绝。同时，天台宗传入日本，由于两国高僧频繁密切的来往交流，切磋研讨，弘扬了天台宗，也发展了天台宗的佛学理论，天台宗成了世界性的“天台宗学”。
  一千二百多年来，天台山国清寺成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神圣殿堂，天台佛学理论也成了日本天台佛学教派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两国高僧频繁的交流，对东亚海运开拓和发展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日本国和浙东天台远隔千里，大洋阻绝，交往不便，诚如《大和尚东征传》所云“彼国太远，沧海淼漫，性命难存，百无一至”，但他们甘冒生命危险，远涉重洋，翻山越岭，朝拜圣地天台。
  当然，天台山作为日本高僧独尊的名山，国清寺成为日本高僧独钟的寺院，首要原因是天台山寺院经济相当发达，使中日高僧长期来往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国佛教寺院自南朝晋、宋以来，一是皇帝和官员赏赐和捐助土地， 寺院享受免税、免役的权利，蓄养众多的白徒、奴婢，僧祗户、浮图户为寺院作无偿劳动；二是寺院采用借贷放息的办法，开设“长生库”，经营土地。地主田庄、官僚田庄又支持寺院庄田，构成三位一体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
  隋文帝统一南北，开皇十二年（５９２）发布“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这些寺院不仅殿宇雄伟，佛徒众多，且“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
  早在陈宣帝年间，曾下诏天台国清寺一道敕文：“智者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天台）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作薪水。”据《嘉定赤城志·寺院门》所载，当时天台有寺院６２所，大寺国清寺有田３４６１亩，有地４２０亩，有山地３９０２亩；报恩寺有田３９９８亩，有地１９６亩，有山地６８３０亩；天封寺有田１５６２亩，有地２３０亩，有山地４８５４亩。《宋高僧传》卷十六记大和年间（８２７—８３５）国清寺主事僧清蕴谘谋于主持文举，“置庄田十二顷”，可见国清寺拓置庄田之多。天台寺院的宝刹殿宇十分宏伟壮丽，厢房屋舍众多。大中七年（８５３）日本天台宗圆珍泛海来国清寺，学习天台教观。大中十年，他还在国清寺止观院内建止观堂，题称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正是因为天台和天台寺院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物质条件，才能铺开规模宏大的中日天台佛学交流的历史盛会。
  天台寺院经济的发达，再加海上名山天台山对于佛国高僧的吸引力，这是有唐一代中日高僧频繁交流、文化远播的关键契机，因而中日高僧甘冒生命， 飘渡鲸波，开拓海运。
  天台山东面是一片浩瀚无际的海洋，西、北、南三面是高耸入云的括苍、大盘和雁荡三山，崇山峻岭，幽美神奇，首先给人一种超脱凡尘的感受。天台山景色峻奇，怪石林立，奇岩倒悬，溪流潺潺，飞瀑直下，确是我国境内不可多得的佛道胜地。李白有“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著名诗句，道出了世人对天台山的向往之情。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名流学者、佛道高僧，徜徉于她的怀抱之中。名山和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无数的传闻轶事，故而天台扬名中外，此为日本国高僧梦绕魂牵的佛国圣地添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天台历史悠久，相传早在西周时王子乔“立祠天台桐柏之下”，又有“右弼真人治天台桐柏，以掌吴越水旱”的说法。汉时又传刘晨、阮肇误入天台桃源， “诸仙女歌吹还乡，迷不得归”，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左慈、葛洪、陶弘景、萧子云等著名道家人物齐来天台，“导法神仙，兼综医术炼丹”，天台就成了神秘莫测、令人神往的佛道圣地。影响最大的是东晋孙绰所写的《天台山赋》。《晋书·孙绰传》说他做过章安太守，“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王、郗、温、庚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他把天台山描绘成天上人间，其文云：“盖山岳之神秀者也，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也。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天台山确为“五岳不足为奇，九州无复物论”的天下名山。所以齐周华《名山藏副本·海内名山评》中把天台山誉为“山水之冠”：“游台山不游天下诸山可也；游天下诸山不游天台山不可也”。① 诗曰：“天台七十二茅篷，尽在悬崖绝壑中；落尽山花人不见，白云深处一声钟。”秀丽的山水风光和幽深清静寺院道观融为一体，成为得天独厚、不同凡响的“佛宗仙源”。这对日本高僧来说，同样也是得天独厚、不同凡响的“佛宗仙源”。
