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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时期海外拓展与临海郡的海运概况，史家关注不足，典籍所及，亦较疏略，正史《三国志》、《后汉书》所录也语焉不详；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康泰、朱应《外国传》等也散佚不全。即使是郡志《临海记》以及后来的《赤城志》、《台州府志》等，所记也是残阙简略。所以《台州府志》编撰者喻长霖断言：“吾台古称荒域，僻处海滨，三代之时，人物无闻，汉晋以来，表有间见。”至于涉及海运、海交史者，更少有问津者。
  东吴割据江东，向海外拓展，主要方向有三方面：一是东北向辽东和朝鲜；二是南向海南、东南亚和南洋群岛；三是东向夷洲（台湾）和海外的日本。
  以其目的而言，有属于政治军事性的开疆拓土，也有出于经济文化的商贸交往。
  一、东北方面。东吴派遣庞大舰队，从长江口沪渎（苏州港），从浙闽沿海的句章、章安与东冶出发，七次远适辽东、高丽。其目的显示国威，争取辽东公孙渊的合作，以牵制曹魏军力南下；同时也为了夺取辽东人口和战马，补充兵源，增强军事实力。我国浙闽沿海和辽东、朝鲜的海上交往，见之于《史记》、《汉书》，早在春秋战国就已开始。《台州府志》卷十九《山川》中引《临海记》，就有关于本地和高丽、新罗的海上交往的记录。如“东镇山”，《临海记》云：“东镇山生有昆布藻类、甲香攀等物。中有四土奥，极险峻，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 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也。”又“新罗屿”：“县东南三十里，有新罗贾人舟羲舟于此。”又“高丽头山”：“在县东南二百八十里，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首故名。”这些带有传闻的记录，出自两晋的《临海记》，其史料应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说明两汉至三国期间朝鲜和浙闽有过较密切的民间交往， 不然就难以流传这些传闻和遗迹了。
  东吴出使辽东、高丽，据《三国志·吴志》所载，次数颇多，规模很大。如黄龙元年（２３０）“五月遣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嘉禾元年（２３２）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结果公孙渊称藩于吴，并献貂马。次年，又派太常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赐备物，乘海授渊”。
  公孙渊知吴国辽远难持，斩杀了张弥等人，送其首与魏，“并没其军资”。当时以秦旦、张群、杜德为首的一支小分队，脱险越过辽东，穿过崎岖山谷，远达辽东二千里外的高句骊。高句骊国王位宫接见了他们，并受吴诏，“奉表称臣”， 遣皂衣二十五人，贡貂皮千枚、曷鸟鸡皮十具，随同秦旦回建业……吴主见之， 悲喜不能自胜，皆封为校尉。东吴出使辽东、高句骊，带去大量江东地区的丝织、织绮、织绫、织葛，并以东南、海南的珠玑、翡翠、玳瑁，交换辽东和高句骊的战马、人参、貂皮等土产。诚如孙权自己所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嘉禾四年（２３５）孙权特使谢宏从高句骊返回建业，《吴书》称“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① 东吴七次远征辽东、高句骊，应带回相当数量的辽东、高句骊战马和土特产品。东吴以江东一隅之地，不怕曹魏在山东、辽东沿海的拦截，以及成山港一带的风急浪险，不畏艰险，矢志不渝，远航万里，一方面说明东吴统治者为追求“一统海内”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吴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左思《吴都赋》载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叠华楼而岛跱，时仿佛于方壶。”直至孙皓降晋时，晋大将王浚“取其舟船，尚有五千余艘”。东吴海运规模、海军力量、造船技艺的高超以及航海事业之发展，被航海史家称为“东亚海上强国”，诚非虚言。
  二、海南方面。海南和浙闽沿海的海上活动，秦汉以来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东吴对海南的开拓，有陆路的，也有从浙闽沿海南下的。东吴远征的目的，多数还是以政治军事性的开疆拓土为主，辅之以礼仪的朝贡和商贸经济的交流。东吴在取得浙闽之后，就把主要军力指向岭南的珠崖、东南亚、南洋各地。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效和战果，是对海南的正式行政管理，对东南亚、南洋的政治安抚并建立朝贡关系。其成就已超出两汉水平，在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上谱写了难能可贵的一章。
  三国初岭南和海南都十分混乱，当地的越族反叛，错综复杂，此起彼落。
