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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庵先生黄绾作为浙中王门杰出代表，一生著述宏富，既有经学名作《四书五经原古》等十种，又有政论著作《石龙奏议》、《云中奏稿》、《边事奏稿》等四种，还有哲学、文学代表作《困蒙稿》、《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久庵日录》等七种，另有家乘编纂《洞黄黄氏世德录》、《家训》两种，并辑录有《阳明先生存稿》、《桃溪类稿》等四种。
  对于黄绾著述之目录，徐象梅撰《两浙名贤录》、庆霖等修《（嘉庆）太平县志》、黄虞稷著《千顷堂书目》、嵇曾筠等修《（雍正）浙江通志》、陈宝善等修《（光绪）黄岩县志》、王棻著《台学统》、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喻长霖等修《（民国）台州府志》、杨晨编《台州艺文略》等，皆有载录。黄绾遗稿号数百卷，后大多“以海寇残毁散逸”而不存世，今存者仅有《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知罪录》、《明道编》、《家训》五种，及散见于明清学者诗文集（诸如《王阳明全集》、《明儒学案》、《名臣经济录》等）、家乘（《洞黄黄氏宗谱》）、地方志（如《（光绪）太平续志》、《（光绪）乐清县志》、《（雍正）浙江通志》）等史料之中的佚诗文若干篇。为便于学人详细了解黄绾各种著作之创作背景、思想主旨、版本存佚、学术价值等情况，兹按经学著作、政论著作、哲学著作、文学著作等进行编排，逐一考论。
  一、经学著作以《四书五经原古》（亦称《经书原古》①）为代表，正式成书于黄绾晚年由黄岩县城迁家江北翠屏山（嘉靖十八年）之后。黄绾本人关于《四书五经原古》之创作由来，其在《家训》文中记，自己于“圣人‘艮止执中’之旨”，“幸得之遗经而验之于身心，涉历星霜，每尝笔之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易》、《诗》、《书》诸经，谓之《原古》”①。
  据《礼经原古序》，可知黄绾先著《四书原古》，嗣后撰《五经原古》，而《礼经原古》则最迟完成。清朱彝尊《经义考》对黄绾《四书五经原古》不分经著录，统称为《黄氏（绾）经书原古》，入“群经类”，并云“未见”；又转录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概述《五经原古》之语，末了附陆元辅案语一种。②此外，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三《经解类》录有《四书五经原古》书目。
  １．《四书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系黄绾在晚年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重新加以笺注、疏解的经学著作。按照下文所述《五经原古》之子目，《四书原古》子目当为《大学原古》、《中庸原古》、《论语原古》、《孟子原古》。《两浙名贤录》、《千顷堂书目》、《台学统》均录有书目。
  ２．《大学古本注》　卷数不明，今不存世，系黄绾于嘉靖十四至十六年（１５３５—１５３７）在黄岩丁内艰之时所成批注古本《大学》的经学著作一种。黄绾《与孙太守书》（成文于嘉靖十五年左右）云：“向者不自量力，尝于蠡测之余，僭为《大学》、《中庸》古本注。《大学》刻已将毕，俟他日奉请益也。”③嘉靖十五年左右，黄绾在《大学古本注》刊刻之后曾寄赠王畿，王畿拜读之后有书函与黄绾商榷，并有“《大学古本注》至善之旨、有所忿懥之说，细体会，终未能尽契于衷” 云云。嗣后黄绾有《复王汝中书》以回应。④ 可以推断，《大学古本注》至迟于嘉靖十六年已经刊刻。
  ３．《中庸古本注》　《千顷堂书目》、《台学统》、《经义考》称《中庸古今注》①，一卷，今佚而不存。上引黄绾《与孙太守书》提到《中庸古本注》，可以推断，该书成文并刊刻于嘉靖十四至十六年年间。《千顷堂书目》卷二“三礼类” 记：“黄绾《中庸古今注》一卷。”《台学统》藉此录有此书目，称“见《千顷堂书目》，疑即《四书原古》之一”②。又，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四《礼记》云： “黄氏（绾）《中庸古今注》一卷，未见。”③ ４．《易经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等录目。
  《易经原古》系黄绾晚年隐居翠屏山“思古堂”④、“家经阁”⑤时所撰。原著佚而不存，今仅存黄绾本人撰《易经原古序》一种于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中⑥。
  在《易经原古序》中，黄绾对《易》的“三才之道，圣人之学，忧患之书”性质、宗旨予以揭橥，并对《易》“先天、后天之教”详加辨析；进而回顾自己少年、中年、晚年学《易》、玩《易》、解《易》的经历，得出“《易》之在予，皆因忧患而得之”的结论。《易经原古》的命名原因，黄绾称自己“历数十年，敢以生平所得之艰难者释其义，或先儒之说有同者亦不敢废，谓之曰《易经原古》”。详而析之：“今敢定之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以彖辞为文王《易》，以爻辞为周公《易》，以《彖传》、《小象传》、《系辞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孔子《易》。又以《大象传》为《大象辞》，为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横图》之先后。又以孔子《系辞》言神农、黄帝、尧、舜、周《易》之韫为明历代《易》。又以孔子始终万物莫盛乎艮，以阖户之坤，先辟户之乾，合先后天而推之，以见夏、商《连山》、《归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错于《系辞》者，则归之《文言》；其《系辞》之错于《说卦》者，则归之《系辞》，及凡诸错者皆正之，皆详于各篇。”对于黄绾此种编纂意图，黄宗羲大为不悦：“夫《先后天图说》，固康节一家之学也，朱子置之别传，亦无不可。今以《先天诸图》即为伏羲手笔，与三圣并列为经，无乃以草窃者为正统乎？《大象传》之次第，又复从之，是使千年以上之圣人，俯首而从后人也。”①至于黄宗羲的评判是否恰当，在此我们存疑不辨，因为黄绾《易经原古》书稿不存世，无法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进行勘比、解读。
  ５．《书经原古》　卷数不明，今佚而不存。《书经原古》系黄绾对《尚书》进行笺注的经学专著。《（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其中《台学统》称“‘此书但正其中错简’，于今文、古文不加考辨。见《明儒学案》、《太平县志》”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书经原古序》一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黄绾研读、笺注《书经》而成《书经原古》的一些信息。黄绾在《书经原古序》中提到自己早年研读过《尚书》，并以其中上古三代君臣道德功业勉励自己而出仕：“早尝有志，寤寐景行，黾勉从仕。”然而现实官场的残酷混乱（明武宗正德五年至正德七年）与《尚书》所论“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于一堂之上”的理想愿景之间，差距甚大。所以，黄绾引疾告归，“归卧穷山，扫迹蓬户”， 隐居读书达十年之久，取《尚书》之《典》、《谟》、《训》、《诰》文，反复研读以体究领悟其中之三昧，终有所得：“一旦恍然若有所启，若见言外之旨，目击其君臣雍雍济济、感德仰恩、相与揖让于一堂之上，皆有以见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载物之所不能载，悠久无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顺万途，贤愚万类，公私取舍，皆不出其范围。”③欣喜之余，黄绾发出了“斯学既绝， 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于人，如斯功业所以久不明于世，予何汩没”④的感叹。而为使后之君子证斯学、明斯道，黄绾决定订正《尚书》篇、文之错简，“随其所得， 或因旧闻为笺”，名之曰《书经原古》。
  可见，黄绾在正德八年（１５１３）至嘉靖元年（１５２２）隐居黄岩紫霄山石龙书院读书之时，已经对《书经原古》发凡起例并草创成型。至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 结束仕宦生涯而迁居翠屏山之后，又于翠屏山之思古堂、家经阁中润色定稿。
  ６．《诗经原古》　卷数不详，今佚而不存。《诗经原古》系黄绾晚年对《诗经》重新编排、笺注的经学著作。《（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台学统》记：“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颂》亦降为《列国》。见《明儒学案》。”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中存黄绾《诗经原古序》一种②，从中基本可以窥知黄绾《诗经原古》之体例及其诗学片论。黄绾在少年之时即学《诗》，但是直到晚年迁居翠屏山，重修《四子五经》于家经阁时，才通晓“《诗》合于《乐》，古之教” 以及孔子删《诗》之真正意图。所以黄绾在《诗经原古》之中才“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之有《颂》，僭也，亦降之为《列国》。”黄绾以为唯有如此编排处理，才足以明孔子之志，恢复《诗》、《乐》两全之原貌。因此之故，黄绾对《诗经原古》的定位即“以俾审音、讽志之有考，陶镕、孚格、劝戒之有法，以俟学《诗》、学《乐》者之两得”。
  对于黄绾的良苦用心，我们应该认可并予以同情理解。
  然而，在黄宗羲看来，黄绾《诗经原古》的创作体例是有待商榷的：“《诗》有《南》、《雅》、《颂》及列国之名，而曰‘国风’者非古也，此说本于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观乐为证，而于《左氏》所云‘《风》有《采蘩》、《采苹》’，则又非之，是岂可信，然季札观乐次第，先《二南》，即继之以十三国，而后《雅》、《颂》。
