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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书五经原古》（亦称《经书原古》①）为代表，正式成书于黄绾晚年由黄岩县城迁家江北翠屏山（嘉靖十八年）之后。黄绾本人关于《四书五经原古》之创作由来，其在《家训》文中记，自己于“圣人‘艮止执中’之旨”，“幸得之遗经而验之于身心，涉历星霜，每尝笔之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诗》、《书》诸经，谓之《原古》”①。
据《礼经原古序》，可知黄绾先著《四书原古》，嗣后撰《五经原古》，而《礼经原古》则最迟完成。清朱彝尊《经义考》对黄绾《四书五经原古》不分经著录，统称为《黄氏（绾）经书原古》，入“群经类”，并云“未见”；又转录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概述《五经原古》之语，末了附陆元辅案语一种。②此外，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录有《四书五经原古》书目。
１．《四书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系黄绾在晚年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重新加以笺注、疏解的经学著作。按照下文所述《五经原古》之子目，《四书原古》子目当为《大学原古》、《中庸原古》、《论语原古》、《孟子原古》。《两浙名贤录》、《千顷堂书目》、《台学统》均录有书目。
２．《大学古本注》 卷数不明，今不存世，系黄绾于嘉靖十四至十六年（１５３５—１５３７）在黄岩丁内艰之时所成批注古本《大学》的经学著作一种。黄绾《与孙太守书》（成文于嘉靖十五年左右）云：“向者不自量力，尝于蠡测之余，僭为《大学》、《中庸》古本注。《大学》刻已将毕，俟他日奉请益也。”③嘉靖十五年左右，黄绾在《大学古本注》刊刻之后曾寄赠王畿，王畿拜读之后有书函与黄绾商榷，并有“《大学古本注》至善之旨、有所忿懥之说，细体会，终未能尽契于衷” 云云。嗣后黄绾有《复王汝中书》以回应。④ 可以推断，《大学古本注》至迟于嘉靖十六年已经刊刻。
３．《中庸古本注》 《千顷堂书目》、《台学统》、《经义考》称《中庸古今注》①，一卷，今佚而不存。上引黄绾《与孙太守书》提到《中庸古本注》，可以推断，该书成文并刊刻于嘉靖十四至十六年年间。《千顷堂书目》卷二“三礼类” 记：“黄绾《中庸古今注》一卷。”《台学统》藉此录有此书目，称“见《千顷堂书目》，疑即《四书原古》之一”②。又，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四《礼记》云： “黄氏（绾）《中庸古今注》一卷，未见。”③ ４．《易经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等录目。
《易经原古》系黄绾晚年隐居翠屏山“思古堂”④、“家经阁”⑤时所撰。原著佚而不存，今仅存黄绾本人撰《易经原古序》一种于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中⑥。
在《易经原古序》中，黄绾对《易》的“三才之道，圣人之学，忧患之书”性质、宗旨予以揭橥，并对《易》“先天、后天之教”详加辨析；进而回顾自己少年、中年、晚年学《易》、玩《易》、解《易》的经历，得出“《易》之在予，皆因忧患而得之”的结论。《易经原古》的命名原因，黄绾称自己“历数十年，敢以生平所得之艰难者释其义，或先儒之说有同者亦不敢废，谓之曰《易经原古》”。详而析之：“今敢定之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以彖辞为文王《易》，以爻辞为周公《易》，以《彖传》、《小象传》、《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孔子《易》。又以《大象传》为《大象辞》，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横图》之先后。又以孔子《系辞》言神农、黄帝、尧、舜、周《易》之韫为明历代《易》。又以孔子始终万物莫盛乎艮，以阖户之坤，先辟户之乾，合先后天而推之，以见夏、商《连山》、《归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错于《系辞》者，则归之《文言》；其《系辞》之错于《说卦》者，则归之《系辞》，及凡诸错者皆正之，皆详于各篇。”对于黄绾此种编纂意图，黄宗羲大为不悦：“夫《先后天图说》，固康节一家之学也，朱子置之别传，亦无不可。今以《先天诸图》即为伏羲手笔，与三圣并列为经，无乃以草窃者为正统乎？《大象传》之次第，又复从之，是使千年以上之圣人，俯首而从后人也。”①至于黄宗羲的评判是否恰当，在此我们存疑不辨，因为黄绾《易经原古》书稿不存世，无法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进行勘比、解读。
