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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师长前辈的嘉许青年黄绾曾先后受教于谢铎（１４３５—１５１０）、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张元祯（１４３７—１５０６）、夏■（１４５５—１５３７）、林光（１４３９—１５１９）等名家硕儒，而这些师长、前辈学者对青年黄绾则多寄予厚望。
比如，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黄绾之父黄俌家居之时，为鼓励子孙读书，于台州府黄岩县城黄家府院中筑建藏书楼，名曰“业书楼”。台州前辈学者夏■受邀登楼观书，并应黄俌之请，成《业书楼记》。记文之中，夏■对黄家五子皆有评论，然对时年２３岁的黄绾评价最高，并寄予厚望：“（黄俌）五子俱贤，皆能读其父祖书，绍、绎、绾、约、■，而绾独为可畏。”①而黄绾对夏■这位前辈更是仰慕、敬爱有加，黄绾早年的几部著作诸如《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等， 皆呈请夏■作序题跋。夏■在《书困蒙稿》中明确指出：“忧时挢世”实“宗贤之志”②。在《书恐负卷后》，夏■曰：“予读此卷，见东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于宗贤虽不同，其为说而意同。盖非圣贤远业，亦无所望于宗贤。噫，世有可望如宗贤，予盖未之见也！前辈往往以语言意气许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将必不失于宗贤，以予知宗贤之真而知之也。”③在《书武侯新传后》④中，夏■对黄绾意在“志于世用”的淑世情怀，大加赞赏。这里，我们称乡前辈夏■为青年黄绾的学术知音，当不为过。
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黄绾侍父黄俌于京师官邸之时，曾一度师从江门陈献章的传人林光，林南川“许之（黄绾）以有志”，进而“教之以圣贤所当务”⑤。与此同时，黄绾先后师从过李东阳、张元祯等前辈大家，而李东阳、张元祯对青年黄绾的才学亦十分赏识。
正德二年（１５０７），丁外艰家居的黄绾，与时任太仆寺卿的储巏有通信。储巏在覆函即《与黄绾秀才》书中，对青年黄绾“攻古文词”、“以古人期之”的志业予以认同：“承惠长书并见谢、李二先生书，快读数过，为之悚叹无已。曩固奇足下，及今益奇……今世才敏之士甚多，但为时文所拘，格卑气弱，养成一种□ 熟衰飒气习，以致行己莅官皆无足观。独足下超然，攻古文词。迈往之气、特立之操，间见诸楮墨间，此巏所以敛衽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凿空逐影，妄谀后辈以自要誉也。勉旃勉旃，宗贤乎，端有望于子矣。”①与此同时，储巏、乔宇、张元桢还曾以台州先贤方孝孺比拟青年黄绾，对此，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有“储公瓘、乔公宇、张公元祯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学者称之（黄绾）”云云②。
２．同辈、僚友的评价（１）王阳明、湛若水的赞赏正德五年（１５１０），三十而立的黄绾正式出仕；是年冬即与有明一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９）、湛若水（１４６６—１５６０）结识订交，并笃志于圣人之学、之道。《明儒学案·黄绾传》对黄、王、湛三人结交过程有简要描述：“先生（黄绾）初师谢文肃，及官都事，闻阳明讲学，请见。阳明曰：‘作何工夫？’对曰： ‘初有志，工夫全未。’阳明曰：‘人患无志，不患无工夫可用。’复见甘泉，相与矢志于学。”③ 共学京师之时，湛若水对黄绾的学识才干，极为欣赏。比如在正德七年（１５１２）正月十五日，应黄绾之请，湛若水为黄绾祖父黄孔昭诗文集《定轩先生存稿》撰跋文，其中湛若水对黄绾的“文行学术”予以赞叹：“余（湛若水）久与其孙后军都事绾游，其文行学术信有由，然而直趋濂洛不懈，而骎骎乎古圣贤之域矣！”④据此，可见王阳明、湛若水对中年黄绾志业的钦佩与赏识。
（２）朱节的推荐嘉靖改元（１５２２），诏征遗逸，时阳明门生、巡按山东监察侍御朱节（１４７５— １５２３）特疏荐黄绾，赞其：“志专正道，素行惬于舆情；心存王佐，学术明于泽物。”⑤嗣后，黄绾起升南京都察院经历，并参与了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事件，并受到明世宗的赏识。
（３）何瑭的赞叹嘉靖五年（１５２６）春，黄绾第二次致仕离开南都之时，何瑭（１４７４—１５４３）受僚友之托，作《赠石龙黄先生致仕序》，其中对黄绾在武宗朝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之业绩予以彰著：“石龙在武宗朝，始仕为后府都事，时垢弊纷然，石龙悉簿正之。中有武职，依凭中贵，侵官银至万计，莫敢问者。石龙竟发其事，中贵虽衔之，无以害也。已而乞致仕去。”又对黄绾在嘉靖改元之后再次出仕南京都察院经历司经历之业绩予以告白：“石龙持宪奉公，上下倚赖，差遣刑名、簿书、出纳之际，惟清惟允，虽丝毫必尽其心。”继而又对黄绾在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中的主张予以说明：“会‘大礼议’起，廷臣意见不同，互相攻击。石龙谓：‘廷臣不和则君心疑，上下之情，扞格不通，为害非细。’乃具疏论救，因援古证今， 明大礼之所宜从甚辨。”