  今以《南》、《雅》、《颂》居先，列国居后，将复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③ 孰是孰非，笔者难以判定，在此我们不妨借用黄宗羲在创作《明儒学案》之时所倡导的在学术研究中力行“存同求异”的治学方法视之：“学问之道，以各人之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④作为后之学者，我们对于黄绾、黄宗羲各自“一偏之见”、“相反之论”的“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
  ７．《春秋原古》　卷数不明，黄绾晚年所成经学著作之一种，今佚而不存。
  《（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云“痛扫诸儒义例之鉴，一以圣经明文为据。见《学案》”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春秋原古序》一种②，为我们了解黄绾关于此书创作过程有帮助。据《春秋原古序》，黄绾少年之时即“有志于《春秋》”，然对“义例之凿”的解经方法甚为反感。待晚年隐居著述之时，“学之白首，忽悟孟子与夫子之言而有省”。尔后，黄绾偶然见到湛若水所撰《春秋正传》，发现自己关于“《春秋》者，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书也”的省悟与湛氏主张，尤其是反对“义例之凿”的解经方法不谋而合。于是，黄绾以《春秋三传》、湛氏《春秋正传》、胡氏《春秋传》为蓝本，并参阅诸儒之说以折衷，皆以明文为据，而成《春秋原古》一书。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黄绾传》中明确指出黄绾的《春秋原古》编撰方法就是“痛扫诸儒义例之凿，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③。
  ８．《礼经原古》　卷数不明，原著佚失。黄绾晚年于《四书五经原古》之中最后完成的一部经学著作。《（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录有书目。其中《台学统》记：“（《礼经原古》）以身、事、世为三重，身者容貌之属、事者冠昏之属、世者朝聘之属。于经虽乱，甚资取用。见《学案》、《太平志》。”④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录有黄绾《礼经原古序》一种⑤。
  黄绾早年即志于治《礼》，下文提到的《礼经》即黄绾早年之作，“思学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稿（《礼经》）于箧中以俟时。迨仕而或出或处，南北靡常， 皆有未暇”。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黄绾在去职投林之后，先是撰《四书原古》，尔后著《五经原古》，其中《礼经原古》为最后完成，因为“《礼》之为经，非若他经虽或错乱，其经之规模犹在，尚可依据寻绎，求其意旨而订定之。至于《礼》，则散亡日久，虽有高堂生、二戴、《艺文志》所存遗简，然已茫无头绪，不知孰为先王之作，孰为后世之为，孰为洙、泗之传，孰为汉儒之附会，孰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礼，无以辨之。纵或辨之，亦不能全。”于是，黄绾以礼之“三重” （身、事、世）分类法订定辑校古《礼》，“凡言身者，以身为类；凡言事者，以事为类；凡言世者，以世为类。所谓纲与目者，亦次第其间。又取朱子《仪礼经传》数篇益之，以成一经之纲领，总谓之曰《礼经原古》”。这就是黄绾《礼经原古》之编纂体例，至于考订古《礼》的动机、意图，黄绾说道：“俾学《礼》者，知其源委，寻其脉络，以为三重之条理，以立大本，以经大经，以赞化育，庶几或少补于明时。” ９．《礼经》　卷数不明。黄绾青年时代所编订的礼学著作，约成书于弘治十四至十六年（１５０１—１５０３）间。此系黄绾在放弃科举之后，用功于古圣贤之学的成果之一。至于重新编订《礼经》的缘由，黄绾在《与王东瀛论礼经书》中有说明：儒家传世《五经》之中以《礼经》缺讹最为严重，周衰之时，“诸侯放恣而《礼》最为所恶，故未经秦火而《礼》已亡其七八”。汉儒所成《仪礼》、《周礼》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皆掇拾干时进取之作，且多糜文，已非周孔制作、删定之遗经。即便是朱熹《仪礼经传》、吴澄《三礼考注》等，也都“据陈言于尺素， 因讹谬以踵袭”，均不足以反映周孔制作、删定之意。缘此，黄绾以“精求二圣（周、孔）经世作述之意”为目的，“存其同以去其异”，别为《礼经》一书。① 成书之后，黄绾呈请乡先贤王东瀛（王启）指教，即上引《与王东瀛论礼经书》云云。黄绾《礼经》一书，今佚而不存。
  １０．《庙制考议》（亦作《庙制考义》）　二卷，《（雍正）浙江通志》、《（光绪） 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均录有书目，今佚而不存。
  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因嘉靖帝生父称号问题而引起的政治纷争———“大礼议”基本结束。但是光禄寺丞何渊为献媚于嘉靖帝，请建世室祀献皇帝于太庙。嘉靖帝命礼官集议，席书、张璁多次上疏“力言不可”①；时任南京都察院经历的黄绾与时任南京刑部郎中的黄宗明亦参与了讨论，与席书、张璁等“议礼派”官员主张一样，“斥何渊之谬”②。《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二“嘉靖四年六月癸卯”条记：黄绾与黄宗明联名上疏，言：“何渊献议谬妄，干天下万世之公议，宜正其罪。”③而《久庵先生文选》之中载有黄绾向嘉靖帝指斥何渊献议谬妄的两道奏疏，即《谏止献帝入太庙疏》④、《论上下情隔疏》⑤。最终在“议礼派”官员的齐力反对之下，嘉靖帝暂时让步，“议别立祢庙，而世室之议竟寝”。藉此推断，《庙制考议》很可能是黄绾在嘉靖四年为指斥“何渊献议谬妄”而专论皇室庙制的一部礼学著作。
  二、政论著作１．《石龙奏议》　卷数不明，《台州府志》、《黄岩县志》、《（雍正）浙江通志》、《（嘉庆）太平县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等有书目存录。原本今佚。
  但李时渐在《久庵先生文选·凡例》中云：“先生（黄绾）……所上章疏若干卷， 名曰《石龙奏议》。”今存明万历年间刊本《久庵先生文选》之卷十三、十四、十五，凡十七篇。因系奏疏文选，故非《石龙奏议》之足本。据此可以判定《石龙奏议》系黄绾仕宦期间所上奏疏之汇辑，其中包括以下所录《知罪录》、《边事奏稿》、《云中疏稿》等。
  ２．《知罪录》　三卷，《天一阁书目》、《（光绪）黄岩县志》、《（光绪）台州府志》、《台州艺文略》等录有书目。《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一曰：“《知罪录》一卷， 明嘉靖三年石龙山人黄绾著。其书盖议当今继统之事。”⑥又据《台州经籍志》称：《知罪录》系黄绾“议当时继统之事，成于嘉靖三年。今残”⑦。
  据笔者多方寻求，发现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室藏有明嘉靖年间黄绾自序刻本《知罪录》一册，半叶１０行、行２４字，正文首叶下方钤有“王培孙纪念物”六字篆文方印一枚；不分卷目，但是根据正文版心所标“知罪录一、知罪录二、知罪录三”字样可判分为三卷。“知罪录一”收《一上大礼疏》、《二上大礼疏》、《三上大礼疏》；“知罪录二”收《大礼私议》；“知罪录三”收《止迁献帝山陵疏》、《谏止献帝入太庙疏》、《论上下情隔之由及论私庙不可近太庙疏》、《论圣学求良辅疏》。其中上海图书馆所藏《知罪录》之最后一疏即《论圣学求良辅疏》有三分之二阙文。而今存《久庵先生文选》卷十三所收六道奏疏即源自《知罪录》。
  上图藏本《知罪录》卷首有黄绾撰《知罪录引》文一种：“当今继统之义不合于当路者，遂指目为邪说，为希宠。予故知而犹犯之，此予之罪也，岂予得已哉！故录之以著其罪，以竢天下后世之知予罪者。嘉靖三年仲秋四日石龙山人黄绾识。”可知《知罪录》系时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司经历的黄绾在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参与“大礼议”之时所上奏疏之录编，于是年八月四日成书并刊刻。而《知罪录》“知罪”之名系借用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语，以表明自己在“大礼议”之中坚持“继统说”而不动摇。又今存黄绾《石龙集》中亦录有同题为《知罪录引》文又一种：“予疏草私录，名之曰‘知罪’。盖予食君禄，见有不可，于理与分当言者，忧之不食，或继以不寐，辄疏而上，皆不自知其为罪也。既而人有以罪予者，予亦不得以无罪辞。虽然，又岂予之得已哉？故录之，以著其罪，以俟天下后世之知予罪者。而并以有关素履之言附焉，其心一也。”①藉此又可得知，黄绾《知罪录》刊刻次数不止嘉靖三年一次。
  嘉靖四年秋，《知罪录》成，黄绾即寄赠时任礼部尚书席书，供其于嘉靖四年奉敕辑编《大礼集议》之用②。此外，黄绾还寄赠好友魏校一册，敦请指教。
  魏校覆函：“《知罪录》……反复以观，喟然叹曰：赤城有斯人邪？何才识之高也。”③据此可知，魏校对黄绾及其《知罪录》评价较高。魏校（１４８３—１５４３）， 字子才，一作子材，号庄渠，江苏昆山人，其学宗胡居仁，初疑陆象山之学为禅，其后又转而“始知为坦然大道”①。黄绾官后军都督府都事之时，与王阳明结交，共倡圣贤之学，约在正德七年（１５１２），魏校与王阳明之间围绕“朱陆之辩”展开了一场学术讨论，当时黄绾已以疾告归黄岩老家。黄绾虽未直接参与这场论辩，但是站在王阳明宗陆学的立场上，通过与魏校相识的友人从中调和之。
  ３．《边事奏稿》（亦称《边事疏稿》）　卷数不明，《（雍正）浙江通志》、《（民国）台州府志》、《黄岩县志》、《太平县志》、《台学统》等有录书目，《台州经籍志》称“明太平黄绾著，邑志称其议论贾、董之流”②。《边事奏稿》原书今佚。
  《久庵先生文选》卷十五《上明罚安边疏》当出自《边事奏稿》。
  ４．《云中疏稿》（亦称《云中奏稿》、《云中奏疏稿》）　卷数不明，《台州府志》、《（嘉庆）太平县志》、《（雍正）浙江通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学统》等有书目。《台州经籍志》称“明太平黄绾著，邑志称其议论贾、董之流”。③ 《（嘉庆）太平县志》称：“《石龙奏议》《云中疏稿》皆（黄绾）在官作，议论董、贾之流也。”④ 据“云中疏稿”之名，可知其中所收奏稿系黄绾于嘉靖十三年（时任礼部左侍郎）勘抚“大同兵变”之时向嘉靖帝所上奏疏。原稿今佚，但《明世宗实录》之中有辑录有黄绾部分疏文，而《久庵先生文选》卷十六《遵圣谕敷王道以永定人心疏》、《昭圣功明国事伸大义示四方万世疏》出自《云中疏稿》无疑。应黄绾之请，黄绾好友叶良佩⑤为《云中疏稿》撰序，《云中疏稿序》文有云：“公（黄绾）在云（大同）多有所疏请，间尝汇为如干卷，以视良佩，俾序之。”⑥藉此，可判定《云中疏稿》成于嘉靖十三年，而正式编辑刊刻成书则在嘉靖十五、十六年间即黄绾丁母忧之时。
