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１．《困蒙稿》 卷数不明，黄绾早年诗文著作之一种。《台学统》、《台州经籍志》录有书目。其中《台州经籍志》称：“明温岭黄绾撰，皆其少作，有天台夏■弁首。今佚。”② 《困蒙稿》成，黄绾敦请乡贤夏■作序，夏■成《书困蒙稿》：“是编，宗贤（黄绾）集少作以至于今，所著凡若干篇，为一帙，名之曰《困蒙稿》，请予题其前。
予于是编尚未能悉，纵悉亦未必有助于宗贤。故书数字于首简。”其中以为“世有求知宗贤之文者”当以此编观之，因为《困蒙稿》系针对科举时文而作，其中黄绾有文对科举予以抨击：“学不三代，是自弃其身于不学也。夫自举业兴而世不复知有学，则所谓学者，举业害之也。推波助澜，吾尚忍为之？”③缘此，夏■认为“忧时挢世”实“宗贤之志也”。
此外，据黄绾《寄刘检讨瑞书》：“年十六始知为举业，又三年乃厌其卑。”①可推知，黄绾于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是年１９岁），“弃举业不为”，并在同年所成《谢陈御史招应举书》②中明示自己不会参加科举考试。藉此，我们可以判定《困蒙稿》所收黄绾文稿创作年代上限为弘治十一年，下迄年限待详考。
２．《恐负卷》 卷数不明，系黄绾早年继《困蒙稿》之后汇编所著诗文集之一种，今佚，《（雍正）浙江通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等录有书目。据《台州经籍志》载，黄绾书成之后，与《困蒙稿》一样，敦请天台乡贤夏■撰序跋以评论之。
夏■有跋一种即《书恐负卷后》：“予读此卷，见东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于宗贤虽不同，其为说而意同。盖非圣贤远业，亦无所望于宗贤。噫，世有可望如宗贤，予盖未之见也！前辈往往以语言意气许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将必不失于宗贤，以予知宗贤之真而知之也。若宗贤之自处则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惧，于是益见宗贤之可望也。予无似，无以助宗贤，惟辨义利以始终，差可与宗贤道。然义利之辩亦宗贤所自得，尝以为言，予以无以易也。求其进于宗贤之义，惟‘始终’二字。”③于此跋可知，《恐负卷》不但收录有黄绾之书函，还有黄绾早年的三位业师张元祯、李东阳、谢铎对黄绾寄予厚望的文作；此外，《恐负卷》中有黄绾论“义利之辩”的文字，夏■对此表示认可。
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时年黄绾２３岁），黄绾之父黄俌丁内艰服阕之后，至京师文选司任职。继而黄绾省亲至京师，得以师从张元祯、李东阳等前辈大家，多有请益问学。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随黄俌致仕归家，黄绾亦结束了两年的京师游学生涯。对于黄绾与张、李、谢三位业师在这段时间的交往，可以从今存《石龙集》卷十五、十六中收录的黄绾《寄方石先生书》、《贽西涯先生书》、《谢东白先生书》、《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再上西涯先生书》等文中了解。藉此，我们可以推断《恐负卷》所收文稿成文时限大约为弘治十六年前后。
３．《诸葛公传》（亦称《武侯新传》） 卷数不明，黄绾早年所成关于三国蜀汉丞相诸葛武侯传记文本一种。今佚而不存。关于该书稿撰著缘由，据黄绾在《诸葛公传》成书十二年之后所撰《诸葛公传引》①文可知：黄绾年少即仰慕诸葛武侯并视之为学习榜样，遗憾的是，自己对诸葛武侯的生平业绩未有翔实的了解；但认为陈寿《三国志》对诸葛武侯之评价不合史实，即“陈寿作史不足知其心”。嗣后，黄绾偶于故箧之中捡得宋儒张南轩所作《诸葛武侯传》，认真拜读之后，仍不满意，以为“犹有未足者”，遂“搜访群籍，钩醇摘疵，复广其说”， 厥成《诸葛武侯新传》一种。成书之后，就书稿请教于业师谢铎与乡前辈夏■， 并请二人为之作序、跋文。夏■跋文即《书武侯新传后》②。在夏■看来，黄绾《武侯新传》体现了青年黄绾意在“志于世用”的淑世情怀。
通过考察谢铎的生平事迹，知谢铎最后一次出仕为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至正德三年（１５０８），③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谢世于太平老家，而黄绾于正德四年（１５０９）首次出仕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据此可以判断黄绾《诸葛武侯传》在正德四年已经完稿并呈请谢铎、夏■二先生指正。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三种文稿系黄绾在弘治十一年至正德四年（即２０—３０岁）之间的著作，体现了青年黄绾身上所特有的一种志在经世、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书生意气与壮志情怀。