据此，何瑭得出结论：“石龙之才之守亦略可见矣，非贤者固不能也。”与此同时，何瑭还对黄绾早年始师陈石峰习举子业，继师谢铎学古文辞，后又与王阳明、湛甘泉讲明心学之奥的师承、游学经历予以揭橥，得出“石龙之贤，谓其渊源有自，可也；谓其深造独得，亦可也，皆不必深论”的判断。① （４）席书的嘉许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礼部尚书席书（１４６１—１５２７）等受命纂修《明伦大典》，特举荐黄绾与事，称其“才堪太用，学裕纂修”。对此，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有“尚书席公书、侍郎胡公世宁各疏荐公‘才堪太用，学裕纂修’。起升光禄寺少卿，纂修《明伦大典》”云云。② 嘉靖六年（１５２７）诠选翰林之时，明世宗朱厚熜（１５０７—１５６７）对时任大理寺左少卿的黄绾亦偏爱有加，亲自提拔黄绾入翰林，兼侍讲学士、充讲官，并对其才能予以肯定：“尔以不群之才、卓越之见，故超资宠用，以图治弘功。”③ （５）王廷相的赞叹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春，王廷相（１４７４—１５４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黄绾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王廷相至南都履任之后，直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夏去京师任职。在这三四年间，王廷相与黄绾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颇为频繁。
而对黄绾的学术思想首次进行系统评价者，当推王廷相。王廷相在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初所成《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文中，以为黄绾乃是“有道之士”，视功名如浮烟流埃。“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际，视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遘于时也，结茅会友于紫霄之山，讲习唐、虞、周、孔之道， 宴然若将终身焉。及其既遘于时也，葆光韬志，逊而远之，其视矫矫亢亢，不胜其满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黄子，有道之士也。其于功名之际，曾何诩诩然居之哉？”①这里，王廷相对黄绾所秉持奉行的儒者出处之道，表示认可。
嘉靖十二年春，王廷相曾花了三个月时间拜读黄绾诗文集———《石龙集》，成序文一种，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余读《石龙集》，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重维度，扼要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要义与文学成就：“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可也。”②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
嘉靖十二年夏，王廷相在《石龙书院学辩》一文中结合自己在南都任职三年期间与黄绾的论道、交游，认为黄绾系“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 每得闻其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③黄绾也正是受王廷相的影响，逐步放弃了中年时期对阳明良知学的信仰，严“儒佛之辩”，返归四子六经之书。晚年赋闲家居之后，又重构儒家圣学道统论，发明了“艮止执中之学”。
（６）何诏的称颂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左右，时任南京工部尚书何诏（１４６０—１５３５）对黄绾任职南都的政绩有肯定性评价，许之“以明达之才，成硕茂之业”，“黄子贰礼南都也，禋祀之牺牲，登豆之果蔬，无不裁定区画，薄正民便，公廨营局医药之务，无不修缮，处分咸有实惠；摄刑部也，烛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讼狱乃清； 摄都台也，端范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宪跻贞轨；摄操江也，防御有略，经理周尽，弭盗四事，深中机宜”①。据此，亦可见黄绾的政治才干。
（７）罗洪先的钦佩江右阳明学者罗洪先（１５０４—１５６４）在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前后任职京师之时与黄绾结识，此时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黄绾，因奉使安南未行、落职闲住，二人遂于京郊别过。七八年之后，即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黄绾有书信与罗洪先，罗氏覆函（《奉黄久庵公》），对黄绾的才华、志业有高度评价：“先生（案：黄绾）抱世不常有之资，操物无以尚之志，而又当舍我其谁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关系，岂小小哉！”②言语之中，对同道黄绾得不到朝廷重用之事，表示了极大的伤感与惋惜。