  孙策渡江略地，进攻会稽太守王朗，“朗败绩，浮海至东冶（温州、闽侯），策又追击，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海南）”。② 汉献帝延康元年（２２０）孙权任命吕岱为交州刺史，首先平定了桂阳、浈阳的王金骚乱，史载“王金合众于南海界上，首乱为害，权诏岱讨之，生缚金，传送诣都，斩首获生凡万余人”。① 吴大帝黄武六年（２２７），吕岱派遣陈时、戴良由陆路南下九真、交趾，自率三千精兵，由合浦晨夜浮海，经珠崖、儋耳，“奋击七郡百蛮”，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其后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② 著名的航海家康泰、朱应，就是以“南宣国化”的名义，泛海四出，远涉重洋。一方面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典章制度“布施各国”，另一方面又带去大陆的丝织品、铁器、瓷器等物品，和海南各国交换珠玑、玛瑙等海产，促进了我国和东南亚各国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在我国海交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性意义。他们回国后写成有关海南各地的地理历史、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的《扶南异物志》和《外国传》，堪称世界早期的海运力作。由于吕岱等在海南各地的苦心经营，东吴的国威远震天竺、大秦。《南方草木状》载：“黄武年间，交趾献鲜桔十七，实同一蒂，孙权以为瑞典，君臣毕贺。”稍后扶南王遣使并带乐人及当地土产，朝贡吴国。又《梁书·中天竺传》载，东吴使臣康泰至扶南，见到天竺王派到扶南的使节，介绍我国政治、文化，又“俱问天竺土俗”。尤值得一提的是其记载的大秦商人由交趾辗转来吴都建业一事。“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谐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其后孙权还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说秦论是“古代西方来中国留名正史的第一人”。临海郡是东吴开辟海上航运和发展海上贸易的重心，重要海外交往都是从临海郡出海的，我们从“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可见秦论往返应从海南浮海经闽广，然后由浙东东瓯、永宁、会稽取陆路到东吴都城建业。吕岱、贺齐、朱应、康泰出使海东、南国，如同班超、甘英出使西域，远适大秦，都是开辟中西海上和陆路交通的艰苦卓绝的探索，具有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东南方面，自汉武帝平定了闽浙一带的瓯越和闽越，东南沿海和夷洲（台湾）的交往就更加频繁起来。加之东南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浙江和福建，福建和海南之间的交往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东吴在临海郡海域兴建了许多造船基地：如永宁、横阳（浙江平阳）、温麻（福建连江）、建安（福建建安一带）等均设有专门营造海船的船屯，拥有一支庞大的造船工匠队伍。东吴还把犯罪官吏遣送船屯作为苦力，如会稽太守郭诞因隐瞒“会稽妖言章安侯奋当为天子”，“送付建安作船”；中书令张尚“因言谈失妥”，亦送付“建安作船”。① 周处的《风土记》称临海郡温麻造船非常著名，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颇具规模：“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豫林，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东吴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史称“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水师备有各种战舰如蒙冲、斗舰、赤马等。曾为永宁、侯官长的贺齐，《三国志》称其战舰“雕刻丹镂，青益绛襜，干橹戈矛，皆取上材”，又说“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黄武元年（２２２），魏将曹休伐吴，吴军将士惊恐失色，“赖（贺）齐以道远至，诸将倚以为势，休等惮之，遂引军还”。因贺齐所率战舰“勇力精锐，疾行如飞”，故曹军望而生畏，只好退兵。贺齐为永宁、侯官长，又领东南都尉，其所率战舰有可能是永宁、建安一带船屯所造，可以南下南海，远至江淮，故云“以道远至”。
  东吴在东南沿海航运的主要枢纽，一是句章，二是章安，三为东冶。句章， 即今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章安在临海郡之东，是古代东南沿海的政治、军事重镇。两汉时期所建置的回浦（县）、东部都尉，治所均设在章安，其地“灵江汇其趾，海门峙其门”。东晋成公绥为章安令时，已是“东西列街市，高桥跨中央，湾环互轻舸，浦溆会经商”的海港贸易城市了。船舶北去乍浦、辽东，南下闽广，更加频繁起来。东冶也是重要的海港，《后汉书·东夷传》云：“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又说：“传言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不敢还，遂止此州（指澶洲和夷洲）。” 又说“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可见，章安据于句章、东冶中间，又是章安、临海郡治所，地位十分显要，两汉时期，临海郡沿海和台湾、海南岛一带已有密切的民间海上交往。即便在三国初期的纷乱期间，这一带的船舶还是畅通无阻。《三国志·许靖传》载许靖由山东避乱南下会稽，其后“会稽倾覆，便与袁沛、邓子孝等涉浮沧海，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既至交趾”。由此看来许靖南下交趾时，曾停靠东瓯、闽越，然后再浮海到达交趾。
  东吴在东南沿海的活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还是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人船队远航夷洲一事。对此《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有简略记载：黄龙二年（２３０）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远征夷洲、澶洲，主要是三个原因：其一，因其洲有数万家，掳来可以补充民力，扩大军额。其二，积极向东南沿海和海岛拓展，以壮大军事、经济实力。其三，出于政治目的，对内是穷追逃逸海上的山越；对外，犹如孙权远适辽东与公孙渊结盟一样，扩充地盘，以在海上拓展后卫地盘，与曹魏抗争。
