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大唐是我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时期，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威大振，文治和武功都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它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自然科技推向世界文明的最前列。唐太宗贞观时代，史称“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大唐的文化科技的发展，对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也达到旷古未有的高度。唐王朝四周的各个民族，把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所谓“四夷自服，天下帖然”。日本、朝鲜、波斯、大食、印度等国派出学者、高僧，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来中国学习求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中非阿拉伯，又从阿拉伯逐步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中国雕版印刷传入日本，医学切脉传入中亚、西亚，药物传入东非，影响了这些国家的自然科技发展，促进了中外科技文化的大交流。中外海上航运的活跃，以及经济、文化、物资交流的广泛展开，使“地僻东鄙”的台州、温州的农业、手工业、海外商贸业等都迅速地发达起来。据《资治通鉴》记载， 当时东南沿海的杭州、明州、越州、台州、温州、福州、泉州等地，“船屯林立，巨舰庞大”，中外交通的开拓，大大促进了中外海运、物资交流、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诚如《旧唐书·崔融传》所云：“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 前指闽越，控行河洛，兼包淮海，弘舸百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当时，“东至高丽、日本，南至真腊国……远涉巨海，不惮滔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鳌”。台温一带也成为海上航运的一大枢纽。《赤城志》卷十九载：“高丽头山，在（临海）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突出一石，舟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也。” 当时台州造船业持续发达，一是章安是历史的古港，“章安古名郡，……潮头送诸舶，入境攒千墙”。二是自汉晋以来，章安、永宁、东冶都建有船屯，规模较大。名闻东南的永宁船，“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航行于东南海上。出洋的海船“苍舶”，“长三十丈，载六七百人”，航经台州的沙船、闽船、广船，横越浩瀚无际的东海，北去辽东、日本、韩国；大的五牙船，“每船载粮一千石，操驾之工数百”。魏晋以来，台州海运特别是漕运、商运的活跃，见之于正史典籍，并引起航海史家的高度关注。我们从《唐书》、《三代实录》、《智者大师传》、《安祥寺惠经传》中，得知当时明州、温州、台州一带已有一批著名的大船商，如李处人、柏志贞、李邻德、张支信、周文裔、郑仁德、崔铎等，他们都拥有船体巨大、结构精良的大船，往来于浙东沿海和日本、朝鲜一带，频繁而友好地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据孙光圻教授所著《中国古代海航史》所录，横越中国东海的船舶，从明州、章安、石榴镇（玉环）出海，“经肥前的值嘉岛，进入日本博多津港”。其文云：“六月一日自台州（章安）开航，七月廿五日驰抵日本筑前， 日商多安江搭船运回香药等很多货物。”又“中和三年，由中国驶日本，捎去天台国清寺诸德及越州良谞和尚所遣弟子致园仁的书信”。① 当时中日航海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进行货物贸易，浙东向日本运去香药、瓷器、绮绢之类，换回沙金财宝；二是进行政治外交，遣使修好，安定东海海疆；三是进行文化交流，据《皇朝类苑》卷七八称：“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实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②唐、宋之交，台州建有市舶司，史称：“观察使冯安国父宝，巡视金鳌（章安别称）、松门市舶。”当时的临海上亭保（即今红光镇）是进入台州港的重要海上码头，史载：“其海（渎）则停纳万流，宗长四渎，控直港于稽、鄞，引大洋于温、福。出岛峙，通鸭绿，晞日本，睇晹谷。一日再潮，阳往阴复，千船万艘，东奔西逐。”③可见其海运规模，几乎成为当时南下闽广，东去日本、朝鲜等地的重要港口。