  又，与《知罪录》一样，《云中疏稿》成，黄绾寄好友魏校一种，魏校覆函：“承惠寄《云中疏稿》，足以占经济大略矣。钦仰，钦仰。窃惟执事所抱负者天德王道也，其中语意，颇觉抑扬得毋，犹有人者在邪，或恐郢书而燕说之。此则愚之固也。虽然不固，不足以发执事之疑而助其观省。哲人断国，信于蓍龟，云中事势竟当何如？执事沈几先物，必有以洞照之矣。”①要之，魏校对黄绾在处理云中之变的谋略与胆识十分钦佩。
  三、文学、哲学著作１．《困蒙稿》　卷数不明，黄绾早年诗文著作之一种。《台学统》、《台州经籍志》录有书目。其中《台州经籍志》称：“明温岭黄绾撰，皆其少作，有天台夏■弁首。今佚。”② 《困蒙稿》成，黄绾敦请乡贤夏■作序，夏■成《书困蒙稿》：“是编，宗贤（黄绾）集少作以至于今，所著凡若干篇，为一帙，名之曰《困蒙稿》，请予题其前。
  予于是编尚未能悉，纵悉亦未必有助于宗贤。故书数字于首简。”其中以为“世有求知宗贤之文者”当以此编观之，因为《困蒙稿》系针对科举时文而作，其中黄绾有文对科举予以抨击：“学不三代，是自弃其身于不学也。夫自举业兴而世不复知有学，则所谓学者，举业害之也。推波助澜，吾尚忍为之？”③缘此，夏■认为“忧时挢世”实“宗贤之志也”。
  此外，据黄绾《寄刘检讨瑞书》：“年十六始知为举业，又三年乃厌其卑。”①可推知，黄绾于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是年１９岁），“弃举业不为”，并在同年所成《谢陈御史招应举书》②中明示自己不会参加科举考试。藉此，我们可以判定《困蒙稿》所收黄绾文稿创作年代上限为弘治十一年，下迄年限待详考。
  ２．《恐负卷》　卷数不明，系黄绾早年继《困蒙稿》之后汇编所著诗文集之一种，今佚，《（雍正）浙江通志》、《（光绪）黄岩县志》、《台州经籍志》、《台学统》等录有书目。据《台州经籍志》载，黄绾书成之后，与《困蒙稿》一样，敦请天台乡贤夏■撰序跋以评论之。
  夏■有跋一种即《书恐负卷后》：“予读此卷，见东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于宗贤虽不同，其为说而意同。盖非圣贤远业，亦无所望于宗贤。噫，世有可望如宗贤，予盖未之见也！前辈往往以语言意气许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将必不失于宗贤，以予知宗贤之真而知之也。若宗贤之自处则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惧，于是益见宗贤之可望也。予无似，无以助宗贤，惟辨义利以始终，差可与宗贤道。然义利之辩亦宗贤所自得，尝以为言，予以无以易也。求其进于宗贤之义，惟‘始终’二字。”③于此跋可知，《恐负卷》不但收录有黄绾之书函，还有黄绾早年的三位业师张元祯、李东阳、谢铎对黄绾寄予厚望的文作；此外，《恐负卷》中有黄绾论“义利之辩”的文字，夏■对此表示认可。
  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时年黄绾２３岁），黄绾之父黄俌丁内艰服阕之后，至京师文选司任职。继而黄绾省亲至京师，得以师从张元祯、李东阳等前辈大家，多有请益问学。第二年即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随黄俌致仕归家，黄绾亦结束了两年的京师游学生涯。对于黄绾与张、李、谢三位业师在这段时间的交往，可以从今存《石龙集》卷十五、十六中收录的黄绾《寄方石先生书》、《贽西涯先生书》、《谢东白先生书》、《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再上西涯先生书》等文中了解。藉此，我们可以推断《恐负卷》所收文稿成文时限大约为弘治十六年前后。
  ３．《诸葛公传》（亦称《武侯新传》）　卷数不明，黄绾早年所成关于三国蜀汉丞相诸葛武侯传记文本一种。今佚而不存。关于该书稿撰著缘由，据黄绾在《诸葛公传》成书十二年之后所撰《诸葛公传引》①文可知：黄绾年少即仰慕诸葛武侯并视之为学习榜样，遗憾的是，自己对诸葛武侯的生平业绩未有翔实的了解；但认为陈寿《三国志》对诸葛武侯之评价不合史实，即“陈寿作史不足知其心”。嗣后，黄绾偶于故箧之中捡得宋儒张南轩所作《诸葛武侯传》，认真拜读之后，仍不满意，以为“犹有未足者”，遂“搜访群籍，钩醇摘疵，复广其说”， 厥成《诸葛武侯新传》一种。成书之后，就书稿请教于业师谢铎与乡前辈夏■， 并请二人为之作序、跋文。夏■跋文即《书武侯新传后》②。在夏■看来，黄绾《武侯新传》体现了青年黄绾意在“志于世用”的淑世情怀。
  通过考察谢铎的生平事迹，知谢铎最后一次出仕为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至正德三年（１５０８），③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谢世于太平老家，而黄绾于正德四年（１５０９）首次出仕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据此可以判断黄绾《诸葛武侯传》在正德四年已经完稿并呈请谢铎、夏■二先生指正。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判定《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三种文稿系黄绾在弘治十一年至正德四年（即２０—３０岁）之间的著作，体现了青年黄绾身上所特有的一种志在经世、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书生意气与壮志情怀。并且在这段时间之中，黄绾与乡前辈夏■先生交谊笃深，夏先生也成为黄绾的学术知音。当然夏■对青年黄绾期望很高，并对黄绾的前程持乐观态度。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夏■应邀登黄俌为子孙求学所建、名之曰“业书之楼”的藏书楼，“周览卷帙”；应黄俌之请、夏■成《业书楼记》文④。文中，夏■对黄绾兄弟评价极高并寄予厚望：“（黄俌）五子俱贤，皆能读其父祖书，绍、绎、绾、约、■，而绾独为可畏。”而黄绾对夏■这位先前辈亦敬爱有加，黄绾早年的几部著作《困蒙稿》、《恐负卷》、《诸葛公传》皆请夏■作序，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４．《石龙集》　二十八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明史》卷九十九《艺文志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书目》、《台学统》卷四十四①均录有书目。
  今存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春三月十九日封仪大夫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序明嘉靖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②。版本描述：“线装，１２册；１９．７×１４．８公分；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白鱼尾。”又，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该本微卷③。序文首叶下方有钤印四方， 其中三枚书有“刘承幹④字贞一号翰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吴氏藏书之印”字样，可知此明嘉靖刻本《石龙集》原为清季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刘承幹所珍藏。另外，此刻本之中尚有不少由清末民初浙江黄岩学者王舟瑶（１８５８— １９２５）据《久庵先生文选》本所作的校记文字，比如卷十二《赠邹谦之序》叶上有“王舟瑶案：《久庵文选》卷六载此序多异字，盖此系初稿，彼系后日改窜者” （笔者按：引文内句读，系笔者添加，下同）字样，卷二十二《少谷子传》叶上有“舟瑶案：《久庵文选》卷十一所载颇多异文，系改窜之作”字样，卷二十六《刑部右侍郎东瀛王公神道碑铭》叶上有“王舟瑶案：《（乾隆）黄岩志》载此文，颇多删改”字样，等等。这说明王舟瑶曾经对此明刻本《石龙集》有过一番校勘， 其中也透露出《石龙集》系黄绾亲手编选、刊刻，而《久庵先生文选》（下文论及） 刻本之中有不少篇幅文字由后学“改窜”以致“异文”、“异字”颇多。如果我们认真对校《石龙集》、《久庵先生文选》中同一文本所涉文字，就会发现许多异文、异字。至于王舟瑶所校勘本如何辗转至刘承幹嘉业堂则不得而知，而刘承幹嘉业堂藏本如何流传至台湾“中研院”则可能是刘承幹自１９３０年代家道中落后不得不变卖藏书所致，“抗日战争发生后，刘承幹将大量珍贵古籍运到上海，经郑振铎、徐玉森介绍将明刊本秘密售给重庆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① 此外，浙江省图书馆古籍善本部藏有《石龙集》二十八卷六册抄本一种。
  浙江省图书馆所记藏书卡片编目如下。类别：集，明别集；编号：４５１３；书名：《石龙集》二十八卷；板式：清抄本；部册：六册。每卷卷首皆钤有“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印”一枚。经认真对勘，可以肯定此抄本系据明嘉靖刻本而誊录。至于该抄本何时由何人组织抄录，我们可以从抄本之中得到一些线索，比如在该抄本“《石龙集》卷第六终”、“《石龙集》卷第二十三终”、“《石龙集》卷第二十八终”末均附有“辛酉重九日后学江涵覆校”字样，而在卷二十八《祭洞黄先墓文》叶上有江涵的一处校勘记：“‘远’，原抄本作‘源’，友人改抄‘远’字，（江）涵意疑改作‘思源’。”据此，我们推知，《石龙集》该抄本系江涵（籍贯、生卒年、生平事迹待考，可以肯定江涵此人生于清末，卒于民国②或稍后）组织一批友人据明嘉靖刻本誊录，其中原本王舟瑶案语亦一并誊录； 且江涵在覆校友人誊抄本之后，自己还作有部分校语。“辛酉”即民国十年， 公元１９２１年。笔者上文已经判断王舟瑶校勘案语作于民国，那么，江涵组织的抄录、覆校工作在１９２１年重阳日完成无疑。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判定：今浙江省图书馆藏《石龙集》抄本系１９２１年抄本，而非“清抄本”。至于该民国抄本如何由嘉业堂辗转之浙江省图书馆收藏，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石龙集》二十八卷，卷首系王廷相于“嘉靖十二年春三月十九日”所作序文一种。卷一：赋八首；卷二：四言诗一首、五言古诗三十题三十七首；卷三： 七言古诗十四首、歌辞三题六章、乐府四题九首、五言律诗十一题十二首；卷四：五言律诗三十五题四十首、五言排律三首；卷五：七言律诗四十二题四十四首；卷六：七言律诗三十八题三十九首、七言排律一首、五言绝句十三题十八首；卷七：七言绝句八十六题一百三十二首、新词二首；卷八：论八篇、杂文十二篇；卷九：杂文十三篇；卷十：杂文七篇；卷十一：序十七篇；卷十二：序十八篇；卷十三：二十一篇；卷十四上：记二十三篇，卷十四下：记九篇；卷十五：书十四篇；卷十六：书两篇；卷十七：书九题十七篇；卷十八：书十八题三十篇；卷十九：书十六题二十三篇；卷二十：书三十九题五十篇；卷二十一：题跋二十六篇；卷二十二：传十二篇；卷二十三：行状三篇、墓志铭五篇；卷二十四：墓碣铭、墓表、碑铭十二篇；卷二十五：墓志铭、墓表、墓碣铭七篇；卷二十六：墓志铭、墓碣铭十四篇；卷二十七：祭文二十三篇；卷二十八：祭文三十五篇。
