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三卷，《天一阁书目》、《（光绪）黄岩县志》、《（光绪）台州府志》、《台州艺文略》等录有书目。《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一曰：“《知罪录》一卷， 明嘉靖三年石龙山人黄绾著。其书盖议当今继统之事。”⑥又据《台州经籍志》称：《知罪录》系黄绾“议当时继统之事，成于嘉靖三年。今残”⑦。
  据笔者多方寻求，发现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室藏有明嘉靖年间黄绾自序刻本《知罪录》一册，半叶１０行、行２４字，正文首叶下方钤有“王培孙纪念物”六字篆文方印一枚；不分卷目，但是根据正文版心所标“知罪录一、知罪录二、知罪录三”字样可判分为三卷。“知罪录一”收《一上大礼疏》、《二上大礼疏》、《三上大礼疏》；“知罪录二”收《大礼私议》；“知罪录三”收《止迁献帝山陵疏》、《谏止献帝入太庙疏》、《论上下情隔之由及论私庙不可近太庙疏》、《论圣学求良辅疏》。其中上海图书馆所藏《知罪录》之最后一疏即《论圣学求良辅疏》有三分之二阙文。而今存《久庵先生文选》卷十三所收六道奏疏即源自《知罪录》。
  上图藏本《知罪录》卷首有黄绾撰《知罪录引》文一种：“当今继统之义不合于当路者，遂指目为邪说，为希宠。予故知而犹犯之，此予之罪也，岂予得已哉！故录之以著其罪，以竢天下后世之知予罪者。嘉靖三年仲秋四日石龙山人黄绾识。”可知《知罪录》系时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司经历的黄绾在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参与“大礼议”之时所上奏疏之录编，于是年八月四日成书并刊刻。而《知罪录》“知罪”之名系借用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语，以表明自己在“大礼议”之中坚持“继统说”而不动摇。又今存黄绾《石龙集》中亦录有同题为《知罪录引》文又一种：“予疏草私录，名之曰‘知罪’。盖予食君禄，见有不可，于理与分当言者，忧之不食，或继以不寐，辄疏而上，皆不自知其为罪也。既而人有以罪予者，予亦不得以无罪辞。虽然，又岂予之得已哉？故录之，以著其罪，以俟天下后世之知予罪者。而并以有关素履之言附焉，其心一也。”①藉此又可得知，黄绾《知罪录》刊刻次数不止嘉靖三年一次。
  嘉靖四年秋，《知罪录》成，黄绾即寄赠时任礼部尚书席书，供其于嘉靖四年奉敕辑编《大礼集议》之用②。此外，黄绾还寄赠好友魏校一册，敦请指教。
  魏校覆函：“《知罪录》……反复以观，喟然叹曰：赤城有斯人邪？何才识之高也。”③据此可知，魏校对黄绾及其《知罪录》评价较高。魏校（１４８３—１５４３），字子才，一作子材，号庄渠，江苏昆山人，其学宗胡居仁，初疑陆象山之学为禅，其后又转而“始知为坦然大道”①。黄绾官后军都督府都事之时，与王阳明结交，共倡圣贤之学，约在正德七年（１５１２），魏校与王阳明之间围绕“朱陆之辩”展开了一场学术讨论，当时黄绾已以疾告归黄岩老家。黄绾虽未直接参与这场论辩，但是站在王阳明宗陆学的立场上，通过与魏校相识的友人从中调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