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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水土异物志》，三国东吴沈莹撰。这是一部记载当时临海郡海域物产、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出色地域志。我们从元朝黄岩人陶宗仪和当代台湾史名家张崇根先生校注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本来看，当时临海郡地域广阔，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有今台州、温州、丽水、建瓯、福州等地区。该书内容丰富，涉及面颇广，在述及浙南、闽北沿海山林江海的名产、特产，特别是描述安家、毛民和台湾高山族的地方风情、社会生活、宗族群体时， 尤为具体生动，异常精彩。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东南沿海越族和高山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南，以至于南海各地海上交往的一部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具有极高的资料和文献的价值。刘知幾评曰：“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多……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张崇根也称：“质言之，从《沈志》中、可以窥见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研究海洋鱼类的科学知识之一斑。”①且因《临海水土异物志》（以下简称《沈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公元２３０年孙权遣将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船队，泛海远规台湾，此役为我国以政府名义，大规模出航台湾，并第一次行使国家权力的最早证明，该书有极为重要的海运价值，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作为地方史志，它可和浙省最早的方志力作《越绝书》相媲美；作为历史地理著作，可和当时的康泰、朱应《扶南异物志》、《外国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法显《佛国记》等并驾齐驱，堪称中古时期名扬中外的瑰宝典籍，在中外航海史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沈志》散佚，著录于正史《隋书·经籍志》，后两《唐书》亦予以节录。最早引摘该书的是晋戴凯之《竹谱》：“所记竹类七十余种，皆叙以四言韵语，词旨古雅，多存古义”，不少竹类分目采自《沈志》。此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南朝孙诜《临海记》、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刘知幾《史通》、欧阳询《艺文类聚》、段成式《酉阳杂俎》、李善《文选注》、宋李昉《太平御览》、元陶宗仪《辍耕录》、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董斯张《广博物志》、陈元龙《格物镜原》等著名典籍，以及浙省著名方志《四明志》、《台州府志》等亦予以摘引抄录。
  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但他十分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著述。
  他担任扬州总管时，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汇辑，前后二十载，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雁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① 《沈志》是出名的著作，隋时应还存世。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台州有著名的萧道人起义；唐初有两浙睦州陈硕真、吴灵光起义，还有开元、天宝期间的袁晁农民起义，可能毁于兵祸，所以唐宋以来，就已没有《沈志》的全本了。其后的历代文史学家、科技学家都比较关注是书，文献典籍仍不乏摘引，考订注释的辑本也都出自名家；此足以说明《沈志》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影响也很大的一部名著。所以北大著名教授张政烺先生说：“《沈志》记载翔实，历代著述征引者多，故原书虽不传，但却保存了大量引文，为一部有名的著作。”②总之，我国学者对该书评价甚高，费尽心力，搜幽探奇，予以辑校注解，恢复其庐山真面目。可惜，东吴临海郡僻处我国东南海滨，远离当时政治经济重心西安、洛阳两京，关山辽远，江海阻隔，有关临海郡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海上航运等情况，中原史家很少关注，故史志记述缺漏疏略。即如《三国志·吴志》、《三吴郡国志》、《会稽典录》等，对该书也未有任何具体著录， 研究者难有问津。后来浙东著名文史学家如陶宗仪、杨晨、杨绍翰、姚振宗、章宗源、洪焕椿等或为考释，或为辑本，然均不完整。近人台湾史专家张崇根教授研究和辑校《沈志》，８０年代初曾亲临浙闽沿海考察查访。来临海市时，我适由北方调来家乡，参加了该市为之召开的几次座谈会，我还发表了有关作者沈莹籍贯，以及卫温、诸葛直从章安出使台湾等研究文章。张教授回京之后费尽心力，对《沈志》“重新辑录，驳杂不纯，并加校订，与陶宗仪辑本并诸家考证，重编成册”，遂成今日最佳辑本，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这对于我们研究是书和三国临海郡的海上航运、古代台湾高山族情况，确为一大福音！但由于该书早已散佚，涉及全书概貌、作者沈莹生平、临海郡概况，如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等诸多重大问题，至今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叹，都要我们认真予以研究和探析。
