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隋朝以前，因台州远离政权中心，又经常陷入混战割据局面，教育的发展极不平衡。至唐代郑虔启蒙以来，才使台州的教育事业大大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南宋官学和书院的兴盛，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人才辈出、学者蔚起。南宋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台州郡守朱江在州治东韩运判宅址建贡院，由于地方狭小，不能满足台州应试士子的需要，不久即迁徙巾山兜率院。后又于巾山北新建贡院，新建成的贡院“有监试位一，考试位六，后有亭曰搴秀，为会考之地，重庑参错，为屋三百一十楹，置试案卷棚”（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但就是这样也不能解决参试士子人数日增的问题，如《嘉定赤城志》所说：“近岁至八千人， 始于报恩寺截行者寮附益之，犹虑不能容。”地下的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近年发现于临海岭外的《陈容墓志铭》记载：“有宋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台之举进士者逾七千。”（马曙明、任林豪主编《临海墓志集录》） 以科举而言，隋唐五代时期，台州的中举人数甚少。史载唐代二名，五代三名。两宋以降，由于台州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史载考取进士的有五百八十六名，武进士一百二十九名。最早得中进士者为北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黄岩县人杜垂象。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台州得中进士者仅三十七人。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间，台州得中进士者有五百四十九人。南宋咸淳元年（１２６５）台州高中进士者达五十一人。另有赐进士和大量的特奏名、上舍两优释褐、上舍该恩释褐等。诚如全祖望所说，南宋时浙东有邹鲁之称。可见文化中心也和经济中心一样，已由中原移向东南沿海。教育的兴旺发展，不仅打破了封闭的局面， 而且改变了人才结构和人际关系，同时也带动了其它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和各种艺术的发展。元代九十二年间，元廷在科举上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人以右为上，左榜的汉人、南人低一级。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其他的人则递降一级。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谓，在这种社会等级中，“色目与北人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这时期台州入仕者锐减，史载进士九名。所幸的是，临海县人达普化（泰不华）于至治元年（１３２１）高中状元。
  有明一代，据史籍和府县志记载，台州有进士二百七十一人，武进士十三人。
  其中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临海县人秦鸣雷状元及第。人才兴旺的结果，带来了台州社会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书院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自顺治九年（１６５２）至十五年短短七年时间，台州就出了何纮度、陈璜、洪若皋、冯甦、钱元修等五名进士。顺治十八年，台州知府郭日燧因临海县庠生赵齐芳、赵齐隆兄弟积欠三两白榜银，而按新例“绅衿欠粮，有司径得杖责”进行责打，致使赵齐芳伤重死亡。此事引起公愤，临海、黄岩二县诸生近四百人纷纷要求退学， 以示抗议。巡道杨三辰以“诸生近海，谋且叵测”告于浙江总督赵国祚。赵国祚不事调查，仅凭杨三辰之言而罗织成狱。为首的水有澜、周炽二人被绞杀， 四人死于狱中，六十二人流放辽阳上阳堡，其中二人又死于押解途中。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刑部又行文台州，涉案人员的妻子同流。这一事件被称为“两庠退学案”。“两庠退学案”对台州教育事业和科举考试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代价无可估量。自康熙十八年至宣统三年二百三十二年间，台州得中进士者史载仅三十三名，武进士四十三名。这绝对是台州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