  王廷相在《石龙集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绾的学术思想①，“余读《石龙集》， 知黄子学有三尚而为文之妙不与存焉。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王廷相从道、政、文三维度宏观评论了《石龙集》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 “自其见于集（《石龙集》）者言之，有义命之顺适，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 有功利之祛，有无欲之澄静，有养心之淡泊，有慎独克己之造，有精一执中之纯，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谓于道有不明乎哉？其论治也，提纪纲，达经权，弘礼乐，酌刑赏，覆治忽，计安危，严君子小人之辩，契恤民弭乱之术，无不中其几宜而准其剂量，谓于政有不稽乎哉？……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黄绾）之文，当以无意求之。”通读《石龙集》，我们会发现王廷相对黄绾的学术评价是剀切到位的。他还在序末记道：“熟读大稿三月乃作此，而于先生之学尤未尽探也。不知可以附之末否？望教之，幸幸。”考察《石龙集》诗文内容， 基本可以判定《石龙集》所收黄绾诗文的著作年代上起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左右、下讫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左右，从中可以解读出黄绾青年、中年时代“明道稽政” 的志业追求与“志在天下”的理想抱负。
  《（嘉庆）太平县志》以黄绾《石龙集》为主，对黄绾学术、政见、文学皆有高度评价：“（黄绾）尚书，世家子，留心世务，上李西涯书、储柴墟书，条书指陈，皆中时弊。继从阳明、甘泉二先生游，更讲明经学，报蕴益宏，为文自达，所见绝去，曲士拘牵，亦不屑规左马而袭沈谢。”②此外，《石龙集》在黄绾生前不止一次刊刻，叶良佩在一次重刻之后就有《石龙集后序》，其中有云：“有刻久庵公所撰诗若文曰《石龙集》者，授新本于予，俾卒业焉。”③ ５．《久庵先生文选》　十六卷①，《（嘉庆）太平县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②等录有书目。又，《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作“《久庵集选》十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亦称作《久庵集选》③。今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刊本，四册，２５．７×１６．２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１９字。四周单边，版心白口。由编刻者择选黄绾《石龙集》、《石龙奏议》诗文而成，凡十六卷，共收文一百二十八篇。卷首有“万历乙酉夏日赐进士第知仙居县事前户科左给事中侍经筵官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姑苏后学汤聘尹撰”序文，即《黄久庵先生文选序》，序文首叶上下有两方书有“松俦竹伴”、“家在云间”的钤印。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撰《日藏汉籍善本书目》录有《久庵先生文选》书目，以为该书系“原江户时代加贺藩主田纲纪旧藏”④。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
  关于《久庵先生文选》的编刻过程，汤聘尹在序文提到：黄绾遗稿多达数百卷，“以海寇惨毁散佚”。黄绾哲嗣黄承忠“绍家学有声”，时任台州知府的李时渐⑤因赏识黄承忠的才能，决定亲自从当时黄绾存世文稿《石龙集》与《石龙奏议》中各选编若干卷予以刻印，并撰《久庵先生文选凡例》。未等付梓，李时渐因官职变动，编选之事遂暂停。新任台州知府晋江张会宗⑥乐意成人之美，对编选《久庵先生文选》一事，尤加重视，责令黄岩县令刘顺征①续其成。编选完毕，张会宗又敦请福建布政使司左参议汤聘尹亲自撰序而刊刻。据李时渐任台州知府时段即万历元年至四年（１５７３—１５７６）、以及汤聘尹为《久庵先生文选》撰序时间即万历乙酉十三年（１５８５），可以推断，《久庵先生文选》从编选到刊刻，前后历经十年之久。
  关于《久庵先生文选》的编选内容，李时渐在《久庵先生文选凡例》中提到是从《石龙集》与《石龙奏议》二集中“择其树意高古、立论正大、敷词隽永，有关风化、有裨纪纲者选之，得若干篇，约四本，梓之”②。其中特别讲到：“先生（黄绾）奏疏词多忠肯剀切，无少隐讳，常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实当多选。”也就是说《石龙奏疏》大部分卷次已经选入《久庵先生文选》，这为我们了解黄绾在“大礼议”中的“继统不继嗣说”、黄绾对治理黄河漕运的策略、对王阳明遭遇的同情及其本人抚勘大同兵变的经过，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也为我们详细考察明嘉靖前期的国家政局提供了一些史料。
  《久庵先生文选》十六卷，正文各卷头题“久庵先生文选卷第Ｘ”，卷末题“久庵先生文选卷第Ｘ 终”。卷一右下角还署有“蔡于春刻”的字样。卷一署“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岩黄绾著”，其余十五卷署“黄岩黄绾宗贤甫著”。
  上书口刻“久庵先生文选”，中口刻卷数，下书叶次。全文共有赋诗二百六十二首、文一百二十八篇，其中卷一：赋五首、四言诗三首、五言古诗三十九首；卷二：七言古诗二十九首、五言律诗三十五首、五言排律二首；卷三：七言律诗七十二首；卷四：五言绝句一十二首、七言绝句六十五首；卷五：论八篇、杂文一十三篇；卷六：序二十二篇；卷七：序一十三篇；卷八：记二十篇；卷九：书两篇；卷十：书一十一篇；卷十一：传五篇；卷十二：行状一篇、墓表一篇、志铭一篇、碣铭一篇、碑铭一篇、祭文一十二篇；卷十三：奏疏六篇；卷十四：奏疏四篇；卷十五：奏疏三篇；卷十六：奏疏四篇。
  这里，笔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校勘今存《久庵先生文选》万历年间刻本与今存《石龙集》嘉靖年间刻本，会发现有两点明显差别：一是两书相同题名诗文，正文文本在文字上有不少变动，就是上文王舟瑶提到的“改窜之异文”；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异文，可能的原因，一是《石龙集》在黄绾生前刊刻不止一次，至少有两次，王舟瑶校勘所用《石龙集》系早年刻本，而黄承忠等编选《久庵先生文选》所用《石龙集》版本则系经黄绾修订过的新刻本。二是《久庵先生文选》中有部分诗文《石龙集》未录，《石龙集》部分诗文不见于《久庵先生文选》，而《久庵先生文选》中有不少诗文（《石龙集》未录）系黄绾晚年隐居翠屏山时所作，这对我们全面了解黄绾晚年的学术交游、思想变化颇具文献价值。
  《久庵先生文选》中所收录的黄绾奏疏，即“石龙奏议”对了解黄绾的政治理论、嘉靖帝与黄绾之间的君臣关系提供了不少线索。所以《久庵先生文选》的版本与文献价值不容小觑。
  ６．《思古堂笔记》　卷数不明，《千顷堂书目》、《太平邑志》、《两浙名贤录》、《（雍正）浙江通志》、《台学统》等录有书目，今未见。
  今存《久庵先生文选》之中录有黄绾《思古堂记》一文，称“思古堂”系黄绾在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之后，迁家翠屏山中所筑之书堂名：“黄子山栖之堂，名曰‘思古’。”①而《思古堂笔记》即以黄绾书堂而命名，很可能系黄绾晚年在编著《四书五经原古》过程之中的读书笔记。又据《明道编》卷四在评论明太祖朱元璋“晚年更定之制”时，曰：“绾尝识一二于《思古堂笔记》。”②据此可以推断，黄绾《思古堂笔记》之中有对明初政制的一些记载。
  ７．《明道编》　十二卷（一作十卷，今存六卷）。《两浙名贤录》、《（雍正）浙江通志》、《台学统》、《台州艺文略》录有书目。
  黄绾“及门最久”的高徒林文相③在《明道编序》中记到《明道编》有十卷，其中《久庵日录》六卷，门人所记（《习业录》）凡四卷。黄绾哲嗣黄承德在《明道编跋》中记到《久庵日录》凡八卷，“以晚年所记六卷置诸卷首”、“以旧日所记二卷，置诸卷末”，“乃并诸门人原所记《习业录》四卷，共为十二卷，总名为《明道编》”。据黄绾《家训》称：自己晚年于“圣人‘艮止执中’之旨”，除笔之于《四书五经原古》外，“又尝笔之于《日录》及诸门人所记，人谓之《明道编》”①。今《明道编》足本不存，仅存黄绾所著《久庵日录》六卷。容肇祖先生生前收藏有《久庵日录》四册六卷，且系明嘉靖原刻本②，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有容肇祖手书题记③。侯外庐在《明道编序》文提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刻本《明道编》（六卷）胶片④，１９５９年９月，刘厚祜、张岂之二位先生在侯外庐先生的指导之下，据胶片本标点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黄绾门生林文相在《明道编序》文中记到：《明道编》内容涉及道德学问、风俗教化、礼乐法度、古今名物等多方面，可谓“穷性命之本原，达会通之典礼， 广大悉备，幽远不遗，猗欤至矣”⑤。黄绾另一门生吴国鼎在《明道编跋》文开篇便言：“斯集（《明道编》）久翁先生为明道而编也。”⑥黄承德在《明道编跋》文中指出：“《久庵日录》者，录家君（黄绾）平日用功体践之言也。家君自弱冠即志圣贤之学，六经孔孟之言，无不精蕴于心，为志道、据德之实；既而发诸言语，皆先贤之所未发，为千载绝学之宗旨。自家庭、乡党以至立朝事君、动静出处、语默取予、日用躬行，罔一或违于斯。是录也，诚有功于圣门。”⑦总之，无论是黄绾门生还是黄绾哲嗣，对《久庵日录》评价都颇高。