  一、关于《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作者《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隋书·经籍志》确称东吴吴兴人沈莹撰，但有关生平事迹和撰写该书的一些情况，未作任何具体的介绍和说明。查《三国志》的本纪、列传，只有《吴书·三嗣主传》记载公元２８０年晋将杜预、王浑、王浚率师南伐东吴时，“（王）浚、（王）彬所至，则土崩瓦解，靡有御者。（杜）预又斩江陵督伍延，浑复斩丞相张悌、丹杨太守沈莹等，所在战克”。《晋纪》和《襄阳记》注引此事，提及沈莹奉命过江逆击晋军时，有几段零星文字，今摘录如下： 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成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众才七千，闭栅自守……沈莹领丹阳锐卒刀木盾五千， 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战阵，于是以驰淮南军，三冲不动。退引乱，薛胜、张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版桥，获悌、震、莹等。① 《襄阳记》对于沈莹参加渡江逆击战，还有一段是专记沈莹向张悌建议如何保存实力、伺机决战的文字： 晋来伐吴，皓使悌督沈莹、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击之。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
  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
  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 “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遂渡江战，吴军大败。② 由上所见，沈莹和张悌、孙震、诸葛靓等都是吴国败亡前夕，负责抵抗晋军的主要文武将相。当时晋军声势浩大，杜预、王浚、王浑等六路南下，“大船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橹楼，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长江沿岸，特别是建康、牛渚一线，“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吴国孙皓淫暴无度， 众叛亲离，张悌、沈莹等明知众寡悬殊，军心已散，但仍率众迎敌，以殉国难，无愧为“故自取死”的忠臣义士。而沈莹文武兼备，英勇杀敌，擅长水战，又善谋略，主张在晋军浮江南下之际，不可逆击硬拼，“宜畜众力”，保存水军于战略要津牛渚，机伺出奇制胜。可惜丞相张悌不听沈莹建议，决意“渡江逆击”。沈莹所率青巾军屡陷敌阵，最后仍不免全军覆没。
  不少史家因为沈莹是吴兴人，时任丹阳太守；不是临海郡人，又未到过临海郡；最后又死于渡江逆击的板桥战役中，故而怀疑沈莹缺乏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的条件。且该书全面涉及临海郡以及台湾山川地理、海陆物产、风土人情，其不至该地，又不在该郡任职，是断难写出这本包罗万象的海域地域志的。这些怀疑，似有道理，但却难以推翻沈莹撰写此书的基本条件和因素。如结合当时吴国内外的一些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孙权大力开拓海运，尤以东南沿海山越动乱频仍不断，镇压动乱的东吴将领又频繁调动，难说沈莹没有到过临海郡内，或在那里担任过地方的文武官职，并因之而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的。
  其一，从孙权政权不断派遣文武将领大力开拓海运和镇压东南沿海山越民族的叛乱来看。孙氏立足江东，其先是以三吴、会稽作为他的根据地，集合南北士族力量，主要是会稽、三吴土著望族和北方南下避乱的士族，以为政权基础。然后拼力向东南沿海开疆拓土，发展海运，壮大实力。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土著越人，特别是浙闽一带的山越，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综观东吴一代，江东统治集团镇压山越的战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动乱之频仍，反抗斗争之残酷剧烈，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罕见的。孙氏三代，从孙坚１８９年起兵征讨会稽郡的自称越王的许韶、许昌父子叛乱起， 至孙皓投降晋国的八九十年间，孙氏政权始终把山越视为“心腹之大患”，征剿不断；而山越人民的反抗也是频繁四起，绵延不绝。虽然后来都把他们“乞出平地，从化平民”，“明立部伍，义出作兵”，但孙氏政权也在长期征剿和镇压山越的内耗中逐渐衰亡下去。因此，东吴统治集团的文臣武将，几乎都参加过征剿和镇压山越的战事，尤以镇压顽强反抗的浙闽山越的动乱，那就更多了。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三人是如此，周瑜、鲁肃、顾雍、陆逊和诸葛恪等重要大臣也是如此。查《三国志·吴志》所列东吴文武列传，如太史慈、吕范、程普、吕蒙、黄盖、韩当、周鲂、甘宁、蒋钦、朱治、朱桓、贺齐、全琮、吕岱、钟离牧等，无一不曾参加过镇压山越的战事。他们也多在参与镇压山越之后，被擢拔为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将吏。如籍贯会稽的贺齐，曾为永宁长，“进兵建安、汉兴，立都尉府，讨治山越，无不用命……斩首六千级，豪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
