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１．《明伦大典》 系嘉靖六年（１５２７）正月至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六月间，黄绾应礼部尚书席书之荐，参与纂修的官修史书。
《明伦大典》原拟命名《大礼全书》，系于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十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所编成的《大礼集议》基础之上进行纂修。至于《明伦大典》纂修起源， 可从嘉靖帝所赐与费宏等的敕书中得知：“朕自继承大统、即位以来，朝夕之间，惟我皇考、皇母尊亲未定，命诸礼官考详大礼，辄引后世继祠之说，名实不称，废坏纲常，尚赖天赐良哲正直之士、力赞朕一人，正厥大伦，尊尊亲亲，各当其宜，位号已定，庙祀已成，岂可无一《全书》以示后世？虽前命礼官席书纂成《集议》，其中或有未备。朕心慊焉……尔宏（费宏）等宜勉尽忠爱，深体朕心， 上稽古人之训，近削毙陋之说，参酌诸臣奏论，汇为《全书》。前《集议》所编不得更改，可略加润色，以成永久不刊之典。”①《明伦大典》（《大礼全书》）原以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席书为总裁官，张璁、桂萼为副总裁官，方献夫、霍韬、熊浃、黄宗明、席春、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张治、黄绾、潘潢、曾存仁为纂修官，并于嘉靖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开馆。
黄绾得以参与纂修《明伦大典》主要依赖于礼部尚书席书的举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传》称：“尚书席书纂修《明伦大典》，荐先生（黄绾）与之同事。”黄绾时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但是黄绾当时并未在南都任职，而于前一年已经托疾请辞归家至黄岩。诏书虽至南都，黄绾并未赴京师参与纂修。所以是年六月，嘉靖帝以“升黄绾为光禄寺少卿”的名义督促其入史馆修书，“绾疏辞任，不允”②。至是，黄绾赴京，正式参与纂修《明伦大典》，即充任纂修官。嘉靖六年九月，黄绾由光禄寺少卿转任大理寺左少卿，仍赴史馆纂修《明伦大典》。③ 十一月，改命谢迁、张璁、翟銮为总裁官而以桂萼、方献夫为副。嘉靖七年六月一日，《明伦大典》二十四卷历时一年半纂修完成， 嘉靖帝亲制序文于前，杨一清、张璁、桂銮、桂萼、方献夫等五人序于后④，命宣付史馆，刊布天下。充任纂修官的黄绾亦被加恩：“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绾升詹事，兼官如故。”⑤ 作为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关于“大礼仪”事件的档案实录，《明伦大典》的主要内容包含有“争考”、“争帝”、“争皇”、“争庙”、“争路”、“争庙谒”、“争乐舞”等七个方面内容⑥。今《明伦大典》存有四个版本，一是明嘉靖七年的内府刻本，二是明嘉靖时期镇江府刻本，三是嘉靖八年四月湖广刊本，四是嘉靖经厂本。
２．《阳明先生存稿》 系黄绾等于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甄选、编录而成的王阳明传世文稿。王阳明于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公元１５２９年１月９日）去世，据黄绾撰《阳明先生存稿序》文知，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左右，王阳明文稿“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鉴于此种情形，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① 据黄绾序文可知《阳明先生存稿》有两个版本：一是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等检粹而编订本（简称“黄绾本”），二是在前本基础之上经钱德洪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本（简称“钱德洪本”）即在编排上析“文录”、“别录”两种。两个版本的《阳明先生存稿》（亦称《阳明先生文录》），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对其版本源流以及相关文录之比较，当代阳明学研究专家铃木龙一②、吴震③、永富青地④等有文介绍。
据永富青地调查所见：“黄绾本《阳明文录》（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本），五卷，嘉靖十二年刊本。１９．７×１４．０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首有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序。”又据吴震文知，“黄绾本”卷首的《阳明先生存稿序》其落款为“嘉靖癸巳（十二年，１５３３）秋九月望日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生赤城黄绾识”。