  当时海航科技也比较发达，章安、永宁船屯一带所造的船舶，在三国两晋“永宁船”的基础上，在三门、玉环建有船屯，其科技有了长足进步。当时的船舶，由钉榫技术的推动，建有多道的水密隔舱，增加船舶横向强度和抗风浪的能力。由于船体比较庞大坚固，帆桅相应增多，载重量大，适于越洋航行。正是因为当时浙闽一带造船技艺比较进步，舱室增多，才能出现如李处人、柏志贞、张支信这样的海航大商人。同时，出海的船舶对夏秋之际台风已有认知和防范。唐人称台风为飓风：“飓风者，常以六七月发，未至时，三日鸡犬为之不宁。”当时出航者对海岸岛屿的地形地貌的辨认知识也日趋完臻，唐徐坚《初学记》中有“海中山为岛，海中洲日屿”，海洋中的岛屿山峰已经非常明显地成为可靠的导航。台州多岛多屿，远航日本、朝鲜的以“永宁”船舶为多，开航时“皆为东镇山（即大陈岛）为准”，即是说以大陈岛为前往日本、朝鲜等国的航标。
  唐时航海器械比较进步，设计日趋完善，天文定位的航海技术似已萌芽， 虽无观测天体的仪器，但已能仰察北极星的高度，来判别南北海航的距离。著名高僧一行来过天台山，创造一种简便仪器的“复矩”，来测量北极星离地面的高度，有利海航导向，《旧唐书·天文志》云：“以复矩斜视北极出地。”①当然，一行的“复矩”仪器，不一定完全用于航海，“但据北斗与海洋山顶间的距离，来大略估测航船所在纬度，已成为当时船舶航海导引的重要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浙江人窦叔蒙（有说是温州人，也有说是台州人），著有《海峤志》，研究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性变化规律，指出“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苟非其时， 不可强而致也。时至自来，不可抑而已也”，即所谓“一晦一明，再潮再改”，“一朔一望，载盈载虚”，形象指出潮汐变化规律；并且还求得潮汐周期为１２时２５分１４．０２秒，这在潮汐注解理论研究方面，属于世界领先地位。台温一带多台风，因此出海帆船的帆檀增大，类型用途也各异。当时大型海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以竹为横架，织成席状”，船上还有橹、桨、篙等人力驱动装置，一旦成群结队出海，真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沿海的海港海运和商贸事业的发展。诚如《续通鉴长编拾补》卷五所云：“东南得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刘窃居浙广，内足自富，外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而得法也。” 天文历数方面，首推高僧一行。一行（６８３—７２７）河南安乐人，俗名张遂。
  《府志·方外记》称：“一行张姓，公谨之孙也。穷大衍算法，求访师资，尝到天台国清寺，并立门屏。”今国清寺门前还存有“一行到此水到流”碑。开元十五年，他受玄宗之命，研究古今历法，又参考天竺历法，并吸收其中精华，完成了具有世界性科技成就的《大衍历》。共七篇：一为步中朔（计算朔望，平气），二为步法剑术（计算七十二候），三为步日位术（计算每天太阳的位置和运动）， 四为步月离术（计算月亮的位置和运动），五为步轨漏（计算每天的星象和昼夜时刻），六为步交会术（计算日月食），七为步五星术（计算五十行星的位置和运动）。
  一行造“复矩图”，实测九州晷影和北极高度，他在７２３—７２５年间，曾南北奔波，并派子弟至北纬５１°—１８°的１３个地点，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及其他各种数据，以定各地食分之多寡和南北昼夜的长短，并得出地差“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①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按此结论， 子午线每度长为１３１．１１千米，比近代的测算值偏大约２０公里。他还和梁令瓒共同制作黄道游仪，用以观测日月运动，并测量星宿的经纬度；又发现星宿于赤道上的位置和距极度数因岁差异系而有不同，由之得出结论，太阳在冬至速度最快，以后渐慢，春分时平，夏至最慢。清代著名天台学者齐召南说：“自古皆谓恒星随天不移，西法谓恒星亦自动，其说甚确。一行以铜仪测验，即知古今不符，已开西法之先。”② 唐宋是台州青瓷发展的全盛时期。浙江出口的越州窑、龙泉窑、台州窑、婺州窑、瓯窑、德清窑，以及杭州“官窑”等，居于国内首位。无论是数量、质量， 还是品种、造型、釉色、纹饰等制作工艺，都达到顶峰，蜚声中外。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因为寓居于黄岩的地方士人顾况常把台州南部和温州称为古之“东瓯”，所以台州窑通称为“东瓯窑”。创况《茶赋》云：“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蒙茗玉花尽，瓯越荷叶空”。