５．《书经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书经原古》系黄绾对《尚书》进行笺注的经学专著。《（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其中《台学统》称“‘此书但正其中错简’，于今文、古文不加考辨。见《明儒学案》、《太平县志》”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书经原古序》一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黄绾研读、笺注《书经》而成《书经原古》的一些信息。黄绾在《书经原古序》中提到自己早年研读过《尚书》，并以其中上古三代君臣道德功业勉励自己而出仕：“早尝有志，寤寐景行，黾勉从仕。”然而现实官场的残酷混乱（明武宗正德五年至正德七年）与《尚书》所论“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于一堂之上”的理想愿景之间，差距甚大。所以，黄绾引疾告归，“归卧穷山，扫迹蓬户”， 隐居读书达十年之久，取《尚书》之《典》、《谟》、《训》、《诰》文，反复研读以体究领悟其中之三昧，终有所得：“一旦恍然若有所启，若见言外之旨，目击其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于一堂之上，皆有以见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载物之所不能载，悠久无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顺万途，贤愚万类，公私取舍，皆不出其范围。”③欣喜之余，黄绾发出了“斯学既绝， 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于人，如斯功业所以久不明于世，予何汩没”④的感叹。而为使后之君子证斯学、明斯道，黄绾决定订正《尚书》篇、文之错简，“随其所得， 或因旧闻为笺”，名之曰《书经原古》。
可见，黄绾在正德八年（１５１３）至嘉靖元年（１５２２）隐居黄岩紫霄山石龙书院读书之时，已经对《书经原古》发凡起例并草创成型。至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 结束仕宦生涯而迁居翠屏山之后，又于翠屏山之思古堂、家经阁中润色定稿。
６．《诗经原古》 卷数不详，今佚而不存。《诗经原古》系黄绾晚年对《诗经》重新编排、笺注的经学著作。《（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台学统》记：“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颂》亦降为《列国》。见《明儒学案》。”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中存黄绾《诗经原古序》一种②，从中基本可以窥知黄绾《诗经原古》之体例及其诗学片论。黄绾在少年之时即学《诗》，但是直到晚年迁居翠屏山，重修《四子五经》于家经阁时，才通晓“《诗》合于《乐》，古之教” 以及孔子删《诗》之真正意图。所以黄绾在《诗经原古》之中才“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之有《颂》，僭也，亦降之为《列国》。”黄绾以为唯有如此编排处理，才足以明孔子之志，恢复《诗》、《乐》两全之原貌。因此之故，黄绾对《诗经原古》的定位即“以俾审音、讽志之有考，陶镕、孚格、劝戒之有法，以俟学《诗》、学《乐》者之两得”。
对于黄绾的良苦用心，我们应该认可并予以同情理解。
然而，在黄宗羲看来，黄绾《诗经原古》的创作体例是有待商榷的：“《诗》有《南》、《雅》、《颂》及列国之名，而曰‘国风’者非古也，此说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观乐为证，而于《左氏》所云‘《风》有《采蘩》、《采苹》’，则又非之，是岂可信，然季札观乐次第，先《二南》，即继之以十三国，而后《雅》、《颂》。
今以《南》、《雅》、《颂》居先，列国居后，将复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③ 孰是孰非，笔者难以判定，在此我们不妨借用黄宗羲在创作《明儒学案》之时所倡导的在学术研究中力行“存同求异”的治学方法视之：“学问之道，以各人之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④作为后之学者，我们对于黄绾、黄宗羲各自“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
７．《春秋原古》 卷数不明，黄绾晚年所成经学著作之一种，今佚而不存。