３．政敌的攻击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黄绾任职南都，与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黄宗明等“议礼派”成员，一起参与了支持明世宗朱厚熜的“大礼议”活动。“议礼派”主张“继统不必继嗣”，从而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继嗣以继统”的“护礼派”成为政敌。“议礼派”与“护礼派”立场相左，水火不相容，互有言语攻击。尽管“议礼派”最终在世宗的极力支持下，取得“胜利”。嗣后，张璁、桂萼、席书、黄绾等均入京任职、辅佐世宗。但是，“议礼派”成员嗣后亦屡遭“护礼派”势力的弹劾与攻击。
嘉靖八年（１５２９），“朋党之议兴”。黄绾因早年参与了“大礼议”，即与张璁、桂萼为“同党”，再加上阁臣杨一清与张璁之间矛盾加剧，而黄绾亦被视为张璁之“同党”。此时，尽管黄绾已经离开京师任职南都礼部，但各道御史在弹劾张璁、桂萼之时，疏中时时“词连黄绾”。比如，八月十三日，工科给事中陆粲上疏弹劾张璁、桂萼，“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尽布私人， 升黜予夺，惟其所欲”，“引用乡故，不可悉数”。其中，认定黄绾系“谄佞之辈”： “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曲学阿世，虚谈眩人，由异路而躐取清华，负乘可耻，倚官势以虐害乡里，奏讦屡闻……此皆阴厚于（张）璁而阳附于（桂）萼者也”。① 二十一日，广西道御史王化劾奏一批廷臣及地方官员，“阿党璁、萼，助报恩仇，纳贿迁官，假作威福”，词及“南京礼部侍郎黄绾”。② 二十三日，十三道御史吴仲等又弹劾、攻讦朝廷内外一批官员“凶恶奸猾”、“卑污谀佞”、“狡猾卑污”，语及“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柔媚奸贪”。世宗下诏批复之时，对黄绾的“处置”均是“吏部酌议去留”。③ 十月十八日，黄绾以数次被劾乞休，世宗优诏不允。④ 二十一日，南科给事中何祉、山东道御史朱绶等又劾奏朝内外一批先前赞助“大礼”之人，言及“南京礼部侍郎黄绾”等为“大学士张璁、桂萼私党，乞行罢黜”。世宗依旧诏黄绾等诸人“各供职如故”，并严厉斥责何祉、朱绶等“蹈袭前非，徇私报复，各夺俸半年”。⑤ 不难发现，黄绾尽管屡次受到御史的弹劾、诬陷；但毕竟因“议大礼有功”，世宗亦“念之”，曾在一道诏书中明云：“（黄）绾素秉忠诚，其安心于位。”⑥ ４．学者的批评晚年黄绾落职罢官、赋闲家居之后，返归儒家元典，发明“艮止执中之学” 以倡明“圣学”，故而对早年师友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予以批判。黄氏主张，见之于其晚年读书笔记《明道编》中。《明道编》付梓刊刻之后，即受到了王、湛门人的批评。
比如，湛若水门人、浙西海盐学者钱薇（１５０２—１５５４）在检录许杞山所示黄绾《明道编》后，在《复许杞山司谏》函中，即对黄绾的“艮止执中”之论予以批评性回应：“昨蒙以《明道编》见示，且究厥玄奥。某鄙人也，乌足以辱高问。然手斯《编》而玩之，其大概有可得言者。渠（指黄绾）盖初从谢方石（谢铎），已有先入；后闻阳明之旨，似嫌同声，故别一门户，创‘执中艮止’之说。夫方石遵朱元晦，而阳明之见天然高迈，稍与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元晦套；尽从阳明， 则与方石舛；于是，立说以排诸家。夫虞廷授受不过一言，曰‘执中’耳，岂其未尽而益之‘艮止’耶？……圣人论‘止’，曰‘止于至善’，曰‘敬止’，未尝空言‘止’也。空言‘止’，惧昧所从者，或止于非也。……夫阳明未易非也，阳明而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无极、无欲、无情为落禅套，并孔子无意无我非之，又上及于无思无为，皆弹击之，则‘执中艮止’落于有矣。非谓‘执中艮止’为有，而斥无则滞于有也。阳明格致之说，虽若左于朱。要之，未易非也。……某受教于甘泉，甘泉与阳明初亦不相入，后稍融通。但某味阳明之说，觉有所会，故云未可非也。”① 浙中王门学者、黄绾好友顾应祥（１４８３—１５６５）晚年致仕之后，著《静虚斋惜阴录》，以“谬论古今人物之贤否、政治之得失”，且“多有前人所不道及与当世名儒议论不合者”。其中对黄绾《明道编》中涉及宋儒程朱道学的部分观点诸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自慊”则展开了批评，其有云“近观黄宗贤《明道编》曰：‘致知乃格物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功效。’此又好奇之论，愚不敢以为然。”②“近见黄宗贤《明道编》，以为曾子明谦之学，又引‘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为证，曰‘非颜子不能以此学孔子，非曾子不能以此知颜子’。愚谓若如此解，似与‘诚意’本旨不合。”③应该指出，顾应祥早年经黄绾介绍师从王阳明，晚年的顾应祥基于维护程朱道学之立场，“脱离”王门，同时又对黄绾关于“致知在格物”的疏解予以质疑。