并且在这段时间之中，黄绾与乡前辈夏■先生交谊笃深，夏先生也成为黄绾的学术知音。当然夏■对青年黄绾期望很高，并对黄绾的前程持乐观态度。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夏■应邀登黄俌为子孙求学所建、名之曰“业书之楼”的藏书楼，“周览卷帙”；应黄俌之请、夏■成《业书楼记》文④。文中，夏■对黄绾兄弟评价极高并寄予厚望：“（黄俌）五子俱贤，皆能读其父祖书，绍、绎、绾、约、■，而绾独为可畏。”而黄绾对夏■这位先前辈亦敬爱有加，黄绾早年的几部著作《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皆请夏■作序，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４．《石龙集》 二十八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书目》、《台学统》卷四十四①均录有书目。
今存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春三月十九日封仪大夫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序明嘉靖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②。版本描述：“线装，１２册；１９．７×１４．８公分；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白鱼尾。”又，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该本微卷③。序文首叶下方有钤印四方， 其中三枚书有“刘承幹④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吴氏藏书之印”字样，可知此明嘉靖刻本《石龙集》原为清季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刘承幹所珍藏。另外，此刻本之中尚有不少由清末民初浙江黄岩学者王舟瑶（１８５８— １９２５）据《久庵先生文选》本所作的校记文字，比如卷十二《赠邹谦之序》叶上有“王舟瑶案：《久庵文选》卷六载此序多异字，盖此系初稿，彼系后日改窜者” （笔者按：引文内句读，系笔者添加，下同）字样，卷二十二《少谷子传》叶上有“舟瑶案：《久庵文选》卷十一所载颇多异文，系改窜之作”字样，卷二十六《刑部右侍郎东瀛王公神道碑铭》叶上有“王舟瑶案：《（乾隆）黄岩志》载此文，颇多删改”字样，等等。这说明王舟瑶曾经对此明刻本《石龙集》有过一番校勘， 其中也透露出《石龙集》系黄绾亲手编选、刊刻，而《久庵先生文选》（下文论及） 刻本之中有不少篇幅文字由后学“改窜”以致“异文”、“异字”颇多。如果我们认真对校《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中同一文本所涉文字，就会发现许多异文、异字。至于王舟瑶所校勘本如何辗转至刘承幹嘉业堂则不得而知，而刘承幹嘉业堂藏本如何流传至台湾“中研院”则可能是刘承幹自１９３０年代家道中落后不得不变卖藏书所致，“抗日战争发生后，刘承幹将大量珍贵古籍运到上海，经郑振铎、徐玉森介绍将明刊本秘密售给重庆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① 此外，浙江省图书馆古籍善本部藏有《石龙集》二十八卷六册抄本一种。
浙江省图书馆所记藏书卡片编目如下。类别：集，明别集；编号：４５１３；书名：《石龙集》二十八卷；板式：清抄本；部册：六册。每卷卷首皆钤有“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印”一枚。经认真对勘，可以肯定此抄本系据明嘉靖刻本而誊录。至于该抄本何时由何人组织抄录，我们可以从抄本之中得到一些线索，比如在该抄本“《石龙集》卷第六终”、“《石龙集》卷第二十三终”、“《石龙集》卷第二十八终”末均附有“辛酉重九日后学江涵覆校”字样，而在卷二十八《祭洞黄先墓文》叶上有江涵的一处校勘记：“‘远’，原抄本作‘源’，友人改抄‘远’字，（江）涵意疑改作‘思源’。”据此，我们推知，《石龙集》该抄本系江涵（籍贯、生卒年、生平事迹待考，可以肯定江涵此人生于清末，卒于民国②或稍后）组织一批友人据明嘉靖刻本誊录，其中原本王舟瑶案语亦一并誊录； 且江涵在覆校友人誊抄本之后，自己还作有部分校语。“辛酉”即民国十年， 公元１９２１年。笔者上文已经判断王舟瑶校勘案语作于民国，那么，江涵组织的抄录、覆校工作在１９２１年重阳日完成无疑。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判定：今浙江省图书馆藏《石龙集》抄本系１９２１年抄本，而非“清抄本”。至于该民国抄本如何由嘉业堂辗转之浙江省图书馆收藏，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石龙集》二十八卷，卷首系王廷相于“嘉靖十二年春三月十九日”所作序文一种。