《（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云“痛扫诸儒义例之鉴，一以圣经明文为据。见《学案》”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春秋原古序》一种②，为我们了解黄绾关于此书创作过程有帮助。据《春秋原古序》，黄绾少年之时即“有志于《春秋》”，然对“义例之凿”的解经方法甚为反感。待晚年隐居著述之时，“学之白首，忽悟孟子与夫子之言而有省”。尔后，黄绾偶然见到湛若水所撰《春秋正传》，发现自己关于“《春秋》者，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书也”的省悟与湛氏主张，尤其是反对“义例之凿”的解经方法不谋而合。于是，黄绾以《春秋三传》、湛氏《春秋正传》、胡氏《春秋传》为蓝本，并参阅诸儒之说以折衷，皆以明文为据，而成《春秋原古》一书。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黄绾传》中明确指出黄绾的《春秋原古》编撰方法就是“痛扫诸儒义例之凿，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③。
８．《礼经原古》 卷数不明，原著佚失。黄绾晚年于《四书五经原古》之中最后完成的一部经学著作。《（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其中《台学统》记：“（《礼经原古》）以身、事、世为三重，身者容貌之属、事者冠昏之属、世者朝聘之属。于经虽乱，甚资取用。见《学案》、《太平志》。”④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礼经原古序》一种⑤。
黄绾早年即志于治《礼》，下文提到的《礼经》即黄绾早年之作，“思学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礼经》）于箧中以俟时。迨仕而或出或处，南北靡常， 皆有未暇”。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黄绾在去职投林之后，先是撰《四书原古》，尔后著《五经原古》，其中《礼经原古》为最后完成，因为“《礼》之为经，非若他经虽或错乱，其经之规模犹在，尚可依据寻绎，求其意旨而订定之。至于《礼》，则散亡日久，虽有高堂生、二戴、《艺文志》所存遗简，然已茫无头绪，不知孰为先王之作，孰为后世之为，孰为洙、泗之传，孰为汉儒之附会，孰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礼，无以辨之。纵或辨之，亦不能全。”于是，黄绾以礼之“三重” （身、事、世）分类法订定辑校古《礼》，“凡言身者，以身为类；凡言事者，以事为类；凡言世者，以世为类。所谓纲与目者，亦次第其间。又取朱子《仪礼经传》数篇益之，以成一经之纲领，总谓之曰《礼经原古》”。这就是黄绾《礼经原古》之编纂体例，至于考订古《礼》的动机、意图，黄绾说道：“俾学《礼》者，知其源委，寻其脉络，以为三重之条理，以立大本，以经大经，以赞化育，庶几或少补于明时。” ９．《礼经》 卷数不明。黄绾青年时代所编订的礼学著作，约成书于弘治十四至十六年（１５０１—１５０３）间。此系黄绾在放弃科举之后，用功于古圣贤之学的成果之一。至于重新编订《礼经》的缘由，黄绾在《与王东瀛论礼经书》中有说明：儒家传世《五经》之中以《礼经》缺讹最为严重，周衰之时，“诸侯放恣而《礼》最为所恶，故未经秦火而《礼》已亡其七八”。汉儒所成《仪礼》、《周礼》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皆掇拾干时进取之作，且多糜文，已非周孔制作、删定之遗经。即便是朱熹《仪礼经传》、吴澄《三礼考注》等，也都“据陈言于尺素， 因讹谬以踵袭”，均不足以反映周孔制作、删定之意。缘此，黄绾以“精求二圣（周、孔）经世作述之意”为目的，“存其同以去其异”，别为《礼经》一书。① 成书之后，黄绾呈请乡先贤王东瀛（王启）指教，即上引《与王东瀛论礼经书》云云。黄绾《礼经》一书，今佚而不存。
１０．《庙制考议》（亦作《庙制考义》） 二卷，《（雍正）浙江通志》、《（光绪） 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均录有书目，今佚而不存。
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因嘉靖帝生父称号问题而引起的政治纷争———“大礼议”基本结束。但是光禄寺丞何渊为献媚于嘉靖帝，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嘉靖帝命礼官集议，席书、张璁多次上疏“力言不可”①；时任南京都察院经历的黄绾与时任南京刑部郎中的黄宗明亦参与了讨论，与席书、张璁等“议礼派”官员主张一样，“斥何渊之谬”②。《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二“嘉靖四年六月癸卯”条记：黄绾与黄宗明联名上疏，言：“何渊献议谬妄，干天下万世之公议，宜正其罪。”③而《久庵先生文选》之中载有黄绾向嘉靖帝指斥何渊献议谬妄的两道奏疏，即《谏止献帝入太庙疏》④、《论上下情隔疏》⑤。最终在“议礼派”官员的齐力反对之下，嘉靖帝暂时让步，“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藉此推断，《庙制考议》很可能是黄绾在嘉靖四年为指斥“何渊献议谬妄”而专论皇室庙制的一部礼学著作。
