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３９９）十月，江东爆发了孙恩利用五斗米道发动的海上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旬日之间，“会稽谢■、吴郡陆环、吴兴丘兀生、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应之，众数十万”①。义军锋芒所向，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闻风弃城而逃，以至“畿内诸县，处处蜂起”。孙恩又自率水军十余万，楼船千余艘，泛海北取京都建康，战于扈渎（沪渎）、广陵、郁洲、海盐，最后被北府军刘牢之及其部将刘裕击败。其间孙恩曾三次登陆会稽，三次沿海南下，攻取临海。最后于元兴元年（４０２）三月回师退保临海时，为临海太守辛景大败于城北大固山，孙恩“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②。
  发生在江东八郡的孙恩起义，以五斗米道为宣传组织工具，短短数月时间，发动士众之多，波及范围之广，拥有水军之众，确为中世农战史所罕见。起义主要活动都在海上，在不到三年间，三次沿海北上，三次退保临海。最后，孙恩的亲信等核心人物，大多投水于临海的灵江，其余众数千，以卢循为主，由永嘉泛海晋安，退至番禺，起义转入低潮。看来，这场以五斗米道为宣传组织工具、海战为主要特色的农民起义，最后企图退保临海，又千里远航海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政治、军事战略，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次起义性质、特点、失败的原因，以及当时临海郡在东南沿海的政治、经济的地位，及其海运发展的状况， 也值得高度重视；对于我国农战史研究来说，非常罕见，确有重要的探讨价值。
  孙恩农民起义在江东八郡爆发，其直接导火线就是司马元显想建立一支自己的新军，以对抗桓玄荆州军的威胁，于是下令征调江东诸郡原为奴隶、已被放免的“乐属”来京师当兵。结果“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引发江东八郡的农民起义。史称“苦发乐属”事件。
  征调兵役顷刻酿成动乱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魏晋以来士兵身份低下。士兵称“士家”、“兵驺”，与奴婢并列，且代代相袭，“累及辱世”。加之晋王朝皇族内部和世家豪族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战乱频仍，生死无常，故人民不愿当兵。现强征“免奴为客”者为兵，无疑是重新沦为奴隶，势必遭到广大佃客、部曲的强烈反对。在征发乐属的过程中，地方官吏又上下其手，把不是“免奴为客”的客户以及大量漏户农民也强行征发，结果“枉滥者众，驱逐徙拔，死叛殆尽；东土嚣然，人不堪命。”①烈火浇油，立即成为东南八郡的大起义。
  诚然，封建政府强征兵役，也是常事，亦非都酿成动乱，此次江东数十万民众的农民大起义，还应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
  从政治上看，江南东晋政府是代表南北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东晋统治集团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满足于偏安江南的政治局面。他们编纂“百家谱”，法定由北方司马、王、谢、桓、庾等几家大族和南方周、张、顾、陆等大姓共同控制政权。淝水之战胜利之后，没有进一步恢复失地的要求和决心。英勇善战的北府军虽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之地，但随着外部威胁的消除，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不断激化，北府兵被用作战争工具，却日益表露出来。王室内部、王室与士族、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日趋尖锐化。其先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之间在京都建康的摩擦，其后又发展为控制长江中下游建康与扬州的司马元显和控制长江中游荆楚的桓玄之间的长期权力之争。随着孝武帝沉溺酒色，刑政混乱，中枢以及地方吏治腐败至极。司马道子考虑到荆楚军以及北府兵之难于控制，且又不愿与三吴一带的士著望族发生尖锐对立，于是把他的政治地盘引向东南沿海的江东八郡，以使富庶的江东和建康联成一片；企图借助征发“乐属”，强固自身的势力范围。孙恩领导的江东八郡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从经济上看，东晋世家大族是一个高贵而又拥有很大特权的世袭阶层。
  他们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一方面，世家大族凭借王朝政府颁布的占田荫客制、给客制，无限度占有良田沃土，使大批自耕农迅速沦为田庄上的依附佃客、部曲和家兵。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方势力，掠夺土地，有不少农户自卖或被掠卖而为僮仆，成为地主大庄园的附庸。《晋书·刁协传》称：“奴客纵横，固吝山泽，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谢灵运始宁北山居宅：“其居左江右湖，面山背阜，四面有水，东西有山。”①再如孔灵符的永兴别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这样的大小庄园，遍及江东各地。
  浙东一带如临海、永宁、永嘉、章安等地，庄园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庄园机制比较完备，农业、手工业都有一定规模。如比较偏僻的临海郡玉环，“高平郗氏率宗族乡里千余家至玉环山，先立墅于此中。自东晋居人数百家，至今湖田见在”②。临海“富室皆衣罗，怀金玉”；章安一带“东西列街市，浦淑会经商”。
  所以不少世家大族、豪门大姓都愿到临海一带当官。《世说新语·雅量篇》称： “羊固拜临海太守，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谒以固为之华丰。”东晋太尉郗鉴之子郗愔，曾任镇军将军，都督浙东五郡军事，“朝议嘉之，转为临海太守”。葛洪在天台山写成《抱朴子》，对江东一带世族大地主的庄园作了如下描绘：“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隰原野，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伎妾溢房， 商贩千艘，腐谷万庚，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③ 随着庄园经济发展，世族大地主的势力更加膨胀，生活也就更加腐朽没落。他们“耕者问奴，织者问婢”，侈靡无度，成了完全的寄生阶级。丧失土地和人身自由的佃客、部曲、奴婢，不仅从事农田劳动，还得从事繁重的“家内执役”。加之东晋偏安江南，为了自身生存消费，又不断加重赋税、徭役和兵役。在国家控制户口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沉重的负担自然更多地集中在编户农民身上，他们被迫弃家逃亡。
