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温州、台州的社会历史发展，以上古海洋海交开拓和发展而言，春秋战国至西汉（前７７０—前２０５）是活跃时期，先后经历了五百余年，在我国海洋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页。《史记》载：“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著名越族史家蒋炳钊说：“东越是百越的一部分，其瓯越、闽越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及江西部分地区，因居住在东（海）边，涉水作舟”，海运、海交活跃，故有“海上王国”之誉。① 战国前期，楚国灭越，勾践“国破，其大多数越民，在王族的率领下，南退到浙江……再南退入灵江、瓯江流域及福建，这就是后来的东越”。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对两越的先祖提出疑义，进而认为“勾践非禹之苗裔，而瓯、闽（东越）非勾践遗族”。瓯、闽越是居住在浙南、闽北，最早进行海洋活动的一支百越宗族，后勾践遗族也有部分加入瓯越。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浙东负山枕海，其俗朴，自瓯越为一区矣。”《山海经》、《逸周书》、《周礼》等古籍明确称“瓯居海中”，“东越海蛤，瓯人蝉蛇”， 曾北上“献舟”商、周，与华夏接触，史称：“商汤命伊尹令瓯越荃葛、利剑、■ 鲗以献”，郭璞注称：“瓯越，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总之，先秦居住在温、台、丽水一带的东瓯，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地域方国、东海王国，对我国海洋海交开发，有开启之功，在我国海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公元前２２３年，秦灭楚，降越君。《越绝书》卷八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会稽……以正月甲戌至大越，留舍东亭。”秦王朝势力进入浙东，后世留舍有“秦望”者，在今上虞、余姚一带。２００８年，宁波曾召开方士徐福远渡海外的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不少学者认为出海处在余姚。秦皇于瓯越、闽越地置闽中郡，秦王朝势力进入浙南闽北。大将王翦的一支军队，兵锋至江西，又东征闽越，并徙越民于“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遗民， 秦始皇刻石徙之”。① 方士徐福为秦皇出东海“求蓬莱仙药”，当为配合政治的一项神道活动，应有可能。秦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演成楚汉之争。无诸（闽越）、摇（瓯越）率越军归汉鄱阳令吴芮，帮助汉军，合击项羽。公元２０７年至河南邓（南阳）、析（内乡），打下三秦。东瓯、闽越为汉打败项羽有功，一统东南，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高祖五年（前２０２）“复立无诸于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前１９２），“因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景帝年间，吴王刘濞叛乱，汉将周亚夫破吴，东瓯王反戈一击，杀吴王而向汉庭谢罪。闽越王好大喜功，“因怨东瓯杀其父，瓯闽交恶”。建元三年（前１３８）， “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于天子，”汉武帝派大将严助等“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封东瓯受汉爵为广武侯”。事平之后，东瓯王“率其众四万余人，处江淮之间庐江郡”。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汉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楼船将军杨仆从句章、东瓯，及余干、若邪四路进攻闽越，“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闽越王余善被杀”。② 至此，东越的瓯越、闽越归于汉朝版图。
  温台从东沤、闽中郡、瓯越，到东海王国，最后归于华夏大汉，经历了近八九百年历史变迁，瓯越居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是瓯越地处东南沿海的中枢地带，为南北要冲，地势险要，海陆物产富饶，经济比较发达， 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冶铁业、海产业、造船业、编织业也有一定规模，华夏民族重视，关系密切，早有海上交往。其次，瓯越在秦末战争、楚汉之争一直支持汉兵，受封“东海王国”，又帮助汉朝平定闽越，作出重要贡献，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要地。三是东瓯和中原华夏的海交活动日趋频繁，推动、促进海交活动，逐步成为浙东的重要港口：史载“会稽东有人入海行”，“泛海求夷洲，山顶有越王钧石在焉”，东汉时“南北海运，皆从东瓯”，①东瓯成了南北海上交往的要津，物资聚散的重要港口。关于秦汉时瓯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情况，多数学者认为所处自然条件较好，开始使用铁器牛耕，且和中原汉人有极其频繁的交往，社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一种认为东越内部互相征战，纷争不已，政治闭塞，俨然是“独立王国”，受中原影响不大，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始终处于奴隶社会阶段。