  台州窑址数黄岩沙埠窑群为最佳，是台州青瓷窑系中的佼佼者。当时窑群总面积有七万多平方米，窑池林立，环境极好，磁土矿、水源、燃料十分丰富， 主要生产生活瓷、艺术瓷和外销瓷，器物有壶、瓶、罐、盘、碗、碟、盆、盅、执壶、谷仓、洗、盂、熏炉、粉盒、茶托、灯盏、佛像等，还有多角瓶、孔明碗、鲤鱼盆、荷藉和桂圆、荔枝、花生堆塑等形象生动的地方特产器具，多为祭祀器和明器。
  其他还有黄岩头陀、平田窑址，临海孔化岙、王安山窑址，温岭塘下、黄泥园窑址，天台崔岙王家塘、坦头镇窑址，三门亭旁上鲍窑址，仙居横溪、白塔镇等窑址，都有一定规模；其制品形状各异，制作也颇精巧，纹饰亦各种各样。台州瓷的器物装饰以刻画饰花为主，堆塑镂孔为次，再辅之以模印、针点、透雕、塑瓷等工艺手法，以鱼藻纹、水草纹、荷莲纹、双鱼纹、牡丹纹绘出诸如菊花、桃花、杜鹃、芙蓉、玉兰、水枝花，以及虫、鱼、鸟、兽。色彩以青绿色、泛黄色、紫青色、青橙褐色、清白色等为佳，多种色彩辉映其间，光泽滋润，洁清透明，疏密有致， 庄重典雅，可谓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益增台州独特的地方特色。
  台州瓷器亦外销，据地方史志所载，三国孙吴派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应带出一批台州的青瓷，近代考古发现台湾有如台州纹型的青瓷。唐时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经天台国清寺南下，阻宿黄岩禅林寺，传闻鉴真一行也曾带出黄岩青瓷。日本中村新太郎《中日二千年》一书，记日本高僧道元来天台山、明州等地学佛求法，很欢喜台州瓷，不仅带走台州陶瓷器，还学习了烧制陶瓷的技术，这是对日本瓷器文化一大贡献。台州的章安、松门、玉榴岛（玉环）都是古代中外贸易的古港，产品远销日本、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东南亚各国，应有大量瓷器进入这些国家，可惜这些方面记载不多。１９８８年３月，在三门湾港口海底捞起数百件青瓷。台州文管会的金祖民先生曾在南京博物院见到菲律宾、日本送还我国的三件珍藏青瓷佳品，他认为：“从其造型、釉色、纹饰特征，认定是黄岩沙埠窑群的产品，当为晚唐北宋时远销至菲岛无疑。”① 唐时台州化学、物理和医药等科技方面，也有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州军事发明家孙琰。他是临海人，唐末五代著名的发明家，在我国火药、火炮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本传说他“骁勇有智，时人谓之孙百计”。吴越天宝二年，他留守苏州任牙将时，发明连环霹雳火炮，抵抗淮南周本、吕师造的围攻。《通鉴》称：“吴越将临海孙琰随机应变，置轮竿首，垂& 投锥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炮迂网辄止，竟无所施，淮南兵遂遁。”孙琰既称“孙百计”，应有更多发明，可惜史籍少有记录。
  台州道家对医学、药学也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唐代著名道学家司马承祯（６５５—７３５），河南温县人，出自“官宦名贤之家，奕代清德”。其父司马仁最为朝散大夫，曾为襄、滑二州长吏。他年少好学，历游名山，与陈子昂、李白、卢藏用、宋之问、毕构、孟浩然、贺知章、王维为“仙宗十友”。后止于天台山，四十年不出，自号“白云子”，为道教茅山宗的十二代宗师，南岳天台派的创始人，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其道学代表著作有《坐忘论》、《天隐子》、《修真秘旨》、《太上升玄经注》、《上清天地宫府图经》等，也有涉及医学、药学的重要述作，如《修身养气诀》、《服气精义杂论》、《采服松叶等法》、《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等。他利用天台山的天然植物、草药、金砂、乌药，并结合各山清水和清净天气养生，形成系统的养生学。在我国医学、药学，尤其是养生学上有重大的突破和贡献，在科技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他提出养生得道的最高原则，认为“信道之心是生命之道的根”。首先，要“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养定”，然后才能“得道”。所谓修持，即“心有五时”、“身有七候”。五时指：一、动多静少；二、动静相半；三、静多动少；四、无事则静，事触还动；五、心与道合，触而不动。所谓七候指： 一、举动顺时，容色和悦；二、夙疾普消，身心轻爽；三、填补夭伤，远元复命； 四、延数千岁，名曰仙人；五、炼形为气，名曰真人；六、炼气成神，名曰神人； 七、炼形合道，名曰至人。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体无变灭，形与道同，故无生死，隐则形同于神，显则形同于气，所以虽有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的形、神、道合一的神仙境界。