  被孙权擢为“平东校尉”的$ 春太守钟离牧，会稽山阴人，“会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出牧为监军使者，讨平之；贼帅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位，充兵役”，后“迁公安都督、扬武将军，封都乡侯”。① 周鲂，吴郡阳羡人，“鄱阳大帅彭绮作乱，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戮力征讨，遂生擒绮”，史称“鲂在郡十二年， 赏善惩恶，威恩并行”，孙权还称赞道：“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后加裨将军， 赐爵关内侯。② 蒋钦，九江寿春人，“会稽、冶贼吕合、秦狼等为乱，钦将兵讨击， 遂擒合、狼，五县平定”，升为讨越中郎将，“后召还都，拜右护军，典领辞讼”。③ 再如潘濬，武陵汉寿人，“五谿蛮叛乱盘结，权假钺节，督诸军讨之。信赏从行，法有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后封“浏阳侯，迁左常”，还和陆逊俱驻武昌，“共掌军事”。④ 以上诸人，来自各地，但以三吴、会稽居多，他们后来擢拔为中枢将相、护军太常；或为地方郡尉、太守、中郎、督军，一般都有过一段较长的征剿山越的经历，取得功勋；其中不少都曾来过浙闽，镇压过山越。所以不能排除出生于吴郡、担任丹阳太守的沈莹，早年奉命征讨过浙闽山越，并在临海郡内充任过地方文武官职。因为有了治绩，调回建康，尔后又以丹阳太守主持“青巾军”， 协助丞相张悌总督军政，以抗击晋军。再从时间上看，自２３０年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至２８０年晋军南伐、沈莹渡江逆击败死版桥，中间有５０年。沈莹熟习水战，又负责前军逆击的重任，故早年来临海郡，担任过文武官职，征剿过浙闽一带山越动乱，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襄阳记》和《晋记》所载，丞相张悌和沈莹所率三万吴军，是“济江逆击”的，即可知沈莹亲率水军，擅长江海水战，且其所率的青巾军作为主力军， 执行安营于“牛渚”的重任。牛渚，“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二十里突入（长）江处之采石矶”，素为南北水军之必争之地。当年孙策曾攻刘繇于牛渚营；赤壁之战周瑜也曾在此屯驻水军抗击曹操。又丞相张悌，据《嘉定赤城志》说他是临海人，自然和沈莹十分熟悉，故沈莹再三建计丞相张悌，“宜畜众力，待来一战。
  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此足说明沈莹、张悌皆深悉水战，主张凭借牛渚伏兵水域，出奇制胜。如他自己所云“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应该说是有相当见地的。这也说明张悌和沈莹有可能在浙闽沿海担任过太守、都尉等职，擅长江海水战。所以晋军南下时，孙皓就任命沈莹协助丞相张悌，统率部分水军进驻牛渚要塞，逆击晋军。
  其三，吴国濒临东南沿海，孙权是一位主张大规模开拓海航的倡导者。在他执政期间，因北有强敌曹操，西有刘备掣肘，竭力向东南沿海开疆拓土。故而他大力发展水军，征伐浙闽沿海岛屿的山越；而且为了组织一次一次的远洋航海，在临海郡的永宁、东冶、横阳、温麻、建安等地设置船屯，拥有一支庞大的工匠队伍，修造战船。周处《风土记》称临海郡的永宁、温麻造船非常著名，其文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豫木，会五板为一大船，因以五会为名者。”①后来在都城建康、丹阳一带的长江沿岸，出现“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千檗戈矛，而望之若山”的巨船。由此看来，沈莹可能早在临海郡任职都尉，其后出任丹阳太守，亲率青巾驻军牛渚，孙吴中央对他任职应是合适的。
  可见，沈莹有可能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并了解一些有关卫温、诸葛直从临海郡章安出使台湾的一些情况；而孙皓信任他，命他协助张悌渡江逆击，就是因他在临海郡任过职，和张悌有过密切关系，以发挥他们“水战”所长。
  其四，值得注意的是渡江逆击时，奉命随从督军，并参与军事的还有一些和沈莹关系相当密切的来自临海郡的军政要员，如东吴主持沿江军政，后来又和沈莹一起负责渡江逆击的张悌。《嘉定赤城志》载：“张悌，临海人，为东吴丞相军师，天纪四年为晋兵所杀，见《吴史》及《搜神记》。”（《襄阳记》说他是“襄阳人，字巨先”，可能有误。）张悌是沈莹的顶头上司，孙皓又一起任命渡江逆击的文武将帅，更有可能一起由临海郡调来京师，张悌牺牲之后，还有一个和沈莹共患难的柳荣，也是临海郡松阳人。《搜神记》载：“临海松阳人柳荣从悌至杨府，荣病死船中二日，时军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激扬，遂活。荣曰：上天北斗门下率见人缚张悌……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其日，悌等战死。荣至晋元帝时犹在。”