今京都大学松元文库附属图书馆藏有经钱德洪“重为厘类”的姑苏本《阳明先生文集》（《阳明先生存稿》），刻毕于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据吴震介绍，钱德洪本“一函八册，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此姑苏版文集分别由文录、外集、别录三部分组成，而黄本仅有文录五卷”。吴震还通过对“黄绾本”、“钱德洪本”简单比较发现：“两者版面完全相同，字形、所用的异体字以及行叶和每行的字数也完全相同”；“黄本有若干钱本中未见的书信”（十三封）；“黄本无外集、别录。不过，钱本外集中的有些篇目见于黄本卷四及卷五”；“钱本卷首有邹东廓序于‘嘉靖丙申（１５３６）春三月’的序文。黄本中无此序文”。据此可以判定黄本与钱本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个刻本，但两者又属于同一系统的版本。此外，吴震通过对比黄、钱二本卷首所载的黄绾《序》发现：“落款的年月， 黄本题为‘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钱本题为‘嘉靖乙未（十四年，１５３５）春三月’”；“序文的题名，黄本为‘阳明先生存稿序’，钱本为‘阳明先生文录序’”； “落款的官职名，黄本为‘右侍郎’，钱本为‘左侍郎’”；“两序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是，钱本新增加了一段黄本中没有的文字：‘洪甫携之（指黄本）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①刻梓以行’。”据此可以判定，钱本基于黄本，由钱德洪与黄勉之等人一起重编于姑苏，并由闻人铨付刻。又据《阳明先生年谱》“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条“刻先生《文录》于姑苏”记载：“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遣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铨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②又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壬辰（１５３２）， 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③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阳明先生存稿》原为钱德洪与黄绾等人一起，约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开始裒辑、编录，次年（１５３３），黄绾作序文付刻，是为“黄绾本”《阳明先生文录》。或许是钱德洪与黄绾的编辑理念存有分歧④，嗣后两年，钱德洪据新收录阳明之佚文，于吴中（姑苏）与黄省曾重新编辑刊刻，“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
这就是上文所提《阳明先生存稿（文录）》“黄绾本”、“钱德洪本”的由来，而黄绾《阳明先生存稿序》（《阳明先生文录序》）有两个版本：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黄绾刊刻《阳明先生存稿》“原序”（《阳明先生存稿序》）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为钱德洪刊刻《阳明先生文录》“修订序”（《阳明先生文录序》），后者已经钱德洪改动。
３．《桃溪类稿》 系黄绾业师谢铎（１４３５—１５１０，字鸣治，别号方山，后更号方石，浙江台州太平方岩人，学者称方石先生，明代中期杰出的文学家、理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的诗文集，由黄绾于晚年（６７岁）辑编而成，并撰有《桃溪类稿序》，对《桃溪类稿》的辑编缘由予以介绍：“弘治季年，绾省先君（黄俌）于选部，见先生（谢铎）于国子，先生则语绾曰：‘子来，吾以斯文托子矣。吾之所著初录之曰《杂稿》，再录之曰《净稿》，三录之曰《类稿》，皆西涯李公所点窜也，今以《类稿》为定本。吾身后可以《类稿》刻之。后有《续稿》，但可择一二以附之。’其言在耳也。正德庚午，先生卒。绾时官后军，及归，先生之墓宿草矣。
后数年，东桥顾公守台，欲刻先生遗集，求于其家，向所谓《类稿》者皆不存，先生之孙必阼以《净稿》应之，遂刻郡斋。绾恒以为憾。今因山居之暇，始检《类稿》，又择《续稿》之一二附之。庶几以补先生之志云。”①末署“嘉靖二十有五年冬十一月丙子，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据此可知，《桃溪类稿》之辑编、刊刻系黄绾业师谢铎生前对黄绾的嘱托。谢铎在生前已编选自己的诗文集，初编名曰《桃溪杂稿》，再编名曰《桃溪净稿》，三编即《桃溪类稿》，《桃溪类稿》在谢铎生前未加刊刻，谢铎叮嘱黄绾倘若自己（谢铎）谢世，可以《桃溪类稿》为蓝本并从《桃溪续稿》之中择选一二以附之，成《桃溪类稿》之定本，即是谢铎一生诗文集之汇编。