卷一：赋八首；卷二：四言诗一首、五言古诗三十题三十七首；卷三： 七言古诗十四首、歌辞三题六章、乐府四题九首、五言律诗十一题十二首；卷四：五言律诗三十五题四十首、五言排律三首；卷五：七言律诗四十二题四十四首；卷六：七言律诗三十八题三十九首、七言排律一首、五言绝句十三题十八首；卷七：七言绝句八十六题一百三十二首、新词二首；卷八：论八篇、杂文十二篇；卷九：杂文十三篇；卷十：杂文七篇；卷十一：序十七篇；卷十二：序十八篇；卷十三：二十一篇；卷十四上：记二十三篇，卷十四下：记九篇；卷十五：书十四篇；卷十六：书两篇；卷十七：书九题十七篇；卷十八：书十八题三十篇；卷十九：书十六题二十三篇；卷二十：书三十九题五十篇；卷二十一：题跋二十六篇；卷二十二：传十二篇；卷二十三：行状三篇、墓志铭五篇；卷二十四：墓碣铭、墓表、碑铭十二篇；卷二十五：墓志铭、墓表、墓碣铭七篇；卷二十六：墓志铭、墓碣铭十四篇；卷二十七：祭文二十三篇；卷二十八：祭文三十五篇。
王廷相在《石龙集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①，“余读《石龙集》， 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维度宏观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 “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 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他还在序末记道：“熟读大稿三月乃作此，而于先生之学尤未尽探也。不知可以附之末否？望教之，幸幸。”考察《石龙集》诗文内容， 基本可以判定《石龙集》所收黄绾诗文的著作年代上起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左右、下讫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左右，从中可以解读出黄绾青年、中年时代“明道稽政” 的志业追求与“志在天下”的理想抱负。
《（嘉庆）太平县志》以黄绾《石龙集》为主，对黄绾学术、政见、文学皆有高度评价：“（黄绾）尚书，世家子，留心世务，上李西涯书、储柴墟书，条书指陈，皆中时弊。继从阳明、甘泉二先生游，更讲明经学，报蕴益宏，为文自达，所见绝去，曲士拘牵，亦不屑规左马而袭沈谢。”②此外，《石龙集》在黄绾生前不止一次刊刻，叶良佩在一次重刻之后就有《石龙集后序》，其中有云：“有刻久庵公所撰诗若文曰《石龙集》者，授新本于予，俾卒业焉。”③ ５．《久庵先生文选》 十六卷①，《（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②等录有书目。又，《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作“《久庵集选》十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亦称作《久庵集选》③。今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四册，２５．７×１６．２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１９字。四周单边，版心白口。由编刻者择选黄绾《石龙集》、《石龙奏议》诗文而成，凡十六卷，共收文一百二十八篇。卷首有“万历乙酉夏日赐进士第知仙居县事前户科左给事中侍经筵官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姑苏后学汤聘尹撰”序文，即《黄久庵先生文选序》，序文首叶上下有两方书有“松俦竹伴”、“家在云间”的钤印。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撰《日藏汉籍善本书目》录有《久庵先生文选》书目，以为该书系“原江户时代加贺藩主田纲纪旧藏”④。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
关于《久庵先生文选》的编刻过程，汤聘尹在序文提到：黄绾遗稿多达数百卷，“以海寇惨毁散佚”。黄绾哲嗣黄承忠“绍家学有声”，时任台州知府的李时渐⑤因赏识黄承忠的才能，决定亲自从当时黄绾存世文稿《石龙集》与《石龙奏议》中各选编若干卷予以刻印，并撰《久庵先生文选凡例》。未等付梓，李时渐因官职变动，编选之事遂暂停。新任台州知府晋江张会宗⑥乐意成人之美，对编选《久庵先生文选》一事，尤加重视，责令黄岩县令刘顺征①续其成。编选完毕，张会宗又敦请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汤聘尹亲自撰序而刊刻。据李时渐任台州知府时段即万历元年至四年（１５７３—１５７６）、以及汤聘尹为《久庵先生文选》撰序时间即万历乙酉十三年（１５８５），可以推断，《久庵先生文选》从编选到刊刻，前后历经十年之久。