①柳荣和沈莹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已无文可考；但他作为随从，及至张悌和沈莹败死时还在一起，我怀疑他可能是沈莹在临海郡担任太守或都尉时的下属吏员，以随从身份一起来到丹阳，助理和筹划水战，这不也是很有可能的吗？此外，《吴志》、干宝《晋纪》、《襄阳记》和《搜神记》中，还有一些和沈莹间接接触的东吴后期重要官吏：如屈晃，尚书仆射，临海郡章安人；任奕，御史中丞，临海人；还有虞翔，临海人，后为鄱阳太守等。所有这些，证明沈莹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最有可能；为《隋书·经籍志》等正史典籍所确认，后来学者都不否认《沈志》作者确系沈莹，那当是无疑的了！ 二、关于《临海水土异物志》之内容《沈志》作为三国东吴临海郡的一部地域方志，从目前张崇根先生所考证注解的辑本来看，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了夷洲、安家、毛民三个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而对夷洲之叙述尤为详细。该书首先提及的是公元２３０年东吴遣将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并详细而生动地介绍了夷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生活和风土民情。其文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障。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又说：“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 交合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划其内有文章，以为肴好也。
  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作矢镞刀斧，擐贯珠王当。……取生鱼肉盛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又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长十余丈，以着庭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说明当时台湾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开始纺织，能作细布；人民已能使用金石并用的生产工具；自号为王，民风比较强悍，善于战斗，社会形态似应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折时期。
  第二部分，即第２和第３则专记浙闽沿海岛屿的安家和毛民两个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如记安家：“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外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民相似。父母早死，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食歌舞毕，乃悬高山岩石之间。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又说：“民皆好啖猴头羹，以菜和中以醒酒，杂五肉月霍不及之。
  其俗言：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至于说到毛民，其文曰：“毛人之洲，乃在涨屿。身无衣服，凿地穴处，虽云象人，不知言语。齐长五尺，毛如熊豕，众辈相随，逐捕鸟鼠。” 夷洲即今台湾无疑；安家，我们从《沈志》所述临海郡各地海特产分布来看，应是浙南闽北沿海的越人。所记罗江、安阳两地，在今浙江瑞安以南和福建的建瓯、福州一带的东越人民。毛民从其生产、生活习俗所见，学者有说他们居于浙闽山区，也有说浙闽沿海岛屿，也有说辽远的海南。按文中所述“乃在涨屿”，又云“象人，不知言语”，其习俗应和夷洲人相似，我以为当在浙闽罗江、安阳海外的涨屿，即海岛。如第１３记比目鱼：“似左右分鱼，南越谓之极鱼。”很明显，作者把临海郡的闽越、瓯越，和南越在地域上截然分开的，故毛民不可能是海南人。如果说是浙闽山区人，也不好说“乃在涨屿”。屿者，乃海中之小山，大者为岛，小者为屿。浙闽沿海有许多岛屿，毛民应住在这些岛屿上面。由于与大陆有大海之隔，因此生产、生活、风土人情和夷洲更相近而已！ 不少研究古代越族的史家认为夷洲、安家和毛民名称不同，习俗则大同小异， 应同出东南越族，或即东越。台湾高山族，是台湾所有少数民族的祖先，但他们是从大陆东南沿海流徙过去的。
  国强先生在《闽台民俗谈》一文中，认为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连在一片， 后因地壳运动，形成台湾海峡；在七万年前至一万年前大陆退潮期间，台湾和大陆又连接起来。自“一万年开始的大海浸之后，才又被台湾海峡分开”。① 并说：“在台湾发现的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右镇人，就是从福建等地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台湾的。”综观台湾远古历史，从距今四千年左右在基隆河下游由当地居民创造出的大岔坑和园山文化，其后在东西海岸漫延而成的卑南和大湖文化，及至最后形成的三行铁器文化，都和浙闽一带出土的同时代的石器、铜器器物和铁器用具十分近似。只是因为地处海岛，自然条件较差，人口又较稀疏，所受大陆以至中原文化的影响限制又较多，所以显得落后许多罢了。最近台湾考古学家在卑南遗址中发掘了上千座古代墓葬，其中“八里乡， 西新庄子发现的铜铁和陶瓷日常用具，也和浙南闽北的用具十分相像”。