此外，浙江太平学者叶良佩（１４９１—１５７０）对于黄绾关于《论语》“志道”、《大学》“诚意”的疏解，曾予以质疑，其《奉久庵先生书》有“日者造拜，得侍教浃旬，幸甚！所讲‘志道’、‘诚意’二章，揆之往日管见，尚不能无少疑，故敢辄申其说”云云。④ ５．晚辈后生的评价黄绾晚年著作《明道编》（《久庵日录》）尽管受到王、湛门人的批评，但是浙南台州籍的门人学者（包括黄绾哲嗣）则对乃师之学、之道，寄予莫大的支持。
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五月，黄承德为乃父《明道编》作跋文一种。其对乃父的学行作如下评述： 《久庵日录》者，录家君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岂惟承德为人子者之私哉？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见家君发明正学精深，无入不自得也；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以见平生工夫真切，无一时之间怠也。① 在黄承德之前，“及门最久”的黄绾门生林文相有《明道编序》，序文之中亦对《明道编》的学理主张、黄绾的道德文章，予以高度评论： 吾师久翁夫子，道德英华昭著于言议之间，自闺门以至天下，自修己以至诲人，《日录》凡六卷，门人所记凡四卷：语道德学问，语风俗教化，语礼乐法度，语古今名物。穷性命之本原，达会通之典礼，广大悉备，幽远不遗，猗欤至矣！果可以易言耶？ 夫子资禀异人，而□□□□，蚤年求道，慨然□□□□□可至于古之□□□□□孔门传□□□□□□□□氏老释□□□□□□□□□□□□ □□□□□究精研□□□□□□□□□□□□□□□□□困□□□□□ □□□□□□□□□□□□□□仕京师□□□□□□□□□□□□□□ □□□□定交讲□□□□其用功造诣□同海内□□□风而愿学者，必曰夫子与阳明、甘泉二先生。夫子之学，超然独悟，以知止为圣学之要诀，以精思为致知之工夫，以格物为致知之功效。志必于道，据必于德，依必于仁，游必于艺。体用有内外，知行有先后，有动有静，有始有终。存之于心，则常定、常静、常安，主宰在我，而虚灵之体不昧；应之于世，则能虑、能精、能一，巨细曲当，而不失时措之中。端绪简易，旨归明白，有以继绝学于千载之下，而上接孔孟之真传。至于晚年，从容纯粹，不激不勉，一行一言，莫非妙道、精义之发越，视近世专事高远玄妙之谈而不可措诸日用行事之实者，何如也耶？ 文相及门最久，于夫子之敦笃高明，广博渊深，合日月而同天地者，未能窥测其万一，惟日见夫子之道愈充而志愈励，德愈盛而礼愈恭，心愈虚而识愈明，养愈深而言愈则而已。昔子贡谓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兹编□□□□□□□□□□□□□□□□□□之秘藏□□ □□□□□□□□□□□□□□□惑者耶？林文相顿首百拜书。① 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三月十五日，黄岩儒学教谕、黄绾门生吴国鼎为乃师《明道编》作跋文一种，对乃师毕生志于明道的学思历程予以评述，对其以“艮止执中之旨”赓续道统，发明圣人之学的良苦用心予以张目： 斯集，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以言乎要，则虞廷“精一”二字以尽之矣。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赜矣，或失则内，或失则外，或失则上，或失则下，是皆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吾弗敢信焉尔！然则君子曷信哉？信诸天理焉耳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学者□□□□□心，以复其本体，徒比拟文义，依凭言语□□□□□ 陈迹，以为吾学圣人，而不至已陷于五□□□□□。先生深为此惧，因慨始之多言塞道，本□□□□□以斯道自任，顾谓四方来学者曰：“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工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 鼎尝与闻绪言之教，窃窥先生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是故高明配日月，广大配天地，其唯圣人乎？尧舜周孔，圣之至也，而今有以寻其坠绪焉，谓非天启斯文乎？先生著述六经，研核百氏，折衷群言，指摘正救，不遗余力，岂为千古圣贤争名哉？推其志，期于道之明焉耳！使今日之道明，则濂洛诸儒之道明；濂洛诸儒之道明，则千载以前圣贤之道明， 庸讵至昔日之有诸儒，今日之有我耶？不得其意而徒区区绳墨是守焉，其亦未知先生忧道之意矣乎？① 应该指出，黄绾门人晚辈对乃师的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辞，但是他们作为传统儒者，以明道、卫道、护道为志业的理想追求应予以认可。作为今之学者， 我们更应该予以同情理解。
６．黄绾生前的自我评价在上述行文之中，我们叙述了黄绾的师友前辈、同僚友朋、晚学后生对其进行的正面评价，也引述了政敌、学者的攻击、批评之辞。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当事人———久庵先生黄绾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自我告白吧。
