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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州哲学为主体的台州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也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台州儒道佛三家各展其长，充分发挥，呈现出浙东学派的色彩。他们以天台山为文化舞台，以府治临海和桔乡黄岩为人才集聚的重心，探讨社会人生的哲理，阐发物质和精神关系的中心命题，环绕宇宙论和心性论两大范畴，以“天人合一”为媒体，经世致用为导向，通过讲学、著述，在较为广阔的领域展开激烈论争。南北儒道佛各派领袖，都涌向天台山、台州府城临海，充分发表学派的主张，积极地探索和研究中国哲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著名的大家柳宗元、智者、鉴真、李商隐、一行、元稹、郑虔、孟浩然、寒山等参与学术活动，从而有力地推进台州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时论争的主要课题中，学术思想兼容性，知行统一性；理论如何结合实践，以及争取哲学思想、理论的开拓、开创性，是这一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二大主流论题。这些不仅推进了台州学术的发展，也为佛学天台宗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和人才的基础，并开启天台佛学、儒学，远播海外，而成为我国显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观。早期儒家哲学家即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理论，两汉时期提出“天人合一，天人交胜”的主张，又强调把人看作是“天下最为贵者”，认为“人得天地之全德，五行之秀气”，从而彰显人在天地间的突出地位，故有“天人感应”、“人定胜天”的命题，把天命和人性合而为一。这是我国儒学关于人生哲学的最大突破，也是我国哲学家追求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的展示。
  大唐时期台州的哲学思想，仍以儒家的“天命和人性合一”为主体，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圣人人格的最高主旨，以“自身完美”为无上境界，达到所谓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和谐协调的境界，而其关键似乎乃在“君子所性， 仁义礼智信根于心”的“心”。这时的“心”和以后明清“心学”并不是一回事。
  当时台州儒学学者们政治追求的精髓，别具一格，带有地域色彩的是“清贞高洁，立操清守”，即以后所谓台州式硬气精神。第一个见之于《台州府志》的儒学人物，是晋代任旭（？—３２６），他是开启台州儒学的首推人物之一，哲学思想带有亦儒亦道的色彩。《府志·隐逸传》载：“任旭，章安人，幼孤弱，勤于学。及长，立操清守，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郡将蒋秀嘉其名，请为功曹。
  秀居官贪秽，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谏不纳，谢去，遂闭门讲习……旭清贞洁素， 学识通博，诏下州郡，旭因朝廷多故，志尚隐逸，辞疾不行。后晋明帝诏曰：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清守，其操岁寒不移，研习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①任旭奉行的政治哲学就是“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隐其身”。这种政治哲学，至隋唐两宋时期依然是台州学人的主流政治追求，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品格更加高洁。《府志》称唐朝天台人张令闻很有声名，“道高天子问，名重四方招”。他怀才不遇，坚决不受征辟，只好成为“古乐知音少，名言与俗违”的隐逸名士，一生不仕。他在退隐期间，朝廷几次征召不去，还讥讽杜光庭“朝中宰相，何如林下神仙”。其传称：“张令闻，唐兴（天台）人，号天国山人。杜光庭隐居天台山，僖宗召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令闻以诗讽之”。② 《全唐诗》收录此诗：“试问朝中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白昼眠。”再如仙居人孙郃：“字希韩，自幼博学多才，尝从方干学，登乾宁四年（８９７）进士第，爱好孟子、荀子、扬雄之书，为文学韩愈，仕至校书郎、河南府文学，累迁右拾遗”。后来朱温篡唐，孙郃著《春秋无贤臣论》，弃官归隐故里， 自此“著书纪年，只用甲子以示不臣之义”③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 朋党相争，外族入侵，民变蜂起，地方吏治败坏。