  天台山是修禅宝地，清净佛门，故而名僧辈出，足迹遍及各地，同样也吸引日本高僧来天台朝拜瞻仰。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随同道教一起进入天台山。当时浙江有寺院９所，天台占６所。东晋南朝，支遁、慧观、竺昙等高僧云集天台山，奠定了天台佛教在国内的重要地位。
  特别是陈太真七年（５７５）高僧智% 来天台山，在幽溪、灵墟等建立道场，宣扬佛法，撰写经典，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
  智% 说：“吾闻天台幽胜，昔人见称，将息缘兹岭，以展平生之志。”①他建立了止观学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独具特色的判教体系，预示着中国佛教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喻氏《台州府志》称：“台山为仙佛之窟，神仙所宗，魏晋以来，代都高僧，嗣后智者来天台创立台宗，徒众遍天下，为吾台释氏之盛可知也。”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指出：“天台宗智% 大师是佛教的一位伟大哲人…… 智% 和法藏等人，即使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林，亦毫无愧色。”②智% 开创的天台佛学，既融合了中国南北两地佛教品格和学术风貌，又比较完整地综合了中国和印度佛教哲学的教学和实践，同时又把中国传统的儒学、道学、阴阳学等调和升华，融贯于天台宗佛理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天台宗佛学思想体系。她既是中国哲学理智的产物，又带有中国学术思想的情感属性，并且还为历代封建王朝谋求国家统一、政权集中，作出有效的政治论证。佛宗仙源的天台山，又诞生了佛学天台宗的伟大哲人智者大师，这自然吸引日本高僧齐来朝圣，“共结来缘，兴隆佛法”。
  总之，政治锐敏的日本天皇和学识渊博的日本高僧，已经完全意识到天台佛学对于日本国的振兴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天台山的神奇景色和超脱凡尘的意境，必然会让求法学佛的高僧产生情境共鸣。天台宗名扬四海，佛学思想又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佛徒高僧来天台山朝圣学法，故而日本高僧大量涌入天台山，成了当时东亚文化舞台的一股热潮。当时大唐政府对来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都给予政治经济的特殊关怀和优待。《唐会要》卷一〇〇载：“蕃国使人入朝，其粮科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东至高丽、日本国，南至真腊国……并为入蕃，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这批日本高僧至扬州、长安，然后或由明州到天台，当时唐政府就规定“路远者州县给程”，途中皆由唐地方政府出车船护送，“乘驿入山”，“乘船入京”，使其平安地到达目的地。曾邀请鉴真和尚去日本国而称名于世的天台宗高僧荣睿和普照来唐之后，唐政府每年给“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装……”日本高僧最澄到台州临海开元寺时，台州太守陆淳“曾献金１５两，紫纸２００张，筑笔２００管，墨八挺，刀子一，兰木九，水精珍一贯”。台州司马吴% 所撰《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还说：“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书天台止观，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毕。最澄忻然瞻仰，作礼而去。”唐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寺院驿站等，都是高规格地接待来自各国的留学僧，自然大大助长日本高僧蜂拥来华之风。
  日本高僧来天台人数、次数确实很多，带走的佛经以及经史子集也很多。
  我们查阅日本出版的如《入唐五家求法目录》、《台州福州温州和尚书信目录》、《唐大和上东征传》、《大正藏》和《日本书记》等有关典籍的目录；并参照苏晋仁教授所撰《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曲考》，发现入唐的日本学问僧、留学生及吏员所带走的佛经和文集，以台州和天台宗为多。今抄录一部分，以见一斑： 《入唐新求圣教录》一卷，唐大中三年圆仁撰。《惠运律师书目录》一卷，唐大中三年惠运撰。《台州福州温州等地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一卷，大中八年最澄、空海等撰。《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一卷，唐大中十二年圆珍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三卷圆仁撰。《台州给日本法僧圆珍牒》一道，大中七年台州刺史李肇、司功参军唐贞等撰。《日本求法记》一卷、台州开元寺僧知连撰。