总之，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气候、物产以至水土风俗也十分相近；以后地壳变动，形成台湾海峡，但由于人民传统擅长航海，因此海峡两岸很早以前就有密切的往来，他们共同为开辟浙闽沿海和台湾海上航道，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我国学者认为古代文献如《尚书》所记“岛夷”、《史记》所记“瀛洲”、《后汉书》所记“东鳀”，还有《三国志》中所记“夷洲”，都是对当时东南沿海岛屿的总称。至于三国时卫温、诸葛直所到的夷洲则是台湾，乃确定无疑。《三国志· 吴主传》记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时提到：“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又说“夷洲……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入海行”；又说徐福“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以五谷种子，百工”，到了“平原广泽，止王不来”。① 关于“平原广泽”，中、日学者众说纷纭，有认为澎湖、台湾，也有认为日本的。《沈志》注引此事：“今人相传，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国中至今庙祀徐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夷洲在东海中，共数万家。
  至今洲上人民有至会稽市易者。”可见，文中所指地域，平原广泽和夷洲不是一个地方，徐福庙则在日本，徐福“止在此洲”，应为日本；卫温、诸葛直所到的夷洲，应为台湾。至于东海中的东鳀，应是今舟山群岛，亦有云澎湖、海南岛。至于《沈志》所记三国时期沿海岛屿和台湾高山族等地人民已能种植五谷，开始使用铜铁等情况，特别当地民风载歌善舞，以及“父母死亡，杀犬祭亡，饮酒歌舞毕，乃悬棺高山岩石之间”，和古代浙闽沿海越人“歌似大嗥，以相娱乐”的风情是一样的。《北史·流求传》也有如下的记载：“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 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这些风情，和两汉期间浙闽越人的庆典“牛酒大会”，及当地越人死后的“悬棺葬”，真是同出一源，如出一辙。总之，浙闽大陆和东南沿海的岛屿、台湾、海南岛等地，经济文化的民间交往，应该早在夏商之时就广泛展开了。而以政府名义出航海上，大规模而有目的、有计划开发台湾，还应从三国东吴派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开始的。
  第三部分，即从《沈志》第４开始，主要记述浙闽沿海的地方特产，文中称“北起临海峤、永宁”，我以为在今临海、黄岩、温岭一带；“南及东冶、闽侯”，应止福州一带，这正是东吴临海郡辖区。文中所记海域特产十分生动具体，描述细致入微。如写海产第１９：“牛鱼，其形如牛，剥其皮悬之，潮至则毛起，潮流则服……”第５８：“宛鱼，三月生溪中，裁长一寸，至十月，东行还死海中，香气闻于海上，到时日辄复重生。”如写山陆特产，那就更加兴味盎然，第７３：“羊蹄，似蚌，味似车螯，罗江小卢有之。”第１０１：“蜈蚣，晋安东南吴屿山蜈蚣，千万积聚， 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第１０３：“山鸡，状如人鸡，安阳褚山中多此鸡，恃距好斗，当时以家鸡置其处，取即可得。”第１０９：“世乐鸟，五色成文，丹喙赤头，头上有冠，鸣曰天下太平，王者有德则见。”第１１２：“江潮鸟，大如鹳，长八寸，潮上即鸣。”如此山珍海味，至今浙闽沿海也还有的。
  至于写到水果形状、味道、特色等，更加精彩。如第１３５：“鸡桔子，大如指， 味甘，永宁界有之。”第１３７：“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与梅子相似，出晋安。”第１３８：“王坛子，如枣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乙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第１４５：“丹丘谷，夏冬再熟。”第２０５：“婢屣，亦有奴屣，其名双偶，其形两肖，味皆堪啖，出临海峤。” 总之，《沈志》所记野生动植物和山珍海味，内容丰富，记述形象生动，能在我国三、四世纪之交的中世，出现这样一本兼及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又反映浙南闽北等沿海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或海域特产志，令人惊服。无疑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和海洋海产知识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们研究海域特产的最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以历来史家对该书都有不同寻常的赞誉。刘知幾说：“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志》，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夥，谅非一族……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①石声汉认为：“《沈志》即是一些很值得重视的材料……把野生植物驯化来供给自己的需要，就是农业科学知识的开始”。陶楝在《异物志》序中则云：“《沈志》所记各物，以类相从，汇为一篇……至所记各物，大都奇异，为西人记动植物者所未详，其精核处，或过今人”。