关于《久庵先生文选》的编选内容，李时渐在《久庵先生文选凡例》中提到是从《石龙集》与《石龙奏议》二集中“择其树意高古、立论正大、敷词隽永，有关风化、有裨纪纲者选之，得若干篇，约四本，梓之”②。其中特别讲到：“先生（黄绾）奏疏词多忠肯剀切，无少隐讳，常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实当多选。”也就是说《石龙奏疏》大部分卷次已经选入《久庵先生文选》，这为我们了解黄绾在“大礼议”中的“继统不继嗣说”、黄绾对治理黄河漕运的策略、对王阳明遭遇的同情及其本人抚勘大同兵变的经过，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也为我们详细考察明嘉靖前期的国家政局提供了一些史料。
《久庵先生文选》十六卷，正文各卷头题“久庵先生文选卷第Ｘ”，卷末题“久庵先生文选卷第Ｘ 终”。卷一右下角还署有“蔡于春刻”的字样。卷一署“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岩黄绾著”，其余十五卷署“黄岩黄绾宗贤甫著”。
上书口刻“久庵先生文选”，中口刻卷数，下书叶次。全文共有赋诗二百六十二首、文一百二十八篇，其中卷一：赋五首、四言诗三首、五言古诗三十九首；卷二：七言古诗二十九首、五言律诗三十五首、五言排律二首；卷三：七言律诗七十二首；卷四：五言绝句一十二首、七言绝句六十五首；卷五：论八篇、杂文一十三篇；卷六：序二十二篇；卷七：序一十三篇；卷八：记二十篇；卷九：书两篇；卷十：书一十一篇；卷十一：传五篇；卷十二：行状一篇、墓表一篇、志铭一篇、碣铭一篇、碑铭一篇、祭文一十二篇；卷十三：奏疏六篇；卷十四：奏疏四篇；卷十五：奏疏三篇；卷十六：奏疏四篇。
这里，笔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校勘今存《久庵先生文选》万历年间刻本与今存《石龙集》嘉靖年间刻本，会发现有两点明显差别：一是两书相同题名诗文，正文文本在文字上有不少变动，就是上文王舟瑶提到的“改窜之异文”；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异文，可能的原因，一是《石龙集》在黄绾生前刊刻不止一次，至少有两次，王舟瑶校勘所用《石龙集》系早年刻本，而黄承忠等编选《久庵先生文选》所用《石龙集》版本则系经黄绾修订过的新刻本。二是《久庵先生文选》中有部分诗文《石龙集》未录，《石龙集》部分诗文不见于《久庵先生文选》，而《久庵先生文选》中有不少诗文（《石龙集》未录）系黄绾晚年隐居翠屏山时所作，这对我们全面了解黄绾晚年的学术交游、思想变化颇具文献价值。
《久庵先生文选》中所收录的黄绾奏疏，即“石龙奏议”对了解黄绾的政治理论、嘉靖帝与黄绾之间的君臣关系提供了不少线索。所以《久庵先生文选》的版本与文献价值不容小觑。
６．《思古堂笔记》 卷数不明，《千顷堂书目》、《太平邑志》、《两浙名贤录》、《（雍正）浙江通志》、《台学统》等录有书目，今未见。
今存《久庵先生文选》之中录有黄绾《思古堂记》一文，称“思古堂”系黄绾在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之后，迁家翠屏山中所筑之书堂名：“黄子山栖之堂，名曰‘思古’。”①而《思古堂笔记》即以黄绾书堂而命名，很可能系黄绾晚年在编著《四书五经原古》过程之中的读书笔记。又据《明道编》卷四在评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更定之制”时，曰：“绾尝识一二于《思古堂笔记》。”②据此可以推断，黄绾《思古堂笔记》之中有对明初政制的一些记载。
７．《明道编》 十二卷（一作十卷，今存六卷）。《两浙名贤录》、《（雍正）浙江通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录有书目。
黄绾“及门最久”的高徒林文相③在《明道编序》中记到《明道编》有十卷，其中《久庵日录》六卷，门人所记（《习业录》）凡四卷。黄绾哲嗣黄承德在《明道编跋》中记到《久庵日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乃并诸门人原所记《习业录》四卷，共为十二卷，总名为《明道编》”。据黄绾《家训》称：自己晚年于“圣人‘艮止执中’之旨”，除笔之于《四书五经原古》外，“又尝笔之于《日录》及诸门人所记，人谓之《明道编》”①。今《明道编》足本不存，仅存黄绾所著《久庵日录》六卷。容肇祖先生生前收藏有《久庵日录》四册六卷，且系明嘉靖原刻本②，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有容肇祖手书题记③。侯外庐在《明道编序》文提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刻本《明道编》（六卷）胶片④，１９５９年９月，刘厚祜、张岂之二位先生在侯外庐先生的指导之下，据胶片本标点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黄绾门生林文相在《明道编序》文中记到：《明道编》内容涉及道德学问、风俗教化、礼乐法度、古今名物等多方面，可谓“穷性命之本原，达会通之典礼， 广大悉备，幽远不遗，猗欤至矣”⑤。黄绾另一门生吴国鼎在《明道编跋》文开篇便言：“斯集（《明道编》）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⑥黄承德在《明道编跋》文中指出：“《久庵日录》者，录家君（黄绾）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⑦总之，无论是黄绾门生还是黄绾哲嗣，对《久庵日录》评价都颇高。