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九月二十八日，时年６５岁的黄绾在黄岩县城东南十五里处的东盘山（俗名“五马回朝”）摩崖岩石之上刻有《生圹自铭》，对自己一生志业、功过是非进行自我评价，同时也有自己死后墓葬于此的愿望。全文如下： 青山不极，吾生有涯。有涯必尽，终归此家。后千百载，过者兴嗟。曰谁之藏，或否或嘉。是非得失，孰可掩遮。路碑日远，青史世遐。平生周孔， 志愿匪夸。达施穷敛，易地则皆。穷非有损，达非有加。一朝屈伸，千载端邪。履道听命，圣轨弗差。遁世独立，无闷无哗。黾勉卒世，顺俟靡他。一息尚存，无自疵瑕。嘉靖二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久庵居士黄绾识。②
比如，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黄绾之父黄俌家居之时，为鼓励子孙读书，于台州府黄岩县城黄家府院中筑建藏书楼，名曰“业书楼”。台州前辈学者夏■受邀登楼观书，并应黄俌之请，成《业书楼记》。记文之中，夏■对黄家五子皆有评论，然对时年２３岁的黄绾评价最高，并寄予厚望：“（黄俌）五子俱贤，皆能读其父祖书，绍、绎、绾、约、■，而绾独为可畏。”①而黄绾对夏■这位前辈更是仰慕、敬爱有加，黄绾早年的几部著作诸如《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等， 皆呈请夏■作序题跋。夏■在《书困蒙稿》中明确指出：“忧时挢世”实“宗贤之志”②。在《书恐负卷后》，夏■曰：“予读此卷，见东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于宗贤虽不同，其为说而意同。盖非圣贤远业，亦无所望于宗贤。噫，世有可望如宗贤，予盖未之见也！前辈往往以语言意气许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将必不失于宗贤，以予知宗贤之真而知之也。”③在《书武侯新传后》④中，夏■对黄绾意在“志于世用”的淑世情怀，大加赞赏。这里，我们称乡前辈夏■为青年黄绾的学术知音，当不为过。
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黄绾侍父黄俌于京师官邸之时，曾一度师从江门陈献章的传人林光，林南川“许之（黄绾）以有志”，进而“教之以圣贤所当务”⑤。与此同时，黄绾先后师从过李东阳、张元祯等前辈大家，而李东阳、张元祯对青年黄绾的才学亦十分赏识。
正德二年（１５０７），丁外艰家居的黄绾，与时任太仆寺卿的储巏有通信。储巏在覆函即《与黄绾秀才》书中，对青年黄绾“攻古文词”、“以古人期之”的志业予以认同：“承惠长书并见谢、李二先生书，快读数过，为之悚叹无已。曩固奇足下，及今益奇……今世才敏之士甚多，但为时文所拘，格卑气弱，养成一种□ 熟衰飒气习，以致行己莅官皆无足观。独足下超然，攻古文词。迈往之气、特立之操，间见诸楮墨间，此巏所以敛衽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凿空逐影，妄谀后辈以自要誉也。勉旃勉旃，宗贤乎，端有望于子矣。”①与此同时，储巏、乔宇、张元桢还曾以台州先贤方孝孺比拟青年黄绾，对此，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有“储公瓘、乔公宇、张公元祯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学者称之（黄绾）”云云②。
２．同辈、僚友的评价（１）王阳明、湛若水的赞赏正德五年（１５１０），三十而立的黄绾正式出仕；是年冬即与有明一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９）、湛若水（１４６６—１５６０）结识订交，并笃志于圣人之学、之道。《明儒学案·黄绾传》对黄、王、湛三人结交过程有简要描述：“先生（黄绾）初师谢文肃，及官都事，闻阳明讲学，请见。阳明曰：‘作何工夫？’对曰： ‘初有志，工夫全未。’阳明曰：‘人患无志，不患无工夫可用。’复见甘泉，相与矢志于学。”③ 共学京师之时，湛若水对黄绾的学识才干，极为欣赏。比如在正德七年（１５１２）正月十五日，应黄绾之请，湛若水为黄绾祖父黄孔昭诗文集《定轩先生存稿》撰跋文，其中湛若水对黄绾的“文行学术”予以赞叹：“余（湛若水）久与其孙后军都事绾游，其文行学术信有由，然而直趋濂洛不懈，而骎骎乎古圣贤之域矣！”④据此，可见王阳明、湛若水对中年黄绾志业的钦佩与赏识。
（２）朱节的推荐嘉靖改元（１５２２），诏征遗逸，时阳明门生、巡按山东监察侍御朱节（１４７５— １５２３）特疏荐黄绾，赞其：“志专正道，素行惬于舆情；心存王佐，学术明于泽物。”⑤嗣后，黄绾起升南京都察院经历，并参与了嘉靖三年的“大礼议”事件，并受到明世宗的赏识。
（３）何瑭的赞叹嘉靖五年（１５２６）春，黄绾第二次致仕离开南都之时，何瑭（１４７４—１５４３）受僚友之托，作《赠石龙黄先生致仕序》，其中对黄绾在武宗朝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之业绩予以彰著：“石龙在武宗朝，始仕为后府都事，时垢弊纷然，石龙悉簿正之。中有武职，依凭中贵，侵官银至万计，莫敢问者。石龙竟发其事，中贵虽衔之，无以害也。已而乞致仕去。”又对黄绾在嘉靖改元之后再次出仕南京都察院经历司经历之业绩予以告白：“石龙持宪奉公，上下倚赖，差遣刑名、簿书、出纳之际，惟清惟允，虽丝毫必尽其心。”继而又对黄绾在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中的主张予以说明：“会‘大礼议’起，廷臣意见不同，互相攻击。石龙谓：‘廷臣不和则君心疑，上下之情，扞格不通，为害非细。’乃具疏论救，因援古证今， 明大礼之所宜从甚辨。”据此，何瑭得出结论：“石龙之才之守亦略可见矣，非贤者固不能也。”