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作为地域性的动物学、植物学、海产学，还是人文科学、农业科学的记录，《沈志》无愧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世最出色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兼及的科学著作，它在世界科学史、航海史上都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三、关于卫温、诸葛直率军远规夷洲《沈志》所记关于卫温、诸葛直远规夷洲（台湾）之举，在《三国志》的《吴主传》、《陆逊传》、《全琮传》等也有记载。《吴主传》称：“（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澶洲者。
  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又载：“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资治通鉴》转引此段，述及卫温、诸葛直被诛时提及：“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九。” 卫温、诸葛直率军远规台湾，是从临海郡的章安港出海，这在台州历史上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和喜事，从卫温、诸葛直个人结局而言乃是悲剧；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陆与台湾大规模海上交往的首次记录，却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史家十分关注此举，但我国古籍语焉不详，诸如出海动因，出海地点，军行经岁等情况，至今并不清楚。
  关于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的动因，我们从《全琮传》和《陆逊传》中得知这是一件大事，孙权是付诸廷议的；但大臣们多数持怀疑和反对意见。陆逊就说：“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优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复思维，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那么孙权为什么还要执意远规夷洲呢？ 当时“魏之势强，蜀之义正，吴介其间，而皆不敌”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孙权制定以弱制强、以退为进的方针，而面向东南、海南沿海，开疆拓土，增强实力，以和魏蜀竞争统一： 其一，东吴远规台湾，是孙权海上开拓战略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孙权和曹操、刘备一样，都是以天下一统为己任的有作为的政治家。早在２００年鲁肃就提出：“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即“思有文桓之功，益贵重之”。① ２２８年孙权称帝，更是雄心勃勃：“今汉吴既盟，戮力一心，同伐魏贼，普天一统。”②他开始全面开拓东南沿海，并且筹划大规模的海航活动。他曾派遣张弥、周贺等七次远征辽东，深入朝鲜高句骊。其后又派吕岱远涉南海，“既定交州，复讨九真”。又遣从事朱应、康泰“南宣国化，既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③ 与此同时，派遣卫温、诸葛直率军万人远规台湾。孙权充分地利用吴国的天时地利，以及东南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追求和实现“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海上强国。可见，孙权海上开拓事业是相当宏伟，并全面规划的：北起辽东高丽，南及东南亚和南洋群岛，还和当时大秦有过间接的海上往来，所以史家说东吴是当时东方的海上强国。史载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孙权后来还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于道物故， 往还本国”。④ 史载孙皓亡国时，晋军王浚收其图籍、金银、米谷之外，还有舟船五千余艘。这正如他对朱桓、陆凯等所说“孤当与君共定天下”，必先完成“汉文犹难远征”的航海事业。
  其二，２３０年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前夕，临海郡内的东冶、建安，以至会稽、汉兴一带的山越动乱频繁不断，特别是临海东冶一带的山越。那里“东濒瀛海，百川灌注，万山之中，群峰攒簇”，而民风十分强悍，“好战善武，高尚气力。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狁之升木”。如临海郡的斯从、吕合， 松阳、汉兴的洪明、洪进，势大地广，屡剿屡起。“贼帅洪明、洪时、苑御、东免、华当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泽，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 同出余汗。”⑤要消灭这些活跃在浙、闽、赣交界一带的山越，要耗费极大的军力财力，即便平定下去之后，他们必然还要继续反抗，或“隐逸于山林之中，或逃亡于滨海之上”。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的庞大水军远规台湾，显然是由于浙闽一带山越动乱所引发，而且也是孙权谋取海上强国，必须全面削平东南越族的一个重要部署，以最后实现海内统一的总目标。