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十一月二十三日，黄绾“因山居之暇”，在“细读”谢铎存世诗文集《桃溪类稿》基础之上，从《续稿》之中拣择一二，编成六十卷本的《桃溪类稿》之定稿。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桃溪类稿》之残本，系海内孤本。
据谢铎研究专家林家骊介绍，黄绾辑编、谢铎曾孙谢适然所刊刻之六十卷本《桃溪类稿》，前有序言四种，依次为黄绾序、陈音序、李东阳序、顾璘序；正文卷一为乐府、卷二为古诗、卷三至卷四为歌行、卷五至卷六为五言古诗、卷七至卷十六为七言律诗、卷十七为五七言长律、卷十八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序、卷二十九为碑、卷三十至卷三十一为记、卷三十二为传、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八为墓志铭、卷三十九为墓表、卷四十为史论、卷四十一为讲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为奏疏、卷四十六为谥议、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为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为杂著、卷六十为祭文；附录收文五种，依次为《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① ４．《宋杜清献公集》 系南宋大臣、台州朱子学传人杜范（１１８２—１２４５）所撰诗文集。杜范，字成之，一字成己，号立斋，谥清献，台州黄岩杜家村人。南宋嘉定元年（１２０８）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六有本传。《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有“杜范学案”。
黄绾晚年所居翠屏山新宅村与杜范出生地杜家村相邻。黄绾早年即对南宋理学大家杜范十分敬仰。杜范曾在黄岩（翠屏山）灵岩石室读书，黄绾多次瞻仰此地，有七言绝句诗作《灵岩石室宋杜丞相范曾此读书》一首以歌颂杜范克苦求学的可贵品质：“天开石室如虚阁，丞相曾闻此下帏。岁久烟霞迷薜荔， 寒江一道送斜晖。”②无独有偶，黄绾业师即上文提到的一代理学大家谢铎也曾在游灵岩之时拜谒过杜范读书处并赋《游灵岩谒杜清献公读书处（今名杜家村）》诗作一首③。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左右，黄绾还实地考察、拜谒过杜范的墓地， 成《谒杜清献公墓（有引）》④。又据黄绾诗文，杜范之墓在黄岩县城西黄土领之麓。弘治年间，邑尹黄印谒选京师之时，谢铎、黄俌议兴文献书院，特嘱黄印奏举此事；嗣后，朝廷下诏：于杜范墓旁立祠，春秋享祀。而杜范之墓在杜范祠东数十步远，前有小金峰为案。黄绾拜谒之时，杜范墓地荒废已久；黄绾目睹之，感慨万千，赋诗文曰：“荒丘异代犹成梦，英魂千秋尚未沉。斜日空山迟我拜，寂寥天地一悲吟。”⑤黄绾对杜范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宋杜清献公集》系杜范所著诗文集。《宋史》“本传”载：《宋杜清献公集》包括“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共三十二卷。有学者指出，《宋杜清献公集》“在明之前已刊刻，但传至明代已残缺不全”①。杜范作为台州黄岩籍一位文化名人，上文已述，黄绾对其十分敬仰，而黄绾在祖父黄孔昭包括黄绾的业师谢铎对于作为南宋政治家、理学家的杜范，亦十分尊重。《杜清献公集》流传至明代中叶，已是“散逸不全，乡里皆不获见”。明成化年间，黄孔昭任职吏部之时，即志于裒辑、刊刻《杜清献公集》，并利用京师图书收藏丰富之便，抄录而得（杜范）古律诗四卷、奏稿十卷、杂文五卷及卷首黄震所撰《戊辰修史传·杜范传》一篇，又增录《宋史·杜范传》一篇、《文献书院记》两种，初步编成了二十卷本的《宋杜清献公集》。黄孔昭逝世以前，其辑编的《宋杜清献公集》并未正式刊刻，抄录稿本最后由黄绾收藏。
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六十八岁的黄绾在黄孔昭《杜清献公集》抄录稿本基础之上，又从《赤城集》及乡里诸载籍中检录出杜范佚文若干种，重新编订成二十卷本的《宋杜清献公集》。其中古律诗四卷、杂文四卷、奏稿十卷、书札一卷，传记、行状等汇为一卷，置诸卷首。黄绾亲自作《序》，并邀请乡人符验②撰《跋》，《宋杜清献公集》得以刊刻，是为嘉靖二十六年明刻本的《杜清献公集》， 现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黄绾编修《宋杜清献公集》二十卷旧抄本六册，正文卷端题“黄岩杜范著，黄绾校、符验梓”，版本描述： “１０行，行２０字。全幅２８．１×１８．１厘米。写本，线装。”③