《天台山录》一卷、《天台山方外记》一卷，徐灵符撰。《越中孟中丞修理天台山石象道场碑》一卷，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孟连撰。《天台山三亭记》一卷，台州刺史陆质撰。还有《十大洞天无名记》、《台州温州往来集》、《台州开元寺知建老宿诗集》、《福温台州相送诗》、《天台山石桥铭》等，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目录中，就可看出被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常晓等日本高僧带回日本国的不仅是一般天台佛经，而且经、史、子、集应有尽有。其带走的佛学经典都是唐时新译的，文集也是新作的。我们在淡海真人元开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和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所撰《鉴真和尚东征传》中也可以看到，其所录经卷文书以天台宗、密宗大法典籍为最多，说明当时日本学问僧所带所录的佛学著作都是当时天台宗、密宗的最新思想和最高成就。其二，来天台从学求法的高僧是日本学问僧中的一流人才，如最澄和空海来唐求法，师从天台九祖道邃法师，道邃“幽识远晤，悬解真宗，执志有恒”。《道邃传》载：“最澄属邃讲训，委曲指教，而得指矣。”又说：“首造石霜学禅法，后往天台听荆溪止观说。”回国后， “所将天台教法，彼土机缘”①，著书立说，开创天台学派。其三，日本学问僧如最澄、空海、圆仁等“精书，工八体，精三乘”，带走的典籍不以佛学为限，涉及政治、文学、书法、语言、音乐以及地方的历史、地理、文化、山水风光等黄籍书卷。
  唐诗人朱千乘称赞空海“威仪移旧体，文字冠儒宗”①。圆载回国，陆龟蒙以《闻圆载上人挟儒洎释典归本国一绝》相送：“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解声， 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其四，中日高僧关系融洽、密切，回国后仍以当时业已开通的中日海上航道，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在《智证大师年谱》中，知圆珍大中十二年（８５８）回国后，曾托“唐海商詹四郎（景全）带书札、礼物、四斤水银，”送赠天台国清寺和台州开元寺僧常雅等。
  常雅又托中国台州商船带去“天台南山角子茶一，又生黄角子茶二”等， 并“热情函复”。圆珍大中七年（８５３）乘钦良晖船入唐，“漂泊至福州，辗转来天台山国清寺，建止观堂，题名为日本国大清院”。元庆六年日本圆珍弟子“遗僧三惠于唐地，请藏经阙本三百余卷”。元庆七年，天台山国清寺诸僧及越州开元寺座主“曾让唐商柏志贞（中国宁波、章安一带大商船主）带给圆珍书信、礼物②，经卷也随船带回日本”。天台菩萨戒师道邃和开创日本天台祖师最澄感情诚挚，最澄回国后，仍保持联系，并研讨天台经典，“至善至深”， 其在所撰《道邃和尚书》中，对最澄表示深切怀念：“化隔沧海，相见杳然，日向衰老，色心俱颓，以遣余生耳……义真行者，意不如前。各与相共，弘扬宗教也！” 日本高僧频繁远渡天台，促进了隋唐时期中日海运的开拓和发展。追根溯源，还是和浙江早期越族海运开发有密切关系。天台濒临浙东海域，北有四明（即句章），南有椒江（即章安），句章和章安都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名港之一，两汉时期还是南控浙闽的军事重镇和重要港口，海运畅通，为中日两国高僧来往和交流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浙东一带早期越人的航海足迹，远播台湾、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地，当时的海上活动带有浓烈的寻仙觅佛的色彩， 天台山自然是寻仙觅佛的圣地。自秦朝道家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秦绝圣人之道……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以五谷种子，百工而行， 言海上有三神仙，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关于“平原广泽”，日本和歌山新宫町有《秦徐福碑文》云：“今东海可当蓬瀛者，无可舍望国他求，则谓日本国，其实也必矣。”后陈寿《三国志·倭人传》所载日本列岛居民户数和航海地理位置吻合：“倭人在带方郡（今朝鲜半岛沿岸）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又渡一海，辗转至倭女王国。” 其后东吴孙权开拓海运，雄心勃勃，尤对日本海运开拓有过重大贡献，当时的章安就是东南沿海的海运重心。在《三国志》和《晋书》有关列传中，记载当时江东的织锦、织绫、铜镜、瓷器、铁器、兵器远运日本。日本称中国为“吴人”、“越人”，织物为“吴锦”、“越绫”等。
  唐时中日海上航运相当发达，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增强双方友好睦邻的关系，频繁的航海活动，成了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突出特点。一方面明州、台州、福州、温州诸港是传统中日海上航运的南道，经济、政治、文化的往来和交流本来就比较频繁。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新兴封建统治者，尤其是日本高僧钦慕天台，独钟台宗，他们认为日本国的复兴，必须让“佛法东流日本”，高僧务须“东游兴化”。圣德太子执政之后，认定“大唐国者，珍国也”，有“万事悉仿效（中国）之心”，把强盛的中国、优秀的文化作为日本发展图强的唯一榜样。