予于是编尚未能悉，纵悉亦未必有助于宗贤。故书数字于首简。”其中以为“世有求知宗贤之文者”当以此编观之，因为《困蒙稿》系针对科举时文而作，其中黄绾有文对科举予以抨击：“学不三代，是自弃其身于不学也。夫自举业兴而世不复知有学，则所谓学者，举业害之也。推波助澜，吾尚忍为之？”③缘此，夏■认为“忧时挢世”实“宗贤之志也”。
此外，据黄绾《寄刘检讨瑞书》：“年十六始知为举业，又三年乃厌其卑。”①可推知，黄绾于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是年１９岁），“弃举业不为”，并在同年所成《谢陈御史招应举书》②中明示自己不会参加科举考试。藉此，我们可以判定《困蒙稿》所收黄绾文稿创作年代上限为弘治十一年，下迄年限待详考。
２．《恐负卷》 卷数不明，系黄绾早年继《困蒙稿》之后汇编所著诗文集之一种，今佚，《（雍正）浙江通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等录有书目。据《台州经籍志》载，黄绾书成之后，与《困蒙稿》一样，敦请天台乡贤夏■撰序跋以评论之。
夏■有跋一种即《书恐负卷后》：“予读此卷，见东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于宗贤虽不同，其为说而意同。盖非圣贤远业，亦无所望于宗贤。噫，世有可望如宗贤，予盖未之见也！前辈往往以语言意气许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将必不失于宗贤，以予知宗贤之真而知之也。若宗贤之自处则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惧，于是益见宗贤之可望也。予无似，无以助宗贤，惟辨义利以始终，差可与宗贤道。然义利之辩亦宗贤所自得，尝以为言，予以无以易也。求其进于宗贤之义，惟‘始终’二字。”③于此跋可知，《恐负卷》不但收录有黄绾之书函，还有黄绾早年的三位业师张元祯、李东阳、谢铎对黄绾寄予厚望的文作；此外，《恐负卷》中有黄绾论“义利之辩”的文字，夏■对此表示认可。
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时年黄绾２３岁），黄绾之父黄俌丁内艰服阕之后，至京师文选司任职。继而黄绾省亲至京师，得以师从张元祯、李东阳等前辈大家，多有请益问学。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随黄俌致仕归家，黄绾亦结束了两年的京师游学生涯。对于黄绾与张、李、谢三位业师在这段时间的交往，可以从今存《石龙集》卷十五、十六中收录的黄绾《寄方石先生书》、《贽西涯先生书》、《谢东白先生书》、《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再上西涯先生书》等文中了解。藉此，我们可以推断《恐负卷》所收文稿成文时限大约为弘治十六年前后。
３．《诸葛公传》（亦称《武侯新传》） 卷数不明，黄绾早年所成关于三国蜀汉丞相诸葛武侯传记文本一种。今佚而不存。关于该书稿撰著缘由，据黄绾在《诸葛公传》成书十二年之后所撰《诸葛公传引》①文可知：黄绾年少即仰慕诸葛武侯并视之为学习榜样，遗憾的是，自己对诸葛武侯的生平业绩未有翔实的了解；但认为陈寿《三国志》对诸葛武侯之评价不合史实，即“陈寿作史不足知其心”。嗣后，黄绾偶于故箧之中捡得宋儒张南轩所作《诸葛武侯传》，认真拜读之后，仍不满意，以为“犹有未足者”，遂“搜访群籍，钩醇摘疵，复广其说”， 厥成《诸葛武侯新传》一种。成书之后，就书稿请教于业师谢铎与乡前辈夏■， 并请二人为之作序、跋文。夏■跋文即《书武侯新传后》②。在夏■看来，黄绾《武侯新传》体现了青年黄绾意在“志于世用”的淑世情怀。
通过考察谢铎的生平事迹，知谢铎最后一次出仕为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至正德三年（１５０８），③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谢世于太平老家，而黄绾于正德四年（１５０９）首次出仕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据此可以判断黄绾《诸葛武侯传》在正德四年已经完稿并呈请谢铎、夏■二先生指正。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三种文稿系黄绾在弘治十一年至正德四年（即２０—３０岁）之间的著作，体现了青年黄绾身上所特有的一种志在经世、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书生意气与壮志情怀。并且在这段时间之中，黄绾与乡前辈夏■先生交谊笃深，夏先生也成为黄绾的学术知音。当然夏■对青年黄绾期望很高，并对黄绾的前程持乐观态度。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夏■应邀登黄俌为子孙求学所建、名之曰“业书之楼”的藏书楼，“周览卷帙”；应黄俌之请、夏■成《业书楼记》文④。文中，夏■对黄绾兄弟评价极高并寄予厚望：“（黄俌）五子俱贤，皆能读其父祖书，绍、绎、绾、约、■，而绾独为可畏。”而黄绾对夏■这位先前辈亦敬爱有加，黄绾早年的几部著作《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皆请夏■作序，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４．《石龙集》 二十八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书目》、《台学统》卷四十四①均录有书目。