与此同时，何瑭还对黄绾早年始师陈石峰习举子业，继师谢铎学古文辞，后又与王阳明、湛甘泉讲明心学之奥的师承、游学经历予以揭橥，得出“石龙之贤，谓其渊源有自，可也；谓其深造独得，亦可也，皆不必深论”的判断。① （４）席书的嘉许嘉靖六年（１５２７），礼部尚书席书（１４６１—１５２７）等受命纂修《明伦大典》，特举荐黄绾与事，称其“才堪太用，学裕纂修”。对此，李一瀚《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公绾行状》有“尚书席公书、侍郎胡公世宁各疏荐公‘才堪太用，学裕纂修’。起升光禄寺少卿，纂修《明伦大典》”云云。② 嘉靖六年（１５２７）诠选翰林之时，明世宗朱厚熜（１５０７—１５６７）对时任大理寺左少卿的黄绾亦偏爱有加，亲自提拔黄绾入翰林，兼侍讲学士、充讲官，并对其才能予以肯定：“尔以不群之才、卓越之见，故超资宠用，以图治弘功。”③ （５）王廷相的赞叹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春，王廷相（１４７４—１５４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黄绾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王廷相至南都履任之后，直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夏去京师任职。在这三四年间，王廷相与黄绾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颇为频繁。
而对黄绾的学术思想首次进行系统评价者，当推王廷相。王廷相在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初所成《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文中，以为黄绾乃是“有道之士”，视功名如浮烟流埃。“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际，视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遘于时也，结茅会友于紫霄之山，讲习唐、虞、周、孔之道， 宴然若将终身焉。及其既遘于时也，葆光韬志，逊而远之，其视矫矫亢亢，不胜其满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黄子，有道之士也。其于功名之际，曾何诩诩然居之哉？”①这里，王廷相对黄绾所秉持奉行的儒者出处之道，表示认可。
嘉靖十二年春，王廷相曾花了三个月时间拜读黄绾诗文集———《石龙集》，成序文一种，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余读《石龙集》，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重维度，扼要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要义与文学成就：“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可也。”②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
嘉靖十二年夏，王廷相在《石龙书院学辩》一文中结合自己在南都任职三年期间与黄绾的论道、交游，认为黄绾系“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 每得闻其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③黄绾也正是受王廷相的影响，逐步放弃了中年时期对阳明良知学的信仰，严“儒佛之辩”，返归四子六经之书。晚年赋闲家居之后，又重构儒家圣学道统论，发明了“艮止执中之学”。
（６）何诏的称颂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左右，时任南京工部尚书何诏（１４６０—１５３５）对黄绾任职南都的政绩有肯定性评价，许之“以明达之才，成硕茂之业”，“黄子贰礼南都也，禋祀之牺牲，登豆之果蔬，无不裁定区画，薄正民便，公廨营局医药之务，无不修缮，处分咸有实惠；摄刑部也，烛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讼狱乃清； 摄都台也，端范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宪跻贞轨；摄操江也，防御有略，经理周尽，弭盗四事，深中机宜”①。据此，亦可见黄绾的政治才干。
（７）罗洪先的钦佩江右阳明学者罗洪先（１５０４—１５６４）在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前后任职京师之时与黄绾结识，此时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黄绾，因奉使安南未行、落职闲住，二人遂于京郊别过。七八年之后，即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黄绾有书信与罗洪先，罗氏覆函（《奉黄久庵公》），对黄绾的才华、志业有高度评价：“先生（案：黄绾）抱世不常有之资，操物无以尚之志，而又当舍我其谁之任，乃使用不深究，徒令人悲。此其关系，岂小小哉！”②言语之中，对同道黄绾得不到朝廷重用之事，表示了极大的伤感与惋惜。