孙郃崇尚儒家“高洁清贞”，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决不“卖论取官”，同流合污，做一个有正义感、担当道义而不惜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孙郃是唐后期台州儒士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传说他“博学多才，精习经史，擅长百家”，最后“弃官归隐故里”，过着清如山水的高洁生活。他的著述《春秋无贤臣论》，展示他“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儒家心性论和重气节的政治哲学思想。他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天下纷乱的背景，影射当世人心不古，讽刺和痛斥朱温篡唐为“世之大恶”。他说：“今春秋陪臣，张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诸侯，是北祖而强父；佐诸侯而敌周，是佐父而敌祖；遗祖之怨，成父之逆，恶莫大焉。”又说：“更有甚者， 或夷之、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奔走而失社稷者不可胜纪……于是人不堪命，致令海内无一嘉祥！”④他抨击叛国扰民的乱臣贼子朱温等，借退隐避世，突出地反映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己立人，而报国无门”的时代悲剧。台州像孙郃这样的人物颇多，且有不少来自两京的高官大儒，如唐初宰辅来济： “江都人，累官中书令，因刘敬宗等奏（来）济为褚遂良朋党”，高宗时被贬为台州刺史。再如杨元禧、骆宾王、沈佺期、吴竞等，都是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大才，皆因卷入阴森莫测的政治旋涡，屡受罪责，来台州后，为官为民，仍保持着知识阶层“清贞洁素”的操守。
  当时才识卓著，且于儒学、道学、佛学皆有所成就的官员和学者，来台州充任刺史、县令、县尉等地方吏员很多；因慕天台山幽秀神奇、来游山玩水的文史大家，而后隐居台州的也不少。他们一批又一批来到台州，提高了台州在国内的知名度，并对历史文化、社会风气和地方吏治起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尤对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和作用。著名的有来济、郑虔、柳泌、啖助、陆质（淳）、智者、寒山、李白、孟浩然、柳宗元、刘禹锡等，他们以台州的天台山、括苍山、雁荡山等为文化活动舞台，展示他们在哲学、文学、史学、佛学、道学的才华，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台州的社会科学。
  啖助（７２４—７７０），字叔佑，唐赵州人，后徙关中，儒学家，天宝年间调来台州临海为县尉。本传说他“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他认为我国的儒学要介入社会：“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要以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①又主张治学不必拘泥于“师法”、“家法”。
  他的高足陆质，顺宗年间参加“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于宪宗元和十五年（８２０）贬为台州刺史。陆质儒学深厚，著述颇丰，也是一个著名儒学家。《新唐书》称：“陆淳，字伯冲，吴郡吴县人，因避唐宪宗讳而改名质。
  师事赵匡，匡师事啖助，受《春秋》之学，后编著成《春秋集传篡例》十卷，《春秋集传辩疑》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对他评价颇高，称他“能文圣书，通于后世，谥为文通先生。所著书甚多，行于世”。陆质在宪宗、顺宗时，主张政治改革，反对宦官专权，“叔文阴结天下名士，而士之欲速进者，率谐附之，若韦执谊，陆质、吕温、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等为死友”。后来韦执谊为宰相，陆质“召为给事中，累迁左司郎中、宪宗大子侍读”。② 其名重一时，是永贞革新重要人物之一。唐吴% 《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有：“陆（质）公精孔门之奥旨，蕴经国之宏才，清比冰囊，明逾霜月。”经学大师朱熹也十分推崇他：“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类一》对其评价更高：“绝出诸家，有攘异端，有正途之功；益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他为台州刺史时，重视文化教育，治政颇有卓识，关心支持佛学天台宗的传播和发展。他推崇天台学，主张台（州）学应儒道佛三家兼容并蓄， 并以天台为“妙旨”，发扬光大，开拓创新，“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他认为天台宗佛教并非是印度佛学的简单移植，而是与中国儒学、道学文化融于一体的“中国佛学宗派”，有此见识，实为难能可贵。