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系黄绾等于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甄选、编录而成的王阳明传世文稿。王阳明于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公元１５２９年１月９日）去世，据黄绾撰《阳明先生存稿序》文知，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左右，王阳明文稿“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鉴于此种情形，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① 据黄绾序文可知《阳明先生存稿》有两个版本：一是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等检粹而编订本（简称“黄绾本”），二是在前本基础之上经钱德洪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本（简称“钱德洪本”）即在编排上析“文录”、“别录”两种。两个版本的《阳明先生存稿》（亦称《阳明先生文录》），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对其版本源流以及相关文录之比较，当代阳明学研究专家铃木龙一②、吴震③、永富青地④等有文介绍。
  据永富青地调查所见：“黄绾本《阳明文录》（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本），五卷，嘉靖十二年刊本。１９．７×１４．０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首有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序。”又据吴震文知，“黄绾本”卷首的《阳明先生存稿序》其落款为“嘉靖癸巳（十二年，１５３３）秋九月望日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生赤城黄绾识”。
  今京都大学松元文库附属图书馆藏有经钱德洪“重为厘类”的姑苏本《阳明先生文集》（《阳明先生存稿》），刻毕于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据吴震介绍，钱德洪本“一函八册，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此姑苏版文集分别由文录、外集、别录三部分组成，而黄本仅有文录五卷”。吴震还通过对“黄绾本”、“钱德洪本”简单比较发现：“两者版面完全相同，字形、所用的异体字以及行叶和每行的字数也完全相同”；“黄本有若干钱本中未见的书信”（十三封）；“黄本无外集、别录。不过，钱本外集中的有些篇目见于黄本卷四及卷五”；“钱本卷首有邹东廓序于‘嘉靖丙申（１５３６）春三月’的序文。黄本中无此序文”。据此可以判定黄本与钱本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个刻本，但两者又属于同一系统的版本。此外，吴震通过对比黄、钱二本卷首所载的黄绾《序》发现：“落款的年月， 黄本题为‘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钱本题为‘嘉靖乙未（十四年，１５３５）春三月’”；“序文的题名，黄本为‘阳明先生存稿序’，钱本为‘阳明先生文录序’”； “落款的官职名，黄本为‘右侍郎’，钱本为‘左侍郎’”；“两序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是，钱本新增加了一段黄本中没有的文字：‘洪甫携之（指黄本）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①刻梓以行’。”据此可以判定，钱本基于黄本，由钱德洪与黄勉之等人一起重编于姑苏，并由闻人铨付刻。又据《阳明先生年谱》“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条“刻先生《文录》于姑苏”记载：“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遣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铨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②又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壬辰（１５３２）， 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③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阳明先生存稿》原为钱德洪与黄绾等人一起，约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开始裒辑、编录，次年（１５３３），黄绾作序文付刻，是为“黄绾本”《阳明先生文录》。或许是钱德洪与黄绾的编辑理念存有分歧④，嗣后两年，钱德洪据新收录阳明之佚文，于吴中（姑苏）与黄省曾重新编辑刊刻，“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
  这就是上文所提《阳明先生存稿（文录）》“黄绾本”、“钱德洪本”的由来，而黄绾《阳明先生存稿序》（《阳明先生文录序》）有两个版本：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黄绾刊刻《阳明先生存稿》“原序”（《阳明先生存稿序》）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为钱德洪刊刻《阳明先生文录》“修订序”（《阳明先生文录序》），后者已经钱德洪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