３．政敌的攻击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黄绾任职南都，与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黄宗明等“议礼派”成员，一起参与了支持明世宗朱厚熜的“大礼议”活动。“议礼派”主张“继统不必继嗣”，从而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继嗣以继统”的“护礼派”成为政敌。“议礼派”与“护礼派”立场相左，水火不相容，互有言语攻击。尽管“议礼派”最终在世宗的极力支持下，取得“胜利”。嗣后，张璁、桂萼、席书、黄绾等均入京任职、辅佐世宗。但是，“议礼派”成员嗣后亦屡遭“护礼派”势力的弹劾与攻击。
嘉靖八年（１５２９），“朋党之议兴”。黄绾因早年参与了“大礼议”，即与张璁、桂萼为“同党”，再加上阁臣杨一清与张璁之间矛盾加剧，而黄绾亦被视为张璁之“同党”。此时，尽管黄绾已经离开京师任职南都礼部，但各道御史在弹劾张璁、桂萼之时，疏中时时“词连黄绾”。比如，八月十三日，工科给事中陆粲上疏弹劾张璁、桂萼，“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尽布私人， 升黜予夺，惟其所欲”，“引用乡故，不可悉数”。其中，认定黄绾系“谄佞之辈”： “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曲学阿世，虚谈眩人，由异路而躐取清华，负乘可耻，倚官势以虐害乡里，奏讦屡闻……此皆阴厚于（张）璁而阳附于（桂）萼者也”。① 二十一日，广西道御史王化劾奏一批廷臣及地方官员，“阿党璁、萼，助报恩仇，纳贿迁官，假作威福”，词及“南京礼部侍郎黄绾”。② 二十三日，十三道御史吴仲等又弹劾、攻讦朝廷内外一批官员“凶恶奸猾”、“卑污谀佞”、“狡猾卑污”，语及“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柔媚奸贪”。世宗下诏批复之时，对黄绾的“处置”均是“吏部酌议去留”。③ 十月十八日，黄绾以数次被劾乞休，世宗优诏不允。④ 二十一日，南科给事中何祉、山东道御史朱绶等又劾奏朝内外一批先前赞助“大礼”之人，言及“南京礼部侍郎黄绾”等为“大学士张璁、桂萼私党，乞行罢黜”。世宗依旧诏黄绾等诸人“各供职如故”，并严厉斥责何祉、朱绶等“蹈袭前非，徇私报复，各夺俸半年”。⑤ 不难发现，黄绾尽管屡次受到御史的弹劾、诬陷；但毕竟因“议大礼有功”，世宗亦“念之”，曾在一道诏书中明云：“（黄）绾素秉忠诚，其安心于位。”⑥ ４．学者的批评晚年黄绾落职罢官、赋闲家居之后，返归儒家元典，发明“艮止执中之学” 以倡明“圣学”，故而对早年师友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予以批判。黄氏主张，见之于其晚年读书笔记《明道编》中。《明道编》付梓刊刻之后，即受到了王、湛门人的批评。
比如，湛若水门人、浙西海盐学者钱薇（１５０２—１５５４）在检录许杞山所示黄绾《明道编》后，在《复许杞山司谏》函中，即对黄绾的“艮止执中”之论予以批评性回应：“昨蒙以《明道编》见示，且究厥玄奥。某鄙人也，乌足以辱高问。然手斯《编》而玩之，其大概有可得言者。渠（指黄绾）盖初从谢方石（谢铎），已有先入；后闻阳明之旨，似嫌同声，故别一门户，创‘执中艮止’之说。夫方石遵朱元晦，而阳明之见天然高迈，稍与元晦左。如全用方石，似落元晦套；尽从阳明， 则与方石舛；于是，立说以排诸家。夫虞廷授受不过一言，曰‘执中’耳，岂其未尽而益之‘艮止’耶？……圣人论‘止’，曰‘止于至善’，曰‘敬止’，未尝空言‘止’也。空言‘止’，惧昧所从者，或止于非也。……夫阳明未易非也，阳明而上，程淳公、周元公未易非也。若以无极、无欲、无情为落禅套，并孔子无意无我非之，又上及于无思无为，皆弹击之，则‘执中艮止’落于有矣。非谓‘执中艮止’为有，而斥无则滞于有也。阳明格致之说，虽若左于朱。要之，未易非也。……某受教于甘泉，甘泉与阳明初亦不相入，后稍融通。但某味阳明之说，觉有所会，故云未可非也。”① 浙中王门学者、黄绾好友顾应祥（１４８３—１５６５）晚年致仕之后，著《静虚斋惜阴录》，以“谬论古今人物之贤否、政治之得失”，且“多有前人所不道及与当世名儒议论不合者”。其中对黄绾《明道编》中涉及宋儒程朱道学的部分观点诸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自慊”则展开了批评，其有云“近观黄宗贤《明道编》曰：‘致知乃格物之工夫，格物乃致知之功效。’此又好奇之论，愚不敢以为然。”②“近见黄宗贤《明道编》，以为曾子明谦之学，又引‘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为证，曰‘非颜子不能以此学孔子，非曾子不能以此知颜子’。愚谓若如此解，似与‘诚意’本旨不合。”③应该指出，顾应祥早年经黄绾介绍师从王阳明，晚年的顾应祥基于维护程朱道学之立场，“脱离”王门，同时又对黄绾关于“致知在格物”的疏解予以质疑。
此外，浙江太平学者叶良佩（１４９１—１５７０）对于黄绾关于《论语》“志道”、《大学》“诚意”的疏解，曾予以质疑，其《奉久庵先生书》有“日者造拜，得侍教浃旬，幸甚！所讲‘志道’、‘诚意’二章，揆之往日管见，尚不能无少疑，故敢辄申其说”云云。④ ５．晚辈后生的评价黄绾晚年著作《明道编》（《久庵日录》）尽管受到王、湛门人的批评，但是浙南台州籍的门人学者（包括黄绾哲嗣）则对乃师之学、之道，寄予莫大的支持。