  因此，海路直航就成了当时中日交往的主要标志。日本自舒明天皇至宇多天皇（约６３０—８９３）的２６０余年间，先后任命过１９次遣唐使，大多从海道来的，并以南道为主。中日海上交往，前期偏重官方，中后期民间海运活跃起来，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佛教流播日益重要，所以学问僧的海上活动成了东亚海运史以至世界海运史上的罕见壮举。如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主持东大寺；最澄多次入唐求法，朝圣天台宗；圆仁、圆珍、慧萼继承最澄衣钵，仿效鉴真“五渡造舟， 六回入海”，历经艰险，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感人的事迹和坎坷的经历，为追求佛学的共同事业所展现的无所畏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世界中古海运史谱写了浓重壮烈的篇章。
  毫无疑问，发达的中日海上交往得力于高僧对南道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天台山自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日本遣唐使前期规模不大，每次使舶不超出二艘，人员二百余人，而后期多达十余艘，人员多达五六百人。前期主要沿着隋时日本遣隋使的航线，由日本难波、博多，沿朝鲜半岛百济、高句丽海岸，再由辽东半岛越黄海至登州、青州，或南下东海；或由济水、淮河，经运河到洛阳和唐都长安。这条航线路远途，时间长，途中风大浪险。到高宗、武后时期，中日交往愈益发展，日本遣唐使舶改由日本值嘉岛出发，沿朝鲜百济海岸， 直渡中国黄海楚州，泛海南下或再循通济渠，经开封、洛阳到唐都长安。开元天宝年间，一是因为遣唐使的热潮日益高涨，往来的船只和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我国江南经济发展，民间的交流与日俱增，如何寻找一条捷径，以解决中日官方和民间交流的不断增加和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二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出奇活跃，日本高僧来扬州、苏州、越州、福州、温州和天台朝拜和取经的，越来越多，如何选择由日本直趋江浙东部海口，以满足虔诚的中日高僧的文化来往，就成了当务之急。这样，苏州、明州、台州、福州、温州等就成了中日海上航运最为便捷的理想港口。三是七世纪末期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互相征战，最后新罗灭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遂与北向拓展的日本遣唐使之间发生摩擦，两国关系比较紧张。日本遣唐使的船只也因新罗阻隔， 不得不由北道改为南道，诚如《新唐书·东夷传》所称：“新罗梗海道，（使舶）更由明、越州朝贡。”苏州、越州、明州、台州等地，均属东海要冲，海运事业一直相当发达，又是中国东南沿海最富庶的地区，盛产丝绸、绫缎、茶叶、瓷器；而扬州、括州、婺州等地土特物产，也可直接运至该地港口而转销海外。正是这些诸多因素，越州、明州、苏州、台州的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突出。中日海上航运推动和促进天台宗佛教东传日本，而中日高僧东西横渡也加速了中日南线航道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由于日本高僧远渡中国的不断刺激，南线也促进北线发展。在两国航海者共同努力下，形成唐朝“两路四线”为格局的海上航道。两汉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历史性的开拓和发展。
  北路有黄海北线和黄海南线，早期我国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到日本、新罗、百济的航海都取此两线。北线北路由山东登州沿海出发，东北行经辽东半岛，再入西南朝鲜湾，直航日本九州；南路由山东靖海沿海出发，直抵朝鲜半岛西岸，再沿岸南下驶入日本。南路有东海南线和东海北线：南线的基本走向由浙江的明州、越州、台州出发，横越东海，首达日本南方奄美大岛，进入日本；南路北线由江苏的楚州、扬州、苏州沿海出发，横越东海，直达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日本。中日高僧频繁的海上活动，促进了温州、台州、泉州、福州，特别是南方大港广州的开发，并使唐朝和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航运出现崭新的局面。至此唐朝远洋航海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唐朝远洋船队不但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首次到达红海和东非海域。