今存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春三月十九日封仪大夫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序明嘉靖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②。版本描述：“线装，１２册；１９．７×１４．８公分；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白鱼尾。”又，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该本微卷③。序文首叶下方有钤印四方， 其中三枚书有“刘承幹④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吴氏藏书之印”字样，可知此明嘉靖刻本《石龙集》原为清季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刘承幹所珍藏。另外，此刻本之中尚有不少由清末民初浙江黄岩学者王舟瑶（１８５８— １９２５）据《久庵先生文选》本所作的校记文字，比如卷十二《赠邹谦之序》叶上有“王舟瑶案：《久庵文选》卷六载此序多异字，盖此系初稿，彼系后日改窜者” （笔者按：引文内句读，系笔者添加，下同）字样，卷二十二《少谷子传》叶上有“舟瑶案：《久庵文选》卷十一所载颇多异文，系改窜之作”字样，卷二十六《刑部右侍郎东瀛王公神道碑铭》叶上有“王舟瑶案：《（乾隆）黄岩志》载此文，颇多删改”字样，等等。这说明王舟瑶曾经对此明刻本《石龙集》有过一番校勘， 其中也透露出《石龙集》系黄绾亲手编选、刊刻，而《久庵先生文选》（下文论及） 刻本之中有不少篇幅文字由后学“改窜”以致“异文”、“异字”颇多。如果我们认真对校《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中同一文本所涉文字，就会发现许多异文、异字。至于王舟瑶所校勘本如何辗转至刘承幹嘉业堂则不得而知，而刘承幹嘉业堂藏本如何流传至台湾“中研院”则可能是刘承幹自１９３０年代家道中落后不得不变卖藏书所致，“抗日战争发生后，刘承幹将大量珍贵古籍运到上海，经郑振铎、徐玉森介绍将明刊本秘密售给重庆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① 此外，浙江省图书馆古籍善本部藏有《石龙集》二十八卷六册抄本一种。
浙江省图书馆所记藏书卡片编目如下。类别：集，明别集；编号：４５１３；书名：《石龙集》二十八卷；板式：清抄本；部册：六册。每卷卷首皆钤有“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印”一枚。经认真对勘，可以肯定此抄本系据明嘉靖刻本而誊录。至于该抄本何时由何人组织抄录，我们可以从抄本之中得到一些线索，比如在该抄本“《石龙集》卷第六终”、“《石龙集》卷第二十三终”、“《石龙集》卷第二十八终”末均附有“辛酉重九日后学江涵覆校”字样，而在卷二十八《祭洞黄先墓文》叶上有江涵的一处校勘记：“‘远’，原抄本作‘源’，友人改抄‘远’字，（江）涵意疑改作‘思源’。”据此，我们推知，《石龙集》该抄本系江涵（籍贯、生卒年、生平事迹待考，可以肯定江涵此人生于清末，卒于民国②或稍后）组织一批友人据明嘉靖刻本誊录，其中原本王舟瑶案语亦一并誊录； 且江涵在覆校友人誊抄本之后，自己还作有部分校语。“辛酉”即民国十年， 公元１９２１年。笔者上文已经判断王舟瑶校勘案语作于民国，那么，江涵组织的抄录、覆校工作在１９２１年重阳日完成无疑。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判定：今浙江省图书馆藏《石龙集》抄本系１９２１年抄本，而非“清抄本”。至于该民国抄本如何由嘉业堂辗转之浙江省图书馆收藏，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石龙集》二十八卷，卷首系王廷相于“嘉靖十二年春三月十九日”所作序文一种。卷一：赋八首；卷二：四言诗一首、五言古诗三十题三十七首；卷三： 七言古诗十四首、歌辞三题六章、乐府四题九首、五言律诗十一题十二首；卷四：五言律诗三十五题四十首、五言排律三首；卷五：七言律诗四十二题四十四首；卷六：七言律诗三十八题三十九首、七言排律一首、五言绝句十三题十八首；卷七：七言绝句八十六题一百三十二首、新词二首；卷八：论八篇、杂文十二篇；卷九：杂文十三篇；卷十：杂文七篇；卷十一：序十七篇；卷十二：序十八篇；卷十三：二十一篇；卷十四上：记二十三篇，卷十四下：记九篇；卷十五：书十四篇；卷十六：书两篇；卷十七：书九题十七篇；卷十八：书十八题三十篇；卷十九：书十六题二十三篇；卷二十：书三十九题五十篇；卷二十一：题跋二十六篇；卷二十二：传十二篇；卷二十三：行状三篇、墓志铭五篇；卷二十四：墓碣铭、墓表、碑铭十二篇；卷二十五：墓志铭、墓表、墓碣铭七篇；卷二十六：墓志铭、墓碣铭十四篇；卷二十七：祭文二十三篇；卷二十八：祭文三十五篇。