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相当贡献的重要人物、日本佛学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入唐来天台山学道求法时，陆质以台州刺史的名义，以大礼隆重迎接，赠送物品，并敬请天台宗第十祖道邃至台州龙兴寺开讲《摩诃止观》，后又命僧众抄写天台宗教典１２８部３８４卷，还亲自“开宗指审”，把天台佛学引进日本国。后来，再澄回国，陆质又赋诗饯行：“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襟，讲堂日出映朝霞。” 大唐时期台州文化舞台璀璨多姿，崛起了令世人瞩目的以天台山为背景的中国化的佛学天台宗，这是浙东台州文化史上一大节目。其产生有深厚的思想和社会根源：一方面唐王朝“偃革兴文，国力隆盛，布德施恩，天下大宁”，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帝国，“绝域君长，皆来朝贺，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另一方面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经济文化大交流，浙东的四明、剡溪，台州天台山成为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尤以天台山幽秀神奇和佛道儒的独特风采，成为中外文人学士、僧侣高道的云集之地。
  当时儒佛道三家集聚天台，群星荟萃，风云际会，各显其长，呈现出儒、道、佛三教合流创新的新景象，这是台州对我国文化学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天台山文化发展颇早，自孙绰作《天台山赋》，掷地金声，声震海内外，文豪诗圣、名公钜子竞相进入天台山，其后著名的文人如李白、孟浩然、元稹，张说、刘禹锡、柳宗元等，著名高僧道家如智者、寒山、灌顶、湛然、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 还有来自日本、新罗的高僧、留学生如最澄、圆仁、圆载、慧显、道育、德韶、法荣、理应等，有的来瞻仰佛道胜地，有的来传道授业，有的则是欣赏天台山神奇幽秀，来我国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回国后推进政治改革、文化革新，开创学术流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智者大师，他进入天台山，筹建国清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天台宗，大放光芒，成为佛教“八宗之首”，在我国哲学史、宗教史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贡献。
  智% （５３８—５９７）于南陈光大元年（５６７）辞别宗师慧思至金陵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光大三年（５６９）率徒栖隐天台山。他得之陈、隋二代王朝的鼎力相助，以天台山之宝地，发挥其独特的聪明和智慧，提出教观总持、破斥南北、解行并进、会融三谛、止观双修的佛学理论和主张，创建了佛学天台宗。他弘法三十余年，“东西重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一切经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区，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胜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著述二十九部一百五十卷”。① 天台宗主要典籍为《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音疏》为天台五小部。
  智者作为天台宗佛教创始人，不仅是隋唐时期最杰出的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杰出哲学家。他的佛学体系，可以概括为“诸法实相” 的辩证统一的宇宙观、“性具善恶，顿悟成佛”的佛性论、“止观双修”的认识论和“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论四个方面。他提出的“纯一实相，实相外更无别法”和“即事而真，无非实相，一色一番，莫非中道”的“实相之理”，独创性地指出“佛与众生的本性同其善恶”，和儒学关于“万物一体”的自然神论和人性善恶观相互融通，将中国哲学史上的善恶二性论，用佛性论加以解决。这样，中国传统伦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融于佛教“业报轮回”、“善恶报应”的教义之中，既顾及和调解了哲学史上人性善恶的长期争论，又达到天台宗的宇宙论和人性论的圆融和自洽。智者大师提出止观学说，强调定慧并重，也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为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的黑格尔”。