  四、家乘著作１．《洞黄黄氏世德录》　卷数不明，《（光绪）台州府志》、《台州经籍志》录有书目。该书系黄绾编纂的一种关于台州洞黄黄氏先祖懿德善行之传记资料。成书具体时间不可考，但可以推定基本成书于嘉靖十五至十七年间（１５３６—１５３８），即黄绾丁母忧家居之时。
  又据黄绾《高祖松坞府君碑阴记》云：“绾童时读先文毅公汇撰《祖德录》， 置书叹曰：‘懿哉，吾高祖松坞府君之德！虽在布衣而名闻朝野，虽生今世而无愧古人，吾何修而可以无忝之哉！’矧其《录》若传、若墓表、若哀挽诸文词，皆出一时名卿如商文毅、李文正、谢文肃巨手数公，以及王舍人允达、杨主政君谦， 咸尔雅可观。复仰而叹曰：‘微吾府君，固无以致斯文若是盛也！’于是斐然有制作之志。顾自始读至于今兹，倏将四纪，晨夕自励，靡斯须敢宁，幸遭遇圣天子，列官侍从，亦且谬有所述以荐道诸先进功德。”①可以肯定，黄绾在编撰《洞黄黄氏世德录》之时参阅了其祖父黄孔昭《黄氏祖德录》的体例与内容，而黄绾在童年之时即立志编撰一种反映先世淳德美行的著作，这可能是《洞黄黄氏世德录》的编撰缘由。《洞黄黄氏世德录》编撰动机，一方面系表彰先世淳德美行，另一方面为黄氏子孙树立典范意义：“凡吾黄氏子孙其率视乃祖之德无间， 出与处咸求无愧于尔先。”②书成，叶良佩作《洞黄黄氏世德录序》，其中对该书的传世价值予以解读：“一日，读宗伯久庵公所辑《洞黄黄氏世德录》已，乃释卷而叹曰：斯固黄氏之敦彝閟宫也，足以贻其子若孙，以为世守之典则矣。公之为是书也，推其法度渊源，远有所自，将天下之人得之，取法传家，又岂非尚友之一助也哉！”③ 《洞山黄氏世德录》原稿不存，但是部分文稿之雏形存录于《石龙集》与民国乙卯年（１９１５）本《洞黄黄氏宗谱》之中。黄绾哲嗣黄承忠在重修《洞黄黄氏宗谱》并为洞黄黄氏先祖撰记之时，有不少黄氏先贤的传记材料即出自于黄绾《石龙集》，比如《先五世祖统五府君碑阴记》、《高祖松坞府君碑阴记》、《曾祖职方府君碑阴记》、《先祖文毅公碑阴记》文等，而《洞黄黄氏世德录》的部分文稿当亦直接取材于《石龙集》。
  ２．《家训》　原稿本佚而不存，卷数不明，《台州经籍志》、《两浙名贤录》录有书目。今存残本一卷十二条，被黄氏后裔收录于１９１５年重修《洞山黄氏宗谱》卷一“原序”之中④。此残本《家训》前有《小引》一种：“道七府君久庵公所著《家训》，虽日用诰诫，莫不表里于经，驰骤于史，谆谆数千万言，实足为天下明训，岂徒为子孙虑深远？迨传至不肖①，而仅留其半，遍访老成，家余无存者，不胜痛恨太息，于职守者每致咎焉。因谨书十二条于《谱》，吾族子孙尚其无忘先训。”据此《小引》文可知黄绾《家谱》原稿有数千万言代代流传于黄氏后裔之中，殆至民国初年仅存其半，其余亡佚不可汇辑。所存十二条名目系“端本”、“志学”、“教养”、“励志”、“师友”、“技艺”、“婚姻”、“治家”、“勤俭”、“内德”、“朔节”②。又据《洞黄黄氏宗谱》卷一《遗迹小引》文称，洞黄先世“祠宇”、“坟墓”等遗迹亦载于《家训》之中，而１９１５年重修本《洞黄黄氏宗谱》卷一《家训》正文之后有残阙文一种，载有关于黄氏先祖坟墓的一些情况。今存《石龙集》卷八有《家诫》一文，基本可判定为黄绾晚年所编《家训》之纲要，它主要强调了传统儒家的道德治家理念。黄绾《家训》文在记自己于圣人“艮止执中之学”，“得之遗经而验之身心，涉历星霜”而后成《四书五经原古》及《明道编》。据此，基本可推定出《家训》系黄绾晚年最后完成的一部著作。
  五、参修、编修著作１．《明伦大典》　系嘉靖六年（１５２７）正月至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六月间，黄绾应礼部尚书席书之荐，参与纂修的官修史书。
  《明伦大典》原拟命名《大礼全书》，系于嘉靖四年（１５２５）十二月由礼部尚书席书所编成的《大礼集议》基础之上进行纂修。至于《明伦大典》纂修起源， 可从嘉靖帝所赐与费宏等的敕书中得知：“朕自继承大统、即位以来，朝夕之间，惟我皇考、皇母尊亲未定，命诸礼官考详大礼，辄引后世继祠之说，名实不称，废坏纲常，尚赖天赐良哲正直之士、力赞朕一人，正厥大伦，尊尊亲亲，各当其宜，位号已定，庙祀已成，岂可无一《全书》以示后世？虽前命礼官席书纂成《集议》，其中或有未备。朕心慊焉……尔宏（费宏）等宜勉尽忠爱，深体朕心， 上稽古人之训，近削毙陋之说，参酌诸臣奏论，汇为《全书》。前《集议》所编不得更改，可略加润色，以成永久不刊之典。”①《明伦大典》（《大礼全书》）原以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席书为总裁官，张璁、桂萼为副总裁官，方献夫、霍韬、熊浃、黄宗明、席春、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张治、黄绾、潘潢、曾存仁为纂修官，并于嘉靖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开馆。
  黄绾得以参与纂修《明伦大典》主要依赖于礼部尚书席书的举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传》称：“尚书席书纂修《明伦大典》，荐先生（黄绾）与之同事。”黄绾时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但是黄绾当时并未在南都任职，而于前一年已经托疾请辞归家至黄岩。诏书虽至南都，黄绾并未赴京师参与纂修。所以是年六月，嘉靖帝以“升黄绾为光禄寺少卿”的名义督促其入史馆修书，“绾疏辞任，不允”②。至是，黄绾赴京，正式参与纂修《明伦大典》，即充任纂修官。嘉靖六年九月，黄绾由光禄寺少卿转任大理寺左少卿，仍赴史馆纂修《明伦大典》。③ 十一月，改命谢迁、张璁、翟銮为总裁官而以桂萼、方献夫为副。嘉靖七年六月一日，《明伦大典》二十四卷历时一年半纂修完成， 嘉靖帝亲制序文于前，杨一清、张璁、桂銮、桂萼、方献夫等五人序于后④，命宣付史馆，刊布天下。充任纂修官的黄绾亦被加恩：“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绾升詹事，兼官如故。”⑤ 作为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关于“大礼仪”事件的档案实录，《明伦大典》的主要内容包含有“争考”、“争帝”、“争皇”、“争庙”、“争路”、“争庙谒”、“争乐舞”等七个方面内容⑥。今《明伦大典》存有四个版本，一是明嘉靖七年的内府刻本，二是明嘉靖时期镇江府刻本，三是嘉靖八年四月湖广刊本，四是嘉靖经厂本。
  ２．《阳明先生存稿》　系黄绾等于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甄选、编录而成的王阳明传世文稿。王阳明于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公元１５２９年１月９日）去世，据黄绾撰《阳明先生存稿序》文知，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左右，王阳明文稿“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鉴于此种情形，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① 据黄绾序文可知《阳明先生存稿》有两个版本：一是黄绾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等检粹而编订本（简称“黄绾本”），二是在前本基础之上经钱德洪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本（简称“钱德洪本”）即在编排上析“文录”、“别录”两种。两个版本的《阳明先生存稿》（亦称《阳明先生文录》），今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对其版本源流以及相关文录之比较，当代阳明学研究专家铃木龙一②、吴震③、永富青地④等有文介绍。
  据永富青地调查所见：“黄绾本《阳明文录》（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本），五卷，嘉靖十二年刊本。１９．７×１４．０厘米，半叶１０行，行２０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首有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序。”又据吴震文知，“黄绾本”卷首的《阳明先生存稿序》其落款为“嘉靖癸巳（十二年，１５３３）秋九月望日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生赤城黄绾识”。
  今京都大学松元文库附属图书馆藏有经钱德洪“重为厘类”的姑苏本《阳明先生文集》（《阳明先生存稿》），刻毕于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据吴震介绍，钱德洪本“一函八册，文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此姑苏版文集分别由文录、外集、别录三部分组成，而黄本仅有文录五卷”。吴震还通过对“黄绾本”、“钱德洪本”简单比较发现：“两者版面完全相同，字形、所用的异体字以及行叶和每行的字数也完全相同”；“黄本有若干钱本中未见的书信”（十三封）；“黄本无外集、别录。不过，钱本外集中的有些篇目见于黄本卷四及卷五”；“钱本卷首有邹东廓序于‘嘉靖丙申（１５３６）春三月’的序文。黄本中无此序文”。据此可以判定黄本与钱本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个刻本，但两者又属于同一系统的版本。此外，吴震通过对比黄、钱二本卷首所载的黄绾《序》发现：“落款的年月， 黄本题为‘嘉靖癸巳秋九月望日’，钱本题为‘嘉靖乙未（十四年，１５３５）春三月’”；“序文的题名，黄本为‘阳明先生存稿序’，钱本为‘阳明先生文录序’”； “落款的官职名，黄本为‘右侍郎’，钱本为‘左侍郎’”；“两序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是，钱本新增加了一段黄本中没有的文字：‘洪甫携之（指黄本）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①刻梓以行’。”据此可以判定，钱本基于黄本，由钱德洪与黄勉之等人一起重编于姑苏，并由闻人铨付刻。又据《阳明先生年谱》“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条“刻先生《文录》于姑苏”记载：“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遣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铨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②又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壬辰（１５３２）， 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③由此，我们可以判定《阳明先生存稿》原为钱德洪与黄绾等人一起，约于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开始裒辑、编录，次年（１５３３），黄绾作序文付刻，是为“黄绾本”《阳明先生文录》。或许是钱德洪与黄绾的编辑理念存有分歧④，嗣后两年，钱德洪据新收录阳明之佚文，于吴中（姑苏）与黄省曾重新编辑刊刻，“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