《明伦大典》原拟命名《大礼全书》，系于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十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所编成的《大礼集议》基础之上进行纂修。至于《明伦大典》纂修起源， 可从嘉靖帝所赐与费宏等的敕书中得知：“朕自继承大统、即位以来，朝夕之间，惟我皇考、皇母尊亲未定，命诸礼官考详大礼，辄引后世继祠之说，名实不称，废坏纲常，尚赖天赐良哲正直之士、力赞朕一人，正厥大伦，尊尊亲亲，各当其宜，位号已定，庙祀已成，岂可无一《全书》以示后世？虽前命礼官席书纂成《集议》，其中或有未备。朕心慊焉……尔宏（费宏）等宜勉尽忠爱，深体朕心， 上稽古人之训，近削毙陋之说，参酌诸臣奏论，汇为《全书》。前《集议》所编不得更改，可略加润色，以成永久不刊之典。”①《明伦大典》（《大礼全书》）原以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席书为总裁官，张璁、桂萼为副总裁官，方献夫、霍韬、熊浃、黄宗明、席春、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张治、黄绾、潘潢、曾存仁为纂修官，并于嘉靖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开馆。
黄绾得以参与纂修《明伦大典》主要依赖于礼部尚书席书的举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传》称：“尚书席书纂修《明伦大典》，荐先生（黄绾）与之同事。”黄绾时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但是黄绾当时并未在南都任职，而于前一年已经托疾请辞归家至黄岩。诏书虽至南都，黄绾并未赴京师参与纂修。所以是年六月，嘉靖帝以“升黄绾为光禄寺少卿”的名义督促其入史馆修书，“绾疏辞任，不允”②。至是，黄绾赴京，正式参与纂修《明伦大典》，即充任纂修官。嘉靖六年九月，黄绾由光禄寺少卿转任大理寺左少卿，仍赴史馆纂修《明伦大典》。③ 十一月，改命谢迁、张璁、翟銮为总裁官而以桂萼、方献夫为副。嘉靖七年六月一日，《明伦大典》二十四卷历时一年半纂修完成， 嘉靖帝亲制序文于前，杨一清、张璁、桂銮、桂萼、方献夫等五人序于后④，命宣付史馆，刊布天下。充任纂修官的黄绾亦被加恩：“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绾升詹事，兼官如故。”⑤ 作为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关于“大礼仪”事件的档案实录，《明伦大典》的主要内容包含有“争考”、“争帝”、“争皇”、“争庙”、“争路”、“争庙谒”、“争乐舞”等七个方面内容⑥。今《明伦大典》存有四个版本，一是明嘉靖七年的内府刻本，二是明嘉靖时期镇江府刻本，三是嘉靖八年四月湖广刊本，四是嘉靖经厂本。
２．《阳明先生存稿》 系黄绾等于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甄选、编录而成的王阳明传世文稿。王阳明于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公元１５２９年１月９日）去世，据黄绾撰《阳明先生存稿序》文知，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左右，王阳明文稿“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鉴于此种情形，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① 据黄绾序文可知《阳明先生存稿》有两个版本：一是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等检粹而编订本（简称“黄绾本”），二是在前本基础之上经钱德洪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本（简称“钱德洪本”）即在编排上析“文录”、“别录”两种。两个版本的《阳明先生存稿》（亦称《阳明先生文录》），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对其版本源流以及相关文录之比较，当代阳明学研究专家铃木龙一②、吴震③、永富青地④等有文介绍。
据永富青地调查所见：“黄绾本《阳明文录》（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本），五卷，嘉靖十二年刊本。１９．７×１４．０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首有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序。”又据吴震文知，“黄绾本”卷首的《阳明先生存稿序》其落款为“嘉靖癸巳（十二年，１５３３）秋九月望日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生赤城黄绾识”。