  ６５１年大食帝国第三任国王哈里发首次正式派使入唐；阿拉伯国家自６５１年至７９８年的１４８年中，正式遣使入唐达３９次之多。唐代海运空前活跃，达到世界航海史上罕见的盛况，还出现贾眈所说的“广州通海夷道”，其分三段：第一段由广州出发，顺马来半岛直下爪哇；第二段由新加坡，穿过马六甲到巴格达；第三段，由波斯湾头的奥波拉，沿阿拉伯半岛西航，直至红海口，到东非海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由黄海、东海、南海直达欧、非的“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唐代赴印度求法的代表人物义净，就是从广州出发的。路途漫长艰辛，“长截洪溟， 似山之涛横海，余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他经过南亚佛逝国（苏门答腊）、末罗瑜国（马来半岛）、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最后到达印度恒河口的耽摩立底国，再进入西非，入欧洲海域。他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东欧和非洲文化历史和航海的无价之宝。
  正是因为唐代中西丝绸之路海陆通道大发展，东部沿海由于中日高僧频繁交往，南线航道的明州、苏州、台州、温州等港口的海上航运就更加兴旺发达。台州海运一度重现了昔日章安的辉煌，章安辖区内的永宁（黄岩）、东冶（福州）、东瓯（温州）都是我国两晋时期重要港口、造船基地，黄岩的“合五板为一船”的永宁船屯重新驰名海内。
  正是因为佛学交流和各国商船频繁来往的有力冲击，台州的海运步上新的台阶，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远航港口之一。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其中一次从台州出海，因风急浪大，北上明州、扬州。据孙光圻的《中国航海家大事简表》， 中日民间商人的东南海上航运，去日本的船舶很多，规模较大，有明确记载的达２７次，其中从明州出海９次，台州２次（不包括玉榴岛），广州２次，温州２次，福州２次，苏州、楚州等各一次。
  今摘引如下：据《安祥寺惠萼传》，会昌二年（８４２）：“驾船由明州驶日，搭者回国遣唐僧惠萼”。同年中国商人李处人“由日本肥前起航……到达台州玉榴镇（今玉环）”。大中元年（８４７）：“从明州望海镇出发，随船圆仁弟子性海入唐的日本人春大郎、神一郎等”。大中十二年（８５８）“从明州启航，日僧圆珍搭此船返国”。咸通四年（８６３）：“从明州启航赴日，日僧贤真、忠全、惠萼等随船返国”。乾符四年（８７７）“自台州开航，日商多治安江搭船运去香药等很多货物”。中和三年（８８３）：“由中国台州驶日本，捎去天台国清寺诸僧及越州良邃和尚所遣子弟致圆仁书信”。明州、台州、温州邻近天台，来往又以高僧为多（当然也伴有经济贸易），来中国的日本高僧大多为天台宗，或“皆兼台宗”， 其目的地也以台州、天台为多。故《临海记》、《嘉定赤城志》和喻氏《台州府志》记载：“日本国沙门最澄者，亦东夷（日本）人，泛海到国，慕天台之法门， 赍教法指一山为天台”；《赤城志》卷十九有“高丽头山，在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人首，故名”；“新罗山，县西三十里，与八叠岭相望”；又“宁海清居院，县东一广里，传僧昙猷乘槎自海至，尝卓庵焉”。又：“县东南二百八十里有东镇山，自此山下望海中，突出一石，舟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也”。台州海东东镇山，就是章安（椒江）口外的大陈岛。这些记载首先反映了台州海外航运的发达，南路的航船去日本和朝鲜， 以台州东镇山为标志；其二，标出东镇山，目的是避免东去日本、高丽商船迷路，误走航道；其三，商人，高僧频繁海外来往，证明当时台州以及天台山佛教文化对中日、中韩以及南北海运的开拓有重要影响，大陈岛已是当时我国东南海运的重要航务标识。

①②③ 《招提寺千岁传记》卷下《殿堂篇》。 《宋高僧传》卷十六。 王勇《唐宋时代日本向江南灵山名寺舍经考》，《中日文化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① 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 ①② 苏晋仁《入唐五家求法目录中外典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三期。 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 ① 《招提寺千岁传记》卷下《殿堂篇》。 ①② 《唐大和上东征传》。 《续日本记》卷十五圣武天皇至武十六年。 ① 齐周华《名山藏副本·海内名山评》。 ①② 《国清百录》卷一。 《禅警答胡适博士》，《禅宗·历史和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① 《天台山方外志》卷五。 ①② 胡伯崇《赠释空海歌》，马忠《赠日本僧空海离合诗》等。 戴禾《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生活活动和学习》，《陕西师大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