据《礼经原古序》，可知黄绾先著《四书原古》，嗣后撰《五经原古》，而《礼经原古》则最迟完成。清朱彝尊《经义考》对黄绾《四书五经原古》不分经著录，统称为《黄氏（绾）经书原古》，入“群经类”，并云“未见”；又转录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概述《五经原古》之语，末了附陆元辅案语一种。②此外，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录有《四书五经原古》书目。
１．《四书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系黄绾在晚年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重新加以笺注、疏解的经学著作。按照下文所述《五经原古》之子目，《四书原古》子目当为《大学原古》、《中庸原古》、《论语原古》、《孟子原古》。《两浙名贤录》、《千顷堂书目》、《台学统》均录有书目。
２．《大学古本注》 卷数不明，今不存世，系黄绾于嘉靖十四至十六年（１５３５—１５３７）在黄岩丁内艰之时所成批注古本《大学》的经学著作一种。黄绾《与孙太守书》（成文于嘉靖十五年左右）云：“向者不自量力，尝于蠡测之余，僭为《大学》、《中庸》古本注。《大学》刻已将毕，俟他日奉请益也。”③嘉靖十五年左右，黄绾在《大学古本注》刊刻之后曾寄赠王畿，王畿拜读之后有书函与黄绾商榷，并有“《大学古本注》至善之旨、有所忿懥之说，细体会，终未能尽契于衷” 云云。嗣后黄绾有《复王汝中书》以回应。④ 可以推断，《大学古本注》至迟于嘉靖十六年已经刊刻。
３．《中庸古本注》 《千顷堂书目》、《台学统》、《经义考》称《中庸古今注》①，一卷，今佚而不存。上引黄绾《与孙太守书》提到《中庸古本注》，可以推断，该书成文并刊刻于嘉靖十四至十六年年间。《千顷堂书目》卷二“三礼类” 记：“黄绾《中庸古今注》一卷。”《台学统》藉此录有此书目，称“见《千顷堂书目》，疑即《四书原古》之一”②。又，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四《礼记》云： “黄氏（绾）《中庸古今注》一卷，未见。”③ ４．《易经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等录目。
《易经原古》系黄绾晚年隐居翠屏山“思古堂”④、“家经阁”⑤时所撰。原著佚而不存，今仅存黄绾本人撰《易经原古序》一种于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中⑥。
在《易经原古序》中，黄绾对《易》的“三才之道，圣人之学，忧患之书”性质、宗旨予以揭橥，并对《易》“先天、后天之教”详加辨析；进而回顾自己少年、中年、晚年学《易》、玩《易》、解《易》的经历，得出“《易》之在予，皆因忧患而得之”的结论。《易经原古》的命名原因，黄绾称自己“历数十年，敢以生平所得之艰难者释其义，或先儒之说有同者亦不敢废，谓之曰《易经原古》”。详而析之：“今敢定之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以彖辞为文王《易》，以爻辞为周公《易》，以《彖传》、《小象传》、《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孔子《易》。又以《大象传》为《大象辞》，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横图》之先后。又以孔子《系辞》言神农、黄帝、尧、舜、周《易》之韫为明历代《易》。又以孔子始终万物莫盛乎艮，以阖户之坤，先辟户之乾，合先后天而推之，以见夏、商《连山》、《归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错于《系辞》者，则归之《文言》；其《系辞》之错于《说卦》者，则归之《系辞》，及凡诸错者皆正之，皆详于各篇。”对于黄绾此种编纂意图，黄宗羲大为不悦：“夫《先后天图说》，固康节一家之学也，朱子置之别传，亦无不可。今以《先天诸图》即为伏羲手笔，与三圣并列为经，无乃以草窃者为正统乎？《大象传》之次第，又复从之，是使千年以上之圣人，俯首而从后人也。”①至于黄宗羲的评判是否恰当，在此我们存疑不辨，因为黄绾《易经原古》书稿不存世，无法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进行勘比、解读。