王廷相在《石龙集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①，“余读《石龙集》， 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维度宏观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 “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 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他还在序末记道：“熟读大稿三月乃作此，而于先生之学尤未尽探也。不知可以附之末否？望教之，幸幸。”考察《石龙集》诗文内容， 基本可以判定《石龙集》所收黄绾诗文的著作年代上起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左右、下讫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左右，从中可以解读出黄绾青年、中年时代“明道稽政” 的志业追求与“志在天下”的理想抱负。
《（嘉庆）太平县志》以黄绾《石龙集》为主，对黄绾学术、政见、文学皆有高度评价：“（黄绾）尚书，世家子，留心世务，上李西涯书、储柴墟书，条书指陈，皆中时弊。继从阳明、甘泉二先生游，更讲明经学，报蕴益宏，为文自达，所见绝去，曲士拘牵，亦不屑规左马而袭沈谢。”②此外，《石龙集》在黄绾生前不止一次刊刻，叶良佩在一次重刻之后就有《石龙集后序》，其中有云：“有刻久庵公所撰诗若文曰《石龙集》者，授新本于予，俾卒业焉。”③ ５．《久庵先生文选》 十六卷①，《（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②等录有书目。又，《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作“《久庵集选》十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亦称作《久庵集选》③。今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四册，２５．７×１６．２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１９字。四周单边，版心白口。由编刻者择选黄绾《石龙集》、《石龙奏议》诗文而成，凡十六卷，共收文一百二十八篇。卷首有“万历乙酉夏日赐进士第知仙居县事前户科左给事中侍经筵官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姑苏后学汤聘尹撰”序文，即《黄久庵先生文选序》，序文首叶上下有两方书有“松俦竹伴”、“家在云间”的钤印。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撰《日藏汉籍善本书目》录有《久庵先生文选》书目，以为该书系“原江户时代加贺藩主田纲纪旧藏”④。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
关于《久庵先生文选》的编刻过程，汤聘尹在序文提到：黄绾遗稿多达数百卷，“以海寇惨毁散佚”。黄绾哲嗣黄承忠“绍家学有声”，时任台州知府的李时渐⑤因赏识黄承忠的才能，决定亲自从当时黄绾存世文稿《石龙集》与《石龙奏议》中各选编若干卷予以刻印，并撰《久庵先生文选凡例》。未等付梓，李时渐因官职变动，编选之事遂暂停。新任台州知府晋江张会宗⑥乐意成人之美，对编选《久庵先生文选》一事，尤加重视，责令黄岩县令刘顺征①续其成。编选完毕，张会宗又敦请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汤聘尹亲自撰序而刊刻。据李时渐任台州知府时段即万历元年至四年（１５７３—１５７６）、以及汤聘尹为《久庵先生文选》撰序时间即万历乙酉十三年（１５８５），可以推断，《久庵先生文选》从编选到刊刻，前后历经十年之久。
关于《久庵先生文选》的编选内容，李时渐在《久庵先生文选凡例》中提到是从《石龙集》与《石龙奏议》二集中“择其树意高古、立论正大、敷词隽永，有关风化、有裨纪纲者选之，得若干篇，约四本，梓之”②。其中特别讲到：“先生（黄绾）奏疏词多忠肯剀切，无少隐讳，常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实当多选。”也就是说《石龙奏疏》大部分卷次已经选入《久庵先生文选》，这为我们了解黄绾在“大礼议”中的“继统不继嗣说”、黄绾对治理黄河漕运的策略、对王阳明遭遇的同情及其本人抚勘大同兵变的经过，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也为我们详细考察明嘉靖前期的国家政局提供了一些史料。
