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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所记关于卫温、诸葛直远规夷洲（台湾）之举，在《三国志》的《吴主传》、《陆逊传》、《全琮传》等也有记载。《吴主传》称：“（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澶洲者。
  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又载：“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资治通鉴》转引此段，述及卫温、诸葛直被诛时提及：“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九。” 卫温、诸葛直率军远规台湾，是从临海郡的章安港出海，这在台州历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和喜事，从卫温、诸葛直个人结局而言乃是悲剧；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陆与台湾大规模海上交往的首次记录，却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史家十分关注此举，但我国古籍语焉不详，诸如出海动因，出海地点，军行经岁等情况，至今并不清楚。
  关于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的动因，我们从《全琮传》和《陆逊传》中得知这是一件大事，孙权是付诸廷议的；但大臣们多数持怀疑和反对意见。陆逊就说：“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优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复思维，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那么孙权为什么还要执意远规夷洲呢？ 当时“魏之势强，蜀之义正，吴介其间，而皆不敌”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孙权制定以弱制强、以退为进的方针，而面向东南、海南沿海，开疆拓土，增强实力，以和魏蜀竞争统一： 其一，东吴远规台湾，是孙权海上开拓战略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孙权和曹操、刘备一样，都是以天下一统为己任的有作为的政治家。早在２００年鲁肃就提出：“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即“思有文桓之功，益贵重之”。① ２２８年孙权称帝，更是雄心勃勃：“今汉吴既盟，戮力一心，同伐魏贼，普天一统。”②他开始全面开拓东南沿海，并且筹划大规模的海航活动。他曾派遣张弥、周贺等七次远征辽东，深入朝鲜高句骊。其后又派吕岱远涉南海，“既定交州，复讨九真”。又遣从事朱应、康泰“南宣国化，既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③ 与此同时，派遣卫温、诸葛直率军万人远规台湾。孙权充分地利用吴国的天时地利，以及东南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追求和实现“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海上强国。可见，孙权海上开拓事业是相当宏伟，并全面规划的：北起辽东高丽，南及东南亚和南洋群岛，还和当时大秦有过间接的海上往来，所以史家说东吴是当时东方的海上强国。史载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孙权后来还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于道物故， 往还本国”。④ 史载孙皓亡国时，晋军王浚收其图籍、金银、米谷之外，还有舟船五千余艘。这正如他对朱桓、陆凯等所说“孤当与君共定天下”，必先完成“汉文犹难远征”的航海事业。
  其二，２３０年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前夕，临海郡内的东冶、建安，以至会稽、汉兴一带的山越动乱频繁不断，特别是临海东冶一带的山越。那里“东濒瀛海，百川灌注，万山之中，群峰攒簇”，而民风十分强悍，“好战善武，高尚气力。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狁之升木”。如临海郡的斯从、吕合， 松阳、汉兴的洪明、洪进，势大地广，屡剿屡起。“贼帅洪明、洪时、苑御、东免、华当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泽，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 同出余汗。”⑤要消灭这些活跃在浙、闽、赣交界一带的山越，要耗费极大的军力财力，即便平定下去之后，他们必然还要继续反抗，或“隐逸于山林之中，或逃亡于滨海之上”。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的庞大水军远规台湾，显然是由于浙闽一带山越动乱所引发，而且也是孙权谋取海上强国，必须全面削平东南越族的一个重要部署，以最后实现海内统一的总目标。