  其三，三国之争，也是土地、人口之争。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诚如陆逊所云：“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骆统也说：“臣闻君国者以据疆土为强富，然财须民生，疆赖民力，威持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六者既备，保族宁邦。”孙氏征讨山越，浮海夷洲，经涉不毛，也是为了扩充地盘，掠夺人口。如陆逊攻克庐陵三郡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诸葛恪讨平丹阳山越“献戎十万”，陆胤征伐建安夷贼，“前后出兵八千余人”。陈表在新安“广开降纳，以充部伍，得兵万余人”，然后“筑城据守，增设郡县”，扩大吴国统治区域。诸葛恪取得淮南东兴时，“更筑大堤，右左结山，狭筑两城”。① 又“赤乌四年秋八月，陆逊城邾”②。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也屡见不鲜。总之，东吴征伐山越，扩大地盘，增置郡县，如当时先后设立的临海郡、东阳郡、安阳郡、建安郡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增置的。
  至于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的出海地点，有云“自会稽东县入海行”，有云“自句章”，或“东冶浮海，求夷洲”。笔者经考析认为是从当时临海郡的章安出海的。
  其一，从有关史籍判断。《三国志·吴主传》谓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澶洲。”《资治通鉴》卷七一太和四年引《后汉书·东夷传》云：“会稽海外有夷洲及澶洲，……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至澶洲者”。
  东吴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注引此条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东）二千里，土地无霜雪”。又孙诜《临海记》云：“夷洲在郡东二千里，众夷所居。”可见， 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是从“临海东”出航的。《元和郡县志》云：“临海，本汉回浦地，后汉更名章安。”又《后汉书·会稽郡》和晋司马彪在《续汉志》注冶地曰：“冶即章安故地。”又曰：“章安故治冶。”晋《太康记》也云：“冶，鄞县南回浦乡”。回浦、冶即章安，说明此次夷洲之行，是从临海的章安出航的。又《沈志》述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时提及“安家之民”毛民等，即东吴时临海郡安阳、罗江一带的人。安阳、罗江，还有永宁，应是临海郡南部或南端，是临海郡船屯的所在地，当时有部分船只是该地制造并出海的。综上所记，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从会稽东临海郡之章安出海，当然有史籍明文为证的。
  旧志书有关东冶之地说法之一，有认为东冶乃福州东冶；有认为东冶乃临海郡的章安或永宁（即今黄岩）。查古时凡以冶命名者，皆与冶铁有关：福州有冶山，传古有欧冶子尝铸剑于此；南京有冶山，亦传吴王夫差盖置冶铸之所于此；又襄阳鹿门山旧有冶城，亦因有冶铸之所而闻名。又《台州府志》、《临海县志》有“铁场”之名，亦载章安和临（海）黄（岩）交界之牛头山是“古冶铁之所”，今章安还有铁场大队。但细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一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与冶铁无必然联系。所以司马彪《续汉志》则云：“冶即章安故地。”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进而云：“冶即今台州章安故县。”章安即冶之说法，在两汉三国时是正确的。至于永宁，《后汉书·郡国志》云：“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永宁应在今黄岩、温州一带，当时重心应在黄岩。所以我认为福州的“冶”，应到了隋唐时期，台州地域缩小为临海、天台、黄岩等六县， “冶”县南移到了福州。今台湾史家叶国庆和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张崇根先生也认为“东冶在东吴时有曰永宁，永宁应是黄岩”。明万历《黄岩县志图》云：“黄岩襟海枕山，为闽广吴越之门户，古东南一大都会。”推而广之，所谓“会稽东县”、“东冶”、“回浦”、“安家”、“永宁”、“罗江”等实则皆在临海郡内，或为“县”，或为“乡”。后来这些地名发生变动，是汉武统一了东南越族之后，政治控制向南，经济开发南移，浙闽一带的地名也渐趋确定，但地域偏狭。原闽中郡北土的“回浦”、“章安”成为“临海”，“永宁”成为“黄岩”，东越的“东冶”即为“福州”。两汉的“章安”，到晋、宋的临海郡，仅有今台州、温州、丽水之地了，唐以后只有临海、黄岩、天台、宁海、仙居等六县之地了。章安是东南都尉的治所，临海郡的行政所在地；且地处黄岩澄江和临海灵江两水汇合出海处，那么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在今临、黄两县界处的章安，当是可信的。
  其二，再从章安当时所处地位看。章安在临海郡东端，依山面海，气候温和，有山海之饶，古代文明发达甚早，有过一段古港辉煌的历史。章安是临海郡政治军事的重心，水陆交通亦甚方便。汉初“建回浦县，治章安”，汉昭帝时在会稽东置东部都尉，尉治或在章安或在鄞，“后徙章安，而不再迁”。东吴少帝太平二年置临海郡，辖今台州、温州、丽水等地区，郡治亦在章安。海上航运相当发达，北上辽东，南下海南；临海郡内的横屿、温麻、永宁，建有较大规模的造船基地，与建安、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往来。卫温、诸葛直率军从会稽东出海，章安港门开阔，海运方便，军事政治地位更为重要，所以沈莹注曰“由临海东入海行”，出海地点指的就是章安。