“若人成就定慧二法，当知此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若伦修习，即堕邪倒”；进而提出圆融三谛： “中道之观，亦具三义：定于二边，即贯穿义；正义中道，即观达义；中道法性， 即不观观义”；然后以三谛贯串止观：“三止，三观，在一念心，不前不后，非一非导，……法性空寂名止，寂而常照名观，是各圆顿止观”。② 智者的学说充分吸纳了儒道两家的重要内容，开中国佛学的独特境界，诚如他在《摩诃止观》末尾指出：“心心寂天，流入菩萨若海，乘一大车，游于四方，直至道场，成等正观觉。”这一“心心寂天”的正观，是智者受到道家影响、融摄道家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所达到的精神无止的境界，所以他说：“丹田气海，能锁吞万病，若止心丹田，则气息调和，故能愈疾。”《道德经》中的“有、空、真”三观和智者“空、假、中” 三观不谋而合，天台宗的佛性融入道性之中，这应是天台宗佛学的重要特色。
  当然，其与台州道学发达和儒学地方实力有重要的关系，台州地方道学中的天人合一和众妙之门、玄而又玄的玄学相溶，再渗入儒学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隐其身的世界观，促成天台宗佛学成为中国特色的佛学宗派，名扬海内外。总之，他以兼容各派的传授方式，圆融了儒道佛三教的哲学理论，又把印度佛教融摄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改造、发展和创造，体现了中华文明兼融并包的恢弘气概和胸怀，为我国佛学、哲学的理论创造，作出巨大贡献，在世界哲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
  智者弟子灌顶（５６１—６３２），字法云，俗姓吴，常州宜兴人，避乱迁居台州章安，七岁从章安摄静寺出家。陈至德元年（５８３）投天台修禅寺师事智者，研译观门，自此“三宫庐阜，九向衡峰，从未分离”。智者圆寂后，灌顶将其遗书及《净名经文疏》带至扬州，献于杨广。其后奉杨广命，与隋司马王弘返回天台， 设千僧会，终于完成了国清寺的建设工程，并为首任主持。
  灌顶是国清寺最后的落成者，更是智者学说的结集者，天台宗的继承者， 也是智者学说的宣传者和天台宗传法世系的构造者，他是天台宗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灌顶的一生，毫无利己之心，他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以智者为创始人的天台宗事业。一是他以智% 的名字，把智% 所创立的学说著述成书、公布于世，以确定的文字树立了天台宗佛学流派的宗旨和理论。天台三大部、五小部等实际上是灌顶根据智者学说逐步整理完成的。二是他为了弘扬天台宗、为智% 立传，完成《智者大师别传》、《国清百录》两部杰作，使智者大师、天台宗佛学、国清寺自此流芳百世、传播四方。三是智者创立了天台宗佛学的理论体系，最终由灌顶继承并完成。智者门下弟子自然很多， 能出色弘扬智者大师之教者，则为灌顶。后来天台佛学史出现了自成系统的传承说，就是以龙树为初祖，慧文为二祖，慧思为三祖，智者为四祖，灌顶为五祖。所以《佛祖统记》的作者志磐称：“昔者智者为佛所使，以灵山亲闻法华之旨，惠我震旦，乃天人教，阐明三观，纵辨宣说，以被当机。至于末代传弘之寄， 则章安侍右，以一遍记之才，笔之论疏，垂之将来，殆于庆喜结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① 中唐以后又有天台湛然（７１１—７８２）。据宋《高僧传》，他是晋陵荆溪（江苏宜兴）人，他于净乐寺出家，由会稽开元寺来天台国清寺，他提出的“无情有性” 的佛性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次佛性理论的重大突破，他在天台佛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早在南北朝时期竺道生首次提出“一阐提”，即断了善根的众生也有佛性；其后又提出“十界互具”，即畜生、饿鬼也有可能转化成佛的佛性。湛然以万物本体论的角度，认为宇宙万物同具真如之体，论证草木瓦石无情之物也具有“正因佛性”，从而把佛性更拓而广之为一切万物了。他在《金刚■经》中说：“彼众生，一一刹那，无不与彼遮那果德，身心依正，自他互融，互人齐等，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又说“佛性者，即人法二空所显真如，当知真如即佛性异……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中道即佛性， 一色一香，无情之物，也有佛性。”②又说：“一尘一心，即一切生物之心性，何独自心之有无耶？以共造故，以共变故，同化境故，同化事故。”总之，湛然的“无情有性”理论，虽有夸饰自高之嫌，但他突破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的界限，克服了佛性不具普遍性的弱点，使之可以囊括宇宙，流贯天人，不仅发展印度佛教中成佛的理论范围，并且把儒家荀子“涂之人可为禹”，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人性论也推进了一大步，这就极大地推进了天台宗的佛性理论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我国佛教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造，其积极后果还使原已衰落的天台宗又进入复兴阶段，成为天台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兴人物。