  其三，三国之争，也是土地、人口之争。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诚如陆逊所云：“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骆统也说：“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然财须民生，疆赖民力，威持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保族宁邦。”孙氏征讨山越，浮海夷洲，经涉不毛，也是为了扩充地盘，掠夺人口。如陆逊攻克庐陵三郡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诸葛恪讨平丹阳山越“献戎十万”，陆胤征伐建安夷贼，“前后出兵八千余人”。陈表在新安“广开降纳，以充部伍，得兵万余人”，然后“筑城据守，增设郡县”，扩大吴国统治区域。诸葛恪取得淮南东兴时，“更筑大堤，右左结山，狭筑两城”。① 又“赤乌四年秋八月，陆逊城邾”②。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也屡见不鲜。总之，东吴征伐山越，扩大地盘，增置郡县，如当时先后设立的临海郡、东阳郡、安阳郡、建安郡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增置的。
  至于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的出海地点，有云“自会稽东县入海行”，有云“自句章”，或“东冶浮海，求夷洲”。笔者经考析认为是从当时临海郡的章安出海的。
  其一，从有关史籍判断。《三国志·吴主传》谓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澶洲。”《资治通鉴》卷七一太和四年引《后汉书·东夷传》云：“会稽海外有夷洲及澶洲，……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至澶洲者”。
  东吴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注引此条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东）二千里，土地无霜雪”。又孙诜《临海记》云：“夷洲在郡东二千里，众夷所居。”可见， 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是从“临海东”出航的。《元和郡县志》云：“临海，本汉回浦地，后汉更名章安。”又《后汉书·会稽郡》和晋司马彪在《续汉志》注冶地曰：“冶即章安故地。”又曰：“章安故治冶。”晋《太康记》也云：“冶，鄞县南回浦乡”。回浦、冶即章安，说明此次夷洲之行，是从临海的章安出航的。又《沈志》述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时提及“安家之民”毛民等，即东吴时临海郡安阳、罗江一带的人。安阳、罗江，还有永宁，应是临海郡南部或南端，是临海郡船屯的所在地，当时有部分船只是该地制造并出海的。综上所记，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从会稽东临海郡之章安出海，当然有史籍明文为证的。
  旧志书有关东冶之地说法之一，有认为东冶乃福州东冶；有认为东冶乃临海郡的章安或永宁（即今黄岩）。查古时凡以冶命名者，皆与冶铁有关：福州有冶山，传古有欧冶子尝铸剑于此；南京有冶山，亦传吴王夫差盖置冶铸之所于此；又襄阳鹿门山旧有冶城，亦因有冶铸之所而闻名。又《台州府志》、《临海县志》有“铁场”之名，亦载章安和临（海）黄（岩）交界之牛头山是“古冶铁之所”，今章安还有铁场大队。但细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一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与冶铁无必然联系。所以司马彪《续汉志》则云：“冶即章安故地。”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进而云：“冶即今台州章安故县。”章安即冶之说法，在两汉三国时是正确的。至于永宁，《后汉书·郡国志》云：“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永宁应在今黄岩、温州一带，当时重心应在黄岩。所以我认为福州的“冶”，应到了隋唐时期，台州地域缩小为临海、天台、黄岩等六县， “冶”县南移到了福州。今台湾史家叶国庆和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张崇根先生也认为“东冶在东吴时有曰永宁，永宁应是黄岩”。明万历《黄岩县志图》云：“黄岩襟海枕山，为闽广吴越之门户，古东南一大都会。”推而广之，所谓“会稽东县”、“东冶”、“回浦”、“安家”、“永宁”、“罗江”等实则皆在临海郡内，或为“县”，或为“乡”。后来这些地名发生变动，是汉武统一了东南越族之后，政治控制向南，经济开发南移，浙闽一带的地名也渐趋确定，但地域偏狭。原闽中郡北土的“回浦”、“章安”成为“临海”，“永宁”成为“黄岩”，东越的“东冶”即为“福州”。两汉的“章安”，到晋、宋的临海郡，仅有今台州、温州、丽水之地了，唐以后只有临海、黄岩、天台、宁海、仙居等六县之地了。章安是东南都尉的治所，临海郡的行政所在地；且地处黄岩澄江和临海灵江两水汇合出海处，那么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在今临、黄两县界处的章安，当是可信的。
  其二，再从章安当时所处地位看。章安在临海郡东端，依山面海，气候温和，有山海之饶，古代文明发达甚早，有过一段古港辉煌的历史。章安是临海郡政治军事的重心，水陆交通亦甚方便。汉初“建回浦县，治章安”，汉昭帝时在会稽东置东部都尉，尉治或在章安或在鄞，“后徙章安，而不再迁”。东吴少帝太平二年置临海郡，辖今台州、温州、丽水等地区，郡治亦在章安。海上航运相当发达，北上辽东，南下海南；临海郡内的横屿、温麻、永宁，建有较大规模的造船基地，与建安、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往来。卫温、诸葛直率军从会稽东出海，章安港门开阔，海运方便，军事政治地位更为重要，所以沈莹注曰“由临海东入海行”，出海地点指的就是章安。
