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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退保临海没有成功，最后自沉海底的悲剧结局，当然原因很多，情况
  亦很复杂。但从总体而言，当有下列几点：
  一、经济给养方面。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暴力所有的物质资料的
  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孙恩发难于海岛，暴力斗争的基本形式是海战；三次登陆
  失利，又退回海岛，三次以进为退，退保临海，主要也是海战。义军主要生活在
  海岛，战斗多半在海域；而且参加义军的，根据五斗米道的要求，都“举家随
  军”，故全军有男女二十余万口；不少还是妇女幼婴，男女混同，一并随军。“举
  家随军”，居于海岛，不仅影响军事战斗力，而且经济给养困难重重。因此，孙
  恩不得不多次频繁登陆，“皆烧仓廪，掳掠财货”，否则是无法解决经济给养问
  题的。进入临海，退保临海，当然是对的。但是时间仓促，缺乏全面规划。孙
  恩退军临海时，浙东的政治军事优势仍在晋军，临海、永嘉的实际政治控制也
  不全在义军一方。《武帝纪》载义军“饥馑疾疫，死者大半，自浃口奔临海”。其
  二，临海三面环山，一面濒海，交通阻塞，当时又面临强大晋军刘牢之、刘裕部
  的东、西、北三面阻击。加之义军进入郡内，是军事措置多，经济措施、政治安
  抚少，故时进时出，很难稳定巩固。孙恩自沉之后，余众“有战死转卖，自溺流
  离者”，有的则活活饿死或“悉被斩杀”。军队给养难以自济，士气也易溃散，自
  然无法坚持长期斗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二、政治军事战略和军队素质方面。孙恩起义的反晋、反士族斗争方向
  毋庸置疑；参加者大多是被剥削、被压迫而无法生活下去的劳动人民，他们所
  击杀的大多是士族豪强、贪官污吏，其政治正义性也无法否认。但他们缺乏明
  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一会儿北上，一会儿南下，一会儿海上，一会儿登
  陆，虽有较明确的杀士族豪门、贪官污吏的纲领和口号，但缺乏行之有效的政
  治政策，一味斩杀诛戮；且无具体的军事谋略，更无支持长期战争的比较稳固
  的根据地，所谓有众数十万，充其量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何况平时也无军事训
  练。这样的军队，与训练有素，又经历长期战斗的刘牢之、刘裕的北府军相碰，
  焉有不败之理。当然孙恩和卢循都有抱负，也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才能。特别
  是卢循，他出身世族，自少“善草隶、弈棋之艺”，“体涉夙素，而志不轨”，“恩性
  酷忍，循每谏止之，人士多赖以济免”①。卢循颇能协调左右，且有团结士人的
  才能和风度，所以在孙恩自沉之后，他率领余众，坚持斗争达七八年之久。但
  我们在《晋书》有关传记中，仍未见他在全局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等重大问题
  上有何建树和业绩。相反，这次起义的对手一是“沉毅多计，百战百胜”的刘牢
  之②；二是“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摧锋陷阵，望风降服”的智勇双全的刘裕③。
  而孙恩呢？三次北进未成功，回师临海，大固山一战大败，“朝服建康”、“不失
  为勾践”的迷梦落空，就沉海自杀，适足反映了一个五斗米道的极端复仇主义
  者的阴暗心理和颓丧之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为此而葬送！
  三、组织方面的问题。孙恩起义，一哄而起，八郡响应，一时的胜利，并不
  意味着军事和组织上的胜利，就夺取政权，推翻东晋王朝而言，仅仅是开始。
  我们从这次起义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很少见到孙恩义军和江东八郡人民
  起义有过密切的组织联系和军事配合；三次登陆，打一地，丢一地，不要说成立
  农民自己的军政府，就连唾手可得的浙东沿海根据地，亦未真正建立。一见战
  事不利，便仓促逃回海岛，不但失去了与大陆广大人民的联系，也使跟随义军
  的数万农民和妇孺“无米可炊”、“无屋可居”。一支实际上脱离人民、又“脚不
  着地”的军事队伍，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如果说孙恩是很不理想的农民起义
  领袖，那么卢循在政治上也立场模糊，卖身求官，充分表现出士族出身的领袖
  在政治上的动机不纯。卢循曾受东晋朝廷招安为永嘉太守，最后也落得“投水
  自杀”的结局。这正如义军领袖之一徐道覆所感慨的：“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
  无成。使我得为英雄驱驰，天下不足定也。”①
  总之，义军所表现出的这些致命的弱点和问题，不可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
  利，但广大劳苦人民所付出的血泪代价，不仅扫荡和毁烧了世族大地主的重重
  庄园，也打击和动摇了他们在东南沿海的层层统治。在这期间临海郡的广大
  人民付出重大的代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场波及江东八郡的农民大起义，
  最后为地主阶级中的下层和寒门庶族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名存实亡的
  东晋王朝终为寒门出身的刘裕取而代之！

①②③ 《晋书·卢循传》。 《晋书·刘牢之传》。 《宋书·武帝纪》。 ① 《晋书·刘牢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