  在哲学领域，在唐一代台州亦有一些很有影响和声名的亦佛、亦道、亦儒的人物，寒山，拾得、丰干等诗僧进入天台，给当时台州和天台山文化增添不少神奇的光彩。说他们是诗僧，但其思想十分复杂矛盾，不少学者都认为他们是“亦儒、亦释、亦道”的人物，而且还是带有丰富哲学思想、哲学流派色彩的诗人。寒山是他们的代表，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传奇人物，据说他是西安人，长途跋涉，来到台州天台山。最早为《寒山子诗集》作序的天台山道士徐灵府和杜光庭，把他列入道家的《仙传拾遗》；唐宋以来始把寒山列为诗僧。宋太平兴国（９７６—９８４）年间在苏州阊门外建枫桥寺，后称寒山寺，寒山声名自此远扬。从寒山诗集所见，他是一个爱民、恤民的学者，他痛斥和抨击黑暗的社会，自己远离尘世，寄身山林，隐匿洞穴，是一个很有学识、卓见不凡愤世嫉俗的归隐儒生。寒山思想十分矛盾，他是诗僧，自然是个佛教徒，但他并不黾居于寺坛，并从未宣称自己是佛僧。他又常阐佛理，嘲笑道家和炼丹骗术。他常讲轮回报应，疯疯癫癫，这又辱没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风范。所以说他什么也不是，但又可以说他是儒、道、佛兼备，具有鲜明哲学色彩的人物。
  寒山在天台三十余年，有强烈的政治观点，他用漫画式的通俗诗作和明快俚俗的语言，无情地讽刺和鞭挞贪官污吏、强宗豪族、地主劣绅的虚伪势利、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淋漓尽致地揭示人世间的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不平。他说：“我见百十狗，个个毛狰狩。卧者渠自卧，行者渠自行。投之一块骨，相互咂喍声，嚷由为骨少，狗多分不平。”①通过对官场统治者的争权夺利的形象描述，从根本上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没落，进而激起千万人反压迫、反剥削的心灵共鸣。在寒山诸多诗中，体现出一种哲人的清高和对尘世的蔑视，指引人们离开混浊尘世，走向洁身自好、自由自在的真善美的山林世界之中，把美丽自然和社会人生融为一体。其诗云：“寒山多幽奇，登者皆垣慑。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凋梅雪作花，枯木云充叶，融雨转鲜灵，非晴不可涉。今日岩上坐， 坐久烟云收。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白云朝影净，明月夜光浮。身上无尘垢，心中那得忧？”又云：“登涉寒山道，寒山路不穷。溪长石磊磊，涧阔草濛濛。
  苔滑非关雨，松鸣不假风。谁能超世累，共坐白云中。”寒山之超世脱俗，达到一个相当高的人生境界，这如美国学者史乃德在《长春》杂志上发表的《寒山诗译序》中所说：“我在山中呼唤寒山，没有回应；我在晨雾中呼唤寒山，万籁俱静……突然，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难以想象得出的小小的中国游汉，他在那儿高高站立着，雾气缭绕之中。”② 观寒山一生，他的哲学伦理和思想品格，是用诗表达出来的。他的思想理念，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出于儒释道，但又不屑与儒释道三家为伍的反传统、反潮流的人生态度。他说：“寻思少年日，游猎向平陵。国使职非愿， 神仙不足称。”又说：“天生百尺树，被剪长条木。有才遗草泽，不作魏阙思。”又说：“欲知仙丹术，身内三神是。莫学黄中公，抱愚百守似。”又说：“君看叶里花，能得几时好。今日畏人夺，明朝待谁扫。不怜娇艳情，年多转成老。将世化作花，红颜岂长保。”又说：“生命原由命，富贵本由天。自古诸哲人，不见有长存。”又说：“常闻汉武帝，奚及秦始皇，俱好神仙术，延年竟不长。金台既摧折，沙丘遂灭之。茂陵与骊岳，今日草茫茫。”①他的诗作，哲学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所涉及范围，高自天庭，低及人间，上自帝皇，下及百姓，包罗万象。其对于社会、人性、物性，囊括之广，剖析之深，情真意切，刻木三分，不管是作为文学家、诗人，还是哲人，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综观寒山一生，他不可能进入儒家的政坛、佛家的天堂、道家的仙宫，自然不会和达官贵人结合，步入仕途；也很难与云游山水的文人墨客为伍，成为粉饰太平的帮闲式的儒生学士；自然也成不了炼丹成仙的高士，而成了我国历史上带有“超世”色彩的传奇人物。最终只有走他自具特色的“一往寒山万事休”的独特神奇的道路：“寒山道，无人到。若能行，称十号。有蝉鸣，无鸦噪。黄叶落，白云扫。石磊磊，山奥奥。我独居，名善导。仔细看，何相好。”“寒山深，称为心。纯白石，弗黄金。泉声响， 抚伯琴。有子期，辨此音。” 