  我认为前一种看法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其一，司马迁虽在《史记·东越列传》提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水耕火耨”，但后文又称：“地势饶食，不待贾而足，无饥饿之患，故江淮之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因此不能说楚越之地农业生产仍停留原始锄耕的铜石并行时期，且司马迁本人亦未到过浙闽沿海，其所记述，未必确切。其二，考古所得文物资料，足证王国建立后越人铜铁冶铸业高度发展，越人冶铸的铜铁农具和兵器水平远超中原汉人。春秋战国时，浙闽一带的东瓯、东冶、松溪，都是当时名闻国内的冶铸之所；勾践父亲允常曾聘欧冶子作名剑，其火候、锋刃、合金达到相当高水平。《吴越春秋》描述干将夫妇“即山作冶，铸金于山”，使用“鼓櫜装炭”，制作出当时国内第一流的钢剑。在今江陵发现的勾践宝剑，更是锋芒犀利，银光闪闪，刃能断发，至今保存如新，其工艺之精，制作之美，可见一斑。在台州地区发现的战国至秦汉的青铜兵器、铁器工具，平整光亮，纹饰纤细，制作亦很精巧。１９８４年在临海上山冯出土了不少铜铁器具，在附近又发现一处冶铸窑址，存有一坑铜块，出土的铁铲、犁、臼、剑、矛，都可看出当地瓯人的冶铸规模、制作技艺已达到一定水平。考古学家认为长沙早期楚墓出土的凹字形铁、锄、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铁器之一”，杨家山６５号墓出土铜钢剑是我国“最早一柄钢剑，深受东瓯的影响。”楚越相距甚近，交往又频繁，在越人冶铸铜铁不亚于楚人的前提下，东瓯和闽越当时冶铸业自然更不会低于中原汉人了。故而可以断言，越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技艺，也不会落后于中原汉人了。
  再来看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状况。秦汉初年，浙闽一带建立东瓯、闽越两个王国；其后汉武帝统一浙闽，建置郡县；后汉又在台、温、处三州及闽北建置东部和南部都尉，治所在鄞、章安和东冶。汉初在浙南闽北先置王国，其后废王国，设立都尉、郡县，加强政治、军事统治，说明汉武帝平定东越叛乱之后，浙闽沿海完全归于汉王朝统治，其行政设置当和中原没有多大区别。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东瓯王国政治独立性较强，国王仍称王，下有侯、相、将，辅助国王行使军政事务。侯是“宗室故侯”，相是辅政长官。闽越王弟余善杀王郢： “即于相谋，即纵杀王”。侯、相有封地，权位甚重。王国可自行征收赋税，军队数目多，“东瓯有甲兵数万”，“闽越其甲卒不下数十万”。陈可畏教授认为当时浙南闽北两越“人口数在百万以上”。王国有都城，《永嘉记》载：“昔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看来规模不小。秦汉时期东越两国和中原王朝对抗达三四十年之久，没有经济实力，没有完整的政治军事机构和大量军队是不可能的。王国要保证国内贵族官吏的享受和俸禄，又要支持前方军需给养，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是难以想象的。《台州府志》载“黄岩县北十里有汉城”；又载：“县南五里，世传汉兵七十二阵没于此，属地得箭镞。”福建省博物馆于１９５９年在崇安发现一座军事城址，出土大量兵器，学者认为这是东部都尉下属的军事城堡，所有这些都可说明秦汉时期在台温建立的王国虽然名义上附属中央王朝，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较之中原异姓同姓王国，相对独立性要强，经过了汉初七八十年的政治安抚和军事征剿，到汉武帝后期才真正成为汉中央的郡县。
  这里要强调的是王国统治者借用宗数迷信加强王权，统治人民。《史记》称越人一向“信巫鬼，重淫祀”，勾践出兵伐吴，大夫文种提出“九术”，第一术即曰“尊天地，事鬼神”。王国时期立巫官，《吴越春秋》云：“越巫立越祝祀”，告诫吏民“事天神上帝百鬼”。《台州府志》载：“汉司马季主携其子法育、女济华入委羽山师西寻子”，又同勃七世孙周季道登桐柏山遇王子乔，“得道为紫庭真人”。这些均可见宗数迷信盛行，中原不少王侯子孙和名士学者来台学道。瓯越宗教迷信之威力，甚至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为之拜服。武帝平定了东越， 瓯巫勇之说：“越人信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国除。”武帝信之，亦祀天神上帝百鬼。后勇之又曰：“越俗火灾，复起屋处以大，用胜服之。”①武帝亦“作建章宫前殿，度高未央，度千门万户，亦以胜服之。” 越族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借助宗教迷信加强统治，冲淡阶级意识，这应是有力的政治、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