今京都大学松元文库附属图书馆藏有经钱德洪“重为厘类”的姑苏本《阳明先生文集》（《阳明先生存稿》），刻毕于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据吴震介绍，钱德洪本“一函八册，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此姑苏版文集分别由文录、外集、别录三部分组成，而黄本仅有文录五卷”。吴震还通过对“黄绾本”、“钱德洪本”简单比较发现：“两者版面完全相同，字形、所用的异体字以及行叶和每行的字数也完全相同”；“黄本有若干钱本中未见的书信”（十三封）；“黄本无外集、别录。不过，钱本外集中的有些篇目见于黄本卷四及卷五”；“钱本卷首有邹东廓序于‘嘉靖丙申（１５３６）春三月’的序文。黄本中无此序文”。据此可以判定黄本与钱本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个刻本，但两者又属于同一系统的版本。此外，吴震通过对比黄、钱二本卷首所载的黄绾《序》发现：“落款的年月， 黄本题为‘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钱本题为‘嘉靖乙未（十四年，１５３５）春三月’”；“序文的题名，黄本为‘阳明先生存稿序’，钱本为‘阳明先生文录序’”； “落款的官职名，黄本为‘右侍郎’，钱本为‘左侍郎’”；“两序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是，钱本新增加了一段黄本中没有的文字：‘洪甫携之（指黄本）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①刻梓以行’。”据此可以判定，钱本基于黄本，由钱德洪与黄勉之等人一起重编于姑苏，并由闻人铨付刻。又据《阳明先生年谱》“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条“刻先生《文录》于姑苏”记载：“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遣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铨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②又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壬辰（１５３２）， 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③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阳明先生存稿》原为钱德洪与黄绾等人一起，约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开始裒辑、编录，次年（１５３３），黄绾作序文付刻，是为“黄绾本”《阳明先生文录》。或许是钱德洪与黄绾的编辑理念存有分歧④，嗣后两年，钱德洪据新收录阳明之佚文，于吴中（姑苏）与黄省曾重新编辑刊刻，“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
这就是上文所提《阳明先生存稿（文录）》“黄绾本”、“钱德洪本”的由来，而黄绾《阳明先生存稿序》（《阳明先生文录序》）有两个版本：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黄绾刊刻《阳明先生存稿》“原序”（《阳明先生存稿序》）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为钱德洪刊刻《阳明先生文录》“修订序”（《阳明先生文录序》），后者已经钱德洪改动。
３．《桃溪类稿》 系黄绾业师谢铎（１４３５—１５１０，字鸣治，别号方山，后更号方石，浙江台州太平方岩人，学者称方石先生，明代中期杰出的文学家、理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的诗文集，由黄绾于晚年（６７岁）辑编而成，并撰有《桃溪类稿序》，对《桃溪类稿》的辑编缘由予以介绍：“弘治季年，绾省先君（黄俌）于选部，见先生（谢铎）于国子，先生则语绾曰：‘子来，吾以斯文托子矣。吾之所著初录之曰《杂稿》，再录之曰《净稿》，三录之曰《类稿》，皆西涯李公所点窜也，今以《类稿》为定本。吾身后可以《类稿》刻之。后有《续稿》，但可择一二以附之。’其言在耳也。正德庚午，先生卒。绾时官后军，及归，先生之墓宿草矣。
后数年，东桥顾公守台，欲刻先生遗集，求于其家，向所谓《类稿》者皆不存，先生之孙必阼以《净稿》应之，遂刻郡斋。绾恒以为憾。今因山居之暇，始检《类稿》，又择《续稿》之一二附之。庶几以补先生之志云。”①末署“嘉靖二十有五年冬十一月丙子，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据此可知，《桃溪类稿》之辑编、刊刻系黄绾业师谢铎生前对黄绾的嘱托。谢铎在生前已编选自己的诗文集，初编名曰《桃溪杂稿》，再编名曰《桃溪净稿》，三编即《桃溪类稿》，《桃溪类稿》在谢铎生前未加刊刻，谢铎叮嘱黄绾倘若自己（谢铎）谢世，可以《桃溪类稿》为蓝本并从《桃溪续稿》之中择选一二以附之，成《桃溪类稿》之定本，即是谢铎一生诗文集之汇编。