  《晋书·江道传》称：“太末县界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持险之阻，前后守宰莫能平。”《台州府志》称：浙东逃逸农民“滨于江海之上”，浙西农民“逃窜于丛林山谷之中”。孙恩起义前夕，逃户加剧，户口大减，刘毅说：“江左区区，户口不盈数十万。”①在孙恩投水灵江之后，卢循在临海郡内“裁得数千人”。郗愔为临海太守，曾致书王羲之曰：“山海间（指临海郡）民逃亡殊异，临海、永嘉乃以五百户去。”②伴随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加重，流亡、逃亡的田庄奴仆和部曲不断激增，一场东土的农民大起义已迫在眉睫。当乐属的征兵令一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唯有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已别无道路可以选择了！ 再从孙恩家族及发动起义的宗教色彩来看。孙恩出身士族，他能发动和领导这场农民大起义，与其叔父孙泰卷入东晋统治集团的政治内讧而被杀，有着直接关系。《晋书·孙恩传》载：“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孙泰继承三吴地区五斗米道的道首之后，一面在下层民众中传道，一面继续向上流社会扩大影响。《宋书·沈约传》称：“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并不满足做一个善男信女们“敬之如神”的宗教领袖，而是利用五斗米道作为宣传工具和组织形式，积蓄力量，实现其取代东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野心。隆安二年（３９８），徐、扬六州都督王恭发动叛乱，进攻司马元显，孙泰以伐叛为名，“私合义兵，聚货钜亿，得数千人”，显示了他在三吴、会稽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他以“晋祚将终”为口号，煽动百姓，“私集徒众”，密谋发动武装叛乱，引起东晋朝廷的注意。是年冬，司马元显诱斩泰及其六子。孙恩幸免于难，逃亡海岛，并以翁山（今舟山）为根据地，“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复仇”。孙恩利用司马元显纵暴吴会、民心骚动之际，抓住东士人民大流亡的有利形势，率徒众自海上登陆会稽的浃口。孙恩发动和组织起义有功，众望所归，成为江东八郡农民起义的领袖，他自称“征东将军”，士众称“长生人”。
  孙恩利用五斗米道组织起义，所以起义军发展很快。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东汉顺帝时创立于蜀郡，随后广泛传播于江南、江北的民间，其与太平道是早期道教两个最大的教派。东汉末年太平道在北方发展而成黄巾大起义，五斗米道则在汉中、巴郡及江南、淮南一带发动起义，与之呼应。五斗米道最初传入江东，重点在会稽、吴郡和临海诸地，最早应在汉末三国初年。《三国志· 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曰：“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祈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最早来临海郡传道的是著名道家王方平，《神仙传》说他“汉末举孝廉，为中散大夫，后弃官入道”。
  他先到括苍山隐居，后去黄岩创立道学基地。《临海记》载：“黄岩山上有石驿， 三面壁立，传仙人王方平居焉。”王方平后来定居的委羽山，为道家第二洞天， 有千古名山之誉，后成为江南道教的主要传道地点。其后，左慈、葛玄、郑隐、葛洪、刘纲等道家先后来三吴、会稽、临海等郡传道。据《嘉定赤城志·山水门》载，葛玄足迹遍及台州各地，黄岩丹崖山有葛玄炼丹井，华顶的最高峰望海尖上有葛玄井；丹霞洞“传葛玄炼丹于此”；而赤城山玉京洞为道家第六洞天， 《道书》云：“道家众仙所居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失意官吏、士人也齐来浙东传授道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刘纲，晋时下邳人，初居四明山，后为上虞令，师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他们身为地方官吏，积极传道，反响很大。
  影响最大的当推葛洪，他博学多才，通医学、天文、兵法，在浙东各地广设道观， 在天台、黄岩一带活动，力创丹鼎道派。对早期道教流派作了历史总结，提出“不死成仙，可以学致”的道教教义，还将魏晋玄学的时代思潮与道教的教义溶于一体，形成祭献、礼仪、修行、伦理、条规等一整套学道成仙的途径和方法，使道教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朝着官方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又以“成仙可致”，诱惑广大民众进入道教队伍，因此发展很快。他在天台山传道时所撰《抱朴子》一书，是早期道家的经典理论著作，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儒道结合，故能在士族地主、朝廷官员和广大群众中广泛传播。在他们的带动下，道学迅速南传，临海郡内的天台、仙居、黄岩、章安一带拥有相当徒众。东晋后期，战乱纷起，互相仇杀，这种封建末世的社会景象，为道教滋长和泛滥提供了最适宜的温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需要一种精神的解救，而那些在激烈内讧和仇杀中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得到抚慰和解脱，追求田园人生与安全生活，无疑与道教学说合拍，成为庄园地主们最好的生活和思想的寄托。故孙氏道教一传，百姓“皆竭财产进子女，敬之如神”；而“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东晋王室和世族，如司马道子和王谢大族中也有不少是道教信徒。孙恩就是借助道教在江东广泛传播，起兵反晋复仇，而那些在内讧和仇杀中失意和失败而妄图东山再起的士族地主，亦一拍即合。如会稽谢■、吴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吴兴沈穆夫等当地士族大姓，“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遂成江东人民反晋的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