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五月，黄承德为乃父《明道编》作跋文一种。其对乃父的学行作如下评述： 《久庵日录》者，录家君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岂惟承德为人子者之私哉？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见家君发明正学精深，无入不自得也；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以见平生工夫真切，无一时之间怠也。① 在黄承德之前，“及门最久”的黄绾门生林文相有《明道编序》，序文之中亦对《明道编》的学理主张、黄绾的道德文章，予以高度评论： 吾师久翁夫子，道德英华昭著于言议之间，自闺门以至天下，自修己以至诲人，《日录》凡六卷，门人所记凡四卷：语道德学问，语风俗教化，语礼乐法度，语古今名物。穷性命之本原，达会通之典礼，广大悉备，幽远不遗，猗欤至矣！果可以易言耶？ 夫子资禀异人，而□□□□，蚤年求道，慨然□□□□□可至于古之□□□□□孔门传□□□□□□□□氏老释□□□□□□□□□□□□ □□□□□究精研□□□□□□□□□□□□□□□□□困□□□□□ □□□□□□□□□□□□□□仕京师□□□□□□□□□□□□□□ □□□□定交讲□□□□其用功造诣□同海内□□□风而愿学者，必曰夫子与阳明、甘泉二先生。夫子之学，超然独悟，以知止为圣学之要诀，以精思为致知之工夫，以格物为致知之功效。志必于道，据必于德，依必于仁，游必于艺。体用有内外，知行有先后，有动有静，有始有终。存之于心，则常定、常静、常安，主宰在我，而虚灵之体不昧；应之于世，则能虑、能精、能一，巨细曲当，而不失时措之中。端绪简易，旨归明白，有以继绝学于千载之下，而上接孔孟之真传。至于晚年，从容纯粹，不激不勉，一行一言，莫非妙道、精义之发越，视近世专事高远玄妙之谈而不可措诸日用行事之实者，何如也耶？ 文相及门最久，于夫子之敦笃高明，广博渊深，合日月而同天地者，未能窥测其万一，惟日见夫子之道愈充而志愈励，德愈盛而礼愈恭，心愈虚而识愈明，养愈深而言愈则而已。昔子贡谓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其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兹编□□□□□□□□□□□□□□□□□□之秘藏□□ □□□□□□□□□□□□□□□惑者耶？林文相顿首百拜书。① 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三月十五日，黄岩儒学教谕、黄绾门生吴国鼎为乃师《明道编》作跋文一种，对乃师毕生志于明道的学思历程予以评述，对其以“艮止执中之旨”赓续道统，发明圣人之学的良苦用心予以张目： 斯集，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何明乎道尔？病学术之偏晦之也，学术正而后斯道可明焉，前乎千百世者可见，后乎千百世者可知也。以言乎要，则虞廷“精一”二字以尽之矣。古今为学术异同之辩者赜矣，或失则内，或失则外，或失则上，或失则下，是皆病于空虚支离，涉于想象，吾弗敢信焉尔！然则君子曷信哉？信诸天理焉耳矣！天理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学者□□□□□心，以复其本体，徒比拟文义，依凭言语□□□□□ 陈迹，以为吾学圣人，而不至已陷于五□□□□□。先生深为此惧，因慨始之多言塞道，本□□□□□以斯道自任，顾谓四方来学者曰：“予尝与阳明、甘泉日相砥砺，同升中行。然二公之学，一主于致良知，一主于体认天理，于予心尤有未莹，乃揭艮止、执中之旨，昭示同志，以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学者的确工夫，端在是矣。外是更无别玄关可入也。” 鼎尝与闻绪言之教，窃窥先生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是故高明配日月，广大配天地，其唯圣人乎？尧舜周孔，圣之至也，而今有以寻其坠绪焉，谓非天启斯文乎？先生著述六经，研核百氏，折衷群言，指摘正救，不遗余力，岂为千古圣贤争名哉？推其志，期于道之明焉耳！使今日之道明，则濂洛诸儒之道明；濂洛诸儒之道明，则千载以前圣贤之道明， 庸讵至昔日之有诸儒，今日之有我耶？不得其意而徒区区绳墨是守焉，其亦未知先生忧道之意矣乎？① 应该指出，黄绾门人晚辈对乃师的评价虽不免有溢美之辞，但是他们作为传统儒者，以明道、卫道、护道为志业的理想追求应予以认可。作为今之学者， 我们更应该予以同情理解。
６．黄绾生前的自我评价在上述行文之中，我们叙述了黄绾的师友前辈、同僚友朋、晚学后生对其进行的正面评价，也引述了政敌、学者的攻击、批评之辞。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当事人———久庵先生黄绾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自我告白吧。
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九月二十八日，时年６５岁的黄绾在黄岩县城东南十五里处的东盘山（俗名“五马回朝”）摩崖岩石之上刻有《生圹自铭》，对自己一生志业、功过是非进行自我评价，同时也有自己死后墓葬于此的愿望。全文如下： 青山不极，吾生有涯。有涯必尽，终归此家。后千百载，过者兴嗟。曰谁之藏，或否或嘉。是非得失，孰可掩遮。路碑日远，青史世遐。平生周孔， 志愿匪夸。达施穷敛，易地则皆。穷非有损，达非有加。一朝屈伸，千载端邪。履道听命，圣轨弗差。遁世独立，无闷无哗。黾勉卒世，顺俟靡他。一息尚存，无自疵瑕。嘉靖二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久庵居士黄绾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