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十一月二十三日，黄绾“因山居之暇”，在“细读”谢铎存世诗文集《桃溪类稿》基础之上，从《续稿》之中拣择一二，编成六十卷本的《桃溪类稿》之定稿。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桃溪类稿》之残本，系海内孤本。
据谢铎研究专家林家骊介绍，黄绾辑编、谢铎曾孙谢适然所刊刻之六十卷本《桃溪类稿》，前有序言四种，依次为黄绾序、陈音序、李东阳序、顾璘序；正文卷一为乐府、卷二为古诗、卷三至卷四为歌行、卷五至卷六为五言古诗、卷七至卷十六为七言律诗、卷十七为五七言长律、卷十八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序、卷二十九为碑、卷三十至卷三十一为记、卷三十二为传、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八为墓志铭、卷三十九为墓表、卷四十为史论、卷四十一为讲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为奏疏、卷四十六为谥议、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为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为杂著、卷六十为祭文；附录收文五种，依次为《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① ４．《宋杜清献公集》 系南宋大臣、台州朱子学传人杜范（１１８２—１２４５）所撰诗文集。杜范，字成之，一字成己，号立斋，谥清献，台州黄岩杜家村人。南宋嘉定元年（１２０８）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六有本传。《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有“杜范学案”。
黄绾晚年所居翠屏山新宅村与杜范出生地杜家村相邻。黄绾早年即对南宋理学大家杜范十分敬仰。杜范曾在黄岩（翠屏山）灵岩石室读书，黄绾多次瞻仰此地，有七言绝句诗作《灵岩石室宋杜丞相范曾此读书》一首以歌颂杜范克苦求学的可贵品质：“天开石室如虚阁，丞相曾闻此下帏。岁久烟霞迷薜荔， 寒江一道送斜晖。”②无独有偶，黄绾业师即上文提到的一代理学大家谢铎也曾在游灵岩之时拜谒过杜范读书处并赋《游灵岩谒杜清献公读书处（今名杜家村）》诗作一首③。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左右，黄绾还实地考察、拜谒过杜范的墓地， 成《谒杜清献公墓（有引）》④。又据黄绾诗文，杜范之墓在黄岩县城西黄土领之麓。弘治年间，邑尹黄印谒选京师之时，谢铎、黄俌议兴文献书院，特嘱黄印奏举此事；嗣后，朝廷下诏：于杜范墓旁立祠，春秋享祀。而杜范之墓在杜范祠东数十步远，前有小金峰为案。黄绾拜谒之时，杜范墓地荒废已久；黄绾目睹之，感慨万千，赋诗文曰：“荒丘异代犹成梦，英魂千秋尚未沉。斜日空山迟我拜，寂寥天地一悲吟。”⑤黄绾对杜范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宋杜清献公集》系杜范所著诗文集。《宋史》“本传”载：《宋杜清献公集》包括“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共三十二卷。有学者指出，《宋杜清献公集》“在明之前已刊刻，但传至明代已残缺不全”①。杜范作为台州黄岩籍一位文化名人，上文已述，黄绾对其十分敬仰，而黄绾在祖父黄孔昭包括黄绾的业师谢铎对于作为南宋政治家、理学家的杜范，亦十分尊重。《杜清献公集》流传至明代中叶，已是“散逸不全，乡里皆不获见”。明成化年间，黄孔昭任职吏部之时，即志于裒辑、刊刻《杜清献公集》，并利用京师图书收藏丰富之便，抄录而得（杜范）古律诗四卷、奏稿十卷、杂文五卷及卷首黄震所撰《戊辰修史传·杜范传》一篇，又增录《宋史·杜范传》一篇、《文献书院记》两种，初步编成了二十卷本的《宋杜清献公集》。黄孔昭逝世以前，其辑编的《宋杜清献公集》并未正式刊刻，抄录稿本最后由黄绾收藏。
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六十八岁的黄绾在黄孔昭《杜清献公集》抄录稿本基础之上，又从《赤城集》及乡里诸载籍中检录出杜范佚文若干种，重新编订成二十卷本的《宋杜清献公集》。其中古律诗四卷、杂文四卷、奏稿十卷、书札一卷，传记、行状等汇为一卷，置诸卷首。黄绾亲自作《序》，并邀请乡人符验②撰《跋》，《宋杜清献公集》得以刊刻，是为嘉靖二十六年明刻本的《杜清献公集》， 现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黄绾编修《宋杜清献公集》二十卷旧抄本六册，正文卷端题“黄岩杜范著，黄绾校、符验梓”，版本描述： “１０行，行２０字。全幅２８．１×１８．１厘米。写本，线装。”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