  这就是上文所提《阳明先生存稿（文录）》“黄绾本”、“钱德洪本”的由来，而黄绾《阳明先生存稿序》（《阳明先生文录序》）有两个版本：即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黄绾刊刻《阳明先生存稿》“原序”（《阳明先生存稿序》）与嘉靖十四年（１５３５）为钱德洪刊刻《阳明先生文录》“修订序”（《阳明先生文录序》），后者已经钱德洪改动。
  ３．《桃溪类稿》　系黄绾业师谢铎（１４３５—１５１０，字鸣治，别号方山，后更号方石，浙江台州太平方岩人，学者称方石先生，明代中期杰出的文学家、理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的诗文集，由黄绾于晚年（６７岁）辑编而成，并撰有《桃溪类稿序》，对《桃溪类稿》的辑编缘由予以介绍：“弘治季年，绾省先君（黄俌）于选部，见先生（谢铎）于国子，先生则语绾曰：‘子来，吾以斯文托子矣。吾之所著初录之曰《杂稿》，再录之曰《净稿》，三录之曰《类稿》，皆西涯李公所点窜也，今以《类稿》为定本。吾身后可以《类稿》刻之。后有《续稿》，但可择一二以附之。’其言在耳也。正德庚午，先生卒。绾时官后军，及归，先生之墓宿草矣。
  后数年，东桥顾公守台，欲刻先生遗集，求于其家，向所谓《类稿》者皆不存，先生之孙必阼以《净稿》应之，遂刻郡斋。绾恒以为憾。今因山居之暇，始检《类稿》，又择《续稿》之一二附之。庶几以补先生之志云。”①末署“嘉靖二十有五年冬十一月丙子，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前詹事兼侍讲学士同修国典经筵讲官门人黄岩黄绾百拜书。”据此可知，《桃溪类稿》之辑编、刊刻系黄绾业师谢铎生前对黄绾的嘱托。谢铎在生前已编选自己的诗文集，初编名曰《桃溪杂稿》，再编名曰《桃溪净稿》，三编即《桃溪类稿》，《桃溪类稿》在谢铎生前未加刊刻，谢铎叮嘱黄绾倘若自己（谢铎）谢世，可以《桃溪类稿》为蓝本并从《桃溪续稿》之中择选一二以附之，成《桃溪类稿》之定本，即是谢铎一生诗文集之汇编。
  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十一月二十三日，黄绾“因山居之暇”，在“细读”谢铎存世诗文集《桃溪类稿》基础之上，从《续稿》之中拣择一二，编成六十卷本的《桃溪类稿》之定稿。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桃溪类稿》之残本，系海内孤本。
  据谢铎研究专家林家骊介绍，黄绾辑编、谢铎曾孙谢适然所刊刻之六十卷本《桃溪类稿》，前有序言四种，依次为黄绾序、陈音序、李东阳序、顾璘序；正文卷一为乐府、卷二为古诗、卷三至卷四为歌行、卷五至卷六为五言古诗、卷七至卷十六为七言律诗、卷十七为五七言长律、卷十八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为序、卷二十九为碑、卷三十至卷三十一为记、卷三十二为传、卷三十四至卷三十八为墓志铭、卷三十九为墓表、卷四十为史论、卷四十一为讲章、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为奏疏、卷四十六为谥议、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二为书、卷五十三至卷五十九为杂著、卷六十为祭文；附录收文五种，依次为《方石先生行状》、《明故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致仕赠礼部尚书谥文肃谢公神道碑铭》、《方石先生墓志铭》、《跋方石先生墓志卷后》、《题方石先生改葬墓志后》。① ４．《宋杜清献公集》　系南宋大臣、台州朱子学传人杜范（１１８２—１２４５）所撰诗文集。杜范，字成之，一字成己，号立斋，谥清献，台州黄岩杜家村人。南宋嘉定元年（１２０８）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等。《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六有本传。《宋元学案》卷六十六《南湖学案》有“杜范学案”。
  黄绾晚年所居翠屏山新宅村与杜范出生地杜家村相邻。黄绾早年即对南宋理学大家杜范十分敬仰。杜范曾在黄岩（翠屏山）灵岩石室读书，黄绾多次瞻仰此地，有七言绝句诗作《灵岩石室宋杜丞相范曾此读书》一首以歌颂杜范克苦求学的可贵品质：“天开石室如虚阁，丞相曾闻此下帏。岁久烟霞迷薜荔， 寒江一道送斜晖。”②无独有偶，黄绾业师即上文提到的一代理学大家谢铎也曾在游灵岩之时拜谒过杜范读书处并赋《游灵岩谒杜清献公读书处（今名杜家村）》诗作一首③。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左右，黄绾还实地考察、拜谒过杜范的墓地， 成《谒杜清献公墓（有引）》④。又据黄绾诗文，杜范之墓在黄岩县城西黄土领之麓。弘治年间，邑尹黄印谒选京师之时，谢铎、黄俌议兴文献书院，特嘱黄印奏举此事；嗣后，朝廷下诏：于杜范墓旁立祠，春秋享祀。而杜范之墓在杜范祠东数十步远，前有小金峰为案。黄绾拜谒之时，杜范墓地荒废已久；黄绾目睹之，感慨万千，赋诗文曰：“荒丘异代犹成梦，英魂千秋尚未沉。斜日空山迟我拜，寂寥天地一悲吟。”⑤黄绾对杜范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宋杜清献公集》系杜范所著诗文集。《宋史》“本传”载：《宋杜清献公集》包括“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共三十二卷。有学者指出，《宋杜清献公集》“在明之前已刊刻，但传至明代已残缺不全”①。杜范作为台州黄岩籍一位文化名人，上文已述，黄绾对其十分敬仰，而黄绾在祖父黄孔昭包括黄绾的业师谢铎对于作为南宋政治家、理学家的杜范，亦十分尊重。《杜清献公集》流传至明代中叶，已是“散逸不全，乡里皆不获见”。明成化年间，黄孔昭任职吏部之时，即志于裒辑、刊刻《杜清献公集》，并利用京师图书收藏丰富之便，抄录而得（杜范）古律诗四卷、奏稿十卷、杂文五卷及卷首黄震所撰《戊辰修史传·杜范传》一篇，又增录《宋史·杜范传》一篇、《文献书院记》两种，初步编成了二十卷本的《宋杜清献公集》。黄孔昭逝世以前，其辑编的《宋杜清献公集》并未正式刊刻，抄录稿本最后由黄绾收藏。
  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六十八岁的黄绾在黄孔昭《杜清献公集》抄录稿本基础之上，又从《赤城集》及乡里诸载籍中检录出杜范佚文若干种，重新编订成二十卷本的《宋杜清献公集》。其中古律诗四卷、杂文四卷、奏稿十卷、书札一卷，传记、行状等汇为一卷，置诸卷首。黄绾亲自作《序》，并邀请乡人符验②撰《跋》，《宋杜清献公集》得以刊刻，是为嘉靖二十六年明刻本的《杜清献公集》， 现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黄绾编修《宋杜清献公集》二十卷旧抄本六册，正文卷端题“黄岩杜范著，黄绾校、符验梓”，版本描述： “１０行，行２０字。全幅２８．１×１８．１厘米。写本，线装。”③

① （民国）杨晨编：《台州艺文略》，黄岩友成局１９３６年印，第７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二《经籍二·经部下》：《两浙名贤录》作《五经四书原本》。 ①据笔者调查，《家训》载《洞山黄氏宗谱》卷一，１９１５年重修本。关于《家训》版本及相关内容见下文。 ②（清）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二百八十四《群经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４５６—４４５７页。陆元辅案语为：“黄绾，字叔贤，黄岩人。正德丁丑进士，仕至礼部尚书。” 不难发现，陆元辅关于黄绾的记录有两处错误，一是黄绾表字非“叔贤”，应称“宗贤”；二是称黄绾为“正德丁丑进士”为误记，黄绾在弘治十一年即“弃举业不为”，亦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其出仕乃系“袭祖荫”。 ③（明）黄绾：《石龙集》卷二十，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藏明嘉靖刻本，第２５页。 ④同上，第２７—２９页。 ①笔者窃以为《中庸古今注》《中庸古本注》二书名,当以黄绾《与孙太守书》所称“中庸古本注”提法为定称。 ②(民国) 王葉換:《台学统》卷四十四《性理之学》三十二,1918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第15页。 ③《经义考》此书目之下有陆元辅夹注:“缩，息县人，正德丁丑进士。”显系误记，如前所述,黄绾从未参加科举,不可能中“正德丁丑进士”。 ④黄绡《思古堂记》文称“思古堂”系黄绾在嘉靖十九年(1540)之后,迁家翠屏山中所筑之书堂名:“黄子山栖之堂,名曰‘思古’。”命名缘由详见黄绾《久庵先生文选)(明万历刻本)番八,第10-11页。 ⑤黄绾《家经阁记》文:“黄子修《四子五经》于山阁，谓其阁曰‘家经’。”命名之缘由可参见《久庵先生文选》卷八(第12页)之说明。 ⑥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 -321 页。 ①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19页。 ②(民国) 王葉撰:《台学统)卷四十四《性理之学》三十二,1918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第14页。参阅笔者下段行文之中关于黄宗羲对《书经原古》的概述,可知王葉之语出自黄宗夔《明儒学案》。 ③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22页。 ④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缩》，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19页。 ①(民国) 王葉攖:《台学统》卷四十四《性理之学》三十二,1918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第14页。参阅笔者下段行文之中关于黄宗羲对《诗经原古》的概述,可知王菜之评论取自黄宗羲《明儒学案》。 ②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21- -322页。 ③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19页。 ④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发凡》，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6页。 ①(民国)王蔡撰:《台学统)卷四十四《性理之学)三十二,第14页。参阅笔者下段行文之中关于黄宗羲对《春秋原古》的概述,可知王葉之评论摘自《明儒学案)。 ②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24-326页。 ③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尚书黄久庵先生绾》,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19页。 ④(民国)王菜換:《台学统)卷四十四《性理之学》三十二,第14页。参阅笔者下段行文之中关于黄宗羲对《礼经原古》的概述，可知王藜之评论转自《明儒学案》,但是“于经虽乱,甚资取用”云云系王菜本人检阅黄绾{礼经原古序》之后的评论。 ⑤黄宗羲著: 《明儒学案》卷十三《浙中王门学案三》,载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七册,第326-328页。 ① （明）黄绾：《石龙集》卷十五，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藏明嘉靖刻本，第４—５页。 ①(清) 张廷玉等搜:《明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70页。 ②同上,第3479页。 ③《明世宗实录 》卷五十二“嘉靖四年六月癸卯”条。 ④(明)黄绾著:《久庵先生文选》卷十三,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十三年刻本,第10-11页。 ⑤同上,第11-14页。 ⑥(明) 范钦藏,范邦甸撰:《天一阁书目》,清嘉庆十三年扬州阮氏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9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宁波天一阁可能藏有《知罪录》残卷本,有待访查。 ⑦(清) 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卷九,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版,第299页。 ①(明) 黄绾著:《石龙集)卷二十一,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藏明嘉靖刻本,第10-11页。 ②(明) 黄绾著:《石龙集)卷十八《寄席元山书(二首)》,第8页。关于王阳明.黄绾与席书之间的交往诸事,读者朋友如有兴趣,可参阅拙文《黄缩与席书:浙江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4期,第32- -37页。 ③(明) 魏校:《庄渠遗书)卷十三《答王(黄)宗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王维和、张宏敏编校:《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黄宗羲案语汇辑》,杭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②(清) 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卷九,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版,第317页。 ③(清) 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卷九,第317页。 ④(清)戚学标等纂《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书目》,第18页。 ⑤叶良佩(1491- -1570),字敬之,号海峰,浙江台州太平人。曾私淑王阳明,可入“浙中王门”。 登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著有《周易义丛》.《海峰文稿》等+余种。黄馆在嘉靖+四年至十七年J母忧居家期间,与叶良佩交往颇多,比如曾一起为乡前輩谢铎迁墓,共游黄绾弟黄约所营筑少白堂(《石龙集)卷十四下)。应叶良佩之请,黄绾还为其所著诗文集《海峰堂稿》作序(《洞山黄氏宗谱》“诗文卷”之一-)。日前,笔者受温岭市文广新局之邀,哀辑叶良佩存世文献一《嘉靖太平县志》、《周易义丛》、《叶海峰遗集).《海峰堂稿》,点校整理成《叶良佩集》,已经编入(温岭丛书》(甲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5月出版。 ⑥(明) 叶良佩撰:《海峰堂稿》卷十三,日本内阁文库藏嘉靖三十年刻本。 ①(明) 魏校:《庄渠遗书》卷四《与黄宗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 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卷二十九,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版第1643页。 ③(明) 夏候:《夏赤城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5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54-455页。夏候(1455-1537), 字德树,晚号赤城,台州天台人,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进士。“弘治四年谒选入都，上书请复李文样邹智等官,罢大学士刘青。许旨,下狱,得释。久之，除南京大理评事。疏论赋敛、徭役.马政.盐课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渔状。不报。緱素无宦情。居官仅岁余,念母老，乞侍养,遂归。家居三十余年,竞不复出.”(《明史》卷-百五十九(夏埙传》附记)今有《夏赤城先生文集)传世,有清乾隆三十七年映南轩活字印本。夏餱早年与黄绾之父黄個交谊甚笃,因黄佣介紹,黄绡在青少年时期即与夏候有交往;在黄佣五子之中,夏候最为器重并看好黄绾。而此后,夏餱与王阳明亦有交往,王阳明曾赠《传习录》与夏银,二人之间并有书信往来。 ①(明) 黄缩著:《石龙集》卷十五，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藏明嘉靖刻本,第15页。 ②同上,第1-3页。 ③转引自项元勋编《台州经籍志)卷十八,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版,第879页;又见夏铁《夏赤城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5册,第455页。 ①(明)黄绾著:《石龙集)卷二十一,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藏明嘉靖刻本,第11页。 ②(明)夏银:《夏赤城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5册,第455- -456页。 ③其实,谢铎在弘治十八年(1505)已经离京返回太平老家,正德三年(1508)方正式致仕。 ④(明)夏緱著:《夏赤城先生文集)卷十六. 映南轩刊本,第9-10页。 ①(民国)王蔡攖《台学统)番四十四《性理之学》三十二称“《石龙集>三十卷"(见1918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第4页)、《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经籍十·集部三·别集·明》亦称“石龙集三十卷”,卷数显系误记。 ②检录“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网站,知台湾“国家图书馆”还藏有该刻本的十四卷残本，存卷一至卷三、卷八至卷十八。 ③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石龙集》均为明嘉靖刻本,笔者在校勘核对二所所藏本之复印件后,发现二者系同版所刻。但是史语所藏本污渍、漫漶严重,文哲所藏本清晰易辨。如有学者从事黄绾著作及其思想研究,建议采用文哲所藏本。 ④刘承幹(1882- -1963), 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原籍浙江上虞人,其祖于雍正间迁居湖州南浔镇。清光绪三十-年(1905)贡生,曾任候补内务府卿，人民国以清遗老自居。刘承幹自1910年有志于藏书。1920 年至1924年在南湖建嘉业藏书楼。刘承幹亦热心于将所藏善本刻印流传,为此,他曾延请当时著名学者如缪荃孙叶昌炽、董康为他校书。抗战期间,刘氏家道中落,藏书逐渐散出。