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东丝绸之路兴起和中日中朝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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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台州海运海港发展史》 图书
唯一号: 110820020210003746
颗粒名称: 第一节 海东丝绸之路兴起和中日中朝文化交流
分类号: F552.9
页数: 3
页码: 94-96
摘要: 唐宋是浙东台州全面发展时期,特别是有唐一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大,中西交通四通八达,海、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长安是当时世界性的都市, 也是中外学者云集的中心。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中国文化呈现出气度恢宏、百花竞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气象。浙东海运兴起,海上名山和山水文化促进中西海、陆丝绸之路,拉动东亚日本、朝鲜以至南亚和东非的海上文化交流;宁波四明学、温州东瓯学、台州儒佛道学也成为声名远扬的“唐风文化”重要部分,演出大唐海东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远播海外的盛大节目,载入中华民族文明史册。
关键词: 海港 交通运输史 台州

内容

唐宋是浙东台州全面发展时期,特别是有唐一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大,中西交通四通八达,海、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长安是当时世界性的都市, 也是中外学者云集的中心。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中国文化呈现出气度恢宏、百花竞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气象。浙东海运兴起,海上名山和山水文化促进中西海、陆丝绸之路,拉动东亚日本、朝鲜以至南亚和东非的海上文化交流;宁波四明学、温州东瓯学、台州儒佛道学也成为声名远扬的“唐风文化”重要部分,演出大唐海东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远播海外的盛大节目,载入中华民族文明史册。
  大唐时期中日海运的开拓和发展,追根溯源,还是和浙江早期越族海运开发有密切关系。台州濒临浙东海域,北有四明(即句章),南有椒江(即章安)、东瓯、东冶(福州建瓯),都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名港,两汉时期还是南控浙闽的军事重镇、对外重要港口,海运畅通,这就为中、日、朝和南亚、中西亚等国的学僧、官员、商人来往和交流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浙东一带早期越人的航海足迹,遍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地。当时的海上活动带有寻仙觅佛、开拓海洋的浓烈色彩,天台山自然是最佳的圣地。秦朝方士徐福出海东渡日本, 有说是从浙东余姚出海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秦绝圣人之道……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以五谷种子,百工而行,言海上有三神仙,徐福得平原广泽,止 王不来”。关于“平原广泽”,日本和歌山新宫町有《秦徐福碑文》云:“今东海可当蓬瀛者,无可舍望国他求,则谓日本国,其实也必矣。”这和陈寿《三国志·倭人传》所载日本列岛居民户数和航海地理位置吻合:“倭人在带方郡(今南朝鲜半岛沿岸)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又渡一海,辗转至倭女王国。”其后东吴孙权雄心勃勃,对日本海运开拓有过重大贡献,当时的章安东镇山就是东去日本、南下南亚的枢纽重心之一。在《三国志》和《晋书》有关列传, 记载当时江东的织锦、织绫、铜镜、瓷器、铁器、兵器远运日本、朝鲜诸国。东吴是海上强国,声名在外,所以日本称中国为“越人”、“吴人”,织物为“吴锦”、“越布”、“越绫”等。
  唐时中日、中朝海上航运相当发达,中日、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增强双方友好睦邻的关系,频繁的航海活动,成了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突出特点。
  一方面,明州、台州、福州、温州诸港是传统中日海上航运的南道,经济、政治、文化的往来和交流本来就比较频繁;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新兴的封建统治者和高僧钦慕天台,独钟台宗,他们认为日本国的复兴必须“佛法东流日本”,高僧务须“东游兴化”。圣德太子认为“大唐国者,珍国也”,日本“万事悉仿效(中国)之心”,把强盛的中国、优秀的文化当作日本发展图强的唯一榜样。直航海路就成了当时中日交往的主要标志。日本自舒明天皇至宇多天皇(约630— 893)的260余年间,先后任命过19批遣唐使,大多从海道来,并以南道为主。
  中日海上交往,前期偏重官方,中后期民间海运活跃起来,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中佛教流播尤其兴盛。高丽国王重视我国儒佛经典,皇族义通游学中国,带回天台经典,他们竞购中华书籍,引发“洛阳纸贵”。所以“会昌法难”之后,吴越王曾遣使去高丽收集,赎买一批儒佛典籍回来。学问僧的海上活动成了东亚海运史以至世界海运史上的罕见壮举。如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主持东大寺; 最澄多次入唐求法,朝圣天台宗;圆仁、圆珍,慧萼继承最澄衣钵,也如鉴真“五渡造舟,六回入海”,历经艰险,百折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唐高宗咸亨五年(674)新罗王法敏之弟仁问来我国天台求法,时任大唐右骁卫员外大将军,高宗下诏出任新罗王,封为临海郡公。其后有不少学僧经东海来台州。天台大慈寺僧法照曾赋《送禅师归新罗》诗:“万里归乡路,随缘不算程。登山百衲敝,过海一杯轻。夜窗依云色,晨斋就水声。何年持贝叶,却到汉家城。”再如高丽名僧法育、谛观,“传法弟子百余人”,来天台螺溪就学羲寂大师。他们感人的事迹和坎坷的经历,表现了中日、中朝高僧为追求佛学的共同事业所展现的无所畏惧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世界中古海运史谱写了浓重壮烈的篇章。
  毫无疑问,发达的中日、中朝海上交往,得力于高僧对南道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天台山自然是他们的最主要目标之一。中日、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出奇活跃,日本高僧来扬州、苏州、越州、福州、温州和天台朝拜和取经越来越多,如何选择由日本直趋江浙东部海口,以满足虔诚的中日高僧的文化来往,就成了当务之急。苏州、明州、台州、福州、温州等就成了中日海上航运最为便捷的理想港口。七世纪末期,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互相征战,最后新罗灭了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遂与北向拓展的日本遣唐使发生摩擦,两国关系比较紧张。日本遣唐使的船只也因新罗阻隔,不得不由北道改绕南道。诚如《新唐书·东夷传》所称:“新罗梗海道,(使舶)更由明、越州朝贡。”苏州、越州、明州、台州均属东海要冲,海运事业一直相当发达,又是中国东南沿海最富庶的地区,盛产丝绸、绫缎、茶叶、瓷器;而扬州、括州、婺州等地土特物产也可直接运至该地港口而转销海外。南路有东海南线和东海北线:南线的基本走向由浙江的明州、越州、台州出发,横越东海,首达日本南方奄美大岛,进入日本;南路北线由江苏的楚州、扬州、苏州出发,横越东海,直达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进入日本。
  中日高僧频繁的海上活动,促进了温州、台州、泉州、福州,特别是南方大港广州的开发,并引发南海商人学者北上,使唐朝和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航运出现崭新的局面。至此唐朝远洋航海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唐朝远洋船队不但已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首次到达红海和东非海域。651年大食帝国第三任国王哈里发首次正式派使入唐;自651年至798年的148年中,阿拉伯国家派往中国的使节达39次之多。正是这些因素,越州、明州、苏州、台州的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突出。中日海上航运推动和促进天台宗佛教东传日本; 而中日高僧东西横渡,也加速了中日南线航道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知识出处

台州海运海港发展史

《台州海运海港发展史》

本书共十五章,内容包括:台州海域和远古越沤的海上活动、瓯越兴起和东海王国海洋海交的开拓、秦汉章安古巷的崛起及海运兴衰、三国两晋海外拓展和临海郡的海航海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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