５．《书经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书经原古》系黄绾对《尚书》进行笺注的经学专著。《（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其中《台学统》称“‘此书但正其中错简’，于今文、古文不加考辨。见《明儒学案》、《太平县志》”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书经原古序》一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黄绾研读、笺注《书经》而成《书经原古》的一些信息。黄绾在《书经原古序》中提到自己早年研读过《尚书》，并以其中上古三代君臣道德功业勉励自己而出仕：“早尝有志，寤寐景行，黾勉从仕。”然而现实官场的残酷混乱（明武宗正德五年至正德七年）与《尚书》所论“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于一堂之上”的理想愿景之间，差距甚大。所以，黄绾引疾告归，“归卧穷山，扫迹蓬户”， 隐居读书达十年之久，取《尚书》之《典》、《谟》、《训》、《诰》文，反复研读以体究领悟其中之三昧，终有所得：“一旦恍然若有所启，若见言外之旨，目击其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于一堂之上，皆有以见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载物之所不能载，悠久无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顺万途，贤愚万类，公私取舍，皆不出其范围。”③欣喜之余，黄绾发出了“斯学既绝， 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于人，如斯功业所以久不明于世，予何汩没”④的感叹。而为使后之君子证斯学、明斯道，黄绾决定订正《尚书》篇、文之错简，“随其所得， 或因旧闻为笺”，名之曰《书经原古》。
可见，黄绾在正德八年（１５１３）至嘉靖元年（１５２２）隐居黄岩紫霄山石龙书院读书之时，已经对《书经原古》发凡起例并草创成型。至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 结束仕宦生涯而迁居翠屏山之后，又于翠屏山之思古堂、家经阁中润色定稿。
６．《诗经原古》 卷数不详，今佚而不存。《诗经原古》系黄绾晚年对《诗经》重新编排、笺注的经学著作。《（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台学统》记：“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颂》亦降为《列国》。见《明儒学案》。”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中存黄绾《诗经原古序》一种②，从中基本可以窥知黄绾《诗经原古》之体例及其诗学片论。黄绾在少年之时即学《诗》，但是直到晚年迁居翠屏山，重修《四子五经》于家经阁时，才通晓“《诗》合于《乐》，古之教” 以及孔子删《诗》之真正意图。所以黄绾在《诗经原古》之中才“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之有《颂》，僭也，亦降之为《列国》。”黄绾以为唯有如此编排处理，才足以明孔子之志，恢复《诗》、《乐》两全之原貌。因此之故，黄绾对《诗经原古》的定位即“以俾审音、讽志之有考，陶镕、孚格、劝戒之有法，以俟学《诗》、学《乐》者之两得”。
对于黄绾的良苦用心，我们应该认可并予以同情理解。
然而，在黄宗羲看来，黄绾《诗经原古》的创作体例是有待商榷的：“《诗》有《南》、《雅》、《颂》及列国之名，而曰‘国风’者非古也，此说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观乐为证，而于《左氏》所云‘《风》有《采蘩》、《采苹》’，则又非之，是岂可信，然季札观乐次第，先《二南》，即继之以十三国，而后《雅》、《颂》。
今以《南》、《雅》、《颂》居先，列国居后，将复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③ 孰是孰非，笔者难以判定，在此我们不妨借用黄宗羲在创作《明儒学案》之时所倡导的在学术研究中力行“存同求异”的治学方法视之：“学问之道，以各人之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④作为后之学者，我们对于黄绾、黄宗羲各自“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
７．《春秋原古》 卷数不明，黄绾晚年所成经学著作之一种，今佚而不存。
