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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起义，一哄而起，八郡响应，一时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军事和组织上的胜利，就夺取政权，推翻东晋王朝而言，仅仅是开始。
  我们从这次起义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很少见到孙恩义军和江东八郡人民起义有过密切的组织联系和军事配合；三次登陆，打一地，丢一地，不要说成立农民自己的军政府，就连唾手可得的浙东沿海根据地，亦未真正建立。一见战事不利，便仓促逃回海岛，不但失去了与大陆广大人民的联系，也使跟随义军的数万农民和妇孺“无米可炊”、“无屋可居”。一支实际上脱离人民、又“脚不着地”的军事队伍，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如果说孙恩是很不理想的农民起义领袖，那么卢循在政治上也立场模糊，卖身求官，充分表现出士族出身的领袖在政治上的动机不纯。卢循曾受东晋朝廷招安为永嘉太守，最后也落得“投水自杀”的结局。这正如义军领袖之一徐道覆所感慨的：“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