  再从章安考古来看。７０年代初台州椒北考古曾发现魏晋时期的“校尉”将印，疑与卫温、诸葛直远规夷洲有关，可惜“文革”期间散失。又今杜桥、大田等地发现多处古代冶铁遗址，两汉魏晋的砌砖墓穴，砖面有线纹、鲤鱼纹、草席状纹和绳状纹。黄岩（永宁）在秀岭发掘过５６座东汉至南朝刘宋坟墓，其中有２１座为纪年墓，墓砖为隶书阳文，也以线纹、鱼纹为饰。所以，叶国庆和张崇根先生在其所撰论文中，都较为肯定地指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的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使时带过去或传过去的。”①其目的是为东吴远规成功后，用作砌砖筑城，以标示吴国的版图。
  其三，从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的有关资料判断。沈莹是孙吴后期人，其出生当在卫温、诸葛直出使前不久。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中称“吴有沈珩，字仲山，吴郡人，……莹与珩各皆从玉，或昆季行”，认为沈莹“大抵吴兴武康人”。说他后来出任过丹阳太守，从其所撰《异物志》中，对临海郡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山川地理、海陆异物、风土人情极为了解，在出任丹阳太守前曾担任临海郡守一类官职当有可能。再者，前文述及临海东阳人柳荣、丞相张悌、护军沈莹、孙震，张悌是临海人，柳荣是临海郡人，可能是张悌或沈莹在临海郡时的幕僚，是沈莹从临海奉调丹阳时跟随去的。沈莹在临海郡有这么一段仕途经历，人事关系故十分熟悉，也能比较确切地描述台湾人民生活、风土习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为弓矢，取生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等，至今台州人民还保留着。自然，沈莹了解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的一些真实情况，故吴壮达先生认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洲之事当在公元２３０年一役之后，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也可能与此役有关，或直接从此役取得。”②总之，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为沈氏撰写该《志》提供宝贵而丰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在临海东”，不注“句章”、“福州之东”，而“临海东出海章安”，当是此役出海港口确定无疑。
  其四，这里要强调一笔的是卫温、诸葛直率军出使台湾，从章安出海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前述浙东爆发频繁的山越动乱。东吴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赣、闽、皖和苏南诸地，孙氏割据江东并向东南沿海开拓，一是遭到当地山越反抗，二是吴郡会稽世族的权争利夺，构成吴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孙吴统治集团把山越视为“心腹大患”。东吴著名大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对孙权曰： “山越旧恶，依险阻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名噪江东、被孙权赞为“功轶古人，勋超前世”的诸葛恪，在担任丹阳太守期间，坚壁清野，剿抚兼施，用了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丹阳和吴郡两界的山越，迫使十万山越出山归降。而当东吴剿灭山越战事由西北向东南挺进时，那么，浮海追击逃亡海上的山越，作为临海郡治、东南都尉治所的章安，自是最为理想的出海港口。
  其五，《资治通鉴》卷七一记：“太和四年（２３０），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全综谏曰：“夷洲殊方异域……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俱不能返，所获何可多至”。① 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看来，由章安出海征剿逃逸海上的山越，是孙权早有计划、早有组织的一项开疆拓土的政治军事战略。不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筹集万人水军，断然出海。浙东章安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出海穷追远逸之山越，实为便利。若福州，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若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势地利亦有所不能。
  以上五者，我认为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的出海港口，应为章安，即今台州椒江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