  司马承祯还提出“服气五牙法”、“太清行气符”、“服六戊气法”、“服三五七九法”、“养五脏五行气法”、“服气疗病法”等功法，探索服气养生与治疗疾病等重大问题。他说：“大气者，道之几微也。几而动之，微而用之，乃生一焉，故混元全乎太易。”从宇宙化生的角度，把气提高到生命本原的高度。他强调服气成仙：“然金石之药，候资费而难求，习学之功弥岁年而弥远。若乃为之速效， 专之克成，与虚无合其道，与神灵合其德者，其唯气也。”同时，他也主张服药， 他说：“今之草木之药性，味于脏腑，所宜为安脏丸、理气膏。其先无病疹，脏腑平者，可常服此丸膏，并茯苓、巨胜等丹服之药。若脏有疾者，则以所宜者增损之服。如先有痼疾及别得余患者当别医攻疗。”司马承祯的服气、又服药的养生成仙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自两晋以来道教的服气疗病的理论，并使道教的气功治病法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以气功疗病的同时，强调药物兼而同疗的治病方法，使我国道家服气养生的成仙之法，走向医学、药学的科学道路。
  道家对台州医学、药学、针灸学等亦有贡献，著名人物也颇多，在《嘉定赤城志》、《天台山全志》中都有著录。
  柳泌，生卒年月不详，宪宗期间为台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四〇称：“上（宪宗）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史，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元和十三年，８１８），以泌权知台州刺史。”《天台山全志》又说：“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
  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进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拥送京师。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燥渴，竞以致死。顺宗立，乃杖杀泌。”①柳泌最后被杀，是自食其果，然其对台州药学却有一定的影响。本传称其为台州刺史时，于天台丹霞洞设官方丹庐药室，其文云“其中多灵葩翠茎，修篁奇竹，又有曲池环沼，药室丹炉”， 专门采炼丹药。其《玉清行》诗曰：“遥遥塞冬时，萧萧蹑太无。下看白日流，上造真皇居。仙郎执玉节，侍女捧金书。七珍飞满座，九液酌如泉。狮麟威赫赫，鸾凤影翩翩。顾盼乃须臾，还是数千年。”柳泌欲效两晋葛玄、葛洪入天台山采药、炼丹、修道成仙之法，对台州药学有推动作用。他学习《九鼎经》、《金清丹经》，撰写《玉清（金液）行》，置丹炉，采仙药，炼金丹，其用茯苓、芝草、黄精、胡麻所制“玉清金液”、“茯苓膏”等，虽不是长生之药，但有补气血之效，在当地民间颇为流行。世上无“长生不老”，亦无“升天神仙”，柳泌也因欺君之罪，终遭杖杀。当地士民同情柳泌遭遇，“冀其不死”，在天台山福圣观东侧为柳泌造墓树碑。《天台山全志》作者张联元还辩解称：“柳泌杖杀之说，恐未必然。” 唐宋之交，天台山寓居着许多知名的道家。吴筠、司马承祯、叶法善，夏侯隐、杜光庭以及吕洞宾、罗隐之、施肩吾、张伯端、白玉蟾等。他们来天台为了学道升仙，提出了不少养生成仙的理论和方法，久而久之，形成了道家调息、服饵和导引等一整套养性保健和全身运动的原则和理念，对我国的养生保健学有重要的补充，遂成天台道家养生学。调息即为“意守”，主张呼吸自然，心平气和，达到意气合一。夏侯隐云：“睡仙夏候人之灵，神游山水真忘形。越险何问涧与径，但闻鸟语兼花罄。闭目齁齁脚不停，登山渡水全未醒。”服饵，即为服气辟谷和食疗等功法。服气辟谷，使五脏气血宣通，然后添加辅助药品，如茯苓、乌药、白术、黄精、胡麻、大枣、核桃等，以充实生命元素。导引，是指养生保健的体育运动。魏晋至两宋，天台是道家养生保健有各种功法和理论形成的集中地、发源地、开创地。著名的有易筋经、八段锦、五禽法等。司马承祯作《导引论》，使五脏、经脉以至肌肢、腠里、精血全经宣汇相通，达到养生保健的全面效果。他说：“肢体关节本资于动用，经脉荣卫在于宣通。今既闲居，乃无运役之事，须导引以致其和畅。户枢不蠧，其义信然。故荣气者，所以通精血、盖筋肋、利关隔也。卫气者，所以温肌肉、充皮肢、肥腠里、司关阖也……阴阳相随，内外相贯，如环之无端也。”其后，杜光庭等著名道家提倡调息、服饵、导引的养生保健等法，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对后世道家的生命炼养实践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为我国保健医学提供了出色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至今仍有很好的科学和实用的意义。

①②③ 孙光圻《中国古代海运史》之《隋唐五代海运》。 《皇朝类苑》卷七八《渊鉴类函·舟部》。 洪迈《夷坚志》卷五《真如诗藏神》，又引南宋宁海储罗秀《宁海赋》。 ① 《新唐书·天文志》。 ①② 《新唐书·天文志》。 《台州府志》卷一二五《人物志》，又引《真西山集》。 ① 金祖民《中国陶瓷集》之《台州古代陶瓷文化》。 ① 《新唐书·柳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