  再从章安考古来看。７０年代初台州椒北考古曾发现魏晋时期的“校尉”将印，疑与卫温、诸葛直远规夷洲有关，可惜“文革”期间散失。又今杜桥、大田等地发现多处古代冶铁遗址，两汉魏晋的砌砖墓穴，砖面有线纹、鲤鱼纹、草席状纹和绳状纹。黄岩（永宁）在秀岭发掘过５６座东汉至南朝刘宋坟墓，其中有２１座为纪年墓，墓砖为隶书阳文，也以线纹、鱼纹为饰。所以，叶国庆和张崇根先生在其所撰论文中，都较为肯定地指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的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使时带过去或传过去的。”①其目的是为东吴远规成功后，用作砌砖筑城，以标示吴国的版图。
  其三，从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的有关资料判断。沈莹是孙吴后期人，其出生当在卫温、诸葛直出使前不久。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中称“吴有沈珩，字仲山，吴郡人，……莹与珩各皆从玉，或昆季行”，认为沈莹“大抵吴兴武康人”。说他后来出任过丹阳太守，从其所撰《异物志》中，对临海郡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山川地理、海陆异物、风土人情极为了解，在出任丹阳太守前曾担任临海郡守一类官职当有可能。再者，前文述及临海东阳人柳荣、丞相张悌、护军沈莹、孙震，张悌是临海人，柳荣是临海郡人，可能是张悌或沈莹在临海郡时的幕僚，是沈莹从临海奉调丹阳时跟随去的。沈莹在临海郡有这么一段仕途经历，人事关系故十分熟悉，也能比较确切地描述台湾人民生活、风土习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为弓矢，取生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等，至今台州人民还保留着。自然，沈莹了解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的一些真实情况，故吴壮达先生认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洲之事当在公元２３０年一役之后，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也可能与此役有关，或直接从此役取得。”②总之，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为沈氏撰写该《志》提供宝贵而丰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在临海东”，不注“句章”、“福州之东”，而“临海东出海章安”，当是此役出海港口确定无疑。
  其四，这里要强调一笔的是卫温、诸葛直率军出使台湾，从章安出海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前述浙东爆发频繁的山越动乱。东吴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赣、闽、皖和苏南诸地，孙氏割据江东并向东南沿海开拓，一是遭到当地山越反抗，二是吴郡会稽世族的权争利夺，构成吴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孙吴统治集团把山越视为“心腹大患”。东吴著名大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对孙权曰： “山越旧恶，依险阻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名噪江东、被孙权赞为“功轶古人，勋超前世”的诸葛恪，在担任丹阳太守期间，坚壁清野，剿抚兼施，用了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丹阳和吴郡两界的山越，迫使十万山越出山归降。而当东吴剿灭山越战事由西北向东南挺进时，那么，浮海追击逃亡海上的山越，作为临海郡治、东南都尉治所的章安，自是最为理想的出海港口。
  其五，《资治通鉴》卷七一记：“太和四年（２３０），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全综谏曰：“夷洲殊方异域……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俱不能返，所获何可多至”。① 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看来，由章安出海征剿逃逸海上的山越，是孙权早有计划、早有组织的一项开疆拓土的政治军事战略。不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筹集万人水军，断然出海。浙东章安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出海穷追远逸之山越，实为便利。若福州，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若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势地利亦有所不能。
  以上五者，我认为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的出海港口，应为章安，即今台州椒江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