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东吴在东南沿海的活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还是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船队远航夷洲一事。对此《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有简略记载：黄龙二年（２３０）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远征夷洲、澶洲，主要是三个原因：其一，因其洲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扩大军额。其二，积极向东南沿海和海岛拓展，以壮大军事、经济实力。其三，出于政治目的，对内是穷追逃逸海上的山越；对外，犹如孙权远适辽东与公孙渊结盟一样，扩充地盘，以在海上拓展后卫地盘，与曹魏抗争。
  关于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史家颇有争议，有说句章、东冶，也有说章安。
  笔者在《东吴海外拓展和卫温诸葛直从章安出使台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１９８１年第２３期）已有过专题分析和探讨。该文考析有关史籍，和章安、临海、黄岩考古发掘所得文物，以及东吴平定浙东闽北的山越动乱，断定这次“远规夷洲”是在临海郡治章安出海的。这是因为章安是秦汉以来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政治军事基地、郡治中心，当地的农业品、手工业品，特别是铁器工具、铜器、瓷器、纺织、制革、盐卤业比较发达，可以用作出海贡品， 予以交换，春秋战国至汉末三国初，民间往来就十分频繁，还因章安是通往台湾的传统转运站，并且还特别强调浙闽山越动乱对选定这次出海地点：“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浙东章安是山越甫定之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穷追远逸之山越，实为便利。若东冶，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势地利，亦有所不能。”① 这次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将领和兵众出海，规模很大，意义深远，且在海上活动一年，其后又带回“夷洲数千人”，这在中国航海史上亦属罕见的壮举。
  其一，孙权遣使浮海远规，一般都带去陆上大量物件、典籍、珍宝。即如张弥、许晏、贺达出使辽东公孙渊，“带去金宝珍物，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促进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此行亦应相仿。其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近代有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在台湾发现东吴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台湾史研究专家吴壮达教授就认为：“关于这种古砖的发现，与其说是由于当时台湾与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这次远征所遗留的物证。”这有力说明东吴远征台湾的主要目的是开拓疆土，建立城池，实现“普天一统”。“文革”前期，据临海博物馆同志称，在椒江曾发现一都尉、校尉的官印，可能与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之行有关，可惜现已流失他乡。其三，这次出使台湾，自然影响各个领域，这不仅使大陆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浙闽沿海手工产品大量传入台湾，也促使这一地区人民移入台湾， 从事开发台湾的事业。这就大大加快了台湾和大陆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并且还为沈莹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了直接而宝贵的资料。诚如张崇根在《孙吴对台湾经营》一文所评：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可说和秦朝统一南越，汉朝统一东越、闽越一样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①可惜卫温、诸葛直台湾之行，疾疫死者什之八九，穷追远逸的山越又未取得实际的成果，且军行一年多，所率万人舰队又未能在台湾坚守下来，最后仍不免为“果于杀戮，性多嫌忌”的孙权，因“违诏无功”之罪而诛杀。
  我国的历史记下了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的伟大业债，但其本人却是以悲剧结束的。孙吴为了竞争海内一统，积极开发江南，发展海上航运事业，虽然不少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又耗费极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是他充分地利用东南、海南优越的海洋地理条件和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以临海郡的港口作为出海地点，不屈不挠地组织一次又一次近海和远洋的航海活动，不仅开发了浙闽的会稽郡和临海郡，并且活跃了我国东部沿海的海上活动，推进了东南沿海和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他导演下，出现了“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东吴航海盛世，在中国以至于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其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应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