《久庵先生文选》十六卷，正文各卷头题“久庵先生文选卷第Ｘ”，卷末题“久庵先生文选卷第Ｘ 终”。卷一右下角还署有“蔡于春刻”的字样。卷一署“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岩黄绾著”，其余十五卷署“黄岩黄绾宗贤甫著”。
上书口刻“久庵先生文选”，中口刻卷数，下书叶次。全文共有赋诗二百六十二首、文一百二十八篇，其中卷一：赋五首、四言诗三首、五言古诗三十九首；卷二：七言古诗二十九首、五言律诗三十五首、五言排律二首；卷三：七言律诗七十二首；卷四：五言绝句一十二首、七言绝句六十五首；卷五：论八篇、杂文一十三篇；卷六：序二十二篇；卷七：序一十三篇；卷八：记二十篇；卷九：书两篇；卷十：书一十一篇；卷十一：传五篇；卷十二：行状一篇、墓表一篇、志铭一篇、碣铭一篇、碑铭一篇、祭文一十二篇；卷十三：奏疏六篇；卷十四：奏疏四篇；卷十五：奏疏三篇；卷十六：奏疏四篇。
这里，笔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校勘今存《久庵先生文选》万历年间刻本与今存《石龙集》嘉靖年间刻本，会发现有两点明显差别：一是两书相同题名诗文，正文文本在文字上有不少变动，就是上文王舟瑶提到的“改窜之异文”；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异文，可能的原因，一是《石龙集》在黄绾生前刊刻不止一次，至少有两次，王舟瑶校勘所用《石龙集》系早年刻本，而黄承忠等编选《久庵先生文选》所用《石龙集》版本则系经黄绾修订过的新刻本。二是《久庵先生文选》中有部分诗文《石龙集》未录，《石龙集》部分诗文不见于《久庵先生文选》，而《久庵先生文选》中有不少诗文（《石龙集》未录）系黄绾晚年隐居翠屏山时所作，这对我们全面了解黄绾晚年的学术交游、思想变化颇具文献价值。
《久庵先生文选》中所收录的黄绾奏疏，即“石龙奏议”对了解黄绾的政治理论、嘉靖帝与黄绾之间的君臣关系提供了不少线索。所以《久庵先生文选》的版本与文献价值不容小觑。
６．《思古堂笔记》 卷数不明，《千顷堂书目》、《太平邑志》、《两浙名贤录》、《（雍正）浙江通志》、《台学统》等录有书目，今未见。
今存《久庵先生文选》之中录有黄绾《思古堂记》一文，称“思古堂”系黄绾在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之后，迁家翠屏山中所筑之书堂名：“黄子山栖之堂，名曰‘思古’。”①而《思古堂笔记》即以黄绾书堂而命名，很可能系黄绾晚年在编著《四书五经原古》过程之中的读书笔记。又据《明道编》卷四在评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更定之制”时，曰：“绾尝识一二于《思古堂笔记》。”②据此可以推断，黄绾《思古堂笔记》之中有对明初政制的一些记载。
７．《明道编》 十二卷（一作十卷，今存六卷）。《两浙名贤录》、《（雍正）浙江通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录有书目。
黄绾“及门最久”的高徒林文相③在《明道编序》中记到《明道编》有十卷，其中《久庵日录》六卷，门人所记（《习业录》）凡四卷。黄绾哲嗣黄承德在《明道编跋》中记到《久庵日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乃并诸门人原所记《习业录》四卷，共为十二卷，总名为《明道编》”。据黄绾《家训》称：自己晚年于“圣人‘艮止执中’之旨”，除笔之于《四书五经原古》外，“又尝笔之于《日录》及诸门人所记，人谓之《明道编》”①。今《明道编》足本不存，仅存黄绾所著《久庵日录》六卷。容肇祖先生生前收藏有《久庵日录》四册六卷，且系明嘉靖原刻本②，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有容肇祖手书题记③。侯外庐在《明道编序》文提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刻本《明道编》（六卷）胶片④，１９５９年９月，刘厚祜、张岂之二位先生在侯外庐先生的指导之下，据胶片本标点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黄绾门生林文相在《明道编序》文中记到：《明道编》内容涉及道德学问、风俗教化、礼乐法度、古今名物等多方面，可谓“穷性命之本原，达会通之典礼， 广大悉备，幽远不遗，猗欤至矣”⑤。黄绾另一门生吴国鼎在《明道编跋》文开篇便言：“斯集（《明道编》）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⑥黄承德在《明道编跋》文中指出：“《久庵日录》者，录家君（黄绾）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⑦总之，无论是黄绾门生还是黄绾哲嗣，对《久庵日录》评价都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