《（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云“痛扫诸儒义例之鉴，一以圣经明文为据。见《学案》”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春秋原古序》一种②，为我们了解黄绾关于此书创作过程有帮助。据《春秋原古序》，黄绾少年之时即“有志于《春秋》”，然对“义例之凿”的解经方法甚为反感。待晚年隐居著述之时，“学之白首，忽悟孟子与夫子之言而有省”。尔后，黄绾偶然见到湛若水所撰《春秋正传》，发现自己关于“《春秋》者，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书也”的省悟与湛氏主张，尤其是反对“义例之凿”的解经方法不谋而合。于是，黄绾以《春秋三传》、湛氏《春秋正传》、胡氏《春秋传》为蓝本，并参阅诸儒之说以折衷，皆以明文为据，而成《春秋原古》一书。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黄绾传》中明确指出黄绾的《春秋原古》编撰方法就是“痛扫诸儒义例之凿，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③。
８．《礼经原古》 卷数不明，原著佚失。黄绾晚年于《四书五经原古》之中最后完成的一部经学著作。《（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其中《台学统》记：“（《礼经原古》）以身、事、世为三重，身者容貌之属、事者冠昏之属、世者朝聘之属。于经虽乱，甚资取用。见《学案》、《太平志》。”④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礼经原古序》一种⑤。
黄绾早年即志于治《礼》，下文提到的《礼经》即黄绾早年之作，“思学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礼经》）于箧中以俟时。迨仕而或出或处，南北靡常， 皆有未暇”。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黄绾在去职投林之后，先是撰《四书原古》，尔后著《五经原古》，其中《礼经原古》为最后完成，因为“《礼》之为经，非若他经虽或错乱，其经之规模犹在，尚可依据寻绎，求其意旨而订定之。至于《礼》，则散亡日久，虽有高堂生、二戴、《艺文志》所存遗简，然已茫无头绪，不知孰为先王之作，孰为后世之为，孰为洙、泗之传，孰为汉儒之附会，孰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礼，无以辨之。纵或辨之，亦不能全。”于是，黄绾以礼之“三重” （身、事、世）分类法订定辑校古《礼》，“凡言身者，以身为类；凡言事者，以事为类；凡言世者，以世为类。所谓纲与目者，亦次第其间。又取朱子《仪礼经传》数篇益之，以成一经之纲领，总谓之曰《礼经原古》”。这就是黄绾《礼经原古》之编纂体例，至于考订古《礼》的动机、意图，黄绾说道：“俾学《礼》者，知其源委，寻其脉络，以为三重之条理，以立大本，以经大经，以赞化育，庶几或少补于明时。” ９．《礼经》 卷数不明。黄绾青年时代所编订的礼学著作，约成书于弘治十四至十六年（１５０１—１５０３）间。此系黄绾在放弃科举之后，用功于古圣贤之学的成果之一。至于重新编订《礼经》的缘由，黄绾在《与王东瀛论礼经书》中有说明：儒家传世《五经》之中以《礼经》缺讹最为严重，周衰之时，“诸侯放恣而《礼》最为所恶，故未经秦火而《礼》已亡其七八”。汉儒所成《仪礼》、《周礼》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皆掇拾干时进取之作，且多糜文，已非周孔制作、删定之遗经。即便是朱熹《仪礼经传》、吴澄《三礼考注》等，也都“据陈言于尺素， 因讹谬以踵袭”，均不足以反映周孔制作、删定之意。缘此，黄绾以“精求二圣（周、孔）经世作述之意”为目的，“存其同以去其异”，别为《礼经》一书。① 成书之后，黄绾呈请乡先贤王东瀛（王启）指教，即上引《与王东瀛论礼经书》云云。黄绾《礼经》一书，今佚而不存。
１０．《庙制考议》（亦作《庙制考义》） 二卷，《（雍正）浙江通志》、《（光绪） 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均录有书目，今佚而不存。
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因嘉靖帝生父称号问题而引起的政治纷争———“大礼议”基本结束。但是光禄寺丞何渊为献媚于嘉靖帝，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嘉靖帝命礼官集议，席书、张璁多次上疏“力言不可”①；时任南京都察院经历的黄绾与时任南京刑部郎中的黄宗明亦参与了讨论，与席书、张璁等“议礼派”官员主张一样，“斥何渊之谬”②。《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二“嘉靖四年六月癸卯”条记：黄绾与黄宗明联名上疏，言：“何渊献议谬妄，干天下万世之公议，宜正其罪。”③而《久庵先生文选》之中载有黄绾向嘉靖帝指斥何渊献议谬妄的两道奏疏，即《谏止献帝入太庙疏》④、《论上下情隔疏》⑤。最终在“议礼派”官员的齐力反对之下，嘉靖帝暂时让步，“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藉此推断，《庙制考议》很可能是黄绾在嘉靖四年为指斥“何渊献议谬妄”而专论皇室庙制的一部礼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