台州道学历史悠久，颇具特色，相当发达，在我国道学界、哲学界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其重要人物首推司马承祯。司马承祯（６４６—７３５），河南温县人，法号道隐，他是道教茅山宗的十二代宗师，陶弘景的四传弟子。他在天台山成名成家，又是天台道教宗派的创始人，在道教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书·隐逸传》载：他出身名门望族，深谙儒家经典，“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箓辟谷导引服饵之术，特赏异之”。其后来天台山隐居玉霄峰，自称白云道士。武则天闻其名，召至京都，“降手敕以赞美之”，自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睿宗、玄宗把他请入宫中，睿宗问阴阳术数，承祯答之曰：“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承祯请还天台，“玄宗赋诗以遗之”。② 司马承祯所传南岳天台一派道学，意旨颇高，在当时颇为活跃。在他的影响和培植下，天台出现了许多称名当时、影响后世的道教人物，如薛季昌、田虚应，冯惟良、徐灵府、叶藏质、杜光庭，都以南岳天台而得名。
  司马承祯在天台修道三十余年，他精通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气功炼养，又广泛采纳道教各派名家的理论，自撰著作，开拓流派；进入天台山后既得天台道学的典籍精义，又深得佛教天台宗要义和修持方法，开创道学南岳天台派。
  司马承祯著作很多，对天台山文化影响极大。最主要的著述有《修真秘旨》１２篇，《坐忘论》１卷，《事目历》１卷，《服气精义论》１卷，《天隐子》５篇，《太上升玄经注》１卷，《上清侍帝明桐柏真人真图赞》１卷，《素琴传》１卷等。其中《坐忘论》和《天隐子》是他道学思想的代表著作。
  司马承祯继承其师陶弘景“三教合一”的思想，秉承儒家《大学》中“知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安”的理论，提倡“佛道双修”、“神仙即人”的道学理论。
  从总体来看，他欲以道教文化会通儒、佛，又高于儒、佛，可见其意旨颇高，有完整的系统性理论，是道教史上有一定开创性的人物。其理论体系是比较完整、深刻而彻明的。他在《坐忘论》中，以老庄和其他道学经典为依据，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家止观神定的思想，提出“安心坐忘，守静去欲”的道教修养理论。
  他说：“道者，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报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又说：“人之所贵者生； 生之所贵者道。人之有道，若鱼之有水。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主，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两者不相离，然后及长久。”最后提出了“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其特别强调修炼的七个阶次，即“敬修，断缘，收心，简事， 真观，泰定，保道”等。总之，司马承祯认为修道之人，应“无物无我，一念不生， 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其宇宙，万虑皆遗，与道冥一”，这样，便成了长生久视、无所不能的仙道了。
  《天隐子》一书重点论证长生成仙的重心问题。他认为神仙之道，犹如天地之道，真切而简易：“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开目尽见，无假繁巧而言，故曰简易”。他提出故习五渐之门，即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了一则渐次至二，了二则渐次至三，了三则渐次至四，了四则渐次至五，神仙成矣。”修炼到“坐忘”，此则“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阴阳变通，天地长久，在人谓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
  司马承祯“得道成仙论”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他不尚玄谈空论，强调主观，言行一致，顺序渐进，从细少简易处下苦功，最终达到坐忘、成仙的境界。
  他说：“夫法之用妙也，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之则斯言为当，不行则斯言如妄。”一切大道、妙法，必须从细少简易的功夫做起，先有细少简易的量的积累， 才有体无变灭的“坐忘”，这是哲学上量变向质变的发展，最终达到神圣的境界：“徒见贝锦之辉焕，未晓始抽于素丝；才闻鸣鹤之冲天，讵设先资以殳食。
  蔽日之开，起于毫末；神凝至圣，积习而成。在物而不染，处事而不乱，真为大矣，实为妙矣。神与道通，与神合一，谓之神人。神性虚融，体无变灭，形与道同，故无其死。在终如始，乃得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