其中明刊本一千二百种归前重庆中央图书馆,现在台湾;清人文集和地方志现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其它多见藏于浙江省图书馆。见《明清著名藏书家:刘承幹》。 ①《明清著名藏书家: 刘承幹》,转引自“国学网”。 ②本文使用“民国”特指公元1912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 ①王廷相所撰《石龙集序)还见于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417-418页。 ②(清)戚学标等纂:《(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五《书目·石龙集》,第17-18页。 ③(明) 叶良佩:《海峰堂稿》卷十三，8本内阁文库藏嘉靖三十年刻本。 ①笔者自 2008年8月受业师吴光先生嘱托,哀辑黄绾存世著作诗文集以来，-直关注《久庵先生文选》的存世情况。通过拜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唐宇元先生《黄绾思想新议》《齐鲁学刊》1991年第3期,第19--25页)大作得知:唐先生已经通过日本土田健次郎、新加坡李绰然先生的帮助获得《久庵先生文选>复制文本。为此,笔者曾经委托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陈寒鸣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郑任钊研究员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唐先生以寻求帮助,因唐先生身体欠佳而放弃。2011年7月笔者参加在浙江温州文成召开的“第二届刘基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巧遇来自新加坡的李绰然先生,遂询问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久庵先生文选>摄制复印本情况.希望得到帮助,后无音讯。2011 年12月笔者负笈求学之沪上,经多方询问得知台湾“国家图书馆”可能有《久庵文选》复印本,特委托台湾大学吴孟谦博士、台湾师范大学朱湘钰博士复印出明万历年间《久庵先生文选》十六卷刻本。在此谨对上述诸位学界前翠的热情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②(民国) 杨晨编《台州艺文略》(黄岩友成局1936年印,第46页)称自己“藏有(《久庵先生文选》)抄本十卷”。今不见此抄本。 ③(明)焦站:《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别集》,江苏省宝应县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刻本。 ④严绍壼编:《日藏汉籍善本书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00页。 ⑤据《(民国) 台州府志》载:李时渐,字伯鸿，号盘石，山东寿光人,于神宗万历元年至四年(1573- 1576)任台州知府,后升陕西按察司副使。见喻长霖等纂修《民国台州府志(- -)》卷十《职官表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专辑)第44册，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46- 147.157 页。 ⑥张会宗(1536- -1597),名九鼎,字于震,号澄江,晋江人。中隆庆辛未年(1571)进士，自万历八年(1580)出守台州,达六年。 ①刘顺征,生卒年待考,云南昆明人,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任黄岩县令。 ②(明) 李时渐:《久庵先生文选凡例》,载《久庵先生文选》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十三年刻本)卷首。 ①(明)黄續著:《久庵先生文选》卷八。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十三年刻本,第10- -11页。 ②(明) 黄綰著,刘厚枯。张岂之标点:《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页。 ③林文相,台州太平人,嘉靖十二年(1533)补国子生,叶良佩纂修(嘉靖太平县志》卷七《人物志下“岁贡”条目下有其传记。 ①《洞山黄氏宗谱)卷- - ,1915年重修本。 ②容肇祖: 《王守仁的门人黄绡》，《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6月,第80页。 ③据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网站http: //nclcc. ncl. edu. tw检录。 ④(明)黄绾著,刘厚祜、张岂之标点:《明道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页。 ⑤(明)黄绾著,刘厚祜、张岂之标点:《明道编),第15页。 ⑥(明)黄缩著,刘厚祜.张岂之标点:《明道编》,第75页。《光绪黄岩县志)卷十一《职官·学官》记:吴国鼎于嘉靖二十五年之三十一年间(?),任黄岩县儒学教谕。 ⑦(明)黄绾着,刘厚祜、张岂之标点:《明道编),第77页。 ①(明)黄綰著:《石龙集》卷十四下，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藏明嘉靖刻本,第2-3页。 ②同上,第2页。 ③(明) 叶良佩著:《海峰堂稿)卷十四,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④此一卷残本(家训》,由笔者于2011年10月5日前往台州温岭实地考察黄绾先祖居住地洞黄时,在玉环县沙门镇路上村黄氏后裔所藏民国本6洞黄黄氏宗谱》之中发现。 ①文中“不肖 ”所指黄绾后商具体为何人,待详考。据海甸张英风所撰{洞黄黄氏宗谱》(1915年)跋文,此次修诺事宜具体由黄鹤楼发起;而根据黄岩林芾棠于1915年仲冬之月所攖《重修(宗谱>序》，此次宗谱修订系由黄哲明偕其族人琴霞、鹤士、志均等同修。黄鹤楼、黄哲明是否系同一人，笔者目前不能确定,如果系同一人,则此处“不肖”具体所指就明确了。 ②今存残本《家训》实录“十- 条”,而所缺一条可能是“祠字”或“坟墓”条。 ①《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二“ 嘉靖六年正月”,第1636--1638页。 ②《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七“ 嘉靖六年六月”,第1715页。 ③《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嘉靖六年九月”,第 1769页。 ④(清) 黄虞稷換:《千顷堂书目)卷四《国史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九“ 嘉靖七年六月”,第2006页。 ⑥潘猛补《 张德著作考》文以为:张聰其实始终是《明伦大典》的实际负责人.编纂者(氏著载曹凌云主编《明人明事: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497页)。 ①(明)黄绾著:《石龙集)卷十三,第14-15页。 ②(日本)铃木龙一-:《王文成公全书的合刻》，《怀德)32号,1961年。 ③吴震:《王阳明佚文论考: 就京都大学所藏王阳明著作而谈》,载陈平原主编《学人》(第-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447页。 ④(日本)永富青地:《闯东本(阳明先生文录)的价值》,载吴震.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342页。 ①“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此十字不见于《石龙集》卷十三《阳明先生存稿序》。 ②(明) 王守仁著,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1页。 ③同上,第 1574页。 ④黄绾关于《 阳明先生文录》的编辑建议,我们可以从黄绾《与钱洪甫书》(成文于嘉靖十二年)中略窥一二:“别去岂胜驰念!阳明先生文集必如此编辑,使学者观之,如人丛山、如探渊海,乃见元气之生、群材众类、异物奇品,摩所不有,庶足以尽平生学问之大全。随其所好而择之,皆足以启其机而克其量。斯不为至善至妙者乎?”(见《石龙集)卷二十,第4页)① 转引自林家骊著：《谢铎及茶陵诗派》，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６２５—６２６页。该文不录于黄绾存世诗文集《石龙集》与《久庵先生文选》。 ①林家部著: 《谢锋及茶陵诗派》,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6-87页。至于《桃溪净稿》与《桃溪类稿)的版本之比较,详参前揭书(第90-93页)相关之论述。 D《石龙集)卷七,第4页。《光绪黄岩县志)载，此诗摩崖石刻尚在灵岩洞右石壁上。末署“石龙”二字,今存。2008年9月27日,笔者在黄绾后裔帮助之下,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宅村后翠屏山灵岩洞访得此诗之摩崖石刻。2011 年5月,笔者又与雁荡山黄宗羲纪念馆馆长黄洪兴先生实地勘察。 ③(明) 谢铎著,林家骊点校:《谢铎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6页。 ④《石龙集)卷七,第7-8页。 ⑤《石龙集)卷七,第7页。 ①苏卢健、张伟: 《(杜清献公集>的版本瀾流及史料价值》,载《浙东文化与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中国宁波,2014年11月,第79页。 ②符验(1493- -1556),字大克.号松岩,黄岩县城官驿巷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任福建道御史.常州太守、广西按察司金事.著有《革除遗事》.(留台杂记》、《游雁山记).《四礼或间》、《松岩集)等。符验生平事迹,详见郑钦南《清康知府“符青菜”》，《台州日报.台州史话),2011年3月12日。 ③详见“ 台湾地区善本古籍联合目录