  关于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史家颇有争议，有说句章、东冶，也有说章安。
  笔者在《东吴海外拓展和卫温诸葛直从章安出使台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１９８１年第２３期）已有过专题分析和探讨。该文考析有关史籍，和章安、临海、黄岩考古发掘所得文物，以及东吴平定浙东闽北的山越动乱，断定这次“远规夷洲”是在临海郡治章安出海的。这是因为章安是秦汉以来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政治军事基地、郡治中心，当地的农业品、手工业品，特别是铁器工具、铜器、瓷器、纺织、制革、盐卤业比较发达，可以用作出海贡品， 予以交换，春秋战国至汉末三国初，民间往来就十分频繁，还因章安是通往台湾的传统转运站，并且还特别强调浙闽山越动乱对选定这次出海地点：“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浙东章安是山越甫定之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穷追远逸之山越，实为便利。若东冶，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势地利，亦有所不能。”① 这次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将领和兵众出海，规模很大，意义深远，且在海上活动一年，其后又带回“夷洲数千人”，这在中国航海史上亦属罕见的壮举。
  其一，孙权遣使浮海远规，一般都带去陆上大量物件、典籍、珍宝。即如张弥、许晏、贺达出使辽东公孙渊，“带去金宝珍物，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促进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此行亦应相仿。其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近代有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在台湾发现东吴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台湾史研究专家吴壮达教授就认为：“关于这种古砖的发现，与其说是由于当时台湾与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这次远征所遗留的物证。”这有力说明东吴远征台湾的主要目的是开拓疆土，建立城池，实现“普天一统”。“文革”前期，据临海博物馆同志称，在椒江曾发现一都尉、校尉的官印，可能与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之行有关，可惜现已流失他乡。其三，这次出使台湾，自然影响各个领域，这不仅使大陆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浙闽沿海手工产品大量传入台湾，也促使这一地区人民移入台湾， 从事开发台湾的事业。这就大大加快了台湾和大陆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并且还为沈莹撰写《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了直接而宝贵的资料。诚如张崇根在《孙吴对台湾经营》一文所评：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可说和秦朝统一南越，汉朝统一东越、闽越一样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①可惜卫温、诸葛直台湾之行，疾疫死者什之八九，穷追远逸的山越又未取得实际的成果，且军行一年多，所率万人舰队又未能在台湾坚守下来，最后仍不免为“果于杀戮，性多嫌忌”的孙权，因“违诏无功”之罪而诛杀。
  我国的历史记下了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的伟大业债，但其本人却是以悲剧结束的。孙吴为了竞争海内一统，积极开发江南，发展海上航运事业，虽然不少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又耗费极大的人力和财力，但是他充分地利用东南、海南优越的海洋地理条件和沿海人民擅长航海的历史传统，特别是以临海郡的港口作为出海地点，不屈不挠地组织一次又一次近海和远洋的航海活动，不仅开发了浙闽的会稽郡和临海郡，并且活跃了我国东部沿海的海上活动，推进了东南沿海和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他导演下，出现了“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东吴航海盛世，在中国以至于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其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应予充分的肯定。

①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三国志·王朗传》。 ①②　《三国志·吕岱传》。 ①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① 拙文《东吴卫温诸葛直远规台湾出海港口考析》，《中国水运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① 《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